张子怡 祁海宁：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侵华日军新罪证

大报恩寺遗址位于南京主城正南门（明代称聚宝门，今中华门）外的古长干里，遗址北抵秦淮河，南至雨花台，西临雨花路，东至晨光集团厂区（金陵机器制造局旧址），占地约25万平方米。遗址得名于明代皇家寺院大报恩寺，它是明成祖朱棣在原六朝长干寺、北宋至明初天禧寺的基础上重建形成的，是明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皇家寺院之一，1856年寺院毁于兵火。1865年，李鸿章在大报恩寺遗址东侧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军工企业之一。民国后改称金陵兵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占据了大报恩寺遗址的东部。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大报恩寺遗址不幸沦为战场，金陵兵工厂其后也被日军长期占领。

2007—2019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大报恩寺遗址公园的建设，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在此过程中，考古队先后发现并清理各个时期水井26座。其中2015年9月清理的第十九号井（J19）位于遗址东端，原先被晨光集团厂区道路占压。

J19平面呈圆形，上部遭到破坏，原始深度不详，现存深约3.6米。井的上下两部分砌砖方式有所不同，上部共砌24层，其中多层以砖竖立，端面朝内错缝砌筑，仅第5、12、17、21层以砖平铺，侧面朝内砌筑。下部为平砖砌筑，共砌15层。局部未能严谨砌成环状，上下层砖交错突出。井底无底板但填充一层厚度0.35米的石子层，推测用于过滤井水。井内除了出土与日军相关的遗物，还有其他瓷、铜等质地的遗物10余件，包括清代青花瓷碗、清代至民国的钱币以及近现代砖瓦块、玻璃、水泥块等杂物。根据井内用砖和出土器物可以判断J19始建于清代，填埋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J19中出土3件形制特殊的铁罐，以及军刀、子弹等遗物，经研究都是侵华日军遗留的物品，是日军侵华的新罪证，也是大报恩寺遗址所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的见证。

3件铁罐形制相同，方唇，直口，斜肩，直腹，平底，底部还有3个小尖足。每件铁罐腹部两侧皆对称装饰突出的五角星图案，1900年，日本颁布“敕令第三百六十四号改正陆军服制”，确定五角星为日本陆军的标志，在侵华日军的军服、头盔上均可见这个标识。由此确认3件铁罐是侵华日军使用的物品。

器形相近、腹部装饰相同标识的器具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新余赣西抗战博物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均有陈列。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和新余赣西抗战博物馆陈列的器具形制相同，皆为铝制，于腹部一侧饰五角星，有三足，但几乎不可见。两件铝罐用途各异：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陈列的是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县慰安所的遗留物，标注为日军使用的烟灰缸；新余赣西抗战博物馆陈列的则被推断为侵华日军使用的工具罐。尽管这两件铝制容器的用途不同，但它们口径大、重量轻，均满足了日军行军作战及临时驻扎期间对便携性物资的需求。相较之下，J19出土的铁罐口径小、重量大，不适合随身携带，也不适合用作烟灰缸和工具罐。

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陈列了一件侵华日军使用的香炉，其腹部一侧同样有五角星标识。香炉为铝制，无盖，黑灰色，腹部另一侧刻有“石井部隊”字样，底部有三个完整柱形足，器形与常见三足香炉相似。该器具经过日方鉴定，确定原为日军731部队“慰灵室”所用香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长期占领东北，为追悼阵亡日军、慰藉所谓的“英灵”及遗族，侵华日军采取设立“慰灵室”、定期举办“慰灵祭”、大肆修建神社等安抚军心的措施。731这支臭名昭著的从事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魔鬼部队，也设有慰灵室用于祭奠在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和实施细菌战中死亡的人员，这只铝制香炉就是慰灵的道具。

另外，国内收藏网站上也发现一件同款香炉，铸铝制作，直径11厘米，高6.5厘米，底有三足，器身铸有五角星图案，器形与731部队使用的慰灵香炉几乎一样，此物特别之处是其底部刻有名古屋兵工厂的厂标。

大报恩寺遗址J19的铁罐虽然材质与上述各器不同，但形制与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日本名古屋兵工厂香炉非常接近，加之大报恩寺遗址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经历，我们推断它们的功能也是香炉，是侵华日军举行慰灵活动的用品。

作为寺院的大报恩寺1856年毁于太平天国战争，186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将其在苏州创办的洋炮局迁来南京，选中大报恩寺遗址东侧原西天寺旧址创设新厂。1866年竣工投产，称为金陵机器制造局，这是南京诞生的第一家近代化工厂。其后在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继任洋务重臣的经营下，金陵机器制造局不断扩建，拥有机器制造厂3座，翻砂厂、熟铁厂、木作厂各2座，以及火药局、火箭局、水雷局等多个分局，工人达数千名，成为仅次于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全国四大兵工厂之一。

民国以后金陵制造局改称金陵兵工厂，1934—1936年间，金陵兵工厂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扩建，征收周边土地223市亩（1.48公顷）。扩建后厂区向西扩张，逐步占用大报恩寺遗址东部区域。1936年，张惠衣为编撰《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对大报恩寺遗址进行现场调查，发现金陵兵工厂职员宿舍已经建在大报恩寺琉璃塔故址之上。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金陵兵工厂被迫西迁，先至武汉，后至重庆，在那里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改称为第21工厂，成为战时大后方最大的造枪企业。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中国军队在中华门一带奋勇抵抗，紧邻中华门的大报恩寺遗址沦为战场。日军占领南京后，金陵兵工厂原址落入日军之手，充当日军军营，先后有高桥、高森、贵志、稻田、松尾等日军部队进驻。日军又将从各地掠夺的机器汇聚至此，强制中国百姓进厂作业，进行欺凌和压迫，将工厂命名为“支那派遣军南京造兵厂”，主要负责修复日军枪械，并逐步扩大生产范围至枪支弹药、马鞍、军鞋等军需品。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日军阵亡者数量激增，侵华日军开始在中国各个沦陷区修建神社，举行慰灵祭。以南京为例，1937年12月18日，日军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针对陆海军阵亡将士的“联合慰灵祭”；1942年，日军于南京五台山修建神社，仿照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的规模和风格，专门用于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像与日军亡灵。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后除了举行战殁人数较多的“联合慰灵祭”，还会举行人数不等的中小型慰灵祭。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日记中写道：“（1938年）2月7日，下午出席了慰灵仪式。去年在进入南京城的第一天，我自己当祭主举行了慰灵仪式。”日本士兵新妻富雄也在日记中记录：“1937年12月26日，师团举行慰灵祭”，“1937年12月29日，今天是联队的慰灵祭祀活动，上午十时，师团长参拜，中午结束。”当时占据金陵兵工厂的日军高森部队也要经常举行慰灵活动，因而修建专门的慰灵场所，即所谓的“稻荷神社”。上述情况揭示了3件日式香炉会出现在大报恩寺遗址的原因。

J19的3件香炉为铁质，可能表明侵华后期日军面临铝材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这3件器物有可能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民国时期，金陵兵工厂门外曾摆放着一只大铁盘，原为琉璃塔顶部安装的承露盘，1856年塔毁之后幸存，被保留在原地，成为当时大报恩寺遗址的标志。可惜这件劫后余生的珍贵文物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消失，很多人推测它被日军熔毁，挪作战争物资。

J19中还出土不少战争遗物，其中多件与日军相关。出土100余枚各式子弹，其中至少5枚为日军制造的尖头步枪子弹。编号J19：4子弹形体细长，长74.8毫米，口径6.5毫米，底径12毫米，底部没有代表生产厂家和时间的印记，仅在底火处有均匀分布的3条铆窝，这是日本原产子弹的特殊标志。这种子弹通常用于二战期间日军配备的三八式步枪，该步枪于1905年由南部麟次郎主持研制，他对原有的三十年式步枪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进，用新式尖头高速步枪弹取代老式圆头弹。这种新式子弹于1914年攻打德据青岛时首次投入实战，并持续生产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前。

相比之下，抗日战争期间，我方兵工厂制造的枪弹底部大多有标识，与日军子弹明显不同。如编号J19：12子弹，底部标识为外圆内方的铜钱形，是民国第20兵工厂生产；编号J19：13子弹底部有“美”字，为美国弹药公司为我方军队制造的子弹。

1934年，日本颁布“敕令第二十六号改正陆军服制”，规定陆军将校准士官用太刀形新军刀，在此之前的日军军刀仿西洋样式，刀身弯曲弧度不明显，改革之后的太刀形军刀与传统日本刀形制接近，刀身弯曲幅度较大。J19出土军刀（J19：3）仅存刀身，通体弯曲呈弧形，刀鞘、刀柄均已无存，虽锈蚀严重且配件不全，但从形制上看仍具有明显的日式风格。这把军刀刀身较短，与侵华日军大量使用的九四式、九五式以及九八式军刀长度均有所出入，二战时期日军曾装备非制式的所谓“搭乘员军刀”，即一种专为日本坦克兵和战斗机飞行员打造的缩短版佩刀，属于九八式指挥刀的变种。“搭乘员军刀”尺寸较灵活，佩戴者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变尺寸，如陆军装甲兵佐尉官配86厘米长的军刀，与J19出土军刀相近。日军进攻南京时曾动用装甲战车部队，因此J19：3这把军刀很可能原为侵华日军装甲部队使用。大报恩寺遗址作为南京保卫战的重要战场，日军子弹、军刀遗留于此，正是侵华日军进攻南京的罪证。

大报恩寺本是中国佛教圣地，自六朝以来佛教文化在此流传了1600余年。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上发现了北宋长干寺塔基与地宫，出土了以佛顶骨舍利为核心，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佛教珍宝群，引发海内外的热烈关注。而J19的发掘，以及这些侵华日军物品的出土，告诉我们这处圣地也曾遭受过异族的侵略与欺凌，提醒我们勿忘国耻，踔厉奋发，珍惜与捍卫国家的主权、尊严与和平发展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