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雄飞 苏军强：辽宁北镇新立遗址一号基址的性质与年代

〔内容提要〕辽宁北镇新立遗址一号基址的平面形制结构以及出土遗物与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的辽庆陵遗址三座陵前殿址主台基群高度相似，推测它们的性质相同、年代相当，是辽代帝陵玄宫前的重要陵寝建筑。结合历史文献，推断它们就是《辽史》中记载的辽代帝陵御容殿，是陵园中举行隆重献祭仪式的殿堂，相当于宋代帝陵中的献殿。依据形制排比和新出土的辽韩德让墓志佐证，推定新立遗址一号基址的始建年代为辽代中期，是辽乾陵的御容殿遗址，《辽史》中称之为“玉殿”。

新立遗址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樱桃沟村民组西北约100米的黄土台地上，东南距北镇市区约7.2千米。1960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该遗址，依据地表采集遗物与辽庆陵的相似性，调查者认为它是辽代帝陵的陵寝建筑址。2014—201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对新立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在遗址北半部揭露出一组院落建筑址，即新立遗址一号基址（编号为新立JZ1），紧邻新立JZ1还发现了两座大型墓葬（编号为新立M1、M2）。发掘结果表明，新立JZ1是一座满铺绿琉璃瓦的辽代高等级廊院建筑基址。由于新立遗址地处医巫闾山辽代帝陵核心区——辽宁省北镇市三道沟内，因此，进一步明确新立JZ1的性质与年代，对于探索医巫闾山辽代帝陵的布局，以及深化辽代陵寝制度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一、新立JZ1与辽庆陵前殿址主台基群的全面比较

　　研究发现，新立JZ1的平面布局、形制结构、出土遗物均与辽庆陵前殿址主台基群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为判断新立JZ1的性质与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辽庆陵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陵的合称，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北约15千米的一个巨大山谷之中，当地俗称“王坟沟”。三座帝陵在瓦尔因茫哈（辽代称庆云山）南麓东西方向一字排列，因此，又分别称为东陵、中陵和西陵，依次为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辽庆陵三座帝陵玄宫均遭盗掘，大量文物流散。此后，日本学者多次赴现场展开调查，其中，尤以1939年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主持的调查与测绘最为重要，1953年出版的日文《庆陵》报告就是这次考古调查的成果。

　　 考古调查发现辽庆陵三座帝陵玄宫的东南方都有一处大型建筑遗址，即《庆陵》报告所谓“陵前殿址”。它们皆以一座长方形院落为建筑主体，即《庆陵》报告所称“陵前殿址主台基群”。调查者对其中的庆东陵“陵前殿址主台基群”进行了详细勘察，并对重点区域清理发掘，考古资料较为完备。下面将新立JZ1与庆东陵“陵前殿址主台基群”进行全方位对比。

　    《庆陵》报告（中译本）这样描述庆东陵“陵前殿址主台基群”的整体格局：“若干座顶部宽约十二米的长条状夯土台基彼此首尾相连，围成一个东西长约六十八米，南北长约九十米的矩形……正殿位于台基群的北部中央；配殿位于正殿的左右两侧，门屋位于台基群的南部中央；至于廊屋之类的建筑，则贯穿于以上各建筑之间”，并附有实测图（图一）。由此可知，庆东陵“陵前殿址主台基群”是一座由正殿、配殿、门屋和廊屋合围而成的单进长方形院落。如实测图所示，整座院落坐西北朝东南，建筑方向约为140°。

　　考古发掘揭露出的新立JZ1也是一座单进长方形院落，由正殿、殿门和廊庑围合而成。院落东西宽78.4、南北长91.5米（不计算外围排水道和殿门南台阶），坐西北朝东南，建筑方向151°（图二）。二者对比，它们不仅平面结构相同，而且规模大小近似。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建筑群一般为南北或东西朝向，而这两座长方形院落建筑皆较为西北—东南朝向。

　　这两组单进长方形院落的主要殿堂是位于北部中央的正殿，详细对比两座正殿基址的形制结构，二者十分相似。

　　《庆陵》报告(中译本）详细记录了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正殿基址的形制结构及规模。它为“一座东西长约二十九米、南北长约四十二米的顶部比较平坦的大型夯土台基”。台基之上“曾筑有一座面阔和进深均为五开间、约二十四米（外檐柱柱心距离）见方的大型木构建筑，其前方则为东西长二十四米、南北长十二米的宽阔月台……在这座木结构建筑中，是以位于最中央的面阔为三开间、进深为两开间的区域作为内槽，而将内槽以外的区域——即前方为两开间、左右及后方各为一开间——作为外槽。内槽采用了不设柱子的构造做法”。报告中还附有正殿的柱础分布图（图三）。

　　新立JZ1正殿基址由台明、月台和东西二阶组成（图四）。台明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9.6、南北宽24.3米。虽然柱础石大部分已不存在，但根据保留的磉墩可确定主体建筑的柱网结构。主体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四间，中间有两处减柱。磉墩分为大、小两种。大磉墩中心距所反映的当心间、次间、稍间的开间相近，均约5米；进深方向每进各不相同，由南向北第一进约4.5、第二进约5.6、第三进约4.4、第四进约4.9米。大磉墩之间还有15个小磉墩，其中有3个小磉墩之上还保留了平面为长方形柱的础石。小磉墩上的这种长方形柱础应为间础，起辅助支撑作用，类似结构在黑龙江渤海上京龙泉府东半城1号佛寺主殿基址可见。间础是包砌在墙体内的暗础，凡有间础之处皆有墙体存在。依据这个特征，可进一步明确主体建筑内部的空间分割和形制结构。

　　主体建筑最北部一排6个大磉墩之间各有1个小磉墩，即主体建筑后檐柱之间皆置间础，由此可知，后檐墙整体为封闭状不开门。主体建筑东、西山墙除了南起第二排与第三排之间（即第二进）无小磉墩之外，其余各进皆有小磉墩。由于第二进为最宽阔一进，且恰好与两侧廊庑相对，由此判断主体建筑东、西山墙在此处辟门，与两侧廊庑相通。主体建筑最南一排6个大磉墩之间均无小磉墩，可见主体建筑的正面没有设置实心的前檐墙，为敞开式，可能开设五门或三门二窗。主体建筑第四进和第五进减柱空间的东西两侧各有2个小磉墩，说明这里砌有墙体，与后檐墙合围成一个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半封闭空间，位于主体建筑中央偏北。综上所述，主体建筑的平面形制为：以中后部的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半封闭空间为内槽，以内槽前方两间、左右各一间为外槽，形成外槽半环绕内槽的平面格局；内槽采用了减柱造，槽内空间无立柱；东、西山墙两侧均在第二进辟有侧门，与廊庑相通。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新立JZ1与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正殿台基的平面形制结构基本相同。

        除了正殿台基之外，这两座长方形院落建筑的东、西廊庑的形制结构也基本一致。《庆陵》报告（中译本）载，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西配殿的前方依次伸出三段长条状的夯土台基，而立于夯土台基上的建筑物即前文提到的廊屋”。依据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的实测图可知，所谓“西配殿的前方依次伸出三段长条状的夯土台基”，是指西廊屋（庑）基址分为高低不等的三部分，呈三级阶梯状。考古发掘揭示，新立JZ1西廊庑台基也是由三座夯土台基相连接组成，呈阶梯状分布，由南向北逐级抬高。这种形制特殊的、三级阶梯状的东西廊庑是两座廊院建筑的又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

　　早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新立遗址采集的建筑遗物与辽庆陵前殿址出土建筑构件的相似性，指出在新立遗址发现的“大量大型的绿釉琉璃瓦、兽面瓦当、板瓦当、大板瓦、筒瓦、长条瓦等，造型、胎质，多与内蒙古林东瓦尔曼哈辽永庆陵遗物相同，若论质地之精好，体积之宽大厚重，则又过之而无不及”。新立JZ1发掘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遗物，下面选取最常见的几种绿琉璃建筑构件，将它们与庆东陵前殿址出土的同类遗物进行对比。

　　一是绿琉璃兽面瓦当。这是新立JZ1出土数量最多、最为普遍的一种瓦当。以T2209∶30为例，边轮较宽，当心模印高浮雕兽面纹，兽面外围饰一周联珠纹，头顶饰有少许鬃毛，额头有两细长角由正中向外侧平伸，尾端上翘，额正中凸起两个短角柄，双浓眉斜竖，怒目圆睁，两耳斜向上竖起，鼻子呈扁圆三角状，扁宽大嘴，嘴角两侧显露细长獠牙。当面直径19.5、边轮宽2.9、厚2.1厘米（图五，1）。

　　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出土的绿琉璃兽面瓦当以《庆陵》报告编号为一号二号瓦当为例，“修复后的当面直径为十九厘米，当心厚三点五厘米，边轮厚一点五厘米，其内侧环绕着一圈直径为十二点五厘米的连珠纹。兽面纹的造型为：露出上颌的一排獠牙；蒜头鼻且鼻翼张大；双目圆鼓，双目之上为两道粗眉；眉毛两侧各有一只小耳朵，在眉毛之上还附着着类似飞蛾触角的双角；下颌与头顶上还分别长有浓密的髭须和毛发”（图六，1）。

　　二是绿琉璃檐头板瓦。这也是新立JZ1出土数量最多、最为普遍的一种檐头板瓦。以T2508∶156为例，头端带长条形滴水，檐面与瓦身相接处呈钝角，檐面均压印纹饰，纹饰近似，宽度和布局略有差异。檐面上、中、下部各有一道凸棱，三道凸棱之间斜向饰凸起的麦穗纹，上排方向朝右上，下排朝左上。瓦唇斜向饰指压破浪纹，指窝内饰有斜向细线纹。残长25.2、滴水面宽6.7厘米（图五，2）。

　　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出土的一种绿琉璃檐头板瓦，“瓦头上下宽约六点五厘米、厚约二点五厘米”，“板瓦瓦头上的纹样都属于节状纹：首先用轮床在黏土板的正面旋出数条凸棱，然后用刮刀在从上至下数的第二、第四条凸棱上按压各种纹样，最后用缠绕绳索的小木棍在黏土板正面的下边缘按压出绳纹”（图六，2）。

　　三是绿琉璃普通筒瓦。新立JZ1出土的以T2812∶28为例，凸面施绿釉，凹面露胎且压印布纹,瓦舌有三条凸棱。凹面两侧边缘有人工打制的疤痕。瓦身长36.8、瓦舌长4.6、外弦宽19.8、内弦宽15.7厘米（图五，3）。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出土一种绿琉璃筒瓦，“最前端有一段长五厘米的榫头，此即雄头。雄头略显低平，其凸面环绕数道梳齿状的凹槽”，“琉璃筒瓦的宽度为十七点八厘米至二十点八厘米”，其中，一号筒瓦“残长为三十七厘米（不算雄头长度）”（图六，3）。

　　四是绿琉璃普通板瓦。新立JZ1出土的以T2410∶101为例，胎质坚硬，正面施绿釉，两侧边和背面露胎。前端宽而厚，后端略窄而薄且抹斜。长46.7、宽28.5～31.8厘米（图五，4）。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出土的绿琉璃板瓦，以一号板瓦为例，其纵截面为“上宽下窄的梯形”，“长四十六点一厘米，大头的复原宽度为三十四点六厘米、厚度为二点七厘米”（图六，4）

　　通过以上对比可知，新立JZ1与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出土的绿琉璃瓦件在质地、形制、规格及纹饰等方面十分相似。

　　新立JZ1地处辽宁北镇境内医巫闾山中段东麓的山谷之中，在廊院的西北侧及西南侧发现了两座大型辽代墓葬，遗址所在的三道沟谷口处发现了辽乾陵高等级祔葬墓地——大丞相韩德让家族墓地与辽齐国王耶律隆裕家族墓地。新立JZ还出土了契丹小字与汉字玉册、花斑石铺地砖、龙头石渠首等高等级遗物。综合以上分析，有理由相信，新立JZ1是与辽庆陵三座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功能与性质完全相同的基址，是辽代帝陵陵园中重要的陵寝建筑遗址。

        二、新立JZ1的功能与性质

　　历史文献中关于辽代陵寝制度及陵寝建筑的记载很少，但有几条文献为探讨新立JZ1的功能与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最重要的是《辽史》卷50《礼志二》“凶仪”条：

　　丧葬仪：圣宗崩，兴宗哭临于菆塗殿。大行之夕四鼓终，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门，就辒辌车，藉以素裀。巫者袚除之。诘旦，发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毕，上哀册。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东向，再拜天地讫，乘马，率送葬者过神门之木乃下，东向又再拜。翼日诘旦，率群臣、命妇诣山陵，行初奠之礼。升御容殿，受遗赐。又翼日，再奠如初。

　　这条文献详细记录了辽圣宗送丧、下葬，以及下葬之后行初奠、再奠礼的过程。初奠礼在皇帝下葬之后的次日举行，礼毕之后要“升御容殿，受遗赐”，即把皇帝生前的日用之物赏赐给参加初奠礼的群臣、命妇作为纪念。初奠礼在山陵前举行，由此可见，“御容殿”是圣宗陵园中十分重要的礼制建筑。

　　关于辽代帝陵陵寝建筑的重要历史文献还有如下几条。

　　《辽史·地理志一》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辽史·太宗本纪上》载：“（天显五年六月）丁巳，拜太祖御容于明殿。”据此可知，明殿在辽祖陵陵园之中，明殿就是太祖陵园内的御容殿。

　　《辽史·地理志二》载：“以人皇王爱医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于其中作影殿，制度宏丽。”据此可知，人皇王墓园中的主要地面建筑是“影殿”，且“制度宏丽”。影殿是奉安墓主人影（画）像的殿堂，性质与御容殿相同，只不过人皇王下葬时的身份为亲王，故称“影殿”而不能称为御容殿。

　　《辽史·圣宗本纪一》载：“（统和元年二月）甲午，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上与皇太后因为书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诣陵置奠，命绘近臣于御容殿，赐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遗物赐皇族及近臣。”此条明确指出，辽乾陵的陵园中有御容殿，殿内除了奉安景宗御容像之外，还供奉有若干皇帝身边的近臣画像。

　　《契丹国志·兴宗文成皇帝》载：“重熙三年。帝因猎过祖州白马山，见齐天太后坟冢荒秽，又无影堂及扫洒人，只空山中一孤冢，恻然而泣曰：‘吾早同今日，汝不至于此也。’因诏上京留守耶律贵宁、盐铁使郎玄化等于祖州陵园内选吉地改葬，其影堂、廊库等并同宣献太后园陵。”齐天太后是指辽圣宗的仁德皇后萧氏，她是兴宗的养母。圣宗崩逝后被兴宗的生母钦爱皇后杀害，死后被葬于祖州白马山。重熙三年（1034），兴宗打猎偶然路过，见齐天太后坟冢“只空山中一孤冢”，随即下诏将齐天太后改葬于祖陵的陵园之内，并且要求比照宣献太后（即景宗睿智皇后）陵的规制，营造影堂、廊库等陵寝建筑。上述事例说明，宣献太后陵与改葬后的齐天太后陵都建有影堂、廊库等地面建筑，是皇后陵园中必不可少的陵寝建筑。

　　综合以上分析，《辽史》《契丹国志》等文献记述辽代帝、后陵园中的陵寝建筑时，多次提到“御容殿”“影殿”或“影堂”，其他的地面建筑除了“廊库”之外，均未提及。由此可见，御容殿应是辽代帝陵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陵寝建筑。

　　结合考古发现的实例分析，辽庆陵东、中、西陵三处陵前殿址皆以一处长方形院落建筑群为主体，即《庆陵》报告所谓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它们的形制规整，格局方正，规模远大于周围的其他建筑（图七）。新立遗址也是如此，位于遗址北部一号建筑基址（新立JZ1）是建筑群的主体，规模和等级都远超位于遗址南部的二号建筑基址（新立JZ2），二者主次分明。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印证，我们推测新立JZ1及辽庆陵三座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就是文献记载的辽代帝陵陵园中的御容殿遗址。

　　唐代以来直至明清时期，朝廷流行御容供奉，御容殿成为了太庙之外的另一处重要的祭祖场所。辽代也盛行御容供奉，在五京皇城、帝陵陵区、皇帝捺钵地、重要的地方州县等地都建有御容殿。与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相比，辽代的御容供奉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辽代的御容殿就是辽朝正式的国家宗庙，而仅非宗庙之外的起补充作用的皇家祭祖场所。这是因为辽代的宗庙（包括太庙）内供奉的皆是帝、后的御容像，而非如中原王朝一样，在宗庙中供奉祖先的木制牌位，即神主。

　   《辽史·礼志一》载：“告庙仪。至日，臣僚昧爽朝服，诣太祖庙。次引臣僚， 合班，先见御容……左右举告庙祝版，于御容前跪捧。”辽代的告庙仪在辽太祖庙中举行，太祖庙内供奉的是太祖阿保机的御容像。同卷又载：“谒庙仪。至日昧爽，南北臣僚各具朝服，赴庙……分引臣僚左右上殿位立，进御容酒依常礼。”辽代的谒庙仪中也不见有神主之位，行礼时谒庙者向御容像进酒。《辽史》最后一语中的：“告庙、谒庙，皆曰拜容”。可见，辽代宗庙供奉的就是先帝、后的御容像，庙内并无木制的神主。清代学者对辽代宗庙的这一特殊之处已有清晰认识。《钦定续文献通考·宗庙考》载：“辽凡祭祀祖考，皆奉御容或金石肖像，所在立庙以祀。”总之，辽代的御容殿并非国家宗庙之外的补充性的祭祖场所，而是辽朝正式的国家宗庙。

　　厘清了辽代御容殿的性质之后，可知，辽代帝陵陵园中的御容殿即陵园中的宗庙，是陵园内举行隆重献祭仪式的场所，也是陵园内最重要的陵寝建筑，相当于宋代帝陵陵寝中的献殿。

　　宋代帝陵陵寝中也建有御容殿，一般称为影殿，但是它的性质与辽代帝陵御容殿迥然有别。影殿是宋代帝陵陵寝“下宫”中的重要建筑之一，“下宫”又称寝宫，是供奉皇帝灵魂日常饮食起居、陈设死者衣冠和进行日常祭祀的场所。李牧《宋朝事实》卷13“英宗葬永厚陵”条载：“英宗梓宫至永厚陵，馆于席室，从韩公视下宫，有正殿置龙，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车幄卧神帛，后置御衣数事。斋殿旁，皆守陵宫人所居，其东有浣濯院，有南厨，厨南陵使廨舍，殿西使副廨舍。”这里记载宋英宗的“下宫”内有正殿、影殿、斋殿、浣濯院、南厨、陵使廨舍、使副廨舍等众多的殿舍，影殿供奉着英宗的御容像，只是其中之一。下宫是举行日常祭祀的场所，如果要举行隆重的献祭仪式，则在“上宫”之内皇帝或皇后陵台正前方的献殿中开展。《宋史·礼志二十六》“上陵之礼”记载：“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膳羞，内臣执事，百官陪位。”因此，宋代帝陵下宫内影殿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可与辽代陵园中的御容殿同日而语。

　　明确了新立JZ1为辽乾陵的御容殿遗址之后，根据《辽史》的有关记载，还可以知道新立JZ1在辽代的专有名称。《辽史·圣宗本纪》载：“（统和元年）甲午，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上与皇太后因为书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诣陵置奠，命绘近臣于御容殿，赐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遗物赐皇族及近臣……乙巳，以御容殿为玉殿，酒谷为圣谷。”由此可知，新立JZ1在辽代称为“玉殿”，遗址所在的医巫闾山北镇市三道沟原名为“酒谷”，后来改称为“圣谷”。

 三、新立JZ1的年代问题

　   新立JZ1的年代分为始建、使用及维修、废弃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们从新立JZ1的建筑形制和出土遗物两方面展开，再结合历史背景及文献记载，对以上诸问题分别加以研判。

　    《庆陵》报告（中译本）载：“中陵享殿遗址的各项情况不仅和东陵享殿遗址完全一致，甚至在主台基群的形制规模上也分毫不差”。“西陵享殿遗址……其主体部分的布局与东陵或中陵相比别无二致……不宁惟是，二者间还有许多共同点，譬如主台基群的规模。”由此可知，庆东陵、中陵、西陵三座帝陵的前殿址主台基群建筑形制基本一致。如果前文的判断无误，它们应是辽庆陵陵园中的献殿遗址。可见，从圣宗永庆陵开始，辽代帝陵献殿的规制已经成熟并定型。

　　考古发现表明，辽代早期帝陵陵园中，帝、后玄宫之前也建有献殿。辽太祖陵的献殿遗址（即东高台建筑基址）经考古发掘得以初步揭露，它是一座单体建筑，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7.7、南北宽14.8、高２米。南、西、北三面侧壁用石或砖包砌。辽怀陵经考古调查在内陵区发现两座陵墓，一号墓西南300米处建有祭殿，平面为长方形，用夯土筑成，东西长16、南北宽14米；二号墓也在陵墓西南300米处建祭殿，祭殿基址为夯土筑成，东西长17、南北宽13米。由此可见，辽代早期帝陵的献殿遗址均为单体建筑，且规模相对较小。

　　新立JZ1的平面形制结构与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十分相似，与辽代中晚期的永庆陵、永兴陵、永福陵三座献殿遗址的连续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与辽代早期的祖陵、怀陵的献殿遗址有较大的差异。据此判断，新立JZ1的始建年代应晚于祖陵与怀陵而早于庆陵。

　　据《辽史》记载，辽代显、乾二陵皆建造于医巫闾山。辽显陵是辽太祖嫡长子东丹王耶律倍以及耶律倍之子辽世宗耶律阮的陵寝，建造年代与辽怀陵基本相当。辽乾陵是辽景宗与睿智皇后的陵寝，建造年代晚于怀陵而早于庆陵。按照发展演变的逻辑顺序，新立JZ1应为辽乾陵的献殿遗址，始建于辽景宗下葬之时。

　　最近出土的辽韩德让墓志佐证了上述判断。辽韩德让墓位于北镇市三道沟的沟口，距离新立JZ1仅2.7千米，墓主人为辽代著名大臣——大丞相韩德让，圣宗为之改名为耶律隆运。韩德让墓是辽乾陵的重要陪葬墓，志文称该墓“陪葬于乾陵之乙地”，指明了韩德让墓与辽乾陵的位置关系。这里的“乾陵”应是特指乾陵的玄宫（辽景宗与睿智皇后的玄宫），即考古发现的新立M2与新立M1。这两座墓葬与新立JZ1紧邻，因此并不影响指示点的确定。“乙地”是我国古代用天干来代指方位的一种方法，“乙”是风水学说的二十四山之一，代表的方位是正东方略偏南，方位角为97.5°～112.5°。经过实际测量，韩德让墓恰好在新立M1、M2及新立JZ1的正东略偏南处，方位角也与辽韩德让墓志的记载完全契合。

　　考古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尤其是屋顶瓦件如瓦当、板瓦、筒瓦等，也是判断古代建筑基址年代的重要依据，但是，这种判断方法有重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土木结构的建筑物一般每隔二三十年就要大修一次，即使工程质量优良的宫殿或陵寝建筑每隔50年左右也要大修一次，一般的保护性维修则要经常进行。屋顶瓦面是维修的重点，包括查补打点、揭瓦檐头、更换部分兽件脊饰甚至全部揭瓦更替。古代土木结构建筑物的存世时间可能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这个过程中将不断的更新屋顶瓦件以及其他建筑构件，因此，考古发掘获得的建筑构件并不一定是建筑物初建之时或使用过程中的物件，很可能是建筑物存世期间包括初建和历次维修曾用过的建筑构件的大杂烩。如果中间大修时出现过全部揭瓦更替，那么情况将更加复杂。故而，简单地把考古发掘出土建筑构件的使用年代等同于建筑基址的始建、使用或废弃年代都是很不可靠的。在利用新立JZ1出土的建筑构件来判断基址的年代时，也要充分考虑上述情况。

　　我们将新立JZ1出土的屋顶瓦件与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再次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新立JZ1出土的屋顶瓦件的生产及使用年代还要晚于辽代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出土瓦件的年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新立JZ1中，绿琉璃瓦件的使用范围比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更加广泛。新立JZ1是一座满铺绿琉璃瓦的廊院建筑，而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仅在正殿上使用绿琉璃瓦，门殿和廊庑上皆用灰陶瓦。从辽庆陵三座陵前建筑遗址的考古调查情况看，绿琉璃瓦件的使用范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即从东陵、中陵到西陵，琉璃瓦件的使用比例逐步递增。《庆陵》报告（中译本）指出，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仅“正殿使用琉璃瓦件，至于正殿两侧的配殿、廊屋以及门屋等处则一律使用无釉瓦件”；庆中陵前殿址采集的瓦件中，“琉璃瓦的数量要多于无釉瓦”；庆西陵前殿址“采集的瓦件均系琉璃瓦件且施绿釉者占大多数”。由此可见，新立JZ1屋顶满铺琉璃瓦的做法明显晚于庆东陵前殿址主台基群。

　　第二，新立JZ1出土了新型瓦件脊筒子。脊筒子用于屋顶正脊上，是传统垒脊瓦如条子瓦、线道瓦等的代替物，脊筒子的发明和使用体现了我国古代瓦作技术的进步。新立JZ1出土了大量绿琉璃脊筒子，有宽、窄两种形制。庆东陵前殿址经过较大面积的清理，但未发现脊筒子，表明庆东陵前殿址尚未开始使用这一新型的脊瓦构件。

　　第三，新立JZ1出土的绿琉璃兽面瓦当，从类型学排比看，年代晚于庆东陵而早于庆西陵前殿址主台基群出土的同类型瓦当。辽庆陵三座前殿址主台基群都出土了一种制造精良的绿琉璃兽面瓦当，整体造型和风格基本相同，但当面纹饰略有所区别，反映了时代上的细微差别。其演变规律是：兽面纹的表现手法由立体转向平面；纹饰由复杂到简单，毛发和胡须不断减少，犄角日益退化。考查新立JZ1出土的绿琉璃兽面瓦当，整体风格和纹饰特点与庆中陵前殿址出土的绿琉璃兽面瓦当接近，推断其生产年代应晚于庆东陵而早于庆西陵（图八）。

　　新立JZ1作为辽乾陵的献殿遗址，出土的绿琉璃瓦件的生产及使用年代反而晚于庆东陵的献殿遗址，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是古建筑的多次维修换瓦。新立JZ1出土的琉璃瓦件并不是其始建时的瓦件，而是经过了一次大型维修后整体换瓦的结果。庆东陵献殿出土的瓦件种类较杂且类型相对原始，似乎没有这种整体换瓦的维修经历。

　　从考古发现看，新立JZ1出土的屋顶瓦件有一个显著特点：这些绿琉璃瓦件的胎釉、形制、规格及制法都高度统一，明显属于同时生产的同一批次的产品。相比与其他考古发掘的古建筑遗址，是比较罕见的现象。这也说明新立JZ1大修时曾经有过一次全部揭瓦，将原有屋顶瓦件整体更换，而且此次换瓦之后至塌毁废弃之前，再次维修换瓦都是利用了原来同一批次烧造预留的瓦件。综合前文分析，新立JZ1大修整体换瓦的时间应在庆东陵建造之后、庆西陵建成之前。

　　检阅历史文献，有一条记载或与此次大修有关。《辽史·道宗本纪》载：“（大康三年九月）壬申，修乾陵庙。”根据前文分析可知，所谓“乾陵庙”即辽乾陵山陵中的御容殿，对应的考古遗址就是新立JZ1。《辽史》以简略著称，非重大事件不会记载，因此，《辽史》记载的这次乾陵庙维修工程必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修。此次乾陵庙的维修时间和工程规模，皆可与上文判断的新立JZ1整体换瓦大修相契合，所指应是同一事件。

　　辽末金初，金兵对辽代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辽乾陵也未能幸免。《三朝北盟会编》卷21载：“天庆九年（1119）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阿保机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望仙、神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宜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器物。”北宋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出使金国途经医巫闾山时，在《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留下这样的记载：“成周之时，幽州以医巫闾作镇，其远如此。契丹兀欲葬于此山，离州七里别建乾州，以奉陵寝，今尽为金人毁掘”。辽显、乾二州在天庆七年（1117）十二月即被金兵攻占，保大三年（1123）乾州再次被金兵占领，并正式纳入金国版图。新立JZ1中没有发现金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遗址应逐渐废弃于辽末金初的战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