Е.И.格尔曼：渤海戈尔巴特卡城址的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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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6 12:07 来源:北方文物
〔内容提要〕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戈尔巴特卡城址的发掘成果为研究伊利斯塔亚河河谷（滨海边疆区）早期中世纪居民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基础。该城址是渤海国的一处大型行政中心。研究目的是明确家户在戈尔巴特卡城址长期稳定运转中所起的作用。为了对发掘的房址及附近空间进行全面研究，利用地层分析法和浮选法，进行了地质学调查，并且对植物遗存、陆地哺乳动物骨骼、鱼骨和贝壳进行分析。家户中的居民从事多种自然经济活动，其中，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副业（狩猎、捕鱼、采集）与家户手工业（骨器制造、编织、石器加工、木料加工、手制陶器制造）保障了多数生存必需资源的获取。此外，一些家户专门进行有色金属加工，可能还有小规模的铁器修理。然而，黑色及有色金属的冶炼与陶器生产是在家户范围之外的专业作坊中进行的。本地不出产的食物资源（海产品和来自渤海其他地区的贵重产品）与非食物资源（“进口”商品）通过本地交换、国内行政区域间贸易和对外贸易三种贸易交换形式被输送至此。家户中的经济活动规划与经济年周期内必需的集体劳动，共同保障了城址相对稳定的运转。城市保障了进献渤海中心地区贡税的征收（在家户中是以产品的形式）以及贸易通路的安全。
家户考古是聚落考古方向的一部分。家户在世界各地不同时期的经济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会组织（无论其复杂性如何）的一个社会单元。从考古学角度讨论社会的经济模式时，非常引人关注的是家户和家庭，它们在经济自然管理方面具有相对自主性，这保障了其效率和持续性。
考古学视域下，家户表现为房址及其附近的经济空间，这里生活着近亲小家庭或大家庭。由更大亲属圈联合而成的大家庭可以居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却从事着共同的生产活动。同样，家户可以被组织成聚落及其他更大的社会系统。它们还构成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研究家户让我们得以了解生业系统是如何组织的，其表现为在年周期里获取各种食物资源的任务和从事家户及（或）专业手工业的劳动。这些任务保障了家户存在的相对自主性。
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家户在戈尔巴特卡城址（городищеГорбатка）长期稳定运转中所起的作用，该城址是渤海行政区划建置的一部分。它可能是一座州治，下辖伊利斯塔亚河（рекаИлистая）河谷中的两座县治。本文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房址中堆积形成的过程，确定房址内部空间的布局特征，分析家户的经济活动和专业化，建立随时间推移家户社会关系变化过程的模型。
戈尔巴特卡城址位于滨海边疆区伊利斯塔亚河河谷戈尔巴特卡村（селоГорбатка）范围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的考古队于1997年、2000年、2001年、2003—2005年对城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区设于东城门外和城址内靠近南城门的区域，在东城门外发掘了柱廊式建筑遗迹（图一）。
19世纪末至今，城址所在区域一直有人定居活动。所有现代建筑都沿中央街道修建，田地里只有不到40厘米的耕土层受到扰动。遗址文化层的平均厚度为1.5～2米。地层情况表明，包含渤海人活动遗存的文化层可以划分为五个建筑层位（图二）。最下层建筑层位打破了铁器时代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团结文化）的文化层。
对城址内部的发掘位于南门附近，发掘面积为114.5平方米，清理了几座保存情况各异的房址、一处井址、一处窖穴、数个用途不同的灰坑（经济功能坑）和其他遗迹。建筑层位是由建筑在营建、使用、破坏和后续废弃过程中有限时间段内形成的层积构成的。虽然建筑层位中堆积的分层只是概括示意性的，但该方法仍能在整体上反映出遗址存续不同阶段渤海文化层的真实形成过程。各种遗迹对象构成了不同时期的地层，它们在一些情况下还会破坏位于更深处的建筑。
在发掘过程中，获得了陶、金属、骨、石及其他材质的器物，收集了土壤、木炭、动物骨骼、鱼骨、鱼鳞和贝壳等遗存样本。对每个有研究前景的遗迹进行了局部或完整的浮选，其结果是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大植物遗存组合。此外，还对被纳入渤海人经济利用区的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
二、房址与经济设施的主要研究结果
在城址中共发掘了13座位于五个不同时期建筑层位的房址（图二；表一）。在最下层建筑层位发现4座有基坑房址，其内有灶，在3号房址旁发掘了一个有经济和生产活动迹象的灰坑（经济功能坑）。所有房址被废弃后都被洪水带来的淤泥层覆盖。
在第四建筑层位，居民修建有炕的地面式房址。为了修建炕，需要沿侧墙的局部和后墙挖造烟道，一般有两条，每条宽20厘米左右。每座炕可分为两段或三段（即呈折尺形或曲尺形）。烟道壁由石块和木框架构成，通体抹泥，其纵截面呈曲尺形。至少有一段烟道的尾端与灶相连，各条烟道在靠近烟囱处汇合，烟囱一般位于室外。此类房址在其上各个建筑层位均有发现。
房址平面近矩形，为框架支柱式，支柱垂直竖立，墙壁由水平木板构成，内外抹泥。房址老旧并被废弃后，局部被拆毁，残迹被烧毁，这可能是为了加速再利用而有意为之的。
对包含房址的文化层形成过程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建筑层位，不同房址的营建虽然都是在不长时间段内完成的，但并非是同时进行的。然而，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相对共时性的各个建筑层位，利用这些建筑层位可以划分出遗址变化的不同年代阶段，每个建筑层位的形成时间平均为30～35年左右。废弃房址会被周围家户的居民用作垃圾坑，这在第五建筑层位表现得尤为明显，位于这一层位的都是修建于基坑里的半地穴式有灶房址。地层情况表明，在这一时期，还未营建城墙。城垣的营建起始于下一个即第四建筑层位，这这些城市位于逐渐扩张的渤海边界上，不仅是为了防御侵扰渤海边哨城市的外敌，也是为了抵御雨季的河水泛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址规模也有所变化，并在第三与第二建筑层位之间出现跃进，房址面积在这一时期超过了20平方米（表一）。同时，无论处于哪个建筑层位的房址，其面积都与5～6人小家庭的规模相当。包括远东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学与民族学材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房屋内部及附近区域遗物分布的分析结果与房址内部空间的布局也可以间接证明每座房址内生活的人口数量。在最下层建筑层位的两座房址里发现了挖造于生土的“土铺”，而在第三建筑层位，这种“土铺”不再出现，原因可能是“木铺”的使用。然而，这并不能排除木铺在带有土铺的房址中也被使用。在地面式房址中也曾发现木铺的迹象。半地穴式房址里的灶面积很大，占据了一定的居住空间，这也影响了居民的数量。房址内发现的陶器数量反映了对器皿的需求程度，亦可间接证明家庭的规模和房址的存续时间。在戈尔巴特卡城址，一座房址内发现陶器的平均数量为53件，略高于新石器时代小型房址内发现的数量。
三、结果讨论
在评估城址居民在家户中的经济活动模式与过程时，考虑到了满足最低需求的所有种类产品，既包括家户中可以生产的产品，也包括贸易和交换所得的产品（表二）。我们注意到，生产产品与食物既可以在房屋里，也可以在房屋附近的空间进行，并且我们知道，自然资源的获取与农产品的收获是在城外进行的。
通过分析房址堆积中获得的植物遗存可知，当地居民至少利用14种农作物。它们出现于所有建筑层位，这证明了谷类、豆类和油料作物对家户相对稳定的保障。发现的农具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也反映了当时高水平的土地耕作技术，农具遗物包括最上层建筑层位的犁铧碎块和最下层建筑层位的犁壁（表二）。
戈尔巴特卡城址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为家养动物（狗、猪、马和牛）。狗骨和猪骨约占骨骼总量的70％，约占最小个体总数的50％。因为从第五建筑层位至第一建筑层位连续不断地发现狗骨与猪骨，所以，可知城址居民对动物的利用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在单独分析不同房址堆积及附近区域时，家养动物骨骼的比例可能会发生变化。算上马骨和牛骨，家养动物骨骼的占比可达86％。狩猎野生动物主要是为了获取皮毛，其次才是为了食用。城址居民的生活主要依赖饲养家养动物。
野生植物、淡水及海洋鱼、贝也是食物来源的一部分。其中，海产主要来自彼得大帝湾。然而，捕捞工具发现得很少，仅发现鱼钩和石网坠各1件（表二）。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为各种农产品，其他食物需求通过狩猎、采集、捕捞和交换（贸易）来满足。
可以得出结论，农业劳作和家户手工业是保障家户日常生活需求的主要方式。家户居民粮食储备的保存地点仍然不明，其原因是发掘面积有限，还没有获得足够多有关储藏的信息。仅在第四建筑层位定居密度最低处发现4个平面近圆形的磉墩，这里可能是一处规模不大的干栏式粮仓遗迹，面积为1.5×1.5米（图二）。与其他取样地点相比，此处农作物遗存的含量最高。
家户手工业为居民提供了衣物和一些天然材料制成的日用品，这些材料包括哺乳动物骨骼、鱼骨、木材、贝壳和石头。纺织业存在的证据有陶纺轮、针（铁针及骨针）和骨锥，骨锥可以用来缝制布料和皮毛（表二）。渤海人可以制造生产各种类型纤维，包括大麻纤维和苘麻纤维。在8号房址的灶坑中发现一段已经炭化的粗纤维搓成的绳子。
在城址存续的各个时期，所有家户的居民都会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从事骨制品加工工作。在每个建筑层位的房址内部及周围区域都曾发现骨角器或毛坯。此类遗物包括骨镞及毛坯、骨鸣镝、施纹骨板、骨弓弭、骨刀把以及用于挖人参的角质工具（表二），制造这些器物的骨角材料与当地的野生动物种类相符。还有一些饰品是用动物獠牙、鱼腮骨和贝壳制成的。
根据炭化木材样本，木制品加工在家户居民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最常用的木材种类不多于8种，主要是松木、蒙古栎木、桦木和枫木。这些木材被用于修建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制造各种日用品以及充作燃料。在最下层建筑层位3号房址附近的灰坑（经济功能坑）中发现1件大铁凿（表二），刀可以用来进行精细加工。
城址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会利用到许多铁器、铸铁器、青铜器和陶器，这对于研究他们的物质文化、生产水平、拥有的经济生产部门以及确定家户的专业化程度都十分重要。在城址内及（或）城址附近存在大宗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包括制陶、铸铁铸造、熟铁的获取与加工，不过对这些方面的分析并非是本文的任务。在陶器总量中，多数是渤海轮制陶器，家户中制造的靺鞨式陶器占比不足8％。靺鞨式陶器主要分两类，手制与慢轮制大约各占一半。因为暂时还未发现其生产地点，所以，靺鞨式陶器的生产是城址家户手工业一部分的观点仍然只是推测。
同时发现，已经被发掘研究的家户会从事专业化青铜生产，各种青铜制品、坩埚、铜废料、工具、炉渣都是证据，不过，还没有发现过铸模和大型生产设施。然而，金属制品和坩埚表面残迹的化学成分与遗物分布的空间分析都表明，南城门附近房址内的居民在遗址存续的各个时期都从事青铜制品生产。他们在从事这项劳作的同时，是否还从事生业年周期内其他类型的工作呢？综合各种数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些家户里，并不是将铜从矿石中直接提炼出来，只是利用青铜零件进行加工，以及在有限规模下将青铜制品再熔炼；工匠们利用的是房址里的开放式灶坑和房址外规模不大的火坑，而不是独立作坊里的专业冶炼炉；没有发现大量标准化产品；工匠们完全还可以从事其他类型的活动，比如，简单的打铁工作。在第五建筑层位8号房址的灶坑旁发现一件留有工作痕迹的石砧板。在第五和第四建筑层位，在工匠所居的房址附近发现一些面积不大的生产场地，它们可供邻近的不同家户共同使用（图二）。用于进行青铜铸造的原料可能来自戈尔巴特卡城址西侧6千米处的小型锡矿床，此处散落着一些锡矿石，其中包含少量黄铜矿。
除金属加工部门外，这种规模与技术的有限性在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与其他渤海遗址也曾发现，这与渤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矛盾。考古学著作中经常就家户的生产力进行讨论，并指出，哪怕在足够复杂的社会中，生产组织形式也是十分多样的。简单的金属冶炼和加工操作完全可以在家中进行。戈尔巴特卡城址已发掘区域渤海家户中观察到的就是这种形式。
家户有色金属加工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当地精英参与生产组织的程度。由于青铜器在渤海属于高级产品，其生产无疑被置于当地政府的管控下。该遗址青铜器的类型、形制及特征与其他遗址发现的一致，只是多样性较低，这应该是发掘面积较小导致的。最后，在一座房址中发现的铸铁炉门边饰碎块与渤海上京城发现的遗物十分相似。所有手工业产品也都是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贡物的一部分。
通过研究家户的社会关系随时间变化所可能出现的变化，得出结论，同一个建筑层位的不同家户之间在房址规模（及相应的家庭大小）、食物与非食物资源的获取以及生产过程等方面没有本质差异。依据这几方面的情况可以在考古学层面观察到不同家户之间的不平等性。
社会关系的特征也体现在短期（例如，窖穴）及长期储藏的组织方面。在城址及其附近没有发现可被视为粮仓的大型陶器或设施，只有第四建筑层位发现的一处小面积遗迹是例外。纵观世界各地，前工业化社会每个家庭每年需要至少1千升即1立方米的粮食，考虑到可能的损耗，则为1300～3000升。Э.С.库里平（Э.С.Кульпин）分析了数百年来以谷物为生的中国人所需要的最低谷物量，其结果是，考虑到留种及收集与加工等过程的中自然损耗，满足个人最低身体需求的谷物量是300千克。戈尔巴特卡城址的居民有可能是利用公共粮仓。
从第四建筑层位开始营建城墙，这需要组织社会劳动力。与此同时，城址的布局也已经形成，该布局考虑到了上一阶段的分布情况，这表现了不同代际居民之间的继承性。在存续的新阶段，房址类型发生了变化——从半地穴式有灶房址变成地面式有炕房址，然而，居民的生业系统并未改变。从第三建筑层位开始，房址面积出现小幅度增长。下一阶段，因为出现水源保障问题，所以，建造了服务于家户的水井。据此，开始能发现不同家户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的出现是缓慢的，需要度过漫长的时间阶段才能显现——从一个建筑层位到另一个建筑层位。
在稳定的生存条件下，居民生产的产品不仅足够纳税，还可以用来交换食物与贵重物品。从沿海地区运送至此的除了海鱼和淡水鱼，还有海贝，海贝遗存在所有建筑层位均有发现。在第五建筑层位发现一片渤海三彩釉陶片，这应该是从渤海中心地区经贸易线路运输至此的，还发现一片越窑瓷片，应该是从中国南方经海路而来（表二）。因此，从有人定居于此开始，一直到城址存续末期，作为边缘地区中心的戈尔巴特卡城址保障了区域间贸易（指渤海国内行政区域间）与对外贸易的畅通，在国家经济中发挥着稳定作用。
四、结论
通过全面研究戈尔巴特卡城址的房址、经济用途区域以及居民生存活动遗存，我们得以了解房址内部空间的布局情况与附近区域的使用情况，并复原居民的生业系统。城址居民从事农业及狩猎、捕捞、采集等各项活动以获取生存与纳税所需的各种食物或非食物资源。这样的经济活动性质需要严密的时间规划，并对家户的每位成员进行责任分工。
在这座中世纪城市存续的整个时期（8世纪末至10世纪30年代初），城市居民一直从事家户手工业生产，同时，也存在专业化的有色金属加工。在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利的自然条件以及完成度良好社会集体劳动等条件下，这种经济组织使家户在约两百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渤海社会十分灵活的组成单元。
戈尔巴特卡城址是伊利斯塔亚河河谷三座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其家户对城址的经济稳定与社会发展乃至渤海整体都有着基础意义，并且被纳入了渤海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本地交换、区域间贸易及对外贸易的网络之中。
编者按：本文为格尔曼·叶甫盖尼娅·伊万诺夫娜俄文原作，由何雨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