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 | 李聿骐：犍陀罗涅槃和荼毗雕刻与部派佛教的关系

一 图像简读

贵霜时代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鼎盛时期，公元2世纪，迦腻色迦王入侵中印度摩揭陀国，传说从摩揭陀国礼请马鸣说法。马鸣所著《佛所行赞》用诗文体叙述了佛陀的一生，故事生动，臣民大都受其感召而崇信佛教，此后迦腻色迦时代建造的地面佛寺内，佛传故事成为雕刻最流行的题材。

迄今出土的犍陀罗佛传雕刻作品所表现的释迦牟尼佛生平事迹，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太子诞生、宫中生活、出家成道、游行说法和涅槃事宜。每一个阶段内还有小的题材，大约有80种，其中，傅塞和英国马歇尔皆认为涅槃（Le Parinirvāa或Mahāparinirvāa of the Buddha）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最早和最流行的题材之一。

“涅槃”一词似源自于古代婆罗门教著作《奥义书》，表达了轮回、解脱的思想。佛教中最根本的问题便是涅槃，涅槃是佛陀追求的最高境界。世俗对涅槃的理解即为死亡，在面对生命消逝时，世俗人会伤心、难过乃至痛不欲生。犍陀罗雕刻运用独特的纪实性叙事手法，将佛陀入灭的情节完全按照《涅槃经》的人物设定来表现，传递了世俗的情绪，摒弃了早期佛教用塔象征佛涅槃的方式。

犍陀罗出土的涅槃浮雕，大多有固定的故事结构和出场人物，中心人物佛陀在床上向右侧卧，双腿重叠，床榻前有阿难、须跋陀罗等人；因迦叶需要礼拜佛足，角色常常被安排于床尾，金刚手作为佛陀的保护神，位置并不固定，床首或床榻前后都有看到他的身影。床榻后为痛苦的末罗族人、比丘或诸天；画面两端或者背景处有娑罗树及树神。第47号展品，原为马尔丹的吉德·梅斯（Guides Mess）私人收藏，后入藏（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浮雕长33厘米，宽27厘米，表现佛“涅槃”场景〔图一〕，雕造时间大约为公元2世纪。画面人物全部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马歇尔认为在同类雕刻中，这件作品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人格化涅槃图像。

〔图一〕 涅槃浮雕 （47号展品）

白沙瓦博物馆藏 

长33厘米  宽27厘米  

故宫博物院摄

第48号〔图二〕和136号〔图三〕展品，构图与上一件涅槃浮雕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佛陀床前出现一位僧人，是佛陀最后度化的弟子须跋陀罗。他的形象非常好辨认：佛陀床榻前一位披覆僧衣、施禅定印的正面或背面人像，有时僧衣包裹头部。须跋陀罗的左侧有三脚架及皮质吊袋，表明他原本作为持三杖者的婆罗门行者的身份。

〔图二〕 涅槃浮雕 （48号展品

 白沙瓦博物馆藏

长22厘米  宽21厘米

故宫博物院摄

〔图三〕 涅槃浮雕 （136号展品）

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

长20厘米  宽23厘米

故宫博物院摄

第137号展品〔图四〕，俗称“纳棺”，现藏于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浮雕长25厘米，宽15厘米，原出土地不祥。犍陀罗佛传雕刻中的涅槃事宜一般由4个题材构成，分别是佛般涅槃、荼毗焚棺、舍利事宜和礼拜佛塔。这件浮雕表现的是佛涅槃后，葬礼遵照佛陀最后的嘱托，用转轮圣王之礼安葬他，佛陀遗体用棉布裹缠后，纳殓入馆，再送往天冠寺荼毗，荼毗即为火化。画面中央是旃檀香椁暂厝于棺床之上，椁尾一人正用“重衣”或藤蔓状物捆束旃檀香椁，椁首一人右手掩面而泣。椁后两排人物，后排3人面部残毁，前排两位举手悲号的是末罗信众及诸天等。据傅塞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葬仪（Les funérailles）图像，包括裹尸（l’ensevelissement）、暂厝（la mise au cercueil）和荼毗（la crémation）3项；其中，“入棺”暂厝属于葬仪（Les funérailles）第二项，是佛涅槃后、荼毗前的过度，在犍陀罗浮雕中也多有单独表现。

〔图四〕 涅槃浮雕 （137号展品）

采自Alfred Foucher, op. cit., Tome I: 558, Fig. 277

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犍陀罗出土的涅槃与荼毗浮雕〔图五〕，是把佛般涅槃和荼毗焚棺前后连续发生的两个情节压缩在一起表现的。浮雕中央是置于寝台上的旃檀香椁，表面饰有曼陀罗花，旃檀香椁被卡扣锁牢，佛足从三重棺中伸出。香椁两侧各有一位手执长柄大罐的娑罗树神在以神力灭焰。第一个情节表现“大迦叶适向香［卄/积］，于时佛身从重椁内双出两足”。迦叶见到后，对佛足俯首礼拜。整个画面与《长阿含经·游行经》记载一致。第二个情节也与《长阿含经·游行经》描述相符，刻画香椁上方“今火猛炽，焰盛难止，阇维舍利，或能消尽，当于何所求水灭之？时佛侧有娑罗树神，笃信佛道，寻以神力灭佛火”。

〔图五〕 涅槃与荼毗浮雕

采自Buddha: the spread of Buddhist Art in Asia,NHK Promotions, 1998,fig.98

（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以上讨论的都是单幅雕刻，也就是一块石板雕刻一个故事。还有一种是同时展示两个及以上场景或题材的组合雕刻。涅槃与荼毗雕刻〔图六〕，出土于斯瓦特首府明戈拉（Mingora）城西北大约21公里的默尔杰奈（Marjanai）遗址。根据发掘报告，这里出土的浮雕大多表现的是佛传故事，内容包括：树下诞生与步步生莲（2个场景雕于一块石板，出土时编为第12号）、太子洗浴（出土编号11）、母子还宫（出土编号37）、太子上学（出土编号13）、太子角力（出土编号6）、太子婚礼（出土编号36）、吉祥施草（出土编号33）、龙王赞颂（出土编号34）、四天王奉钵（出土编号16）、佛入涅槃（出土编号15）和八王分舍利（出土编号7）等。除出土编号6的浮雕宽6.5厘米、出土编号16的宽27厘米外，其余全部宽17厘米－18厘米，以绿色千枚岩（green phyllite）雕刻，规格基本相同，原应安置于塔基周围，以便信众拜谒佛陀一生中的重要事迹。出土编号15的“佛入涅槃”浮雕，长36厘米，宽17厘米，可分作两幅场景。画面右半部表现涅槃，佛侧卧于一张装饰精美的床榻上，床前二人可能是帝释天和梵天，他们因佛涅槃而悲痛难忍。卧佛上方可见末罗信众、诸天和比丘等，亦作举哀状。浮雕左半部表现荼毗场景，两位男性身着王侯服饰，各手执一长柄大罐正在泼神水灭火。默尔杰奈遗址出土的这批浮雕表明，直至贵霜晚期佛传仍是犍陀罗雕刻的主要题材，同时也证明涅槃与荼毗是犍陀罗佛传雕塑或绘画中一种重要的组合形式。至于其他荼毗浮雕的构图，大多与这件浮雕左半部荼毗场景相似。

〔图六〕 涅槃与荼毗浮雕

长36厘米  宽17厘米

SSAQ白沙瓦大学博物馆藏

 邵学成摄

二 经典依据

对照涅槃经典来看，犍陀罗出土的涅槃图像深受《长阿含经》的影响，文献记载的故事，以及文献赋予人物的身份和肢体语言，工匠们用刻刀几乎无差别地表现出来。

如何安排佛陀的葬礼，《长阿含经·游行经》有详细的记述：世尊进入拘尸城，回到他证道的娑罗双树间，对阿难说：你为我铺设的床榻，要将我的头朝北，面向西方。临将涅槃，佛右侧卧，两只脚叠在一起。又让阿难通告拘尸城诸末罗他将入灭，信众可前来咨问所疑，面受教诫。稍后须跋陀罗皈依，成为佛的最后弟子，但先佛入灭。佛涅槃后，比丘悲痛欲绝，不能自胜；各路天神于空中徘徊悲号；拘尸城末罗族群悲恸流泪。随后，末罗贵族询问阿难如何料理佛身及葬法，阿难详述此前佛陀所言，佛告知阿难，先以香汤洗浴身体，用新棉将全身裹起来，再用五百张新白氎层层包裹。然后，把身体放入金棺，灌以麻油，之后把金棺置于铁椁，再放入旃檀香椁之内。最后，外面堆满香木，三重棺椁被架香木上火化，收敛舍利后，要在当地东南西北四方修建塔庙，供人们瞻仰吊唁。

当“入棺暂厝”程序完毕时，有位名叫路夷的末罗大臣想要点燃香积，不料点火失败。阿那律解释道：大迦叶和一众弟子还没有见到佛身，所以火不能燃。迦叶与弟子到天冠寺后请见佛身，“于时佛身从重椁内双出两足”。迦叶见状，跪拜礼佛，四部众及诸天也同时俱礼。礼毕，佛足忽然隐现。大迦叶绕积薪三匝、作偈颂后，香积不烧自燃，火焰猛盛。末罗信众担心舍利消尽，娑罗树神便以神力灭火。荼毗之后，香姓婆罗门主持正义，把所收舍利均分八份，拘尸国、波婆国、遮罗国、罗摩伽国、毘留提国、迦维罗卫国、毘舍离国诸王和摩竭国阿阇世王，各得一份舍利后归国起塔供养。

上述葬仪中“佛身从重椁内双出两足”的情节，在〔图六〕的涅槃与荼毗浮雕中有明确的艺术表现。此外，西晋竺法护译《佛般泥洹经》卷下亦有如此记述：“迦叶熟视佛黄金棺，意自念曰：‘吾来晚矣，不及吾师，不知世尊头足所在。’佛便应声，双出两足。迦叶即以头面着佛足，陈佛功德。”涅槃思想在隋以前非常流行，隋《众经目录》卷二“小乘经重翻”条记载：《佛般泥洹经》是晋竺法护译，有两卷，是《长阿含经·游行经》别品异译。别品异译的意思是不同译经者翻译的同一本书的同一篇章。

失译《般泥洹经》卷下记录：“于是佛尸从重棺里双出两足，一切见者莫不欢喜，迦叶稽首作礼。”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译经宋”条有说：孝建元年（454）在辛寺翻译一卷《佛泥洹经》，这是第二次翻译，与晋代竺法护译双卷《泥洹经》大同小异。因此，竺法护译《佛般泥洹经》和失译《般泥洹经》都是汉译《长阿含经·游行经》的“别品异译”。

秦竺佛念译《菩萨处胎经》卷七《复本形品》记：“世尊以天耳闻迦叶来至，即从棺里双出两足。”竺佛念曾与佛陀耶舍共同翻译《长阿含经》，佛陀耶舍口述后，由竺佛念执笔译成汉语。此外，在巴利语和梵语《大般涅槃经》，东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刘宋慧严等依昙无谶译本加之《大般涅槃经》和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方等般泥洹经》等经典中，都没有看到“佛身从重椁内双出两足”类似的表述。因此可以推断，犍陀罗的涅槃与荼毗图像是依据与汉译《长阿含经·游行经》平行的佛典绘制而成。

除此之外，犍陀罗其他的佛传故事雕刻，学者已考释出47个题材与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相符，可视其为依据与汉译《佛本行集经》平行的佛典雕刻而成。

三 部派问题

佛涅槃后不久，僧众出现了破坏教团的言行，长老们认为明确佛法与戒律已迫在眉睫。在王舍城外，以大迦叶为上座进行了经和律的整理，史称第一次结集。此后教团对戒律的认识产生分歧，大约佛涅槃百年后，在吠舍离又举行了第二次结集。有些自由的进步比丘反对结集，并针对长老派另立“大众部”，前者后被称为“上座部”。自此，释迦以来单一的教团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部，史称“根本分裂”。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中开始，教团内部对经律认识的分歧越来越大，进而分裂为许多部派，据说有十八部之多，史称部派佛教时期。

早期的部派僧众以各自的教规为准，跟随师傅习得本部佛法。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四十，附录安帝义熙十四年（418）法显《〈摩诃僧祇律〉私记》载：“佛泥洹后，大迦叶集律藏为大师宗，具持八万法藏。……尊者优波崛多世尊……不能具持八万法藏，于是遂有五部名生。初昙摩崛多别为一部（法藏部），次弥沙塞别为一部（化地部），次迦叶维复为一部（饮光部），次萨婆多（说一切有部）,于是五部并立，纷然竞起，各以自义为是……摩诃僧祇律者，大众名也。”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萨婆多部记目录序》指出：“中代异执，五部各分。既分五部，则随师得传习。”

犍陀罗佛传雕刻题材与部派佛教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解读汉译《长阿含经》和《佛本行集经》。汉译《长阿含经》属于法藏部所传，现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译者佛陀耶舍来自罽宾，即大犍陀罗地区，在翻译《长阿含经》之前曾汉译《四分律》。吕澂先生认为：“《长阿含经》的译者先诵出《四分律》，属于法藏部；既而又诵出本经，虽其中各经次序和《四分律》所说不同，但经文中表现了对于供养佛塔的重视以及阿罗汉身无漏的思想，都合乎法藏部的主张，故无妨看做和法藏部相近的部派传本。”另外，“壬辰之年（392），有晋国沙门支法领……路经于阗，会遇昙无德部、体大乘三藏沙门佛陀耶舍，才体博闻，明炼经律……”汉译本《四分律序》透露出佛陀耶舍既是小乘昙无德部（法藏部）沙门，同时也接纳或体验大乘佛教。隋吉藏《三论玄义》卷一记述：“法护部（法藏部）……自撰为五藏，三藏如常，四呪藏、五菩萨藏。”法藏部在传统三藏的基础上，增加了咒藏和菩萨藏，且特重后两藏，开后来大乘密教之端绪。

汉译《佛本行集经》是一部较完善的佛传，从佛的家世、出家以至成道后六年回家为止，之后的活动都没有记载。此书的翻译由犍陀罗国人阇那崛多完成，他曾居住在富留沙富罗城（今白沙瓦），周明帝武成年初（559），与同学耶舍崛多跟随老师阇那耶舍携经到达长安。师徒、同学悉习方言二十余年。后于开皇七年（587）七月开始译《佛本行集经》，开皇十二年二月译经功成。据《佛本行集经》卷六十《阿难因缘品》，此经“摩诃僧祇（大众部）师名为《大事》，萨婆多（说一切有部）师名为《大庄严》，迦叶维（饮光部）师名为《佛生因缘》，昙无德（法藏部）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尼沙塞（化地部）师名为《毘尼藏根本》”。法藏部高僧对本经的命名与汉译本名称一致，阇那崛多正好出生在流行法藏部的富留沙富罗城，因此他应是法藏部高僧，所译《佛本行集经》的原本应是法藏部所传。

一般认为，确定佛教部派曾流行某地的最可靠证据，是当地发现的碑铭或写本。犍陀罗语佉卢字的使用时间，从公元前3世纪中到公元后4－5世纪。迄今在大犍陀罗地区发现的佉卢字犍陀罗语题刻，有两件涉及到法藏部。第一件是通称“杰马勒堡第359年题刻（Jamālgahī Inscription on the Year 359）”，范威吉克（van Wijk）考释为公元275年，1920－1921年出土于白沙瓦地区的一处名为杰马勒堡（Jamālgaṛhī）的遗址，现藏于白沙瓦博物馆。德国学者路得施（H.Lüders，一译吕德斯）认定它是法藏部（dhama¨¹tea［na*］parigrahe）的题刻。第二件是昆都士瓶（Qunduz vase），出自阿富汗北部，即古代大夏领域，法国学者富斯曼（Gérard Fussman）认为其铭文采用通常措辞，记录了供养的法藏部法师（acariyana dhamagutakana parigrahe）。这两件佉卢字犍陀罗语铭刻证实，法藏部曾流行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及阿富汗北部地区。

1994年9月，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入藏的29件桦树皮写本，出土于阿富汗东部，以佉卢字犍陀罗语书写。残本16+25号是一组故事，其中，第3个故事所记的陶工（kulala），与汉译《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四《转妙法轮品》的“瓦师”事迹极为相似；第4个故事也与汉译《佛本行集经》卷六十《阿难因缘品》内容类同。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既说明这一地区曾流行与汉译《佛本行集经》相当或平行的佛典，也暗示汉译《佛本行集经》的原典可能为犍陀罗语。

根据目前已知的的佉卢字犍陀罗语铭刻和写本，公元2－3世纪法藏部在西北印度或大犍陀罗地区地位突出，是当地的主流部派，所操语言为犍陀罗语。《长阿含经》译者佛陀耶舍和《佛本行集经》译者阇那崛多，分别来自罽宾或犍陀罗，表明这两部佛典很可能直接从犍陀罗语翻译而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犍陀罗佛传雕刻，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构图上，都与这两部汉译经典高度吻合。二人应遵照早期部派僧众的教规，诵持法藏部经、律以及论、咒和菩萨藏。由前述文献记载二人的活动时间推定，大犍陀罗地区至少在392－559年间仍流行或杂行法藏部。犍陀罗出土的佛传浮雕，尤其涅槃和荼毗题材与汉译《长阿含经·游行经》关系极为密切，从图像学角度证实了犍陀罗地区的确流行过法藏部。

鉴于过去二十多年发现了数量较多的佉卢字犍陀罗语佛典残本，有学者推测：西北印度佛教法藏部，当时“已经有一部具备一定规模的犍陀罗语的大藏经(canon)”。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佉卢字犍陀罗语《大般涅槃经》和《佛本行集经》等全本能被发现，以证实上述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