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的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地区就已经存在， 但直到 8 世纪以后才出现繁荣的局面。这时期的阿拉伯人建立了从大西洋东岸到中亚的横跨亚非欧的帝国， 并取得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而 8 世纪晚期的中国人由于陆路受阻，也将关注点投向海洋，并逐步建立了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东非沿海等国家和地区的海路联系。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在海上有了直接联系，将东西方的海上航线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泛太平洋—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圈。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通过海路传递与交换，推动了科技、思想、信仰的传播， 也促进了多样化杂居聚落的形成。尤其是13—14 世纪和平蒙古时代的到来，保证了陆路与海路的畅通无阻，陆上与海上两大丝路连接起来，人类文明进入了大交流时代， 甚至有人说这是早期的全球化。“因为当时统一的中国把北面的陆路与印度洋的海路连结了起来， 才可能有 13 世纪和 14 世纪早期的‘前当代世界体系’的存在”[1]。
在这个“前当代的世界体系”中，泉州是一个重要的连接点。这个港口城市由于地理优势以及政策支持等因素，使其自 12 世纪开始已经具备了向东北亚和东南亚、南亚双面辐射的功能[2]，与海外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也从南宋时期的五十几个发展到元代的近百个。泉州是 10—14 世纪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枢纽， 许多中国官方文献习惯于以泉州为基点，计算同外国的距离、日数与方位。新加坡学者王庚武说，五代结束后，中国海交史上最显著的发展乃是“泉州时代的到来”[3]。伴随着泉州在国家航运舞台上的凸显， 泉州的声誉也为泛太平洋——印度洋贸易圈的人们所认同，尤其是泉州的别称“刺桐”一名主要是经由阿拉伯人传递给西方世界的， 而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所描述的繁荣无与伦比的“刺桐印象”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好奇心与探险欲。
中国的丝绸是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由泉州港输出的丝织品质地优良，阿拉伯人称之为 zantuni，即刺桐。Zantuni(刺桐)也随着阿拉伯人贩卖的刺桐缎传入欧洲，“刺桐” 一词随即频繁出现在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各种文献中。“泉州缎在中世纪颇著名。波斯人名之曰 Zeituni,迦思梯勒人（西班牙中部人）名之曰 Setuni,意大利人名之曰 Zetani,而法兰西语之 Satin,疑亦出于此。”[4]在西方文献的描述中，刺桐有着最受欢迎的优质丝织品——刺桐缎，有着先进制造技术的船只——刺桐海舶， 还容纳了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由泉州放洋，可通世界其他港口，这里不只是各地商人云集的地方，使节、传教士、旅行家等也热衷选择由此泛海或登录。
历史没有为泉州港提供持续发展的机会与条件，它后来衰落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西方人笔下那个繁荣如神话般存在的“刺桐”成了一个迷，以致于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长达 100 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学术界围绕刺桐在哪里，进行了广泛的争论。他们中有英国学者亨利·玉尔，法国学者沙海昂、伯希和，德国学者克拉普罗思等。当然，这场大讨论已经超越欧洲范围了，阿拉伯学者、日本学者、中国学者也都加入了这场争论。直到 1915—1918 年，日本学者桑原陟藏的名作《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问世，指出：“zaitun 为中国中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5]刺桐之名被确定为泉州，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
与此同时，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泉州地区不断出土的各类文物、遗址都在揭示一个事实：泉州，就是阿拉伯人口中的 Zaitun， 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大港。
1 连接世界的重要枢纽
马可·波罗说：“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6]伊本·白图泰说：“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7]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高度赞誉刺桐的盛况。到了现代，中外学者不断借助各种材料揭开刺桐繁荣的真相，无论是呈现泉州海上交通贸易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还是从超区域的视野考察泉州的地方发展，抑或从世界体系中重新审视泉州的地位，他们所要阐释的是泉州的世界性，因为泉州是10—14 世纪世界贸易网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连接点。
13—14 世纪的泉州一跃成为东方大港，至少经历了八百年的积淀。6 世纪中叶的南朝，当入华多年的印度僧人拘那罗陀欲渡海南返时， 需要特地泛小舶来到梁安港更换大船返航， 说明梁安港这个泉州最早发展的对外港口， 已经具备交通南海国家的能力[8]。8 世纪以后，唐代的泉州社会经济发展，对港口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并且出现了“船到城添外国人”“还珠入贡频”的热闹景象，说明已经有不少外国人来泉州，而朝贡的则大多是商人[9]。唐代的泉州已成为阿拉伯人所熟知的中国主要港口之一。10 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先后统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都鼓励发展海外贸易， 并设立榷利院管理海外贸易，还有海路都指挥使专门负责维护航道安全。由于泉州统治者的锐意经营，泉州作为一个商品中心，不仅能够满足南唐对南海舶来品的需求， 并逐渐能够与广州、福州相匹敌。而海外贸易的巨额收益使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力，把城区扩大近七倍，并使城区的布局同水路运输的联系更为紧密， 城市也更趋商业化。五代十国时期泉州交通南海的能力以及商人群体的形成， 使它能够为接下来的世纪里构筑一个连接世界的贸易网络做好能力上的准备， 而宋元时期的开放与对海洋的关注则为它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网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北宋前期，泉州海外贸易持续发展，泉州商人不仅继续扩大在南海的贸易， 还几乎垄断了对高丽的贸易，泉州港在海外贸易的突出表现，已引起朝廷统治者的关注，其重要性不在两浙路诸港之下。11 世纪初，朝廷要求讨论泉州设置市舶司的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已初步获得官方认可。1087年（元祐二年），宋廷正式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标志着泉州已被确认为整个帝国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也是它通往极盛的转折点[10]。设置市舶司以后，泉州既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此海外贸易在制度的保障下得到迅速发展。宋廷南迁，使泉州更加靠近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加上商人高效的商品集散能力，泉州港的发展更加迅速，最迟到南宋绍兴末年， 当广、 泉两司市舶岁入相当的时候，标志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地位已与广州相匹敌了。南宋时期泉州的一位市舶司长官赵汝适， 他对泉州的海外来客进行“访谈”，收集大量的海外地理信息，集成《诸番志》。这部书记录了与泉州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 58 个，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甚至包括一些地中海港口和地区如亚历山大港、西西里岛和安达卢斯。他还以泉州为基点， 估测从泉州到海外各地的里程及所需花费的时间。赵汝适在泉州便能收集到从东北亚到地中海沿岸等地的相关信息， 证明了泉州已经与这些地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泉州港的世界性已经凸显了，从泉州放洋，可抵达海外诸多国家。在泉州未建立市舶司之前， 也就是泉州还不具备接待使节的官方资格的情况下， 有些外国使节也喜欢从泉州登陆或启航，如 1082 年渤泥国的使节来向宋廷进贡以后，请求从泉州乘船返航。这说明了泉州来往海外诸国的航路是较为发达的， 泉州早为许多海外国家所熟悉。
到了元代， 泉州港的繁荣已经超越了西方人的想象，不止西方旅行家称它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中国文人也认为它“号为天下最”。元朝的统一与开放，以及对海外贸易的大力支持，海路的畅通无阻，使泉州的海上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许多外国商人、传教士、使节来到泉州，泉州出现了外国人聚居的“番人巷”，这里已经成为不同民族杂居的国际都市。'
元代泉州与海外往来的区域更为广泛， 这与泉州对外交通航线的完善密不可分。当时泉州通往海外的主要航线有：一是从泉州启航，经万里石塘至占城，再由此转往三佛齐、阇婆、渤泥（文莱）、麻逸（菲律宾民都洛岛）等地；二是由泉州放洋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到故临（印度西南沿岸奎隆一带），进入波斯湾、亚丁湾，远达非洲东海岸；三是由泉州北上，经明州，转航高丽、日本[11]。畅通的航路与完善的航线，使许多中外使节需要从泉州启航或登录， 才能顺利完成政治使命，如 1299 年，有一位泉州人奉命出使火鲁没思（霍尔木兹），并顺利带回波斯哈赞大王特赐的呈献元朝廷的七宝货物。从泉州港口出使海外的朝廷使节比比皆是， 如曾任广东招讨使的杨庭璧出使俱兰国（印度西海岸），泉州永春人尤永贤出使马八儿（南印度一带）。也正因为畅通的航路与完善的航线， 江西人汪大渊才能两次从泉州随商船远洋游历世界，历时 8 年，航程数万里，到过 200 多个地方，涉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汪大渊将游历辑成《岛夷志略》，这部书是这一时代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汪大渊沿着商路所进行的游历探险， 也证明了这一时期的泛太平洋——印度洋的世界贸易体系早已存在。
2.多元文化的交汇中心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所传递的不只是商品，还有人员、知识、思想、语言与艺术。当世界不同的文明从各个方向汇入这座城的时候， 泉州以其惊人的接纳能力展示了它的开放与包容。操着不同语言的商人、使节、旅行家、传教士、水手以及其他身份的人，出于经商、传教、探险或政治等不同的动机来到这里的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互相接触、互相交融、互相丰富，使这座城成为那个时代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
在中国文献里，记载来到泉州的第一位外国人，就是南朝时印度僧人拘那罗陀， 他曾携带大量梵文佛教经典，游历泉州，寓居九日山的延福寺，并在此翻译《金刚经》。到了唐代，已经有许多外国人来到泉州了，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景象。宋元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时候， 泉州城已随处可见 “氁丝缠髻西洋客”“缠头赤脚”的蕃商。南宋地理书《方舆胜览》也记载，“诸番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12]可见，至迟在南宋时期泉州已经出现了外国人聚居的社区，“黑白”诸番，大概是指来自西南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欧洲人与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印度人和马来人。来到这里的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惊叹，这简直是“整个世界的一座城市”，他还说“这座城市是一个民族的大杂烩，据说有 30 个民族之多，城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已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他自己的语言。”在这里的外国人有的混居中国人中间，也有居住在相对独立的社区。而关于在泉州的外国人社区， 雅各还有更详细的描述：“在这一地区住着穆罕默德教徒， 在那一块地区住着法兰克人，在另一个区域又住着基督教中的亚美尼亚人，在另一块地区则是犹太人，平安与他们同在；在另一个地方又是大印度人，每一块地方又分成几部分，如在法兰克人的居住区有伦巴族居住区， 非常能吃的日耳曼人居住区和我国的居住区。”[13]
各种文献与考古资料， 均表明当时定居或暂居泉州的外国人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法兰克人、泰米尔人、马来人以及来自高丽、日本的人们等，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其中有商人、旅行家、传教士、贵族、官员、文人、平民。在这座城，各种宗教被允许自由信仰， 元代泉州天主教的第三任主教安德烈·佩鲁贾说，“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活。”[14]那个时代泉州城里矗立着风格迥异的寺庙建筑。
宋元时期泉州有许多穆斯林侨民， 他们建有六七座清净寺， 其中一座清净寺的主持是来自波斯的穆斯林不鲁罕丁， 这所清净寺的遗址大概就是今天矗立在泉州涂门街的艾苏哈卜寺。艾苏哈卜寺始建于 1009 年（大中祥符二年），1309 年（至大二年），耶路撒冷人阿哈玛特重修了清净寺门楼， 使其更显宏伟壮观。在泉州的穆斯林也修建了公墓，出资者是来自波斯的富商施那围。
传入泉州的还有景教、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甚至也有犹太教。这里有一座名为兴明寺的景教寺，主持是吴咹哆呢嗯， 他还是泉州地区基督教事务的总管。有一位亚美尼亚的妇女捐赠了一座华丽的房屋给天主教作为总教堂，此外，安德烈·佩鲁贾还用元帝国发给他的薪金在城郊盖了一座小型的教堂。那个时代泉州至少有两座天主教堂，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游历泉州时看到两座教堂， 后来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马黎诺里则说泉州有 3 座教堂。
泉州与南印度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泰米尔人在这里有一个聚居的社区， 并建了一座十分壮丽的寺庙，由商人挹伯鲁马尔捐建。已发现的印度教寺构件有 300 多方，这些不是同一座建筑物的构件，当时的泉州可能存在至少两座印度教寺。
经由海路而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泰米尔人、马来人等，与经由陆路而来的其他民族如畏兀儿人、蒙古人等在此相遇，并与汉人杂处，他们在此经商、从政、传教，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融合，而文化交融所呈现的方式有很多， 如外国人被吸纳进中国的官僚体系， 参与政治活动；或与当地人通婚，并繁衍后代；或彼此之间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创造等。
每个朝代都有一些域外人士被吸收进中国的官僚体系，但宋元时期来中国的外来民族来源更广泛，人数也更多， 因此在泉州有很多外国侨民参与政府事务， 有的甚至大权在握， 如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寿庚。蒲寿庚的先世为侨居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阿拉伯人，后迁居广州，最后落籍泉州，他的父亲蒲开宗曾在泉州安溪任职，并从事海外贸易，拥有贸易船队，并私养军队，蒲氏家族逐渐在泉州发迹。南宋末年，蒲寿庚任泉州市舶司的长官，亦官亦商的身份使他成为掌握泉州海外贸易大权并拥有私人军队的地方权贵。后来，蒲寿庚归顺元朝，以反扑南宋余部获得元朝的高度信任，得以继续总揽泉州市舶大权，进一步积累了大量财富，拥有船只 80 艘，不止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其政治影响力也大大扩张，以致能够决定泉州的政治方向。这是那个时代泉州外国侨民中在海外贸易与政治影响获得双重成功的典型代表。
由于经营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是宋元两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朝廷也通过授予官职的方式鼓励招来海舶。如阿拉伯商人蒲罗辛因为在乳香贸易中做出贡献，为泉州带来 30 万贯的财政收入，被授予“承信郎”一职。除了因海外贸易而得官外，有些外国侨民也因宗教事务的需要成为总管地方教务的长官。这些外国侨民被吸纳进中国的官僚体系，必然使中外文化在更深的层面上互相接触、互相融合。这些外国侨民为了融入泉州的文化，他们主动学习汉文化，也认同当地人给予的身份。有一件名为“伊本·奥贝德拉”的伊斯兰教徒墓碑[15]上阴刻六行阿拉伯文，在第五行至第六行之间，嵌入“蕃客墓”3个大字。泉州人称外国人为“蕃客”或“番客”，而这样的身份被外国侨民接受了。有意思的是，“蕃客墓”这3 个汉字是很蹩脚的，3 个字都有错误， 因为可以看到在“米”上少了一撇，在“口”上多了一横，“曰”上多了一竖， 不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初学汉字的穆斯林教徒之手。
学习汉文化，也认同当地人给予的身份。有一件名为“伊本·奥贝德拉”的伊斯兰教徒墓碑[15]上阴刻六行阿拉伯文，在第五行至第六行之间，嵌入“蕃客墓”3个大字。泉州人称外国人为“蕃客”或“番客”，而这样的身份被外国侨民接受了。有意思的是，“蕃客墓”这3 个汉字是很蹩脚的，3 个字都有错误， 因为可以看到在“米”上少了一撇，在“口”上多了一横，“曰”上多了一竖， 不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初学汉字的穆斯林教徒之手。
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还深刻体现在运用不同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创造。如在泉州基督教石刻图像中，不仅吸收了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元素， 还融入了不少世俗文化尤其是蒙元时代的流行元素， 更令人惊叹的是，泉州基督教还糅合了不少泉州本土文化，由此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图像艺术。十字架与莲花、十字架与云纹是泉州基督教石刻图像的两个主题，并有飞天、华盖、璎珞、莲柱等装饰，这些图像所采用的各种元素都与“天”“洁净”或“尊贵”的观念有关，表达了信仰者对理想天国的追求。其中莲花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主流元素，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符号， 十字莲花的组合图像已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见证。
3 结语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是 10—14 世纪连接世界的重要枢纽。伴随海上丝路而来的不仅有世界各地的商品，还有形态各异的文化，不同的民族通过从政、通婚、信仰等不同的方式融入泉州，泉州成为不同信仰、 不同文化交流和共处的城市。今天，在泉州随处可见不同文化之间融合的踪影，如乡间闾巷妇女所流行的包“蕃巾”的习俗也许来源于阿拉伯文化；闽南语中有许多阿拉伯语的痕迹；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中的演奏乐器“唢呐”也许是由波斯古老乐器演化而来的……在这里，有回族村，有高丽巷， 有交错于泉州传统建筑之间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宗教建筑，它们是不同文化之间互相融合的见证，是不同文明对话与和平共处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