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清代的金文书籍收录七件真铭虢叔旅钟，现有五件存世。学界在著录该组虢叔旅钟的递藏信息时偶有遗漏，而清代金文题跋材料则为补充该组器物的流传信息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相关题跋，阮元藏钟可补充司马亶等三位藏家；张廷济藏钟可补充吴鼒等六位藏家；伊秉绶藏钟可补充瞿世瑛一位藏家；一件下落不明的虢叔钟则可补充陈敏常一位藏家。另外，清代金文题跋等材料中还有两件伪铭虢叔旅钟值得关注，一件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另一件则下落不明。
关键词：虢叔旅钟 流传 金文题跋 著录
虢叔旅钟是一组西周晚期的青铜甬钟，皆为清代出土，当时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收藏、著录。清代以来的各种金文著录书籍共收录七件虢叔旅钟铭文，现有五件可见原器。
晚清吴大澂曾梳理过其中几件虢叔旅钟的流传递藏情况：
旧传三器，一为仪征阮文达公所藏，录入《积古斋款识》，今存阮氏家庙。一为嘉兴张叔未清仪阁藏器，得之孙氏者，今归归安沈仲复阁学。一为陈受笙所得，后归伊墨卿太守。钲间四行，阮钟最显。鼓左文，伊钟最完。光绪六年秋间，潘伯寅师又得一钟，文与阮、张、伊三器皆同，惟“严在上”至“永宝用享”一行在铣右，下连鼓右，与它器稍异。又有一编钟二十六字，起“皇考”，止“作朕”，闻出土时亦有三钟，山阴胡定生得其一，归诸城刘燕庭，今为潍县陈氏簠斋藏器。
民国时期，王国维、罗福颐编撰的铭文著录表还记载了另外几件甬钟的流传信息。《殷周金文集成》等现代大型金文著录书籍则直接沿用了吴大澂、王国维与罗福颐的说法。笔者在阅读清代金文学材料时，注意到当时学者的题跋、笔记及书信等材料中，不仅留存关于该组甬钟递藏的记载，而且其中一些记载还能补充递藏信息的缺环。下面结合相关材料试作梳理。
一、《集成》00238
学界对《集成》00238（以下简称“A钟”）的收藏大多只记载作阮元积古斋，但在阮氏之前，该钟已经历数次转手。一些清代金文题跋、目录材料中就有关于A钟铭文拓本的记载。
武亿为A钟铭文拓本撰有《虢叔大林和钟铭》题跋一篇，记有“钟铭拓本何梦华所藏，云得之故友司马达甫”，程瑶田《虢叔旅作惠叔大族和钟图说》题跋记述“乾隆壬子，司马达甫寄古钟拓本，铭曰‘虢叔旅作皇考惠叔和钟’”，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也记载该钟为“江宁中书司马达甫拓本”。
以上三则内容皆言及司马达甫藏有A钟铭文拓本，其实，司马达甫也是A钟的收藏者。徐同柏在为张廷济所藏《集成》00239钟题跋时曾经提及A钟的递藏过程（见图1）：
是钟向见二器，一为阮氏积古斋所藏……积古斋一器先是藏司马达夫氏亶，胡氏子西长庚释为太蔟钟，程氏易畴瑶田著《通艺录》曾采其说，及入积古斋乃考订为虢叔大林钟。
其中“司马达夫”即上文所言“司马达甫”，亦即司马亶。清代钱泳《履园丛话》中有“司马达甫”条，对其生平事迹有所介绍：
司马达甫亶，江宁人，河东河道总督騊之公子，中乾隆癸卯副车，以甲辰召试，钦赐中书。坦白无玼，汲古不倦。常收藏汉铜印谱最多，用顾从义集古印谱之例，分为职官、私印，而私印又分为四声，凡十六册。余游京师，尝寓其家，为定甲乙。后一年，中翰忽病没，年才三十二也。
而《履园丛话》卷二“周太蔟钟”则直接记述司马亶藏钟之事，可作为司马亶收藏A钟的直接证据。
A钟的收藏者并非仅有司马亶与阮元，张廷济在一则题跋中记载：
昔岁丙子九月，安邑老友宋芝山来余斋，云仪征之虢叔钟旧时曾见于天津卫，后归杭州某姓，其人远出，闺中匮乏，觅售于潘某。
据此可知A钟还经历了“杭州某姓”与“潘某”的收藏环节。但此二人收藏A钟的顺序是在“司马亶”之前，还是在“司马亶”与“阮元”之间，或是在“阮元”之后，仍需要结合其他材料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司马亶收藏A钟的时间。司马亶何时开始收藏A钟，目前尚无明确记述。但其收藏A钟的时间下限则比较明晰，应即其去世之时。学界以往对司马亶生卒年的记载并不明确，马晓稳利用清人年谱、笔记与墓志等材料进行综合考察，考订司马亶卒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此说可信。值得注意的是，上引程瑶田跋文写于“乾隆壬子”（1792），此时司马亶仍在寄送铭文拓本，说明A钟应当仍由司马亶收藏。
再来看阮元收藏A钟的时间。大约嘉庆八年（1803），身处杭州的阮元邀请周瓒完成绘制的《积古图》中已经出现A钟的器影。学者研究指出，《积古图》的绘制时间是在阮元收得A钟之后一年左右。而根据前引吴大澂的说法，以及A钟的全形拓资料可知，阮元得钟之后又加刻“阮元宝用”四字并入藏家庙，此后A钟便未再转手递藏。因此，“杭州某姓”与“潘某”收藏A钟应在阮元之前。
从司马亶逝世到阮元收藏A钟相隔十年，因此笔者推测这十年间A钟很可能流落于“杭州某氏”与“潘某”之手，最终由阮元购得。
二、《集成》00239
学界对《集成》00239（以下简称“B钟”）的收藏者多记为孙星衍、张廷济、沈秉成三人，但在此之外亦有其他藏家可以补充。
张廷济曾为其所藏B钟撰写题跋，据此可知，B钟入藏张氏清仪阁之前，经历过较为复杂的流转过程：
周虢叔钟钲间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阳湖孙渊如观察不知得于何时何地……未几，孙归吴山尊鼒。吴掌教扬州梅华书院，常陈设院中。斌笠耕观察良思得之，不果。后归两淮鹾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两。阿既受替，复送归吴志别。吴殁后，偿归张广德银号，值如归阿之数。张又归润州某。以上转徙之迹，杭州老友赵晋斋言之最详。道光辛卯春初，苏州郑竹坡以银二百饼从某买得是钟。二月九日，偕陈苇汀、徐蓉村来售于余，值银二百七十饼，别酬徐十四饼。
由此，该钟的流传顺序可以补充吴鼒（山尊）、阿克当阿（阿克登布）、润州某氏、郑竹坡等收藏环节。
但对于孙星衍与吴鼒二人的收藏顺序，严可均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书兮仲钟后》记载：
先是，京师有虢叔大林钟，索直过多，积年无售主，后归阮云台抚部。而陈受笙孝廉亦得虢叔钟于秦中，后归伊墨卿太守。又吴山尊学士亦得虢叔钟，后归孙渊如大参。
据此，B钟应是先由吴鼒收藏，后归孙星衍。可见张廷济与严可均的说法存在矛盾。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可信？笔者认为可以结合上述人物的生平来考虑。
孙星衍与严可均（1762—1843）之间学术交流活动比较密集。严可均曾长期担任孙星衍的幕僚，为孙氏校勘宋代小字本《说文解字》，为孙氏所藏碑版编撰《平津馆金石萃编》，与孙星衍同辑《三礼图》等著作。孙、严两人的合作始于嘉庆十年（1805），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孙氏去世。因此，严可均应当更有条件得知B钟流传的更多信息。相比之下，张廷济与孙星衍的交流似乎并非如此频繁。由此推测，严可均对B钟流传的记载应当更为可信。
B钟在张廷济之后的流传信息，吴云致陈介祺的书札曾有说明：
未翁所藏虢叔钟后归蒋生沐，辛酉年曾留弟处三月，谐价未就，去冬已为敝姻家沈仲复以重值购去。
蒋光煦（生沐）藏钟之事，由徐定生、张鸣珂对B钟全形拓的题跋内容也可证明。而后B钟又在吴云处短暂收藏三个月，最终流入沈秉成（仲复）之手。
因此，B钟流传顺序可补为：吴鼒、孙星衍、阿克当阿、润州某氏、张廷济、蒋光煦、吴云、沈秉成。
三、《集成》00240
《集成》00240（以下简称“C钟”）目前未见实物，亦无尺寸信息，学界对C钟收藏者的记载一般只有陈均（1779—1828）与伊秉绶（1754—1815）。
其实，清代的金文著录书籍中，已经对C钟的尺寸信息有所记述。冯登府所辑《闽中金石志》在“虢叔大林钟”的跋文中有如下一段：
右虢叔大林钟，以儢俿尺度之，栾高一尺七寸，鼓相距一尺八寸三分，舞高六寸五分，钲高八寸三分，旋虫高六寸五分。与阮宫保所藏铭词无异。特器略轻，铣有凫形，为稍殊耳。
该书器名之下标注“汀州伊秉绶所藏”，则此段文字可以补足C钟的尺寸。按，之所以C钟的详细信息能够记载于《闽中金石志》，应是由于伊秉绶曾经担任汀州太守，而冯登府在编辑该书时有地利之便。
在陈均与伊秉绶之后，C钟由瞿世瑛（字颖山，约1820—1890）收藏。许瀚“周虢叔大林钟”跋文记载：
右钟余旧有全形拓本，不致，字为墨污者数处。咸丰五年冬在杭，方可中赠此两纸，甚清晰矣。钟即在杭瞿氏世瑛清吟阁，其先得之闽中伊墨卿先生者也。
试将C钟铭文行款与许瀚《攀古小庐杂著》中该钟释文行款进行比较（见表1），可知许瀚所记铭文即C钟无疑。
由许瀚跋文可知，C钟在伊秉绶之后即为瞿世瑛的先人所得，后又归入瞿氏清吟阁。吴式芬《攈古录》所记“福建汀州伊墨卿旧藏，近归钱塘瞿颖山”，亦可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A、B、C三钟铭文存在锈蚀现象，加之铭文字数相同，行款也比较相似，清代的金文著录有时已经不能明辨该钟的藏家，存在误记的情况。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将C钟误记为张廷济所藏，且这一错误可能还影响到后来的著录工具书。例如罗福颐就曾将B钟收藏者误记为“清吟阁（瞿世瑛）、鲽砚斋（沈仲复）、清仪阁（张廷济）、随庵（徐乃昌）”，又将C钟收藏者误记为“清仪阁（张廷济）”。
清代已有学者对《筠清馆金文》此处误记作出辨析，许瀚在C钟铭文的题跋中明确指出：
《筠清馆金石录》摹此钟而释之，以为嘉兴张叔未藏，盖误记。张氏自有钟，与此文同而行列小异。
方濬益也曾指出“《筠清馆金文》既误以此器为张叔未所藏”。
四、《集成》00242
《集成》00242（以下简称“D钟”）铭文著录于《筠清馆金文》《攈古录》等书籍，《集成》转录该钟摹本（见图2）。两书所录铭文皆据吴式芬拓本摹写，现有的几种金文著录工具书均未记载此器的收藏与流传信息。
其实上引冯登府所撰C钟跋文之下提及这样一件甬钟的铭文：
曾在安定陈敏常文学家见一小钟，形制相类，钲间自“虢叔”始，至“秉元”十三字止，左鼓自“明德”始，至“帅型”十五字止，反面无铭。
按，此钟铭文的行款与D钟完全相同，应是同一件器物，故D钟的递藏信息应可补入陈敏常一环，生平目前无考。此处信息或是目前所见关于D钟的唯一记载，体现出清人题跋笔记材料的重要价值。
五、伪铭虢叔旅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伪铭虢叔旅钟，该钟伪铭内容节录真铭虢叔旅钟铭文而来，刻于前后两面的钲部与左鼓处，始于“虢叔旅曰”，止于“用作朕”。王文昶对该器已有辨析，兹不赘述。下面重点讨论另外两件伪铭。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一件“虢叔旅钟”，巴纳、张光裕曾经对该钟铭文有所关注（表3-2），并认为该钟铭文“未见著录”。该钟铭文共20字，其中钲间一行6字，左鼓四行14字，现将该钟照片与铭文拓本列入表2如下：
方建军已经指出该钟器真铭伪，铭文仿自传世的虢叔旅钟，其说可信。
笔者注意到，此件伪铭在清代已经多次出现，现将相关信息列表3如下：
伪刻至此，亦殊可笑，乃复收之，岂虢叔钟之文未见耶？
第二处著录见于吴云《二百兰亭斋钟鼎款识》。吴云在咸丰六年（1856）刊刻完成《二百兰亭斋收藏金石记》之后，准备将所藏的铭文拓本编为一书，以续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该书最终未能刻印，现仅存稿本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该稿本在收录几件真铭虢叔旅钟拓本之后，亦收录了这件伪铭虢叔旅钟拓本（表3-2），并对其铭文题识（见图3）曰：
右虢叔钟铭，钲间六字，鼓右十四字，据旧藏拓本摹入。较前二器文省，亦是虢叔旅所铸，惟“子”字象形。
第三处著录即张辛所作拓本。张辛（1811—1848），字受之，浙江嘉兴人，张廷济之侄，精于篆刻、墨拓之法。近年出版的《湖南省档案馆馆藏铜器铭文拓片集录》收录张辛所作拓本（表3-3），该书的编纂者在两拓本的说明中已经分别明确指出或怀疑铭文伪作的情况。
上述两件伪铭之外，在上引许瀚对C钟的题跋后还提及如下一件伪铭虢叔旅钟拓本：
又苏州顾湘舟赠我小钟拓本，则分此钟鼓右之文刻之两铣，并剥蚀处亦同，是作伪者耳。
可惜的是，许瀚未著录此件伪铭虢叔旅钟的行款，且从清代金文图录中也未能寻得此钟下落。
民国时期刘体智所辑《小校经阁金石拓本》收录一件“虢叔旅作皇考惠叔钟五”的拓本（见图4），其上钤有吴云“抱罍子”之印，并有翁大年所作释文以及张廷济的题跋。其中张氏题跋的内容最值得关注：
右虢叔大
钟，仅得鼓右拓本铭文五十字，与积古斋所藏又汀州伊氏及余斋三钟正同。此独精小，文字亦工妙无匹。所惜钲间文未得见，当是遗拓，不知为谁藏器。周时制作，一器而数见者，唯是钟与史颂彝耳。
将该钟拓本与C钟鼓右的铭文（见上表1）对比可知，该钟铭文分布于左右两铣处，内容自“多锡旅休”始，至“永宝用享”结束。且C钟铭文“易（锡）”与“天”字处存在残泐，而该钟铭文的“易（锡）”“天”二字也因残泐而造成了写法错误。这种情况与许瀚所言“分此钟鼓右之文刻之两铣，并剥蚀处亦同”的情况完全相同。另外，许瀚与张廷济的跋文都指出该钟体积较小，二者特征也十分符合。综合以上信息来看，许瀚所记的伪铭虢叔旅钟极有可能正是这件“虢叔旅作皇考惠叔钟五”。
六、结语
本文利用清代学者金文题跋与书信函札等材料，梳理了几件虢叔旅钟的流传信息，对收藏者及递藏顺序进行了补充与校订；同时，还利用铭文拓本与题跋笔记互证，探讨两件伪铭虢叔旅钟的著录情况。
王国维等学者编撰的《三代秦汉两宋（隋唐元附）金文著录表》等工具书籍记载了不少青铜器的著录与流传信息，并为后来的一些大型金文著录书籍所沿用。但其中的信息有时并不完整，甚至存在一些错讹。相比于工具书籍，金文拓本以及学者题跋、书信与日记等材料不仅能为青铜器的出土时间地点或流传递藏情况提供直接记载，还能体现学者在铜器断代、铭文考释等方面的研究意见，颇具学术史意义。需要注意的是，金文题跋的内容也可能存在误记情况，利用此类材料时亦需认真辨析，以更好地发挥其文献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