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马当饰颅：传统马饰品当卢变迁史

2025年1月17日至5月18日间，吴文化博物馆推出“马——从地中海到江南的千年权力象征”特展，其中有一件“当卢”饰品颇为小巧精致，背后历史更是悠远流长。

春秋时期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即祭祀礼仪与军事行动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祭祀关乎精神层面和文化传承，军事则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当卢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马具，可以增加战马在战争中的存活率，将当时最为珍贵的“吉金”用在一处微不足道的地方，除了不言自明的军事属性外，其大可不必的繁复、狞丽的装点纹饰，莫不在暗示着神秘的文化宗教属性。

故宫博物院内就收藏着一件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其编号为“新00117601”，全称为“商代青铜兽面纹当卢”，整体呈柳叶形，底部较为平滑圆润，顶部比较尖锐，质地坚实，用料考究，能较好地保护战马的面部，抵御正面射来的箭镞。其整体颜色偏黄，表面有铜锈，显得非常厚重，具有强烈的历史沧桑之感；器物上兽面纹饰层次丰富而复杂，既有几何形的云纹，又有线条精美、注重细节的饕餮纹，顶部还有着众多直线构成的三角形纹饰。整件文物之上充满着各种雕刻纹路，几乎找不到一块空白之处，从中可以窥见工匠花费的精力与时间，也能明白当卢顶级奢侈品的本质。

商代兽面纹当卢 故宫博物院藏

商人与马渊源深厚，依靠训练有素的战马赋予战车高速机动性，使商军能快速部署和突击，为其统治辽阔的疆域打下扎实的基础。甲骨文中曾记载商朝军事统帅妇好率领一万三千人打败羌人部落，安定西境。妇好生前的军事生涯中，估计多有战车身影，证据来自其墓葬之中出土的一辆马车，该车由两匹马拉动，车厢呈长方形，结构非常坚固，表明商代造车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侧面反映了商人在养马驯马方面卓有成效，马匹数量增多，能形成一定规模的车队。

铸造当卢的青铜材料在商周时期是贵族展示其权威与身份的重要物品，器身上面的纹饰越精美复杂，越能体现主人的社会地位。青铜器主要用于礼仪祭祀与军事用途，多用来铸造乐器、酒器以及武器。铜矿属于当时重要的战略资源，商王朝会将是否有铜矿，当作对外扩张的一大重要参考要素，比如位于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不仅是商王朝南下的军事据点，更控制着附近的铜矿资源。

西周当卢 剑桥大学菲兹威廉美术馆藏

有学者对出土的商周当卢进行整理研究，按照形制分成歧角类、长条类、马面形、鱼形四类，分布范围遍及河南、甘肃、宁夏等北方省份，车马坑中随葬的当卢数量多为偶数，与当时一车两马或一车四马的车驾制度相配合，故而当卢即可以被视作马头上的饰品，也可当成象征贵族身份的礼器。

小小的一件当卢之中融汇了马与青铜两大元素，甫一现身便能以精致华丽的外形夺人眼球，成为商周时期的重要奢侈品，奠定日后发展路径。

春秋战国时期的当卢愈加“去实用化”，在奢侈品的赛道上继续深耕，采用镶嵌、镂雕等技术，纹饰包括几何图案、动物纹样，显得空灵华美。邯郸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一件圆形透雕当卢，较好体现此种风格转变，其整体呈现圆形，四边有穿孔利于绳子捆绑，中间饰有蟠螭纹，采用镂空设计，具有很强的立体感，极具美学价值，属于当时顶尖的奢侈品。圆形透雕当卢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流行样式，多出土在北方地区战国墓葬中，比如河北邯郸百家村三号墓，山西芮城二号墓、山西长子县七号墓。

圆形透雕当卢 出自邯郸百家村战国墓

有学者认为圆形透雕类当卢属于马车上的装饰品，与商周时期的马具当卢并非一类。也有学者认为圆形透雕类当卢类似今日豪车的车标，装饰在马头部位，能体现出主人身份非同一般，是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笔者觉得车标的说法较为准确，盖因马在车前奔跑，旁人第一视线落在马头位置，能从其上的装饰品察觉主人情况。

镂空技术也比雕刻纹路更加费时费力，为何春秋战国时期的当卢能形成此种风格？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大飞跃密切相关，在经济上表现为，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牛耕技术的推广以及水利灌溉设施的发展；在政治层面上则是各国通过变法改革，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令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作为奢侈品的当卢受益于技术进步与财富增值，采用更加昂贵的原材料，使用更加复杂精美的技艺，不断更新迭代，形成圆形透雕风格。

甲骨文中的“马” 图源：安阳融媒

此外从商代延续下来的马崇拜文化也助推着当卢铸造技术的发展。商人有崇拜太阳的习俗，而甲骨文中“马”是一个象形字，上部有一个眼睛符号，象征着太阳，表明马在商人的文化观念中具备着神性。该理念深刻影响着后人对马的态度，比如反应先秦礼仪制度的著作《周礼》中记载，春天要祭祀马的祖先，夏天祭祀最初养马的先贤，秋天祭祀最初乘骑马的先贤，冬天祭祀马害之神，祈求马能平安顺利地生长；《周礼·夏官》更是按照马背与地面的高度，将八尺的称作“龙”，七尺的称作“騋”，六尺的才算马。后世也延续着这一思维，将马与龙混同，比如《史记·平准书》提到 “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龙为天上之马，马为地上之龙。

众所周知，《周礼》的文献属性较为复杂，介乎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对马的祭祀可能过于理想化。属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的漆书中有“兴岁之驷”的记载，驷是古代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能证明先秦确有专门祭祀马的活动。

除了祭祀崇拜外，在现实层面上，马也是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物资，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综合国力的一大考量因素。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能被并称为战国七雄，因其国内能出动兵车万乘，宋、卫、中山、鲁等中等国家则被称作千乘国，能凑集上千战车。

秦 铜车马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更是一场以马为中心的变革。他要求军队将宽袍大袖改成短衣窄袖，便于骑马作战，从而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先后打败了中山国、林胡、楼烦等周边强国，实现了“辟地千里”的目标，与秦国一起成为战国后期的双雄。

祭祀崇拜观念与实际战略价值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当卢的加工原料和铸造技术精益求精，更享受着春秋战国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物质财富不断扩充的时代红利，从半实用半复杂的车马配件变成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令后人无限追思。

汉代的当卢不仅延续春秋战国奢侈品的身份，继续在材质与工艺上不断钻研改进，更是在丧葬观念中，扮演着通灵神物的角色，帮助墓主升入天界。

海昏侯墓内出土了80多件当卢，材质多样，造型各异，是汉代当卢的典范。其中最精美的为“当卢甲”饰件，整体由青铜铸造而成，用错金工艺在金属表面镶嵌金丝，构成图画：顶部有一只老虎，呈奔跑状，其下方有两个圆圈，左圆内有玉兔、蟾蜍，象征着月亮，右圆内有凤鸟，代表着太阳；画面中间是两条蛟龙以环状勾连上下，身形瘦长占据约二分之一的画面；二龙中间呈圆环形，内藏有一只仙鸟，下部龙尾相交叉亦呈环形，内藏一条游鱼；龙尾下方有着一只仙鸟，姿态轻盈，尾巴上翘呈孔雀开屏状，头向右上方张望，埋在灿烂的羽毛中。有学者考证，认为老虎为白虎，凤鸟则是朱雀，蛟龙属于青龙，鱼则象征着玄武，构成四神组合。也有学者根据鸟鱼鸟组合转换的构图，认为三者一体，属于鲲鹏，源自《庄子·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西汉 日月四神纹错金青铜当卢 江西省博物馆藏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之孙，于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被扶上帝位，但仅当了27天皇帝，因荒淫无度被霍光废黜，其墓于2011年被发现，出土了1万余件珍贵文物，当卢饰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汉代是当卢的极盛时期，其作为车马器的一部分，在汉墓之中大量出现，比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了46件当卢，形制与海昏侯墓内的非常类似，其中两件青铜鎏金当卢不管在纹饰还是材质上，都毫不逊色海昏侯墓内的“当卢甲”；济南洛庄汉墓出土的两件鎏金当卢，采用镂雕工艺，与海昏侯墓内的青铜错金当卢略有相似之处。西南边疆地区也发现了精美细致充满地方色彩的汉代当卢配饰。

西汉鎏金铜当卢 济南考古馆藏 图源：遗产君

规范的用车礼仪与严格的马政制度是汉代当卢热潮的两大推手。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马车与礼仪结合后，除了日常出行的实际价值外，更能够彰显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此基础上，当卢等车马件配饰变得越发复杂精致，尤其是碰上汉代成熟的车舆制度后，愈将奢侈品过分追求享受、不顾实用的一面不断放大。此外出于国防建设与对外战争需求，汉代政府非常重视马政，比如汉高祖时期，萧何制定了有关养马的法律；吕后时期，又禁止母马外流；汉文帝时，用免役的办法促使民间养马。在这些政策鼓励下，汉代马匹数量不断增加，中央厩马数量就达到四十万匹，与匈奴作战时，动辄能出动数万乃至十数万骑兵。体现身份的车舆制度与充裕的马匹数量，为当卢的大规模制作提供了市场基础。

汉代人盛行厚葬，讲究事死如事生，墓葬中的器具多半为主人生前所用，而非特意打造的冥器，故此当时贵族墓中的当卢大多是日常把玩欣赏之物，从其数量与精美程度中，可以窥见汉人生活之富足奢侈。

当卢名字高古，在商周至两汉上千年的历史中作为奢侈品，材料愈加精美，工艺不断翻新，古籍中与之相关的记载也偏多，比如东汉学者郑玄将当卢理解成马额头上的饰品，采用刻金、镂空工艺装点，此观点被汉以后的学者所沿用，表明之后当卢工艺没有大变动，甚至在战乱之中走向衰落，或者因文献记载过于稀少，而未被识别出来，统归于车马器一类物件中，因而才对当卢保持固定印象。

魏 陶马 故宫博物院藏

当卢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三国战乱频繁，其形制趋于保守，造型逐步退化，比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编号“新00142264”的曹魏陶马，其头部的当卢配饰呈圆环状，尺寸较小，没有纹饰，整体造型简单朴素，遵循着战争时期一切从简的原则。到了南北朝后期，局势较为稳定，当卢工艺略有回升，比如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陶鞍马，其额头饰有金当卢，类似于汉代的工艺；北周文人王褒在《日出东南隅行》中有“高箱照云母，壮马饰当颅”，高箱、云母、壮马都是当时非常珍贵的物品，与之相对的“当颅”自然也是同等地位的奢侈品。

然而等到隋唐时期，中国结束大动乱后，当卢饰品似乎被取代，比如唐太宗昭陵前的六骏浮雕，真实展现当时战马身上的护具配饰，其中一块名曰“飒露紫”的浮雕，保存得较为完好，西安碑林博物馆将其复刻后，陈列于馆内供人欣赏。从复刻品中，飒露紫周身的马具也偏实用，没有复杂的纹饰，缺乏精美的装饰品，其额头部分有一块叶子形状的饰品，估计是当卢的替代品。汉代当卢多放置在马鼻革与额革之间，器型偏瘦长，制作精细，而飒露紫额头上的装饰品，更类似于商周时期的当卢样式，不仅形制出现退化，连位置都发生改变。

昭陵六骏之首飒露紫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

飒露紫之名充满诗意和象征，“飒”形容风声，寓意迅捷；“露”指露水，象征清新与纯洁；“紫”则是高贵的颜色，代表尊贵与神圣。它是李世民的坐骑，跟随对方南征北战，在平定王世充的战争中被敌箭射中，回到唐营不久便倒地去世。

作为唐军统帅李世民的战马，飒露紫身上理应使用当时最好的马具，装点最精美的饰品。然而石雕中的飒露紫除脖颈间的三缕鬃毛较为吸引人眼球外，马背上的鞍鞯、马嘴上的络头、额头上的装饰等物都显得较为朴素实用，表明经过数百年的动乱后，许多复杂不实用的工艺被社会淘汰，原本精美繁琐的奢侈品，被实用高效的日用品所取代。连顶级门阀子弟所骑乘的战马也不能免俗，需要穿戴简单朴素却坚实耐用的马具，走实用主义风格。

唐代当卢的衰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屡有起伏，比如乾陵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唐三彩”三花马，额头装饰有圆形的当卢，显得较为醒目突出，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可惜这种当卢饰品在当时已经成为少数。

唐三彩三花马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志愿者团队

唐代发达的马政可能也是当卢衰落的一大重要因素。唐高宗时期中央控制的马匹数量达到七十万六千，马从平民百姓高不可攀的豪华商品，变作身边随处可见的日常事物，其神话色彩不断削减，身上的配件也被去除滤镜，当成寻常摆件，当卢就此失去奢侈品的光环。

历经数百年的战乱以及马的“去神性化”，当卢逐渐被新兴的奢侈品所取代，比如中唐诗人李贺提到“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金络脑是指用黄金装饰的马笼头，其覆盖了当卢的功效。

- 结语 -

当卢是伴随着马崇拜文化而兴起的一种装饰品。商至汉的上千年历史演变过程中，社会上对马的崇拜不断叠加，从最初的祭祀活动，到将龙马并提，最后成为通灵之物，帮助墓主升入天界。被不断赋予文化价值的当卢也一步步从实用品转化为奢侈品，因奢而兴，因奢而衰，最终在社会风气的转变下，就此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