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语系的博物馆学研究综述

博物馆自成立以来一直是探究和讨论的对象。藏品管理者以及建立博物馆的政府或个人都以各种方式对博物馆的宗旨、观众、适当的展示方式和所有权等问题进行过反思。正如盖尔·安德森于2004年出版的《重塑博物馆》一书中明确指出，至少从20世纪初的美国，以及我想补充的19世纪的英国开始，博物馆行业内部就存在着丰富的内部反思和自我质疑传统。例如，美国某一博物馆馆长约翰·科顿·达纳在1917年出版的新博物馆丛书中写道，“鼓励博物馆领导者向更广泛的社区传达信息，并研究接触更广泛公众的新方法，包括消除关于谁应该从博物馆受益的排他性态度”。这些观点在当代与博物馆有关的辩论中同样适用。

在博物馆研究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其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不过在英国，博物馆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第一个博物馆学系的成立。该系的成立确定了英国的博物馆研究领域，并在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其他大学，如我所在的纽卡斯尔大学，都开设了博物馆学的研究生教学与研究体系；其中许多课程进一步扩展到“画廊研究”“策展”，以及最近的“遗产研究”领域。与此同时，艺术史、历史和考古学等相关学科也在其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增加了以遗产、博物馆或艺术画廊为重点的课程模块。

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开展博物馆研究和教学，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事实上，只要浏览一下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遗产研究课程目录，就会发现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还有，中国最近也开设了博物馆和遗产研究课程。通常，博物馆研究与旅游、历史或艺术保护、文化政策、遗产研究、创意和文化产业以及文化遗产管理等领域并驾齐驱，上述是迄今为止与博物馆研究并列的最常见的领域。其中，有两个国家在大学教育规模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一是英国，二是美国。

因此，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的学生和学者经常从英国和北美的英语文献中寻找灵感。与此同时，虽然跨国对话自然是任何学术讨论的一部分，但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的政治、文化和政策环境下对文献的解读存在局限。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对博物馆的理解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完全一致，这是很危险的。与此相关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英语国家的博物馆和遗产历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构建的，直到最近，才充分认识到，一直以来，欧洲博物馆史和遗产史是欧洲殖民主义者，通常是通过剥削，与其他社会文化接触的历史。

不同国家的博物馆间存在某些共性，在研究和实践中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各国博物馆工作人员现在可能都会感到，地方和国家政府在管理博物馆和改变博物馆优先级方面更加积极。在许多国家，由公共财政资助的博物馆现在更有可能由资助者设定其应当达成的目标。而且，许多国家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越来越试图通过量化“产出”和“成果”，使其资助的公共服务更加“负责”，这与新公共管理的实践相一致。因此，即使博物馆的实际目标和受众不同，其管理和治理方式也越来越相似。

虽然斯科特认为，某些政府对博物馆等公共机构日益干预的做法并非没有受到质疑，但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采用了相似的新公共管理方式，并因此引发了关于博物馆在政府政策议程中的作用的相同讨论。这些管理框架反过来又产生了共同的制度逻辑，这些逻辑以与其他较旧的组织因素一样强大的方式塑造了博物馆专业人员的实践和优先权。可以说，这种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文化供给模式也与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等作者讨论的全球化加速所带来的同质化但却多变的影响是一致的。

许多欧洲博物馆具有共性和相似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都植根于相似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语境中，这一语境为“博物馆应该是什么”和“博物馆应该做什么”的理念发展提供了背景。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国家与公共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平行发展，随着国家公民、政治代表、普及公共教育和自由民主观念的变化而发展起来。这些概念同时受认识论发展的影响，这种发展通常为政治目的服务并使其合法化，如帮助欧洲在世界各地殖民扩张合法化。

如今，各国都很熟悉博物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将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并认为博物馆一直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然而，决定保存物品并按照各种科学或美学组织原则将其排列成藏品的行为是一种具有自身历史和逻辑的社会实践。为什么社会要选择投入宝贵的资源来永久保存文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博物馆研究学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个人、国家和社会开始收藏周围世界物品的动机和原因有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各自的分析观点。这些收藏史帮助我们了解世界上许多最知名博物馆是如何形成的，也对我们理解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者，及其如何在构建、塑造社会对知识和世界的理解中发挥关键作用至关重要。在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的眼中，组织规则似乎很自然，但这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最初构建藏品结构的原则；因为我们现代的分类实践是随后来的知识范式而产生的。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仅会认识到博物馆是知识生产者，它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这些知识范式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

因此，欧洲公共资助博物馆的后续发展和英国等国的收藏实践需要与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生物学、自然历史、艺术等知识体系的发展、传播和实践一并看待。

在16和17世纪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并不普及，观众的阶层受到严格限制。这种情况在18和19世纪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和精英逐渐认识到博物馆藏品和展览的教育职能：有助于管理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当时这被理解为“文明化进程”，后来又被理解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英法等国家的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博物馆“免费开放”，博物馆“为国家服务”，博物馆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以及博物馆具有社会目的等理念都源于这一阶段。

公共博物馆为公众服务这一基本理念对理解英国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基础是国家与受资助的文化机构分离的原则。这一原则被称为“独立交易原则”，鲁思-布兰迪纳·M. 奎因认为独立交易原则基于这样的理念：艺术理事会的存在和运作应相对独立。人们认为，政治对理事会活动的影响应保持在最低限度。

这一原则对于巩固英国公共资助博物馆的地位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公众和博物馆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博物馆应具有公共服务精神。虽然“独立交易原则”仍然是英国博物馆部门治理结构的基础，但在实践中，博物馆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或完全自主。博物馆使用公共资金，带来了对其的要求、监管措施和期望：博物馆将帮助实现资助机构的优先事项，而这些优先事项又来自资助博物馆的政府部门。英国博物馆在原则上和宪法上都是“非政治性的”，不受当今政府的直接干预、影响和控制。同时，如果以更广泛的意义来理解“政治”，即主流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如何通过某些世界观和实践的合法化而得到再生产和推广，那么博物馆无疑是始终具有政治性的。

秉承这一政治概念，值得考虑的是世界不同地区的博物馆可能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结构性原因。在欧洲，尤其历史类博物馆不得不面对近期移民模式的影响：无论是真实的人口迁徙还是对“移民”这一概念的想象。“移民”不是统一的概念，也不仅仅发生在当代。人类的历史可以看作是多次大规模移民的历史。欧洲国家的殖民权力建立在向外“移民”的基础上，同时在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廉价劳动力。在现代史上，许多国家为积累财富，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在等级制度下，这些成本主要由阶级、种族和性别底层的人承担。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关键机构，博物馆无疑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创造”财富的储存库和受益者。不出所料，英国和西欧的许多博物馆必须对历史殖民主义遗产的当代影响做出具体回应，包括归还他国文物的要求、关于其收藏人类遗骸的争论以及当代移民模式对英国和西欧社会的影响。

在这些争论中，博物馆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承担风险，塑造值得讲述的故事，并真正解释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在大众传播或国家教育普及之前，公共博物馆往往是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接触新思想的唯一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了解周围环境以外的世界，了解他们已有观念以外的世界。在英国，公共博物馆的发展早于1870年全民教育的普及，因此博物馆是成人和儿童接受公共教育和知识的主要来源，否则他们将无缘接受正规教育。在21世纪，问题几乎正好相反。网上有大量的“信息”，但人们慢慢开始意识到，其中的大部分都非常不可靠。博物馆独特的权威地位建立在公众对其世代相传的信任之上。这种信任是脆弱的，必须不断重新赢得；然而博物馆不能也不应该回避争议或在争议中从不表明立场。

长期以来，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一直致力于控制博物馆如何讲述某些故事的权力；过去十年，左派和右派、本土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之间的较量尤为激烈。与此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越来越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前辈并不垄断道德权威，甚至不一定垄断知识或真理本身。不同群体可能创造和认可不同形式的知识，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终于得到了认可。此外，如果我们接受皮埃尔·布迪厄等人的研究结果，或路易·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关于特定群体对国家机构施加“霸权”的激进见解，我们就很难认为博物馆一直都是公正、中立的研究场所。

英国学者彼得·弗格于1989年撰文称博物馆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与许多作者一样，弗格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学术界对博物馆产生浓厚兴趣的时期，他创造了“新博物馆学”一词来描述这一运动。有一系列篇幅更长、地域范围更广的著作也可算作新博物馆学，即使这些作品没有使用新博物馆学这一名词。这些著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博物馆学”不同流派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对关于博物馆及其目的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

斯塔姆指出，当前的批评之所以有别于之前的批评，并更具说服力，是因为它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外部挑战不谋而合。在英国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通过提高对资金价值的期望、增加博物馆支持政府议题的目标以及在博物馆管理和治理中采用新的公共管理方法等方式，不断向公共资助的博物馆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博物馆在争夺人们的闲暇时间方面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人们期待博物馆的观众更加多元，观众群体进一步扩大，也期待他们的购买力更强。正如斯塔姆所说：“通常用‘危机’这个词来描述当今博物馆的状况。”来自资助者、社区、艺术家和活动家的外部挑战，与学术界的批评以及博物馆专业人员自身对其实践的批判性反思相结合，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新博物馆学的辩论更加迫切，也使人们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斯塔姆的观察凸显了英语语系博物馆研究的不同寻常之处，即核心辩论通常由从业人员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参与，而且这两个职业之间存在交流。该领域的许多作者都担任过博物馆馆长和大学研究员，甚至同时兼任两种职务，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此，要充分理解博物馆研究，需要关注许多不同类型的文献和出版物。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门学科是来自不同视角的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且有些人同时拥有多重视角，而这有时会被初学者忽视。在这方面，要充分理解博物馆研究，就需要纵观不同类型的出版物，评估目标受众，并密切关注作者的履历和机构立场。

除博物馆馆长对博物馆的评价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评论博物馆。例如，由于博物馆的高知名度，而且，观众地位及博物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等问题对广大公众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家往往很快加入围绕博物馆的公开辩论和争议中。这是博物馆从古至今的永恒主题。不难理解，博物馆因其公共资金来源而受到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的监管和关注。

因此，博物馆研究人员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面对博物馆的复杂性。我们应该如何构建研究框架以提供新的见解，同时承认理解博物馆本质的其他方式也是成立的？因此，其核心问题是，什么构成了研究的适当分析单元。

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将概述博物馆研究的领域，通过文献中最常见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对其进行分类（表1）。列表绝不是详尽无遗的，而旨在提供指示性而非权威性。

上述7大探究领域是否有共同点？尽管研究博物馆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实事求是地讲，“个案研究”一直是整个学科的主要方法论。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和里程碑式研究都是基于某一案例的研究，而不是比较研究 。虽然这种单一方法对艺术史学家或文学理论家来说并不陌生，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方法却不那么受欢迎，因为在这一领域，多重案例研究更容易被认为提供了可推广的结论；并围绕该领域产生抽象的理论，而不是被视为仅仅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然而，由于博物馆的多元性和非同一性，我认为个案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确实有效，尤其是考虑到这种特定类型的博物馆可能只有一个实例。

与此同时，从关系的角度理解单个博物馆也至关重要，这不仅体现在与其他博物馆的比较上，也体现在与其他实践的总体比较上。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了比较的方法。

思考如何研究博物馆的一种方法是采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即根据影响和重要性的大小或范围，使用等级和分层来区分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层次和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对单个展览的分析通常是一种微观方法，对代表特定社区群体的博物馆的机构案例研究是一种中观方法，而从博物馆对整个国家的代表性角度对一个或多个博物馆进行研究则属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在分析上区分不同规模的活动和影响的方法。

然而，在现有的英语博物馆研究文献中，这种方法很少被明确用作分析框架，当然，就博物馆分析而言，很难想象人们会如何严格区分各个层次。博物馆研究常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解释博物馆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此外，也常使用“物品传记”的方法，即跟踪一件藏品从进入博物馆，有时又通过退出馆藏而离开博物馆的过程。

总之，鉴于博物馆的多学科性和多模式性，博物馆研究不可避免地有可能（也有必要）触及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和理论争论。因此，博物馆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追踪相关学科不断变化的学科辩论和思想潮流。

博物馆研究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问题。与其他一些学科相比，博物馆研究仍然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出版物分散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学科的出版物中。除核心的博物馆研究期刊外，还散见于管理、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地理、民族学、人类学、科学、艺术史、文学、地理、旅游、建筑、文化研究、媒体研究、记忆研究、物质文化、民间文化、视觉文化、政治、教育、设计史、艺术与健康、文化政策以及最近的信息学和人机交互等领域的期刊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研究的兼收并蓄是其优势所在，也是必然的结果。一个博物馆可以收藏当代艺术、自然历史和罗马钱币，并利用来自所有这些领域的物品开展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福祉工作。因此，博物馆研究人员同样需要借鉴各种学科方法和理论框架。然而，一方面，博物馆研究广泛分布于多种出版物内，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盲点，因为未入门者可能会停留在某一学科分支内，研究成果无法被不同学科的学者群体周知。另一方面，缺乏如何对博物馆进行批判性研究和持续性思考的方法论文献。

近年来，地理学家对“批判性遗产研究”领域作出了特别突出的贡献。2010年成立的国际批判遗产研究协会以及其宣言和一系列国家委员会已牢固确立了遗产本身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学术领域的地位。国际批判遗产研究协会的双年会现在吸引了800多名学者，这说明人们对该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其中大部分议题包括博物馆研究的内容。其他与博物馆相关的工作也在记忆研究和公共历史领域开展，尽管这些领域之间的交流仍然有限。

可以合理地预测，博物馆研究将继续蓬勃发展，并在其他学术领域得到越来越多地认可。来自不同文化、政治、哲学和社会背景的博物馆研究者之间进行更多的知识交流和比较研究也将大有裨益。通过反思英语国家和英国博物馆研究迄今为止的发展，我希望能够为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博物馆研究者的交流和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