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煜 张驰 | 新疆地区汉唐时期彩绘木棺初探

摘要：目前所见新疆地区汉唐时期的彩绘木棺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边缘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地区，有些因素延续时间长、出现地域广，有些因素则为一时一地偶见，综合其形制和装饰，总体上可分为四组。前三组明显具有本地文化传统，除形制总体为四足箱式外，装饰虽表现出多元性（特别是第二、三组），但也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传统。虽然其上的中原文化影响程度有很大不同，但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其使用主体仍为西域人群。对这些彩棺的讨论，一方面反映了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人群在延续本地丧葬文化传统的同时，融合多元因素，特别是对中原丧葬文化的接受和使用，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的某些西域人群中甚至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丧葬文化。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出土彩棺的墓葬在墓地中可能并不占多数地位，但几乎都是各墓地中规格最高、身份最突出的墓葬，反映了西域人群中上层阶级受到更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的史实。

关键词：新疆地区；彩棺；丧葬文化；文化交流

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出土的汉唐时期彩绘木棺（以下简称“彩棺”），由于具有大量图像和图案，反映出较多的历史文化信息，材料虽然尚不十分丰富，但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过去学界较为集中讨论的是其中汉晋时期的彩棺，也有对唐五代时期彩棺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认为受到了中原丧葬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甚至直接认为是中原移民的遗物。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原地区漆棺彩绘的装饰传统，确实从一开始即对新疆地区的彩棺产生了直接的、主体的影响。但在整个汉唐时期，中原、本地和其他因素在彩棺上也有一个消长、嫁接、融合的生动过程，各地域的进程也不尽相同。对其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有利于更为深入地考察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变化，理解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面貌。

一、新疆地区汉唐时期的彩绘木棺

 由于新疆地区这一时期的地方政权和文化属性比较复杂多变，人群构成和来源也比较多元，加之目前对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较宽泛，以下我们拟从地域出发，以墓地为基本单位介绍和梳理材料。可以看到，其时代和文化面貌大致也与地域相对应。

（一）若羌楼兰LE古城墓地

LE古城位于若羌县楼兰古城东北约24公里的古罗布泊北缘，大致始建于西汉，沿用至魏晋，其东北发现魏晋时期墓地[1]。1998年古城东北墓葬出土彩棺一具，为带四足的箱式木棺，头宽足窄，长201、宽50~59、棺高29、四足高13.8厘米。棺体五面彩绘，均为白底上绘红、黄、绿、褐、黑彩。主体纹饰由红色的大幅条带交叉、折转组成，中间交叉处绘黄色圆形，边角交接或折转处绘黄色半圆或四分之一圆形，应是圆形在边角位置的遮挡表现。头、足挡中心圆形内分别绘阳乌和蟾蜍，其他圆形中心有圆圈，边缘绘较为对称的圆圈和矩形几何图案。主体纹饰构成的框架内，满绘多种色彩构成的变形云气纹或草叶纹（图一）。棺具之下，铺有一件彩色狮纹地毯，长266、宽103厘米。墓葬为斜坡墓道双室墓，墓主人为一男性，头枕绵枕，脸盖覆面，身着敛服[2]。

图一 楼兰LE古城东北墓葬1998年出土彩棺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2003年古城东北墓葬中出土一件彩棺盖板，长207、头宽57厘米，由两块木板组合而成。盖板主体纹饰与上述1998年出土者大体一致，由红、绿两条条带交叉、折转组成，中间交叉处绘黄色圆形，边角交接和折转处绘半圆和四分之一圆形，圆形中有圆圈和矩形几何图案。略有不同的是，条带描绘为规整草叶接续而成。盖板绘出红色边框，中有较为规整的蓝色云气纹。条带和边框之间满绘流畅的彩色变形云气纹或草叶纹（图二）。由于盗扰，棺体部分未详。墓葬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前后双室土洞墓，多人合葬，前室带中心柱，墓壁和中心柱上绘有宴饮、斗驼、独角兽、莲花、佛像、供养人等，人物形象、服饰多反映西域特色[3]。有学者推测墓主为粟特人[4]，也有学者推测为贵霜移民[5]。

图二 楼兰LE古城东北墓葬2003年出土彩棺盖板 

（采自岳峰主编《新疆历史文明集粹》，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类似的彩棺在LE古城魏晋墓葬中应有一定程度流行。2002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配合公安部门破获一起在古城北部盗掘墓葬的案件，在墓地发现了许多彩棺板。其中，有木棺侧板与两端挡板，侧板上绘有上述条带交叉圆形图案，挡板上绘有大圆形，内有三足乌、蟾蜍[6]。2009年LE古城2号墓地出土彩绘侧板，绘有一只身体修长的异兽[7]（图三），有所不同，具体情况未详。

图三 楼兰LE古城2号墓地2009年出土彩绘侧板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第171页）

（二）尉犁咸水泉墓地

咸水泉墓地在楼兰LE古城西北，相距不远，同处孔雀河下游。所出彩棺的时代和文化面貌与上述LE古城墓葬出土者有较大的相似度，又略有不同。

2005年咸水泉8号墓地发现彩棺墓葬，已遭盗掘。墓葬为前后室，前室有左右耳室，前室发现箱式彩棺一具[8]。平底无足，盖板由五条木板组成，使用少量蝴蝶榫，中脊高起，截面呈“人”字坡形，前部收成三角形伸出头挡。纹饰框架仍由红色条带交叉、折转组成，中间交叉处绘白色圆形，边角交接或折转处绘白色半圆或四分之一圆形，圆形中有圆圈和矩形几何图案。所不同的是，该框架中的图案更加复杂。盖板中央大致对称分布的斗驼、斗马图案各一组，两头为四朵较大的莲花，侧板上绘翼虎、变形草叶纹或云气纹等；挡板绘莲花、草叶纹或云气纹等[9]（图四、图五）。

图四 尉犁咸水泉8号墓地出土彩棺

1.盖板 2.前挡

（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续）》，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5页）

图五 尉犁咸水泉8号墓地出土彩棺

（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续）》，第105页）

（三）尉犁营盘墓地

营盘墓地也处于孔雀河流域，属于孔雀河上游，东距楼兰古城约200公里，已有一定距离。该墓地所出彩棺与上述楼兰古城附近出土者也具有较大的相似度，同时又有许多不同。

M7出土彩棺一具，为带四足的箱式木棺，头宽足窄，长237、宽66~85、通高67、箱高55厘米。棺表面涂一层白色颜料，上绘彩色图案。两侧板上用墨线分割为四个方框，内绘蓝色的神兽、龙、人面和圆圈等图案。挡板的一端绘黑色双头鸟，另一端图案不清。棺的四个立柱上，绘有黑色的涡纹（图六）。墓葬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棺上铺有彩色毛毯，底铺一层毛毡。棺内分两层叠放三人，之间有一层白色淤泥隔开。上层居中放置一成年女性，下层并置成年男性和女性各一人。尸体使用绢质覆面、鼻塞等装殓，穿左衽长袍。随葬品多为木器，有碗、案、耳杯、奁等，出土连弧纹铭文镜一件，发掘者将其时代推定为东汉魏晋时期[10]。

图六 营盘墓地M7出土彩棺 

（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6期）

M15出土彩棺一具，为带四足的箱式木棺，头宽足窄，长216、宽58~70、高68~72厘米。棺盖和侧板的主体纹饰均为斜向条带交叉，交叉处绘有圆形，条带十分密集，形成菱形网格。盖板网格内填充彩色卷草纹或变形云气纹，侧板网格内填充花卉、卷草、花瓶和树叶纹等，两CTP新疆地区汉唐时期彩绘木棺初探67端挡板正中各绘出一个大圆圈，两侧描绘花草纹（图七、图八）。棺上覆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绒毯（图二六）。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主人为25岁左右男性，身高180厘米以上，头枕鸡鸣枕，覆有描绘五官的麻质面具，出土较为丰富的衣物，并随葬冥衣[11]。由于该墓葬保存完整，出土遗物和文化信息丰富，为墓地中规格最高的墓葬，受到学界重视。多数学者认为墓主人是西域居民或移民[12]，也有学者认为是中原屯戍楼兰的军旅或商旅[13]。

图七 尉犁营盘墓地M15出土彩棺盖板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第157页）

图八 尉犁营盘墓地M15出土彩棺线图

1.盖板 2.侧板 3.头挡

（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M23也出土一具四足箱式彩绘木棺，尺寸不详。盖板以红色为地，上面整板绘一蓝色卧虎，虎口衔环。侧板以蓝色为地，上绘两条红色条带交叉、折转，交叉处穿过黄色圆圈（半圆圈和四分之一圆圈）。条带相比上述M15出土彩棺稀疏，又较前述楼兰古城附近出土者密集。条带构成的中部菱形和三角形中绘有五个红色圆圈（半圆圈），中有白色莲花，上下两侧三角形中绘变形云气纹。两端挡板以黑色为地，中绘黄色圆形，圆形中分别绘黑色双头阳乌和蟾蜍[14]（图九）。

图九 尉犁营盘墓地M23出土彩棺

1.出土情况 （盖板俯视） 2.复原

（1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古墓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2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第39页）

类似的彩棺在M12等墓葬中尚有发现[15]（图一〇），发掘者推定这批墓葬的年代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目前更多意见认为在魏晋时期，对比前述楼兰古城北部魏晋墓葬出土的类似彩棺，应该是合理的。

图一〇 尉犁营盘墓地采集彩棺残片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第154页）

（四）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彩棺墓葬

墓葬位于苏巴什遗址西岸大佛寺最西端佛塔的后部，处于南北中轴线位置。由长方形的木框架和土坯墙构成墓室，紧贴佛塔西北角的东侧壁。墓室中部放置有带四足的棺床，其上放置一具箱式彩棺。木棺已朽坏，可知整体上头高足低，长约1.84、宽约0.64米。棺板表面涂赭色，四个边缘皆饰有一宽约6厘米的条带纹，带纹饰蓝边，内绘连续的菱形纹。墓主为一20岁左右女性及一婴儿，发掘者根据头颅变形的习俗推测为龟兹人，时代在魏晋时期[16]，又有学者认为可能晚到7世纪[17]。

（五）莎车喀群墓地墓葬

位于喀什地区莎车县西南、叶尔羌河西台地上。1983年发掘晋唐墓葬3座，为带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3座墓葬出土木棺相似，其中M1、M2出土者有彩绘，M2出土者保存较好，为带四足的箱式木棺，长1.78、宽0.54、通高0.56米。棺盖为翻盖式，木棺放置于棺床上，其四足插置于棺床四角并叠置于棺床四足之上。棺盖以黑色为地，整板绘一只黄色卧虎，虎身表现得比较平面，前肢卷曲，似乎更像虎皮盖于棺板之上。两侧板满绘连枝卷草纹。头挡主体绘一佛像，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拖物，似为交脚坐于一建筑中。该建筑有两立柱，顶部隆起，悬挂帷幔。佛像旁尚有二弟子听法。足挡绘一比丘结跏趺坐，左手支颐似作思维状。其右有一巨大龙首，大张其口似吞咬比丘。两旁绘有卷叶纹（图一一、图一二）。墓主人为中年男性，仰身屈肢葬，头部残存毛布片，腰部残存丝质腰带。发掘者根据彩棺纹饰的风格推测其时代为盛唐时期[18]。

图一一 莎车喀群墓地M2出土彩棺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喀什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图一二 莎车喀群墓地M2出土彩棺线图

1.盖板虎纹 2.侧板 3.头挡 4.足挡

（采自霍旭初、祁小山编著《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术》，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六）洛浦比孜里墓地

和田地区也有较多的汉唐时期彩棺出土，主要集中于洛浦比孜里墓地与和田布扎克墓地。

洛浦比孜里墓地M36出土彩棺一具，为带四足的箱式木棺，棺盖为翻盖式。两端挡板一端整绘人面，脸型、五官和胡髭、眉毛以红色勾出，头发、发饰、眼眸和牙齿轮廓用黑色、绿色描绘，大眼龇牙，较为奇特。另一端绘有一双大脚。侧板上用红色绘出方格，其内采用白色颜料打底，上绘绿色花朵（图一三）。研究者对其进行了科技检测，认为年代应在南北朝时期[19]。墓主为一老年女性，身体右侧放置有一根木杖，头下枕毛布枕头，面部有毛绣覆面，初步鉴定为墓地中年龄最大的一位[20]。

 

图一三 洛浦比孜里墓地M36出土彩棺

1.头挡　2.侧板

（采自蒋建荣等《新疆洛浦县比孜里墓地出土彩棺的科学研究》，《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20年第7期）

（七）和田布扎克墓地墓地

沿用时间较长，多次发掘共出土彩棺4具。

99HBYM1出土彩棺一具，为平底木棺，头宽足窄。长182、高32~36、宽36~48厘米。木板用木钉拼合、固定。棺盖上整板以黑色绘一卧虎，四肢伸展，虎身以双线勾勒斑纹，亦似虎皮铺于棺盖之上。空隙处以赭色绘出花草和云气纹。两侧板各绘相接的四个黑色大圆圈，中为赭色圆形莲花图案。头、足挡亦各绘一圆圈和莲花[21]（图一四）。

图一四 和田布扎克墓地99HBYM1出土彩棺线图

（采自霍旭初、祁小山编著《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术》，第81页）

 

82HBYM1出土彩棺形制与上述99HBYM1出土者十分相似，装饰则略有不同。以较大的菱形方格填充莲花，而非上述圆圈，纹饰也主要用黑色绘出[22]。

84HBYM1出土彩棺一具，形制、装饰与上述两例有很大不同。亦为平底木棺，头宽足窄，通长210、高53~55、宽48~52厘米。棺盖由5块木板拼成，隆起为弧形，木板间以大量蝴蝶榫卯合，棺身用木钉拼合固定。盖板有整齐的圆形乳钉，其间用赭色绘制圆形、半圆形星云纹。左侧板上绘飞奔状的青龙，身体用黑色勾勒，腹、尾部涂赭色，四周填以云气纹。右侧板上以黑色勾画奔走状的白虎，头部及尾部左右的云气纹用赭色绘制。头挡绘一大门，门上有门钉和门锁，门上绘正面展翅的朱雀。足挡绘龟蛇缠绕相视的玄武，四周填以云气纹。棺下尚有一带围栏的棺座，长216、宽68~78、座高31~33、栏杆高20厘米。棺座四周绘多组椭圆圈（或为壸门），内绘对鸟和花草图案（图一五、图一六）。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墓主人为中年男性，仰身直肢，两条棕色发辫剃落后放于头左侧，头枕红绫长方枕。头巾边缘用汉文楷体竖书“夫人信附男宰相李枉儿”，头巾反面有四五个字母，已漫漶不清，似于阗文。头顶至下颌用白绢带绑扎，衣物保存较为完好。根据以上信息，发掘者推测其为五代时期于阗国王室贵族[23]。83HBYM1出土彩棺一具，形制、装饰皆与上述84HBYM1出土者一致，只是青龙绘在右侧板，白虎绘在左侧板，与之相反，且未见棺座（图一七、图一八）。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墓主人为中年女性，头枕红绢鸡鸣枕，沿头顶至下颌用白绢带绑扎，双目以贝壳罩盖，衣物保存较好。发掘者推测与上例墓主的关系密切[24]。

图一五 和田布扎克墓地84HBYM1出土彩棺

（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第80页）

图一六 和田布扎克墓地84HBYM1出土彩棺线图

1.棺体 2.棺座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和田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图一七 和田布扎克墓地83HBYM1出土彩棺

（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第78页）

图一八 和田布扎克墓地83HBYM1出土彩棺线图

（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第78页）

以上即是目前所见新疆地区出土汉唐时期彩棺的情况。另外，昌吉地区木垒县四道沟遗址中也发现一具木棺上有绘画，有意见认为其时代在魏晋时期[25]。但其上刻画的主要为大角羊等符号式的图案，与岩画上的形象高度一致，时代恐怕难以确定，文化属性和面貌也与上述彩棺相去甚远，本文暂不归入。

二、彩棺的时代特征与文化属性

从上述梳理可知，目前所见的新疆地区汉唐时期彩棺分布于塔里木盆地边缘，即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文化地区（图一九）。综合其形制、装饰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四组，也与其地域、时代大致对应。当然，由于其上的装饰较为复杂，有些因素延续性强，有些则为特例，这个分类中的基本因素并非绝对标准，只是综合而言的。

第一组基本为四足箱式，偶见无足者。棺盖基本为平板，偶见中脊凸出者，但并不呈拱形。木板以暗榫或木钉固定，罕见以蝴蝶榫卯合者。彩绘以几何纹和花草、云气等装饰性纹样为主，少见动物、人物等图像性纹样。主体纹饰以斜向条带交叉及交叉处的圆形构成菱形框架，内绘花草和云气纹，个别绘动物图案，少见其他配置方式者。较为固定地在头足挡表现日月，日中为阳乌，月中为蟾蜍。棺盖上出现了绘卧虎的做法，但尚为个例，相对稍晚时期也有一些特殊之处（下详）。从总体上看，其文化面貌和特征的一致性较强。尉犁咸水泉墓地出土者在形制和装饰上都有一些特殊之处（下详），但其主体纹饰框架仍同上述，显然具有较为一致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地域也集中分布于塔里木盆地东缘的孔雀河流域，相对而言，上游营盘墓地出土者条带交叉的菱形格较为密集，下游楼兰古城附近出土者较为宽疏，但总体仍较一致。由于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及其中的遗物较多，考古工作也较充分，时代判断相对准确，目前所见彩棺的墓葬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

图一九 新疆地区汉唐时期彩棺分布图

（审图号：GS（2022）1873）

对于此组彩棺，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强调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甚至将其属性归入中原文化及人群[26]。是否如此，我们认为还要综合彩棺和墓葬的信息进行分析。

从形制上看，带四足的箱式平顶木棺为汉代以来西域本地所独有[27]，特征比较鲜明。较完整者仅有尉犁咸水泉墓地出土者无四足，且盖板中脊凸起，前后端收成三角形伸出挡板以外，并使用少量蝴蝶榫。这些形制上的特点，正如学者所论，可能受到了河西地区魏晋木棺形制的影响[28]。如敦煌佛爷庙湾M37出土者，平底箱式，棺盖隆起，前后收为圆弧形伸出挡板以外，并使用大量蝴蝶榫[29]。敦煌西出的下一站就是楼兰地区，这种形制和制作方法进一步向西影响是极有可能的。但同时要注意到，咸水泉出土者一方面棺盖较平，只是凸出了中脊，且两端为尖出；另一方面仅使用少量蝴蝶榫，与河西魏晋墓出土者仍有一定差异。与形制和制作上主要为西域本地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此类彩棺在装饰上确实主要体现了中原文化特征。正如以往研究指出的，斜向条带交叉圆形的纹样实际上就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联璧纹[30]。文献记载的东汉高等级漆棺上正有此种纹饰，东汉墓葬画像中也多有反映。此点前人所论已详，兹不赘述。营盘墓地M15所出彩棺通体绘十分密集的此种纹饰，这种做法在山东地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石椁和四川地区东汉晚期的画像石棺上都能看到[31]（图二〇）。营盘墓地M23出土者尚能准确地表现两条条带一上一下穿过璧孔，并将璧固定于其上的内涵，不少彩棺上的此类纹饰中间圆形上还有一些几何形图案，条带也没有穿过璧孔，可能已失原意。此外，汉代墓葬中穿璧纹十分流行，但不见有以之作为框架再填充其他纹饰的做法。而此类彩棺的穿璧纹框架中，多填充花草、云气纹，有些还绘出具有西域特色的莲花、花瓶及斗驼、斗马图案（图二一，1），也在较大程度上融入了本地因素。《酉阳杂俎·境异》中记：“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32]可见，斗驼、斗马本当地习俗，在中亚、西亚地区也广泛流行[33]。头、足挡上绘有阳乌和蟾蜍的日、月，毫无疑问是中原文化中的形象，也是汉代的饰棺传统。汉代画像石棺上也能看到在头、足挡分别装饰日、月的例证。不过汉代石棺上的日、月多以伏羲、女娲托举的形式出现，也多与双阙等相组合，单独对置于两挡的并不常见。楼兰LE古城1998年出土彩棺上，将头、足挡中间的联璧改为日、月，也是目前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做法。阳乌的表现形式有一般的黑色乌鸟、三足乌和双头鸟三种，前两种皆为中原地区常见，第三种不见于阳乌，倒是与山东嘉祥东汉晚期武梁祠顶部出现的比翼鸟（有题记）相似[34]，是否存在讹传和附会，可以存疑。如前所述，咸水泉墓地出土彩棺在形制、装饰上皆有一些特殊之处，其纹饰框架内的斗驼、斗马和莲花颇具西域特色，而翼虎又是典型的中原地区形象（图二一，2）。但汉代漆棺、石棺上翼虎多与翼龙组成青龙、白虎的组合，罕见单独并重复出现的。营盘墓地M23出土彩棺盖板上整体绘一卧虎，四肢张开，口衔大环。汉代墓葬画像中也流行兽首衔环题材，四川芦山东汉晚期王晖石棺棺盖头部就有一虎形兽衔环[35]（图二二）。这种形象可能就是彩棺上卧虎衔环的来源，但彩棺上绘出整个伏于棺盖上的虎身，似乎又与后来彩棺盖板绘制伏虎（虎皮）具有密切关系，或有本地丧葬习俗的来源（下详），这里的伏虎衔环可能正是结合了中原地区和本地因素的一种创造。还需指出的是，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墓葬中也流行彩绘木棺，这是最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上述罗布泊地区彩棺的。但一方面，二者形制差异较大已见上述；另一方面，河西彩画多描绘于棺内，于棺盖内部绘怀抱日、月的伏羲、女娲，于棺身内部绘衣物和布帛[36]，也与上述彩棺完全不同。

图二〇 汉代画像石棺椁上的穿璧纹

1.山东济宁师专出土画像石椁挡板拓片 2.四川合江出土画像石棺盖板拓片 3.四川合江出土画像石棺侧板拓片

（1、3采自高文主编《中国画像石棺全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37、376页；2采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四川泸州汉代画像石棺研究》，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54页）

图二一 咸水泉8号墓彩棺斗驼、斗马和翼虎图案

（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第159页）

图二二 四川芦山王晖石棺棺盖头部虎首衔环

（采自雅安市文物管理所等编《雅安汉代石刻精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可以看到，此组彩棺在形制上主要具有本地特色，装饰上虽然以中原文化因素为主体，但应是在接受中原棺饰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和重组，也增加和发展出地域特色，并非中原棺饰的直接继承。总体而言，并不能归入中原文化系统。结合墓葬形制、殓葬和随葬品来看，出土此类彩棺的墓葬确实具有较多中原文化特征，如使用方形覆面、鼻塞[37]、鸡鸣枕，随葬铜镜，等等。但其地域文化同样突出，如使用面具、覆盖狮纹毯，分层叠放尸体，等等。墓主信息较为明确的，如楼兰LE古城东北2003年发掘壁画墓中，西域和中原因素都有反映，但壁画中的宴饮人物应最能反映墓主人的面貌，这些人物形象、服饰和持物皆具有浓厚的西域特色，虽然尚有一定争议，但皆被认为是西域人（图二三）。营盘墓地M15中反映的文化因素较复杂，也存在一定争议。墓主身高180厘米以上，面戴绘有五官和胡髭的面具，多数学者也认为是西域人（图二四）。总体来看，我们认为这些彩棺的主体使用者恐怕还是西域居民，当地上层人士在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采用了一种融合本地与中原传统的葬俗。

图二三 楼兰LE古城东北2003年发掘壁画墓宴饮人物

（采自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册》（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04页）

图二四 尉犁营盘墓地M15男性墓主人

（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编《天山·古道·东西风——新疆丝绸之路文物特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第二组形制上亦为带四足的箱式平顶木棺，棺盖可见者皆为翻盖式，多有棺床，木棺四足插置于棺床四角并叠置于棺床四足之上。形制较为一致，装饰则各不相同。分别见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苏巴什塔墓、盆地西缘的莎车喀群墓地和盆地南缘的洛浦比孜里墓地。苏巴什塔墓出土者因朽坏较严重，细节不明，但仍为带有四足棺床的形制，彩绘仅为简单的几何纹。此种仅以几何纹装饰的头高足低的箱式木棺，在临近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表现佛涅槃后的焚棺图中可以见到，由于地域和信仰背景相同，或可参考（图二五）。洛浦比孜里墓地出土者头挡绘人面，足挡绘人足，似乎是代表一个人体。但人面绘出胡髭，且颇为怪异，而棺内墓主却为老年女性，当与表现墓主无关。唐代的一些舍利棺椁足部刻画出佛足，但与此彩棺上人面与足对置的情况显然不同。喀群墓地出土者棺盖上整体为一伏虎，四肢伸展，前肢为卷曲状，且虎身摊开较宽，表现的应是覆盖虎皮。上述营盘墓地M23出土者棺盖上也为一只伏虎，不过其一方面口衔大环，如前所述应该受到中原兽首衔环题材的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从身形上还看不出明显的覆盖虎皮特征。但和田布扎克墓地99HBYM1出土者棺盖上也绘有伏虎，观其形态也应是覆盖虎皮。可见，描绘覆盖的虎皮应是新疆丝路沿线绿洲地区彩棺棺盖的一种装饰传统，分布较广，延续时间较长，营盘墓地M23出土者更可能是结合了覆盖兽皮的本地传统和兽首衔环的中原传统而来的。在葬具上覆盖和包裹兽皮在新疆地区有着深厚的传统，也是中亚许多地区的共同葬俗[38]。若羌小河墓地的早期墓葬中已见用牛皮包裹船形棺的做法[39]，这种外裹兽皮的独木葬具在该地区十分流行，延续时间也很长，并常与带四足的箱式木棺共存于一个墓地之中[40]，其某些葬俗观念影响到四足箱式木棺的装饰题材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在营盘墓地中还出现了在棺盖上覆盖狮纹毯的现象，整个盖毯上以一只狮子为装饰（图二六）。似乎也是刻意以猛兽覆盖棺盖，与绘制伏虎、虎皮的做法也有类似之处。棺身除卷草纹外，在头、足挡还装饰了说法图等佛教题材，为目前仅见。以佛像来装饰葬具，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对世俗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文化杂糅的表现。

图二五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焚棺图

1.205窟 2.224窟

（1采自霍旭初、祁小山编著《丝绸之路：新疆佛教艺术》，第75页；2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图二六 尉犁营盘墓地M15出土彩色狮纹毯

（采自祁小山、王博《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第37页）

关于此组彩棺的时代，洛浦比孜里墓地出土者经科技检测为南北朝时期[41]，其他两例由于缺乏明确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出土，主要装饰又都较特殊，目前只能进行较为宽泛的推测。它们的形制较为统一，带四足的特征不见于后述晚唐以后的彩棺中，而配以四足棺床及棺床的特殊用法和棺盖翻盖的方式也不见于前述魏晋时期的四足彩棺上。纹饰上，虽然伏虎的形象在营盘墓地M23出土彩棺上已经出现，但尚看不出为覆盖虎皮的特征，而同样具有这一特征的和田布扎克墓地99HBYM1出土者可能要晚到唐代（下详）。且此组彩棺出土地域分散，装饰各异，时间跨度可能较大。综合来看，目前将其推定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宜。苏巴什塔墓的墓主，发掘者根据头颅变形的习俗推测为龟兹人[42]。此组彩棺不论形制还是装饰都不见明确的中原文化因素，墓主应该皆为西域人。

第三组目前仅见和田布扎克墓地99HBYM1，可能还有82HBYM1出土者。无足，平顶，头宽足窄，不使用蝴蝶榫。棺盖整体绘伏虎，四肢伸展，虎身平摊，对比莎车喀群墓地出土者，也应为覆盖虎皮的表现。棺身主要在较大的圆圈或菱形格中绘制莲花。应该说其形制虽然与前述四足箱式彩棺不同，但装饰是一脉相承的。不论是棺盖绘伏虎（虎皮），还是棺身在圆圈、菱格中绘莲花，都是魏晋以来新疆彩棺的装饰传统。墓葬的出土物中也缺乏明确的时代特征，考虑到形制的变化与墓地的整体情况及临近墓葬的时代，目前暂推测为隋唐时期。

第四组为和田布扎克墓地84HBYM1和83HBYM1出土者，在形制和装饰上都与上述三类具有很大差别。棺体无足，头宽足窄，棺盖隆起呈弧形，使用大量蝴蝶榫，有的配以带栏杆的棺座。棺身四周按方位绘青龙、白虎、朱雀与大门、玄武（青龙、白虎有错置情况），棺座四周绘壸门，中有对禽花草。正如学者所论，此类彩棺在形制和装饰上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甚至本身就是中原式器物[43]。唐代出现的舍利棺椁，大多就模仿此种形制，有的四周也主要装饰四神。如山西太原晋阳古城龙泉寺塔基地宫出土的木胎鎏金铜椁和银椁[44]，盖板隆起呈弧形，四周主要装饰青龙、白虎、朱雀与大门、玄武，其下尚有带栏杆的棺座，时代为武周时期（图二七、图二八）。与上述彩棺的形制和装饰高度一致，只是由于为佛教的舍利棺椁，足挡处玄武之下还刻画出佛足。此种舍利棺椁流行于盛唐至辽宋时期，棺身多装饰佛教题材，也有四神，但纯粹为四神的并不多。有学者根据这些材料将此类彩棺的出现归结于中原佛教的影响[45]。于阗与中原地区佛教文化交流密切自不待言，但唐代的此种舍利棺椁正是受到世俗丧葬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当时舍利瘗埋中国化、世俗化的表现[46]，只是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木棺难以保存而已[47]。自北魏洛阳时期以来，从出土石棺上看，棺椁四周刻画青龙、白虎、朱雀与大门、玄武的传统就流行和定型下来。此外，佛教舍利瘗埋接受了世俗的棺椁传统后，又有可能反过来影响世俗丧葬文化。如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48]出土的此类木棺，装饰丰富的世俗图像，但棺座呈须弥形，可能受到某些舍利棺椁形制的影响（图二九）。因此，此组彩棺当然是直接仿造了中原文化的器物，但从其上的装饰和其内的殓葬物和随葬品上，尚看不出直接的佛教文化影响。另外，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墓葬中也出土有不少彩绘木棺，有的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如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出土者头挡为朱雀和大门，侧板上绘出壸门，内绘十二生肖[49]（图三〇）。与和田布扎克墓地84HBYM1和83HBYM1出土者也有一定相似之处，具有相似的丧葬文化融合的背景。不过，青海地区吐蕃-吐谷浑墓中所出者除了有一些中原文化因素如四神外，往往还绘有比较具体生动的人物活动场景[50]，又显示出突出的民族文化特色，与中原和新疆地区具有较大差异（图三一、图三二）。

 

图二七 山西太原晋阳古城龙泉寺塔基地宫出土鎏金铜椁

1.头挡 2.足挡 3.右侧板

（采自国家文物局《200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图二八 山西太原晋阳古城龙泉寺塔基地宫出土银椁

1.头挡 2.足挡 3.左侧板

（采自国家文物局《200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29页）

图二九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彩绘木棺

（采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

图三〇 甘肃大长岭吐蕃墓葬出土彩棺

1.头挡 2、3.侧板局部

（采自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年第6期）

图三一 青海郭里木M1出土彩棺复原图

1.A板 2.B板

（采自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考古》2012年第11期）

 

图三二 青海郭里木M2出土彩棺侧板线图

（采自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72页）

 

这两个墓葬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且反映出密切的关系，84HBYM1墓主头发呈棕色，出土头巾一面有汉文楷体“夫人信附男宰相李枉儿”，反面似于阗文。研究者认为墓主是五代时期于阗李氏王室成员，为汉化的西域人[51]。对比中原地区带棺座的舍利棺椁的流行时代，将此组彩棺的时期推定在晚唐五代应大致不错。

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所见新疆地区汉唐时期的彩绘木棺主要出现于塔里木盆地边缘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地区，有些因素延续时间长、出现地域广，有些因素则为一时一地偶见，综合其形制和装饰，总体上可分为四组。第一组基本为平顶的四足箱式木棺，主要在联璧纹和变形联璧纹构成的框架内描绘花草、云气和动物等图案。地域和时代比较集中，出现于孔雀河流域的魏晋墓葬中，具有一定数量。形制上延续本地传统，装饰上则在中原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组，也融合了不少西域因素。总体而言，并非中原传统的直接继承，仍然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第二组也为平顶的四足箱式，棺盖为翻盖式，多配合以特殊的棺床使用。装饰则各不相同，数量较少，发现地也分散。时代信息目前较为模糊，大致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装饰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比较多元，并杂糅佛教因素，不见明确中原文化因素。第三组发现于和田布扎克墓地，目前所见很少，为无足的平顶木棺，装饰则延续上述彩棺的传统，大致在隋唐时期。第四组也发现于和田布扎克墓地，数量虽然较少，但特征十分明确。为弧顶的无足木棺，有的还配有带栏杆的棺座，棺身绘有四神，棺座绘壸门。为典型的中原葬具，时代在晚唐五代。

前三组明显具有本地文化传统，除形制总体为四足箱式外，装饰虽表现出多元性（特别是第二、三组），但也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传统。如较大的圆圈中绘莲花图案，更为突出的是在棺盖上整体绘一伏虎（虎皮）。营盘墓地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伏虎（虎皮）与中原兽首衔环的题材相结合。其他例子则为虎身平摊，甚至前肢卷曲，应该是覆盖虎皮的表现，可能受到本地葬具覆盖和包裹兽皮传统的影响。目前所见材料虽然不多，但从魏晋直至隋唐，延续时间较长，分布范围较广，恐怕应有一定程度的流行。第一组彩棺在装饰上受到中原文化直接和强烈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论，应与汉晋时期中原王朝对楼兰道的重视和经营而形成的人群往来和文化交流有关[52]。但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即便不排除墓主有些为汉人，但信息较明确者皆为西域人，再结合与其形制相同的第二组彩棺皆为西域人使用的情况来看，恐怕其使用主体仍然是西域人。即使是形制和装饰全为中原传统的第四组彩棺，其使用者仍然是于阗贵族。如《于阗国授记》所云：“（于阗）语言文字及宗教与印度相似，而其俗人之礼与汉人甚近。”[53]此组彩棺的出土印证了于阗贵族的丧葬礼俗较大程度上使用中原传统的记载。一般来说，在一个人群的文化中，丧葬礼俗是最为稳定和保守的部分。上述对这些彩棺的讨论，一方面反映了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人群在延续本地丧葬文化传统的同时，融合多元因素[54]，特别是对中原丧葬文化的接受和使用，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的某些西域人群中甚至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丧葬文化，交融之深刻，可以想见。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出土彩棺的墓葬在墓地中可能并不占多数地位，但几乎都是各墓地中规格最高、身份最突出的墓葬。西域人群中的上层阶级能接触到的中原文化更多更充分，所受的影响也更大，而他们往往也乐于接受中原文化，并以之来表现社会特权和身份。反过来，由于他们具有的社会地位和力量，对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又能发挥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