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柏石曼巴蜀建筑考察研读

1906年到1909年，德国建筑学者恩斯特·柏石曼（后文简称“柏石曼”）在德国政府的资助下，进行为期三年的中国建筑考察，拍摄了8000张照片，绘制了大量平面图。其后，柏石曼基于考察成果，出版了六本中国古建筑专著，发表了若干文章。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历史影像传播的增温，柏石曼书籍中那些清晰的旧影逐步进入了公众视野，他所拍摄的照片得到了广泛传播。

柏石曼的六本著作，分别是《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普陀山》（1911）《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祠堂》（1914）《中国建筑与景观》（1923）《中国建筑》（1925）《中国建筑陶瓷》（1927）《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宝塔》（1931）

与此同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读者对这些照片的拍摄相当感性，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这次考察中，巴蜀传统建筑考察可谓是一个突出的亮点，本文将从缘起、行程、特点、意义等多个角度，对柏石曼巴蜀之行进行一次全面、深度的分析。

柏石曼巴蜀考察路线示意图 底图为《四川全图》（1863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考察缘起

巴蜀并非恩斯特·柏石曼既定的考察目标，在最初的假设中，他认为中国北方建筑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传统建筑。然而随着山西、山东、江苏、浙江考察的逐步推进，柏石曼意识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地域差异明显，只有深入不同地区，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建筑。因此，他于1908年4月正式提交了四川考察计划，并在次月获得了批准。

除不同建筑风格考察这个显性原因外，两个隐性原因：李希霍芬的影响，德国势力在巴蜀的渗透也十分值得关注。

首先，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在华地质考察活动在欧美学界享有盛誉，柏石曼在《中国建筑备忘录》（1905）中也以李希霍芬考察为经典案例。李希霍芬本人曾于1872年2月至4月考察巴蜀地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对柏石曼路线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更明显的是，柏石曼的具体路线与李希霍芬的具体路线基本相同，两者只在宜宾到泸州段不一致。

其次，德国势力在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对长江上游进行渗透。1904年，德国在重庆正式设立领事馆，负责处理四川的各类交涉事务。领事馆最初设于蜈蚣岭，后迁至通远门领事巷。成立初期，领事馆未设正领事，配备两名副领事：米雷尔（Mirell）常驻重庆，负责日常事务；卜思（Busse）驻扎成都，遇有事务随时协商。1906年，德国军舰祖国（Vaterland）号驶入重庆，停泊南岸龙门浩。以上背景为柏石曼考察的推动进行提供了客观帮助：柏石曼在成都、重庆时，均住在领事馆，自重庆到万州，乘坐的正是祖国号军舰。

停靠在重庆的德国祖国号 罗林·张柏林拍摄 伯洛伊特学院收藏

追随先辈脚步的经典路线

1908年7 月 22 日，柏石曼正式进入四川境内，从朝天关前往广元。停留广元时，他重点参观了皇泽寺、千佛崖。

随后，柏石曼经今天的昭化镇、剑门关、普安镇、梓潼一路南下，在此段路途中，他重点记录了昭化、梓潼的城市平面结构，为日后研究宝塔与城市风水提供了重要材料。但直言不讳的讲，在这段路程上，柏石曼的不足也暴露出来，他参观了梓潼七曲山大庙，可他并未能迅速意识到这是一座集元明清三代建筑为一体的古建筑宝库，对于建筑年代的判断，一直是柏石曼的弱项。或许是文昌帝君有知，当柏石曼踏足七曲山时，天空正下着小雨，默默落泪，在之后百年的中国古建筑学术脉络里，恩斯特·柏石曼将因这点不足，长时间处于被冷落的环境里。

8月1日，柏石曼到达绵阳，考察李杜祠。随后走罗江、德阳，直奔成都，并在成都停留三周，考察青羊宫、武侯祠、杜甫草堂、文殊院、成都城等。在成都期间，两个细节特别值得分享：一是当时的德国驻四川代理领事正是弗里茨·马克斯·魏斯（Fritz Max Weiss），巴蜀旧影的另一位重要拍摄者，而且从目前的资料分析，魏斯开始系统性拍摄的时间在1910年前后，其中不乏建筑佳作，那么，其灵感、兴趣的来源很可能正是柏石曼；二是柏石曼拜访武侯祠时，恰逢诸葛亮诞辰，柏石曼甚至无意间记录了一些晚清诸葛亮诞生祭祀的小细节。反过来，诸葛亮诞辰也帮助我们确认了柏石曼考察武侯祠的具体时间：190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二十三）。

8月29日，柏石曼再度出发，都江堰——青城山，峨眉山——乐山大佛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先后登场。他的具体路线大致为：今天的都江堰市、大邑、临邛、雅安、峨眉山、乐山。其中，他在峨眉山停留了三周，在柏石曼心中，五岳和佛教四大名山占有重要地位，他最终也登遍了这九座大山。另外，他于1911年出版的的第一部正式著作便是《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 ·普陀山》。

9月下旬，柏石曼游历乐山、宜宾、自贡、泸州，对宜宾真武山、半边寺、自贡西秦会馆等多有记载。事实上，从宜宾到泸州，本可以沿长江而下，但柏石曼并没有，他选择了绕道自贡。关于这种路线选择的原因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在柏石曼做出选择的三十六年前，李希霍芬便想自宜宾前往自贡，可惜那时他没有足够的时间。

10月底，柏石曼在泸州登船，沿长江前往重庆。在渝期间，他拜访了在华开设医院的德国医生保罗·阿斯米（Dr.Paul Assmy），并拍摄了阿斯米医院的建筑。阿斯米、柏石曼，两个人有着颇为相似的精神道路，最初，他们都是因为义和团运动而来华的职业军人，但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们又都和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结下不解之缘，阿斯米作为医生，在重庆工作了一生，并于1935年埋骨重庆南山；柏石曼，则将余生几乎全部用于研读中国建筑，直到1949年辞世。

 阿斯米诊所 柏石曼拍摄 出自《中国建筑与景观》（1923）

离开重庆，奔向三峡，石宝寨、丰都鬼城、万州钟鼓楼、桓侯宫、文庙都成为了柏石曼的考察目标。当他乘坐的航船到达湖北宜昌，告别巴蜀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08年的11月底。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记录只是柏石曼的大致行进过程，其间他还考察了许多祠庙、牌坊、坟墓等等，具体情况相当复杂。

巴蜀之行的独特魅力

纵观柏石曼巴蜀考察的特点，我们可以先将其分作两条轨道：一是柏石曼不同于他人的特点，二是柏石曼不同于自己在他处的特点。

就前者而言，作为职业建筑师、建筑学者，柏石曼在考察过程中为巴蜀建筑制作平面图是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也是一般探险者不具备的能力。从建筑学者纵向观察，柏石曼之前，日本古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也曾于1902年考察过巴蜀建筑，但因为理念的不同，他更多的是在以速写的形式记录某些建筑细节。而柏石曼后的下一位巴蜀传统建筑测绘者，则要等到近三十年后的抗战时期，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成员的到来。

至于第二项则要立足于巴蜀特性的研读，相对庞杂。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或许应该是城市全景视角的出现。在承德、五台山等地，柏石曼都进行过全景拍摄，不过拍摄对象是某一寺庙或寺庙群。到达巴蜀后，由于地形特征，不少城市都有观赏城市全景的特殊位置，柏石曼在乐山、宜宾、湖北秭归等地也都进行了全景拍摄尝试。同时，尽管今天我们没有看到柏石曼拍摄的重庆、广元等地全景，但从他曾到达重庆南山，广元皇泽寺的行迹来推测，柏石曼对这些地方的全景应该也曾有过涉猎。

乐山全景，近处为九峰书院，中景可见沿江城门，远景为灵宝塔 柏石曼拍摄 出自《中国建筑与景观》（1923）

另外，水中行舟视角丰富了柏石曼的中国传统建筑的观察角度。柏石曼此前的考察过程基本都是陆路交通，偶遇乘舟，他会摄影，但因照片中除了船只再无核心景观，多少给人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也无法确认他是不是偏爱行舟。在四川，特别是宜宾到湖北宜昌的长江沿线，水路交通成为了他最核心的交通工具，石宝寨、三峡等景观即在水上拍摄。更有意思的是，他或许为了区分陆地、水上的视角差异，在《中国建筑与景观》（1923）中选用了三张内容基本相同，但分别在水陆两地拍摄的风箱峡。

《中国建筑与景观》连续的三张照片的核心景观相同，只是拍摄位置发生了变化，依次为岸上、岸边、水上。柏石曼拍摄 出自《中国建筑与景观》（1923）

那么，有没有特点融汇了以上两条轨道呢？有的。宗教与建筑的关系研究贯穿了柏石曼学术生涯始终，而这里的宗教并非是严格的宗教，也包括了大量民间信仰；巴蜀大地是三国蜀汉故地，蜀汉历史人物在这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人们所崇奉。当以上两点意外邂逅时，一个炫丽耀眼的火花迸发而出：柏石曼尽可能的记录了他所遇到的蜀汉人物祠庙：奉节白帝城、成都武侯祠、罗江庞统祠墓、云阳张桓侯庙、万州张桓侯祠、大邑赵云祠墓以及湖北当阳关林、陕西勉县马超祠墓，1908年的它们悉数上阵，昭化费祎墓、剑阁平襄侯祠也被提及。读到此处，相信不少朋友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这些文化遗存，正代表着我们心中的巴蜀，那个蜀汉英雄人物汇聚的巴蜀。诚然，单单从建筑结构、建造历史本身来讲，以上建筑或许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但就其所承载的精神文化来说，柏石曼的确抓住了某种精髓。

此外，柏石曼对于巴蜀牌坊、街边小庙的记录，也和蜀汉人物祠庙记录有着相似的过程。

记录建筑、展现风土、爱上巴蜀

恩斯特·柏石曼1908年的巴蜀之旅无疑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第一，历经百余年的巨变后，柏石曼考察的图纸、照片、笔记，本身便早已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为我们了解那时的建筑风貌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例如都江堰二王庙在1925惨遭焚毁，重建的大山门与之前的状态差异很大，大殿也不尽相同，因此想要了解1925年前的二王庙，破解相关旧影，唯有借助柏石曼的研究成果；再如万州钟鼓楼，可谓是旧时万州的标志性建筑，故影颇多，但仅有柏石曼的平面图，告诉了我们它的内部竟包含了江王爷、三官、财神、关帝、赤兔马、观音、北极神等诸多神像；另外像广元万寿宫、罗江武圣宫以及巴蜀大地上一些早已消失的精美牌坊、小庙等等，除了柏石曼定格的那一瞬间，他们再无遗影存世。

二王庙平面图 出自《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祠堂》（1914）

与此同时，柏石曼拍摄的部分照片中还蕴藏着超越建筑本身的，多元历史信息。例如，在成都光明胡同西口正红旗关帝庙上，我们可以看到“正红旗义学”小牌；在重庆巴县城隍庙上，我们能够辨识出“三阴治所”匾额、“巴县三费分局”“、警察东三分局”“川东戒烟”挂牌；在重庆的小巷里，我又不难发现“内外科点种牛痘”的广告……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影像记录不仅仅是客观成果，也是柏石曼本人的主观动机，他开考察前便明确写到：当白人占领这个国家，强加机器和现代化建筑时，中国人就会忘记他们的传统。到那时，寺庙、塔楼和宝塔就会变成废墟和废墟下的废墟，就像它们已经在慢慢坍塌一样；到那时，人们将徒劳地寻找失落文化的残余，却只能在传说中找到它们；到那时，再精明的研究也无法理解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和艺术形式。因此，现在是时候用图画、文字和图片来记录中国人这些非常有趣、多样且往往令人赞叹的作品了，同时也要从构造的角度来记录这些作品，以免它们在没有得到理解和利用的情况下被民族浪潮冲走，而在中国却经常出现这种不幸的情况。这似乎是建筑史科学研究的当务之急。[1]

 

第二，柏石曼的部分巴蜀照片先后被印入了他自己的著作《中国的建筑与宗教文化·祠堂》（1914）、《中国建筑与景观》（1923）、《中国建筑》（1925）、《中国建筑陶瓷》（1927）、《中国的建筑与宗教文化·宝塔》（1931），特别是20年代的三本书，印刷质量很高，流传极广。这样的操作，让巴蜀传统建筑影像在那个年代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展现了世人眼前，为人们欣赏巴蜀传统建筑风采打开了一扇窗口。行文至此，肯定有朋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二十世纪初期的巴蜀影像数量并不少，比如威尔逊、张柏林、甘博等人都拍摄有巴蜀建筑，事实上，这种现象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观察的，就历史而言，照片的拍摄与照片的传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些人的确拍摄了照片，但当时或没有传播，比如甘博，或印刷质量不佳，比如山川早水。在传播方面，柏石曼占据了一个明显的高位，仅《中国建筑与景观》（1923）一书，德文版就发行了20000册。

第三，巴蜀之行让柏石曼个人完全热爱上了巴蜀。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建筑与文化研究》中，他激动的写到：“极其富饶、得天独厚和美丽的四川。就面积和人口而言，该省略大于德国。从整体上看，它就像一首诗，天神和人类为它的完美之美做出了同等的贡献”；“ 在四川，寺庙、桥梁和祭坛点缀了田野和乡间小路的自然美景，这一点甚至超过了其他省份”[2]。诚然，这表面上只是巴蜀对柏石曼个人的影响，不过反过来看，这何尝又不是在提醒我们巴蜀文化的真正魅力所在呢？

2025年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枇杷山书院举行了“既下渝州，也过益州”主题展览，作为“寻影巴蜀”的第一场微展览，百年来首次将柏石曼的巴蜀影像在巴蜀大地上正式公开展览。

巴蜀地区作为中国独特的地理单元和文化单元，无论是其在地文化，或者其建筑传承都有其典型的地域性。实际上在柏石曼考察巴蜀建筑之前，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曾于1902年涉足此地，但是在其后来关于中国建筑的出版物之中，对于巴蜀建筑提及甚少，对于重庆的建筑更是都有贬低之意，相比较于日本学者的漠视，德国学者柏石曼的态度更为中肯，而且其用更为宁静的历史影像，刻录了百年之前巴蜀之域的独特魅力，久久凝视，定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