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弛丨蒙古国哈拉巴勒嘎斯遗址出土唐代玉册考
摘要：近年来，在位于蒙古国的哈拉巴勒嘎斯遗址出土了数十片玉册。哈拉巴勒嘎斯遗址是回鹘汗国的首都，新出土的玉册均与回鹘可汗有关。本文梳理并研究了这批玉册，发现这批玉册包括唐穆宗册崇德可汗、崇德可汗加号以及唐敬宗册昭礼可汗三组，其中前两组玉册均为白居易撰写。根据出土玉册和相关史料，可大致还原出唐朝皇帝册封回鹘可汗的程序。
关键词：玉册；唐代；回鹘；白居易
2009年以来，蒙古国科学院、蒙古国国立大学与德国国家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蒙古国境内的回鹘汗国首都哈拉巴勒嘎斯（Хар Балгас，又名斡耳朵八里）遗址进行了发掘与研究。其中，发现的数十枚写有汉字的玉册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玉册是我国古代册书的一种，形式模仿简牍，册文直接镌刻在编联成册的大理石或汉白玉册条之上。唐代的玉册，多为皇帝封禅、告祭、随葬和册命所用。《唐六典》记载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1]，表明唐封册皇太子、后妃、亲王、贵臣及诸蕃首领使用册书。其中，诸蕃玉册弥足珍贵。近年发现的回鹘玉册，部分可与传世史料相对应[2]，为中原王朝与漠北汗国之关系提供了实证。
近年来，学者们已经对哈拉巴勒嘎斯的布局、建筑等问题做了一些探索，但关于这批玉册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德国及蒙古国方面历年发表的考古简报中均提及了玉册，但大都未对玉册进行研究。仅在2016年的考古简报中，利用“宝历元年”玉册残片，将宫城东南角台遗址的年代确定为825年前后。这枚带有年号的玉册残片，成为发掘者断定遗址属回鹘汗国的直接证据。[3]另外，参与过发掘工作的王国豪(LyndonA.Arden-wong)对2012年之前发现的玉册进行了探讨。他将考古调查时发现的KB001以及发掘出土的KB002两枚玉册，与国内已知的玉册从功能、形制等方面进行比较，初步还原出两枚玉册原本的形制。此前,在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出土过咸通七年(866)唐懿宗册封黠戛斯可汗的玉册。[4]王国豪依据这一关键证据，推测两枚玉册为唐朝皇帝册封回鹘可汗的册书。他的研究很有见地，但此时该遗址刚开始发掘，且发现的玉册较少，他没有对玉册的内容进行考证。[5]笔者曾于2019年夏天在哈拉巴勒嘎斯遗址调查，经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的巴图宝勒德研究员引荐，在现场看到了这些玉册残片，并将哈拉巴勒嘎斯出土玉册介绍至国内学界。[6]目前这批玉册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一、哈拉巴勒嘎斯历年出土玉册简介
自蒙古—德国考古队开始在哈拉巴拉嘎斯发掘以来，残缺的玉册多有发现，现将已公布12枚玉册梳理、编号如下:
1．“雲”(KB001)。2009年发现，发现者将其编号为KB001(图一)。该玉册发现于哈拉巴勒嘎斯西北角的宫城遗址中，为考古队调查时在宫城遗址的东南角台表面采集。[7]该玉册可见一完整的汉字“雲”，断片上部可见一勾,疑为“兮”“夸”等字的底部。下部可见另一汉字，仅见点、撇、横三笔，疑为“施”“旅”“族”“訖”等字的顶部。
图一 雲(KB001)
图二 較雄鬥(KB002)
2．“較雄鬥”(KB002)。2011年发掘出土，发掘者将其编号为KB002(图二)。这枚玉册出土于宫城遗址东南角台。1948—1949年，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曾对该地做过发掘，考古队在吉谢列夫的回填土中发掘，发现了这枚玉册。[8]玉册上可见“較雄鬥”三字，出自白居易撰写的《册新回鹘可汗文》。
3．“備物”(图三)。2014年，在城东南角台发现，[9]发掘者未对这枚玉册及之后发现的玉册进行编号。这枚玉册上书“備物”二字，字上的金粉清晰可见。这两个字也出自白居易《册新回鹘可汗文》。
4．“柔遠為”(图四，左3)。2015年,在城东南角台发现多枚玉册，[10]报告中公布了其中一枚，上书“遠為”二字，“遠”上还有一字，残缺。据白居易撰写的《册回鹘可汗加号文》，缺字应为“柔”。
图三 備物
图四 德国考古研究所网站公布的多枚玉册
5．“寶曆元年”(图五)。2016年在城东南角台建筑地砖上发现十余枚玉册残块，[11]报告中公布其中一枚写有“寶曆元年”玉册的拓片及另外两枚玉册。从公布的图片来看，这枚玉册和同时公布的写有“維”字的玉册残块边缘吻合，且下方残存一点，正是拓片中首字“寶”最上方缺失的一点，两枚玉册残片可拼合为“维宝历元年……”，未知出处。
图五 寶層元年
图六 維
6．“維”(图六)。2016年公布的其中一枚玉册，描述同上。
7．“終”(图七)。2016年公布的另一枚玉册。在“终”字下方可见撇、点、撇三笔,笔者认为应为“欽”字，出自白居易《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8.“於天下氣無”(图八)。2018年，德蒙考古队公布了更多2015—2017年出土的新发现，包括一枚玉册。考古队员在东南角台发现了一口井，井深五米，井下有积水，积水中发现了玉册、铜铃、鎏金锁等物品。[12]井内发现的其中一枚玉册断片字数较多，长13厘米，宽2.8厘米，上书“於天下氣無”，出自白居易《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图七 終图
图八 於天下氣無
9.“没蜜施”(图四，左1)。在德国考古研究所网站上,还展示了数枚玉册，应为2015—2017年出土，此前未公布。[13]“没蜜施(Bolmïš)”为回鹘可汗通用尊号，见于多篇册封回鹘可汗的册文中。该玉册字体与《册回鹤可汗加号文》玉册中差异较大，暂时无法确定出处。
10.“仍旧姻”(图四，右2)。德国考古研究所网站公布，2015—2017年出土，出自白居易《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11.“之俗代”(图四，右1)。德国考古研究所网站公布，2015—2017年出土，出自白居易《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12.“斯谓善”(图四，左2)。德国考古研究所网站公布，2015—2017年出土，未知出处。
图九 哈拉巴勒嘎斯HB2宫城遗址
以上为已经公开发表的全部玉册信息。从书法上看,虽然白居易撰写了其中两篇册文，但两篇册文书写风格不同，属《册新回鹘可汗文》的玉册上的文字形体更为方正，笔画平直；而属《册回鹘可汗加号文》的文字书写则更为流畅。从玉册的出土地点来看，玉册均出土于哈拉巴勒嘎斯HB2宫城东南角台，即d地点(见图九)。该处是一处带有围墙的长方形台基，长70米，宽60米。根据笔者实地观察的情况，结合考古报告的记载来看，仍有部分玉册残片尚未刊布。幸运的是，已公布玉册上的文字已足够有代表性，可据此复原及进一步研究。
二、哈拉巴勒嘎斯出土玉册文字复原
根据内容分析，出土的玉册断片至少分属三组玉册，可以确定部分玉册属白居易撰写的《册新回鹘可汗文》和《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另有一些文字无法与现存传世文献对应，但根据玉册中“宝历元年”年号来看，这部分最可能为宝历元年(825)三月辛酉，唐敬宗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回鹘葛萨特勒为爱登里罗汨没密於(施)合毗伽昭礼可汗的玉册。[14]
唐代册书具有相对固定的书式，多采用四六骈文，其格式为：维年号、年、月、日……皇帝若曰(事由)……咨尔(受册者称扬德泽，褒美功业)……是用命尔为(官爵)，文末对受册者有诫勉之语。[15]这批玉册的文字也是如此，现将已发现断片试做复原，断片文字以黑体加粗标注。
(一)《册新回鹘可汗文》[16]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四月，景寅朔，二十一日景戌，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载：列圣垂拱，八荒即叙，舟车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绥仁董，罔不向化。惟北（此）之气，积厚而灵，灵发象生，生为（象）豪杰，义信武烈，代为名王。南西（□□）东方，亦有君长，较雄斗（雄图斗）智，莫之与京。国朝已来，浸清风泽，或效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协比，以托（讫）于今。今朕不德，祗嗣大统，推义布信，以初为常。矧乎柔远申恩，睦邻展礼，兹惟旧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坠？咨尔九姓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没蜜施)[17]句主录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赐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诸戎杂虏，爱畏柔服，风靡山立，清宁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禄，时推代嗣，实来告予。曰予一人，实邻（降）册命。是用遣使朝议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少府监、御史大夫、云骑尉、赐紫金鱼袋裴通，副使朝议大夫、守少府少监、兼御史中丞、袭魏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金鱼袋贾疄（璘）等，持节备物，册为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呜呼（於戏）！善必有邻，德无不答：此崇恩礼，则彼竭信诚，克保大义，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实闻斯言![18]
此册文《白居易集》以及《唐大诏令集》均有收录，玉册残片文字与《白居易集》和《唐大诏令集》略有出入。《唐大诏令集》中，“较雄斗智”为“雄图斗智”，出土玉册残片为“较雄斗”，与《白居易集》一致。《白居易集》中，“呜呼!善必有邻，德无不答”一句与玉册文字有出入，笔者所见玉册残片上书“於戏善”，可知“呜呼”应为“於戏”，玉册文字与《唐大诏令集》一致。《唐会要》记载，册回鹘可汗为君登里罗羽录密施勾主禄毗伽崇德可汗，[19]比上引册文多“崇德”二字。崇德可汗是唐人对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Tänridä Kilüig Bolmïš Küčlüg Bilgä Qaǐan）的称呼，册文中的可汗号，为回鹘语音译，玉册中应无“崇德”二字。
白居易还起草了此次出使回鹘的正使裴通、副使贾磷任命诏敕。根据《裴通除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迥鹘吊祭册立使制》，[20]以及《贾磷入回鹘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魚袋制》[21]，印证了册文中裴通为正使,贾磷为副使的记载。
虽然玉册上不会记载判官，但唐朝向边疆民族地区派遣的使者队伍一般由正使、副使、判官组成。[22]根据白居易《前谷熟县令李季立授奉天丞兼监察御史，充回鹘使判官制》，[23]我们还可得知此次出使回鹘的判官为李季立。这样使团的三位主要人物就补全了。
(二)《册回鹘可汗加号文》
根据比对，发掘出土的第二组玉册应为唐穆宗为崇德可汗加号的玉册,同样出自白居易之手。与《册新回鹘可汗文》一样，《册回鹘可汗加号文》亦全文收录于《白居易集》中。在《册新回鹘可汗文》中，清楚交代了时间与使臣信息。但在几乎同时期的《册回鹘可汗加号文》撰写时，可能仍未确定使臣人选与时间，因此这些信息均用“某”代替。但结合新出土玉册与其他传世史料，可将白居易文中阙载的时间、正使与副使名衔大致还原。
玉册上刻写时间确立的标准，可参照前述《册新回鹘可汗文》。在上一套玉册中，时间为“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四月，景寅朔，二十一日景戌”。唐代避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晒讳，将“丙”写作“景”。查阅史籍可知，“夏四月丙寅朔……丙戌，正衙命使册九姓回纥为登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24]与玉册时间相符。因此，“正衙命使册……可汗”一句中的时间，即为刻写在玉册上的时间。
据《册府元龟》记载:
七月乙卯，正衙册太和长公主为回鹘可敦。辛酉，长公主发赴回鹘国。[25]
虽然史料中未正式记载给可汗加号的时间，但记载了正式册封太和公主为可敦的时间为七月乙卯。根据出土玉册中的“仍旧姻”字样，可知此次给回鹘可汗加号“天亲可汗”，是因为太和公主要“仍旧姻，誓嗣前好”，前往漠北与回鹘可汗和亲。根据《唐会要》:
至七月。册太和公主为仁孝端丽明智上寿可敦。命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胡证为送公主及册可汗使，光禄卿、兼御史大夫李宪为之副。[26]
在正式册公主为可敦后，同时任命胡证为送公主及册可汗使后，为可汗加号“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才可与公主的“仁孝端丽明智上寿可敦”匹配。故我们推断，唐穆宗册太和公主为“仁孝端丽明智上寿可敦”，与给可汗加号“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应为同时。因此,玉册册文原文时间信息应为:“长庆元年、岁次辛丑，七月,乙未朔、二十一日乙卯。”六天后，“辛酉(二十七日)，太和公主发长安。”[27]
接下来探讨白居易册文中缺失的主要使团人员信息。根据《册府元龟》记载:
（五月）甲子，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检校户部尚书持节充送公主入回鹘及加册可汗使，光禄寺卿李宪加兼御史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侑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28]
由此可见，在此次出使回鹘的使团中，正使胡证，副使李宪，判官为殷侑。根据前引《唐会要》的记载，在七月正式册封之时，副使李宪已从御史中丞升为御史大夫。因此，可知玉册中缺失的人物信息应还原为“今遣使检校户部尚书，左金吾卫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胡证，副使光禄卿、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李宪等”。
综上，正式册文可还原为[29]:
维长庆元年、岁次辛丑，「七月，乙未朔、二十一日乙卯」，皇帝若曰：北方之俗，代有君长，作殿玄朔，宾于皇唐。粤我祖宗，锡乃婚媾，五圣六纪，二邦一家，此无北伐之师，彼无南牧之马，兵匣锋刃，使长子孙，叶德保和，以至今日。咨尔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蜜施句主录毗伽可汗，义智忠肃，武决勇健，天之所授，时而后生。故东渐海夷，西亘山狄，惠宁威制，鳞帖草偃；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而能事大图远，纳忠贡诚；请仍旧姻，誓嗣前好。朕惟睦邻是务，柔远为心，既降和亲之命，遂申饰配之礼。礼物大备，宠章有加；喜动阴山，光增昴宿。夫以回鹘雄杰如彼，庆荣若此，虽自贵曰天骄子，未称其盛；虽自尊曰天可汗，未称其美；宜赐嘉号，以大夸将来。今遣使「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左金吾卫大将军、赐紫金鱼袋胡证，副使光禄卿、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李宪等」，持节加册为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於戏！厘降展亲，大德也；进册加号，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称大名，懋哉始终，钦若唐之休命![30]
(三)《册昭礼可汗文》
因有“宝历元年”的字样，我们可以准确地确定第三组玉册的年代。通过这一线索，笔者认为该玉册应为宝历元年，唐敬宗册回鹘昭礼可汗的玉册，故暂定名为《册昭礼可汗文》。与前文崇德可汗一样，昭礼可汗为唐人对他的称呼，玉册中应无“昭礼”二字。
根据《旧唐书·敬宗本纪》:
（宝历元年五月）庚申，正衙命使册九姓回纥登里啰汨没密施毗伽昭礼可汗。[31]
根据前文的分析，“正衙命使册可汗”的时间，即刻写在玉册上的日期。所以玉册的时间信息可还原为:“宝历元年、岁次乙巳,五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
这次册封的前期准备过程和使臣信息，可根据《册府元龟》还原:
宝历元年三月，以前蕲州刺史于人文为司门郎中，摄御史中丞、持节入回鹘充吊祭册立使，仍赐紫金鱼袋；以右赞善大夫裴尝守本官，兼侍御史为之副。
四月，以前江南西道观察推官试大理评事陈璟夫为河南府雒阳县丞，兼监察御史，充入回鹘吊祭册立使判官，仍赐绯鱼袋。[32]
由此可知，宝历元年三月，任命于人文为吊祭册立使，以右赞善大夫裴尝为副使；四月，任命陈璟夫为回鹘吊祭册立使判官。待到准备妥当，才“正衙命使册九姓回纥登里啰汨没密施毗伽昭礼可汗”。玉册中的人物信息可还原为“今遣使司门郎中，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于人文，副使右赞善大夫，兼侍御史裴尝等”。
综上，结合唐代册书的固定格式，可以暂将宝历元年册封回鹘可汗的玉册大致还原如下:
维宝历元年、「岁次乙巳，五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皇帝若曰：」······「咨尔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雲···，斯谓善。······「今遣使司门郎中，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于人文，副使右赞善大夫，兼侍御史裴尝等，持节备物，册为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
三、册封回鹘可汗的程序
宝历元年册封昭礼可汗的玉册，虽然不像前两套玉册一样有完整的文章保存于史料中，但有赖于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能够以此为例,将册封回鹘可汗的全过程较为完整的还原出来。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崇德可汗卒。
是岁，回鹘崇德可汗卒，弟葛萨特勤立。[33]
崇德可汗去世的消息，唐朝最有可能是在长庆四年十二月回鹘遣使朝贡时得知。《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
（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回鹘、吐蕃、奚、契丹并遣使朝贡。[34]
唐朝在得知此事后，立刻着手操办相关事宜，并于次年四月向回鹘派遣了第一支使团。在《全唐文补遗》中，收录有《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宫闱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太原郡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致仕王公(怡政)墓志铭》，文中记载王怡政于“宝历元年四月，充入蕃回鹘使。将我诚命，达于要荒。绝域之使，帝难其人。可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35]可见，在宝历元年五月正式册封前，唐朝已经派遣了一支使团前往回鹘。这一使团的任务并非吊祭与册封，更有可能是与回鹘商量吊祭与册封的相关事宜。
到该年五月十七日，唐朝正式册封回鹘可汗为昭礼可汗。这虽然是刻在玉册上的时间，但并非使团出发的时间。通过记载此次出使情况的唐诗，例如贾岛《送于中丞使回回册立》，可以了解这次出使的时间和部分细节:
君立天骄发使车，册文字字著金书。渐通（过）青冢乡山尽，欲达皇情译语初。
调角寒城边色动，下霜秋碛雁行疏。旌旗来往几多日，应向途中见岁除。[36]
由诗可知，虽然玉册上刻写的时间为五月，但“调角寒城边色动,下霜秋磺雁行疏”一句，通过对自然、物候的描写，说明使团并未在皇帝册封可汗后立刻动身，而是等到深秋才出发。末句“旌旗来往几多日,应向途中见岁除”，可见因出使时间太晚，使团在春节前不可能返回长安，只能在旅途中度过春节。
朱庆馀《送于中丞入蕃册立》和顾非熊《送于中丞入回鹘》也可旁证此次出使的细节:
《送于中丞入蕃册立》
上马生边思，戎装别众僚。双旌衔命重，空碛去程遥。
迥出沙中树，孤飞雪外雕。蕃庭过册礼，几日却归朝。[37]
《送于中丞入回鹘》
风沙万里行，边色看双旌。去展中华礼，将安外国情。
朝衣惊异俗，牙帐见新正。料得归来路，春深草未生。[38]
“迥没沙中树，孤飞雪外雕”说明去程时会看到雪，可旁证贾岛诗的出使时间。“料得归来路，春深草未生”进一步告诉我们，诗人顾非熊料到此次出使的归程应是次年(宝历二年)春天，也可旁证去程应是深秋。在前文中给可汗加号天亲可汗那次出使时，正式册封可汗与出使之间仅相隔六天。但此次册封回鹘可汗时，正式册封时间与出使时间相隔约为半年。
另外，贾岛诗中还提到了一些细节。玉册上提到“字字著金书”，可见玉册上的字本应上着金粉。虽然大部分出土玉册上的金粉早已脱落，但其中“備物”二字上的金粉仍清晰可见，可与诗文印证。“欲达皇情译语初”一句，说明出使回鹘使团中有翻译随行，以准确传达皇帝的旨意。朱庆馀诗中也提到了在回鹘时册礼的细节，“蕃庭过册礼，几日却回朝”，说明诗人知道,去回鹘的路途遥远，但真正在回鹘汗庭进行册礼却仅需用几日的时间，就又要踏上漫漫返程路了。
综上，通过宝历元年的册封，我们可以还原出唐朝册封回鹘可汗的全过程：
回鹘遣使告哀→唐朝派遣使团商量吊祭册封事宜→正衙命使册可汗(玉册内容正式确定)→册封使团携玉册出发→使团到达漠北吊祭故可汗、册封新可汗(玉册抵达漠北)。
结论
[1]《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华书局2014年标点本,第273页。
[2]参见徐弛:《白居易撰文玉册重现世间》,《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1月25日,第11版。
[3]У.Эрдэнэбат, Т.Батбаяр, К.Франкен. Монгол-Германы Орхон Экспедиц 2016 Oны X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ToBЧǐp Дyu Mongolin Archaeology, 2016, C.258-262.
[4]刘凤翥:《俄国阿巴坎博物馆所存的唐代玉册残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页。
[5]Lyndon A. Arden-Wong, “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Marble lnseriptions from Karabalgasun," journal of l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Vol.6,2015,pp.75-100.
[6]徐弛:《白居易撰文玉册重现世间》,《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1月25日,第11版。
[7]Lyndon A. Arden-Wong, “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Marble Inseriptions from Karabalgasun,” Journal of l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6, 2015,p. 75.
[8]Lyndon A. Arden-Wong, “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Marble Inseriptions from Karabalgasun,” Journal of l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6, 2015,p. 75.
[9]У.Эрдэнэбат, Т.Батбаяр, К.Франкен, “Монгол-Германы Орхон Экспедици 2014 Оны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жлын Тухай”, Mongoliin Archaeology, 2014, C.121-133.
[10]У.Эрдэнэбат, Т.Батбаяр, К.Франкен, “Монгол-Германы Орхон Экспедици 2015 Оны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жлын ToBЧǐp ДyH”, Mongoliin Archaeology, 2015, C.177-179.
[11]У.Эрдэнэбат, Т.Батбаяр, К.Франкен, “Монгол-Германы Орхон Экспедици 2016 Оны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жлын ToBЧǐp ДyH”/ Mongoliin Archaeology, 2016, C.258-262.
[12]Chrstina Franken, Hendrik Rohland, Ulambayar Erdenebat, Tumurochir Batbayar, “ Karabalgasun, Mongolei, Die Ausgrabungen im Bereich der Zitadelle der alten uighurischen Hauptstadt. Die Arbeiten der jahre 2015 bis 2017."Elektronische Publikation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2018, pp.104-105.
[13]https://www.dainst.org/projekt/-/project-display/60891，Abb.23。
[14]《资治通鉴》卷243“敬宗宝历元年三月辛酉”条,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7843页。
[15]赵振华:《谈武周授封武承嗣的诏书和册书:以新见石刻文书为中心》,《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6]以《白居易集》为底本,校以《唐大诏令集》,用括号标注。玉册中的文字加黑标出,下同。
[17]“没蜜施”中“蜜”字写法为出土玉册仅见,传世文献均写作“密”。
[18]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50《中书制诰三》,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1044页。
[19]《唐会要》卷98《回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2073页。
[20]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50《中书制诰三》,第1047页。
[21]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50《中书制诰三》,第1078页。
[22]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23]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50《中书制诰三》,第1089页。
[24]《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89页。
[25]《册府元龟》卷979《和亲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第11337页。
[26]《唐会要》卷98《回纥》,第2073—2074页。
[27]《资治通鉴》卷242“穆宗长庆元年秋七月辛酉”条,第7796页。
[28]《册府元龟》卷979《和亲第二》,第11337页。
[29]玉册中补充的内容以[]表示,下同。
[30]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50《中书制诰三》,第1045页。
[31]《旧唐书》卷17上《敬宗本纪》,第515页。
[32]《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11349页。
[33]《资治通鉴》卷243“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条,第7840页。
[34]《册府元龟》卷972《朝贡五》,第11251页。
[35]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36]贾岛撰,李嘉言校点《长江集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37]《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514页。
[38]《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57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