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起步较晚，对于考古学文化这一基础研究也相对滞后，目前还存在很多文化的空白点，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也较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还给很多从事新疆考古的学者带来了困扰。本文针对新疆地区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展开讨论，并对一些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名称提出自己的意见，力求夯实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
“考古学文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且使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尤其在缺少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传统考古学文化观念在西方受到了巨大冲击，考古学文化的阐释也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但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肯定了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学术意义。[2]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础研究，考古学文化对怀有历史科学研究目的以及对在悠长的史学背景下探讨中国的文明、国家、民族起源大课题的中国考古学来说，是有格外重要意义的。[3]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各地文化面貌多样，仍有一些地区存在一定时期的文化空白，不少考古学文化的具体研究也尚需深入，在新疆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枢，也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由于该地区环境多样，文化因素复杂，各考古学文化的判定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新疆史前时期[4]考古学文化研究起步较晚，考古学文化这一基础研究相对滞后。目前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既存在同一类文化具有多个名称的情况，也有在命名上如何与境外相关考古学文化对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也给很多从事新疆考古的学者带来了困扰。因此，本文将针对新疆地区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新疆地区虽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存，但考古活动都是调查为主，仅对少量几个遗址点进行了试掘，并没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成果。
对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始于建国之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虽然考古活动以汉唐时期的佛教遗存为主，但同时也涉及一些史前时期的遗存，[5]大量珍贵的考古材料得以发表。[6]在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已发现的史前遗存进行了初步研究，代表人物是吴震[7]和李遇春[8]。限于当时的材料，他们都认为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遍布全区，且大部分遗存可归属为三种类型：细石器文化、砾石文化和彩陶文化。这一阶段新疆史前考古得到初步的发展，但同时新疆很多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仍然是空白的，遗存分类也是以典型遗物特征命名，缺少对考古学文化的系统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新疆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初步探讨，[9]陈戈将整个新疆地区的远古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二十个文化类型，包括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的柴窝堡类型、七角井文化、乌帕尔类型、辛格尔—罗布淖尔文化；青铜时代的新塔拉类型、五堡水库类型、南湾类型、哈拉和卓类型、哈拉墩类型、阿克苏类型、四道沟类型；铁器时代的阿拉沟类型、察吾呼沟口文化、黑山头类型、香宝宝类型、雅尔湖沟北类型、克尔木齐类型、乌拉泊水库类型、土墩墓文化、庙尔沟类型等。[10]这是对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分类的重要尝试，其中部分文化类型命名一直沿用至今，如新塔拉类型、香宝宝类型、克尔木齐类型等。由于命名者对所命名的文化类型特征、具体年代和分布范围等信息没有进行细致的梳理，一些文化类型并未被后来的学者所使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开展了新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研究。1993年，水涛对新疆的史前遗存进行了系统分析，将整个新疆的史前遗存划分为八个区，并对各区内史前文化遗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同时还探讨了区域内各文化的关系以及所含的外来文化因素，[11]该文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分析了整个新疆的史前文化格局。1996年，安志敏在此基础上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划分为十个区，并指出各区的考古遗存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12]但是他们主要集中讨论的是文化分区，并没有归纳总结和命名考古学文化和类型及其内涵。1995年，哈佛大学陈光祖将整个新疆地区的金属器时代遗存划分为早晚两期十个考古学文化。其中早期主要有古墓沟文化、焉不拉克文化、新塔拉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哈拉墩文化和艾丁湖文化，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晚期包括四道沟文化、察吾呼沟文化、群巴克文化和塞克文化，时间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400年之间，[13]他对于考古学文化的分类和名称基本是以陈戈研究为基础的。1999年，羊毅勇在《新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了索墩布拉克文化、扎滚鲁克文化、前车师文化、阿克塔拉文化的命名。[14]这些命名，除了前车师文化被苏贝希文化替代外，其他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这一阶段，在新疆各地已经辨识出多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对各个类型的文化内涵讨论也逐渐开展起来，尤其是早期铁器时代的焉不拉克文化[15]、察吾呼文化[16]、扎滚鲁克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17]和苏贝希文化[18]得到了正式的命名。
进入21世纪，新疆考古进入了黄金时代，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也成果丰硕。2005年，韩建业以陶器为基础，将整个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进行了分区分期研究，该文基本上涉及了新疆地区已发表的大部分遗存，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十六种考古学文化类型。[19]2012年，郭物出版了《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书中分三大区对公元前1千纪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更早阶段的部分文化遗存也有所涉及。[20]笔者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21]此外，还有一些针对新疆某一特定区域开展的考古学研究，如刘学堂对伊犁河流域上游史前考古遗存的梳理[22]和张弛对于公元前1千纪伊犁河谷墓葬的专门研究。[23]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目前发现的绝大部分考古遗存也都被纳入了这个时空框架中。但由于各地考古材料的不平衡性及文化因素的复杂性，所以目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和类型数量多且名称不统一，也没有学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纵观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关于考古学命名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境外已知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的遗存该如何称呼，如新疆西部和北部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等相关的遗存。第二，同一类遗存同时存在多个考古学文化名称，如伊犁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同一类遗存被不同学者冠以“伊犁河流域文化”“索墩布拉克文化”和“穷科克上层文化”。第三，提出新的文化命名时，没有明确所命名文化的年代、分布范围及主要文化内涵等基本特征，甚至在仅有一两处调查和试掘所得的材料时，就直接提出新的文化命名，如“新塔拉文化”。除了这三方面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化命名不规范的地方。要解决这些问题虽不能一蹴而就，但现在就需要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二 与境外已知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遗存的命名问题
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地区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而从整个新疆史前时期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新疆史前文化所呈现的基本面貌是由东西方传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因此，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还有很多遗存与境外已知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如何界定和命名这些遗存，是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关系紧密的境外考古学文化主要有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阿迪拜尔文化、萨卡文化和巴泽雷克文化等。目前对于新疆地区的相关遗存有两种命名方式，一种是直接采用境外的考古学文化名称来称呼，如以铜石并用时代的阿依托汗墓地为代表的遗存被直接归入了阿凡纳谢沃文化，[24]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区相关的遗存都冠以“安德罗诺沃文化”[25]之名；第二种是以新疆发现的典型遗址或墓地命名，如阿依托汗墓地为代表的遗存被称为“阿依托汗文化”[26]，而新疆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区相关的遗存则分别被不同学者以“下坂地类型”[27]“汤巴勒萨伊类型”[28]“阿敦乔鲁类型”[29]“吉仁台沟口文化”[30]“穷科克下层文化”[31]等名称代替。笔者曾经翻译过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库兹米娜[32]和切尔内赫[33]的相关成果，并借鉴了他们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观点，对新疆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关系密切的遗存进行过专门研究，采用了“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等概念，[34]并认为在新疆地区保留“安德罗诺沃”这一概念也有利于与国际接轨。[35]但从当前新疆的考古实践来看，这种做法有不妥之处，而以新疆本土发现的典型遗址或墓地的名称来命名或许更加合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上述的这些境外考古学文化均属于苏联时期命名的，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安德罗诺沃”“塞伊玛—图尔宾诺”等也不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而是更大的区域系统的概念。而且一些境外的考古学文化如“卡拉苏克文化”实际分布范围非常有限，典型遗存仅分布于米努辛斯克盆地，[36]而对于“卡拉苏克青铜器”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了，其中很多的青铜器体现的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影响，我们已经专门讨论过。[37]所以，境外的这些考古学文化与中国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和内涵并不对等，有的文化分布范围也并不与新疆地区直接相接，因此用这些概念来直接称呼新疆地区的相关遗存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虽然新疆地区的这些遗存与境外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如阿依托汗墓地的洞室墓不见于典型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中，新疆的安德罗诺沃相关遗存不仅与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就在新疆地区也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区域文化类型，因此在文化命名时不能仅强调共性，而忽视了区域差异。
第三，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均或多或少包含外来的文化因素，除前文所提境外，还有来自甘青地区的影响。如目前哈密地区命名的天山北路文化中就有非常明显的西城驿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影响，而并没有人把这些从天山北路文化中独立出来，称之为哈密地区的“西城驿文化”或“四坝文化”。因此我们不能采用两种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拓展和影响。
第四，两种命名方式同时存在会导致命名上的混乱。以境外考古学文化直接命名，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西方学者的视角，在研究中往往受到境外相关成果的影响，容易出现先入为主的想法，会对新疆地区各类遗存的文化内涵、区域特征以及来源等一系列问题缺乏深入的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需要注意对境外考古学文化名称的使用，虽然新疆很多遗存与境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区或系统有密切关系，但“新疆安德罗诺文化”这样的概念显然已经不太适合再去使用，同样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等名称也不应该用来称呼新疆地区的相关文化遗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境外的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应该更加重视与境外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对比分析。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提倡命名更多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是反思我们之前的研究思路，排除一些干扰，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新疆地区各类遗存的辨识和深入研究上，进一步夯实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
三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实践
除了与境外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的遗存外，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则需要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之下来考虑。
“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最早由西方传入，20世纪2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运用考古学文化重建了欧洲史前史，[38]“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普及也是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概念在传入中国后，由于缺少统一的命名标准，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比较混乱。[39]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尹达和夏鼐等对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标准和命名原则开展了讨论，1959年，夏鼐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40]一文，正式提出了成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条件和原则，即“必须有一群的特征”“共出的这群类型最好发现不止一处”“必须对该文化的内容有充分的知识”，这就是考古学文化的“三原则”或“三要素”，再加上“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也有人称其为“四原则”。[41]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各地命名了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后来虽然学术界对于“最先发现的典型遗址”和“典型遗存”等概念存在争议，[42]但尹达和夏鼐提出的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召开了“考古学文化研讨会”，会议再次重申了夏鼐提出的考古学文化“三要素”理论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43]
虽然国内考古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总原则不存在争议，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分歧。已经有学者总结了国内外考古学文化命名的11种方法，具体包括：最初发现地命名法、典型遗址命名法、文化特征命名法、区域命名法、地名加分期或后缀命名法、时代命名法、族别命名法、双名命名法、前缀命名法、类型文化命名法、省略命名法。[44]这些命名方法有的已经被淘汰，但大部分仍在继续使用，以下我们将结合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实践来谈一些具体的想法。
在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已有的命名中，时代命名法、族别命名法、省略命名法和前缀命名法非常少见，即使存在少量的名称如“前车师文化”也没有被广泛使用。而文化特征命名法也已经基本被考古学界淘汰，但“鹿石文化”“彩陶文化”等名称仍然存在，不过这些概念都已经不能作为考古学文化来使用，而是有其他特定的含义，因此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应该避免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名称同时出现。
区域命名法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容易让人产生该文化是这一地区从古至今的文化的印象，[45]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因此之前新疆地区命名的相关文化名如“伊犁河流域文化”建议不再使用。
双名命名法在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中也有使用，如“乱杂岗子—半截沟文化”“古墓沟—小河文化”等，这种双名命名方法不符合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应该予以舍弃。乱杂岗子—半截沟文化可以直接简化为“半截沟文化”，至于古墓沟—小河文化，也有人称“古墓沟文化”或“小河文化”，由于小河墓地早在1934年就已经被发现，而且作为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小河墓地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非常大，因此该类遗存建议统一为“小河文化”。
地名加分期或后缀命名法在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初期比较常见，如著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由于只有在该遗址存在的两种文化遗存都属首次发现的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此法命名，因此近些年各地已经使用得比较少。而且如果其中的一个文化名称被取代，另一个则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目前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中以此方法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数量不多，如穷科克下层文化和穷科克上层文化，虽然穷科克遗址非常重要，但考虑到命名方式和已有其他的名称，这种命名方式或许可以不再使用。
类型文化命名法在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中广泛使用，是因为很多学者认为在命名考古学文化条件不成熟时，可先暂称为“某某类型”，时机成熟之后再变成某某文化。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笔者也曾在《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一书中，大量使用类型这一概念。但实际上，这容易与考古学文化之下的区域类型概念相混淆，引起不必要的命名问题，不提倡再使用。条件成熟便可直接命名考古学文化，条件尚不成熟还不能够以文化命名的则可暂称为“某某类遗存”。[46]
在所有的命名方法中，最初发现地命名法和典型遗址命名法是在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使用最多的两种方法。但正由于两种方法共存，才会出现同一文化出现不同名称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很常见。实际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应该结合“首次发现”和“典型遗址”两个方面来确定的，现在出现的命名混乱多是出自单一的典型遗址命名法，因为对于不同学者来说典型遗址的选定存在着一些主观性。如在伊犁地区分布的与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区相关的遗存中，至少存在以“穷科克”“汤巴勒萨伊”“吉仁台沟口”三种不同典型遗址命名的文化，在这里我们无意讨论哪个遗址更为典型，但希望提出命名的学者能进一步归纳和总结此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流行时代和典型特征等考古学文化各方面内涵以及与其他已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区别。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能够站得住脚，一方面需要符合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同时也需要对其文化内涵有深入的讨论。考古工作者对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应当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正如夏鼐所讲到的“如果还不具备一种文化类型所应有的条件，而我们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的现象，就匆匆忙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那就未免有些冒失了，这就会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混乱”[47]。
此外，对于其他同一考古学文化存在不同名称的现象，如“察吾呼沟口文化”和“察吾呼文化”、“克尔木齐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和“林雅文化”等不同名称在此也做简单的讨论。
“察吾呼沟口文化”和“察吾呼文化”两个名称差别不大。在新疆第一本史前文化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新疆察吾呼》中使用的是“察吾呼文化”，这个命名更简约，且被大部分学者所使用，因此建议统一为“察吾呼文化”。
“克尔木齐”和“切木尔切克”是属于阿勒泰地区小地名音译的差别，最早资料发表时使用的是“克尔木齐”，但后来被纠正为“切木尔切克”，而且这个名称已经被广为使用，由于这是一个跨越多国的考古学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这一概念也被俄罗斯学者所使用，[48]因此建议统一为“切木尔切克文化”。
“林雅文化”的命名是来源于哈密市天山北路林场办事处和雅满苏矿办事处的简称，而“天山北路文化”是以哈密市区天山北路命名的，虽然容易引起一定的误解，但这一命名是发掘者提出的，也符合命名原则，而且现在的影响也很大，建议统一使用“天山北路文化”作为命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些思考，虽未能面面俱到，但对已有的问题大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古学文化命名是否科学规范，直接影响到考古学文化研究能否深入，因此命名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问题也不辩不明。在此，笔者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推进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
当然，目前考古学文化命名采用了自然“淘汰”方式，最终会有一定的“优化”，但这个过程很缓慢，很多学者都认为考古学文化命名应该有更规范的程序。夏鼐很早就提出，“最好采用群众路线办法来解决，例如可以在全国性考古会议上大家就某一文化的名称，展开争辩，然后得出基本一致的意见，决定采用某一名称，以求统一。”[49]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或是考古学会有可能成立的史前考古学之类的分会，或者在这样的学术机构中成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50]。总之，这些都是学者们对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统一的美好愿望。希望有一天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在这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亚洲中部干旱区丝路沿线青铜时代文化格局与互动研究”（项目批准号：23AKG009）研究成果。为行文方便，文中所引所有学者均直呼姓名，并非不敬，特此说明。
[2] 裴安平：《论“考古学文化”的学术意义》，《东亚文明》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7页；韩建业：《考古学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第142～158页。
[3] 赵辉：《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1993年第7期，第620～626页。
[4] “新疆史前时期”一般被认为是新疆地区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前的时期，见陈戈的《新疆的史前文化》，《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和1995年第1期。新疆地区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新疆史前时期”这一概念时主要指新疆的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5] 新疆大部分资料未发表，详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69～183页。
[6]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
[7] 吴震：《关于新疆石器时代的初步探讨》，《新疆日报》1962年1月20日和1962年3月3日；吴震：《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4年第7期，第333～341页。
[8] 李遇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概况》，《文物》1962年第7、8期，第11～15页；李遇春：《新疆发现的彩陶》，《考古》1959年第3期，第153～154页。
[9] 羊毅勇：《新疆的铜石并用文化》，《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39～45页；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50～61页。
[10] 陈戈：《关于新疆远古文化的几个问题》，《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27～38页；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页。
[11]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46页。
[12] 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第70～77页。
[13] 陈光祖著；张川译：《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第1期，第83～97页。
[14] 羊毅勇：《新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JP4]》，《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第116～126页。
[15] 陈戈：《略论焉不拉克文化》，《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6页；陈戈：《焉布拉克文化补说》，《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第48～52页。
[16] 吕恩国：《察吾呼文化研究》，《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第75～86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17] 陈戈称之为“伊犁河流域文化”，见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页。
[18] 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3～171页；陈戈：《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第11～18页。
[19] 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新疆文物》2005年第3期，第57～99页；韩建业：《新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
[20]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1]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
[22] 刘学堂：《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2011年第1期，第85～108页。
[23] 张弛：《公元前一千纪新疆伊犁河谷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
[24]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105～121页。
[25] 邵会秋：《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1～97页；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25～154页。
[26] 韩建业：《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第89～98页。
[27] 吴勇：《论新疆喀什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文化》，《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36～44页。
[28] 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25～154页。
[29] 丛德新，贾伟明等：《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15～27页。
[30] 韩建业：《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第89～98页。
[31] 刘学堂：《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2011年第1期，第85～108页。
[32] Kuzmina，Elena E.，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Boston，2007，pp.9-16.
[33]〔俄〕E.N.切尔内赫著；邵会秋，蒋璐译：《欧亚草原古代冶金》，新疆人民出版社，2024年。
[34] 邵会秋：《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1～97页。
[35] 邵会秋，张文珊：《新疆安德罗诺沃文化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3～121页。
[36] V.Poliakov，I.P.Lazaretov.，Current State of the Chronology for the Palaeometal Period of the Minusinsk Basins in Southern Siber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Volume 29，February 2020.
[37] 杨建华，邵会秋：《商文化对中国北方以及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影响》，《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3期，第46～58页。
[38]〔英〕戈登·柴尔德著；陈淳，陈洪波译：《欧洲文明的曙光》，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39] 张婷：《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探索》，《华夏考古》2019年第3期，第113～126页。
[40]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第169～172页。
[41] 王仁湘：《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与程序问题》，《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第18～23页。
[42] 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54~262页；严文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78~93页。
[43] 李学来，王明辉：《“考古学文化研讨会”纪要》，《考古》2004年第10期，第84～88页。
[44] 张国硕：《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法》，《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102～107页。
[45] 张国硕：《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法》，《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102～107页。
[46] 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0~97页。
[47]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第169～172页。
[48] Kovalev A.A.，The Great Migration of the Chemurchek People from France to the Altai in the Early 3rd Millenium B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1(11)，2011，pp.1-58.
[49]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第169～172页。
[50] 王仁湘：《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与程序问题》，《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第18～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