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有成 李志平：宁波与朝鲜半岛的陶瓷之路

宁波（古称明州）地处中国南北洋分界、长江三角洲的南翼，自东晋至两宋时期北洋航线的开拓，有力促进了宁波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往来。其中，越窑青瓷是自明州港启航输入朝鲜半岛的大宗商品，考古资料也表明，越窑青瓷在晋代就已开始输入朝鲜半岛，持续了数个世纪，直到北宋晚期衰落。南宋以后的龙泉窑制品依旧沿着越窑青瓷开辟的“海上陶瓷之路”进入朝鲜半岛。今朝鲜半岛出土的越窑青瓷、新安沉船出水的外销瓷，以及越窑制瓷技术对高丽青瓷的影响及其逆销等均是这一史实的重要见证。

朝鲜半岛出土的越窑青瓷

从考古资料来看，东晋南朝时期，朝鲜半岛百济政权（约公元前18—公元663 年，其主要阶段与中国的六朝相共存）统治区为越窑青瓷的主要输出地，如梦村城发现的越窑青瓷盘口壶残片和黑釉钱纹陶罐残片、首尔石村洞古墓群出土的青釉瓷，在造型、胎土和施釉技法上很接近典型的越窑风格。石村洞3 号坟附近出土的一件青瓷四系罐，年代应为东晋中晚期，属于越窑器物。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出土的青瓷羊，大致为4 世纪中期，风格与宁波余姚市文管会所藏的东晋青瓷羊相近。此外，忠清南道公州地区武宁王陵出土的两件青釉六耳瓷罐、一件黑釉四耳盘口壶，可能也是越窑系制品。

法泉里出土东晋青瓷羊形&江原道出土东晋越窑青瓷虎子

朝鲜半岛出土的唐宋时期越窑青瓷主要有新罗庆州拜里出土元和十年（815 年）玉璧底碗、锦江南岸扶余出土唐代玉璧底碗15 件、古百济地区益山弥勒寺出土大中十二年（858 年）玉璧底碗和花口圈足碗、莞岛清海港张保皋驻地出土唐代玉璧底碗、玉环底碗、双耳罐、执壶等。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器主要有：高丽定宗安陵出土了花口圈足碗、盘、盏托、壶盖等；作为文字记录留下来的，有光宗下赐元光大师的“越窑金扣瓷钵”。1940 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碟，扶余扶苏山城出土了碗，还有开城高丽古墓出土的越窑青瓷唐草纹唾壶等。

庆州是出土越窑青瓷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庆州自新罗建国起，到新罗灭亡止，一直是王都所在地。在该地区，许多性质各异的遗址中出土了越窑青瓷。据不完全统计，该地区20 处遗址中共出土越窑青瓷75 件，以碗为主，有54 件，占总量的72%，且兼有钵、盘、盒、盏托、罐、盖罐、盆、执壶、器盖、香炉等。这些青瓷大部分制作精细，均整体施釉，为高级青瓷的特征。这表明输入庆州地区的越窑青瓷是具有一定品质的高级用品，应为当时居住在庆州地区的高级贵族和僧侣等使用。

学者林士民、沈建国等认为，朝鲜半岛出土的这些越窑青瓷，在造型、釉色上，很大部分与宁波海运码头附近出土的、准备外销的器物相一致。并进一步指出，上林湖越窑群中生产的盘、罐、钵、托具等青瓷器物，其造型、纹饰等与朝鲜半岛出土的青瓷器基本相同。再如学者李喜宽在《庆州地区出土的越窑青瓷》一文中指出，东川洞7B/L 内遗址出土的碗与宁波荷花芯窑址出土的同类器型相似，北门路王京遗址出土的盒盖与宁波寺龙口窑址出土的A型Ⅱ式器盖的类型基本相同，以及皇龙寺遗址出土的盒盖在荷花芯窑址与宁波和义路遗址中也有出土。这表明，朝鲜半岛出土的越窑青瓷应出自宁波，且是从宁波港启航外销至朝鲜半岛的。

启航宁波：新安沉船出水外销瓷

新安沉船是一艘从宁波出港，驶向高丽，卸装货物后开往日本北九州博多湾时，途中遇到暴风雨而沉没的商船。该船于1976 年在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被发现。据《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所述，在新安沉船上发现2 万余件文物，瓷器居多，又以龙泉窑青瓷最多，景德镇窑青白瓷次之，基本包含元代的各地名窑产品，如龙泉窑、景德镇窑、定窑、钧窑、吉州窑、建窑、磁州窑等。

通过与龙泉窑各个窑口生产的制品对比发现，沉船中典型的莲瓣纹碗、卷草纹碗和莲花纹碗，莲瓣纹大盘、贴花纹大盘、双凤纹大盘和青瓷高足杯等一批器物，与龙泉仁口宋元窑所烧造的制品完全相同。

龙泉窑青瓷是通过明州港输出到海外的。宋代及其以后，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贸易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明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后，大批外销瓷从该港口启运，沿着此前开辟的航道，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龙泉窑生产的瓷器除就近销售一部分外，大部分用船沿着瓯江顺流而下运到温州，通过温州外销或转运至明州港，再或内销或外销。从目前泉州、福州和明州三个港口的考古资料看，除宁波外，泉州、福州并未发现大量的龙泉窑青瓷外销的实物。学者林世民指出：在沉船出水最多的龙泉窑产品中，有许多品种和宁波东门口宋元码头遗址出土的器物可对上号，尤其沉船有2 件“使司帅府公用”铭盘成为断定新安沉船的年代和出发港口的主要依据。证明明州（元代称“庆元”）港继唐、五代至两宋、元代时，是龙泉窑制品漫步“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启运港。正如林士民在《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浙江青瓷的外销》中明确指出：“1 至4 期即唐中晚期、五代、北宋期，出土的外销瓷均为越窑制品，第5 期出土的为南宋青瓷，包括龙泉窑制品，第6 期完全是元代龙泉窑青瓷”。

庆州地区出土越窑青瓷情况表

（据《庆州地区出土的越窑青瓷》一文整理而成）

新安沉船出水贸易瓷窑口分布

新安沉船中出水数量占第二的景德镇青白瓷，在宋元时期也是通过水路运抵外销港口宁波的。元初，在全国设置了七个市舶机构，庆元在元代始终是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温州等几个在浙江的市舶建立不久后，也归并入庆元管辖。这个政治性的机遇，对庆元港的发展和青瓷外销的繁荣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景德镇窑到宁波的水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传统的长江路线，从昌江顺流而下，到达鄱阳湖后，顺流出湖口入长江，顺长江干道而下至长江下游平原，折向南通过大运河运往杭州，再通过杭甬运河抵宁波；二是沿昌江到饶州府鄱阳县，入鄱阳湖转余干溪（今信江下游），溯余干溪而上，经上饶江（今信江中游）至玉山，陆行一段河谷低地至常山，转入江山溪（今江山港），顺流而下到达宁波。

越窑制瓷技术助高丽青瓷制作技艺绝顶

唐代，明州与朝鲜半岛的清海镇、日本的博多港同为东亚贸易圈中的三大国际贸易港。“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郊，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明州与高丽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即便到中国政局动荡的唐末五代时期，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也未曾中断。五代时期，吴越国凭借海上交通的便利，与朝鲜半岛高丽交往密切，尤其是吴越国王钱弘俶统治时期，两国来往更加频繁，吴越国还被高丽王朝当作“上国”。

 “使司帅府公用”铭文青瓷盘

新安沉船出土元龙泉窑青瓷

这时期，吴越国积极向高丽传播越窑制瓷技术，使高丽在全盘移植该技术的基础上烧制出高丽青瓷，并使高丽青瓷在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并超过了越窑青瓷。据韩国最新考古研究资料显示，在韩国600 多个地区考古发现的1700余处青瓷窑址中，与高丽青瓷诞生密切关联的早期青瓷窑址有黄海南道峰泉郡圆山里窑、黄海南道平川郡凤岩里窑、京畿道龙仁西里窑、京畿道始兴市芳山洞窑等。通过对这些窑址的窑炉、窑具、装烧方法、器物型制及至胎釉化学成分的科学分析，以及结合越窑进行相关对比研究，考古学者认为早期高丽青瓷的年代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大概是960 年前后至982 年以前，后阶段是成宗继位的982 年之后到1022年间，且真正意义上的高丽青瓷是在后阶段产生的。其中前一阶段是高丽青瓷的初创时期，也是吴越国王钱弘俶统治时期。这些早期青瓷的特征包括：与越窑一样建在山坡上；是砖筑窑，全长38—44 米，宽1.8—2.2 米，与越窑唐宋第五期以后的窑炉形态几乎相同；从最初规范化形态的中国窑形态上看，其窑炉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经过数次修补后，窑的规模缩小，向土筑窑形态发展。可见，朝鲜半岛最初出现的青瓷窑址与五代吴越国时期的越窑十分相似。

宁波与朝鲜半岛间制瓷技术传播路线图

11 世纪后半叶至12 世纪前半叶，高丽青瓷生产达到鼎盛，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纹饰技法和制作技术，为翡色青瓷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此时，窑瓷业主要集中于康津沙堂里和扶安柳川里，直至14 世纪后半叶，一直是高丽青瓷的中心产区。这一时期的青瓷在素面的基础上发展出阴刻、阳文印花、贴花、堆花等技法，纹样有牡丹和莲瓣纹、鹦鹉纹、唐草纹等多种样式，其中又以牡丹和莲瓣纹为主流。同时镶嵌手法也有所发展，由此前的粗糙工艺变得精湛，以折枝花的形式单独出现。至12 世纪中期，高丽镶嵌青瓷迅速发展，在大量采用镶嵌装饰手法的同时，配合绘红彩、绘黑彩、堆白等装饰手法。在纹样和器物造型方面，从原来的中国式变化为朝鲜半岛独有的高丽式。时人认为“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北宋奉使高丽的使臣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更专门描述，高丽青瓷“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为此物最精绝”。 

12 世纪高丽青瓷套盒

值得一提的是，自受越窑青瓷影响后，在窑具和瓷器上署名的做法也为高丽窑工所习得，如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淳化四年（993 年）铭文罐外底刻有“享器匠王公托造”等字样。高丽青瓷中还有“照清造”“崔吉会造”“孝久刻”等表明作者或刻者的铭文，其中，被认为是作者铭的，如“孝文”“纯关造付”“景中”“义藏”“清”“奔达”“李”“敦章”“崔信”“昭青”“崔”“主载”“敦真”“惠”“丘”“才”等。

（选自《中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 

 宁波出土北宋至元高丽青瓷残片 

高丽青瓷不仅结束了朝鲜半岛依靠进口中国瓷器的历史，也使高丽成为向越窑青瓷发源地宁波地区青瓷逆输出的国家。据统计，中国境内出土的高丽青瓷共29 批，其中宁波共发现4 处高丽青瓷出土点，年代约在10 世纪后期至12 世纪后期。1993 年，宁波东渡路遗址首次出土高丽镶嵌青瓷，一件为蝴蝶纹的罐残件；另一件为瓶，转角边镶嵌卷草纹。这些虽为残器，但制作之精美可与越器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