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燕仪：清前中期淮盐流通模式考论
清代对食盐实行专卖，最主要形式为官督商销，即在官府监管下由盐商组织运销。官督商销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官督，二是商销。关于官督问题，学界从多方面予以考察，成果丰硕。而关于商销问题，以往学者虽提及食盐经历几大流通环节或运销区段，但限于史料，较少涉及各环节如何组织食盐流通，构成怎样的流通和经营形态，使得人们对清代食盐商销实际运作认识不足。
要想深入理解食盐商销，必须依靠大量民间文献。近年新发现的两淮盐区商人书信、契约、账本和日记等，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史料基础。两淮盐区囊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是清代人口最多、地域最广的盐区，其专卖制度为其他盐区效仿，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本文集中利用民间文献，结合其他史料，深入考察淮盐商人在官督制度约束下如何进行商销，分析各个环节商人组织食盐流通的具体模式，探讨不同模式的运作形态和演进趋势，揭示商人选择某种经营模式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理解官督商销的具体运作和实践机制。
一、盐场收购：商灶交易与自产自收
清代两淮盐场共有20多家，纵向分布于江苏东部沿海地带。盐场收购主要在灶户和场商间进行，灶户是生产食盐的工人，场商指下场收盐的商人。清代两淮盐场大体存在两种生产形态：灶亭制和商亭制。灶亭制是灶户拥有亭场等生产资料，自出资本，作为个体经营者产盐；商亭制是场商拥有亭场，提供资本，雇用灶户产盐。基于这两种生产形态，盐场的食盐流通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商灶交易，即在灶亭制下，灶户产盐归自己所有，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卖给场商。第二种是自产自收，即在商亭制下，场商自置生产资料，利用雇佣方式产盐，全部产盐归属场商。
在灶亭制生产形态下，商灶交易的具体运作十分复杂。虽然官方规定场商和灶户必须在合法收盐场所——公垣，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易，但实际上场商和灶户往往通过中间商间接交易，盐场掌管、拨户、锨手、忙工、歇家、地户都有可能成为中间商。其中，掌管为“商家管办配运之工人”；拨户是“赴灶收买”的船户；“包垣之佣丁曰锨手，曰忙工，收买（灶盐）者曰歇家……司包垣者曰地户”。他们都是当地人，“与各灶丁素相熟识”，因此往往充当盐牙中介，使得“商灶反不相识”。
中间商的存在是盐场地理格局与生产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必然性。第一，公垣是官方规定的唯一合法交易场所，不在公垣交易即为走私。由于东西扁长型的盐场地理格局，各场产盐亭灶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公垣则位于盐场西部内陆范公堤的集镇上。产盐亭灶与收盐公垣距离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灶户和场商“人地生疏”，信息难以遽通。第二，由于生产形态分散，灶户产盐是零星生产，而场商收盐则是集中采购，难以对灶户进行“按户挨收”。因此，场商往往借助熟识灶户的掌管、地户、歇家、拨户等人居中收买，这是降低直接交易费用、提高收盐效率的合理选择。
不过，通过中间商交易衍生出很多问题，他们往往掌握议价权，利用信息不对称抬高卖价，最终导致场商收盐成本增加。乾隆十二年（1747），两淮盐运使朱续晫即称，“伊等恃此居奇，窥有需盐甚多之商，及值赶运急迫之际，则百计腾那，混称灶产不广，商人不得不互相增价，争先抢买……是以场盐价值，年来日渐高昂”。朱续晫本意是禁革盐牙中介，但考虑到商人利用中介无法避免，只好折中处理，一方面将各场盐牙牙帖概行追缴；另一方面保留掌管、地户等名色，“专令伊等听商指使招盐，但止许其招盐到垣……不许伊等经手银两，擅评盐价……令场商按引酌给工食”。其实质是将中间商变成场商雇用下领取固定工食的收盐商伙。如此一来，商灶便可“觌面自相交易”，既为场商收盐保留信息渠道，又压缩了中间商抬高盐价的空间。这一方案看似两全其美，但难以长久维持。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称，“灶丁煎盐运垣，有种歇家、地户及掌管人等，从中包揽克价”。可见，乾隆以后各类盐牙中介仍十分活跃，歇家、地户、掌管介入场盐交易，并且包揽买卖、掌控盐价，从中分享商灶交易利润。
总体而言，在灶亭制下，商灶交易存在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两种方式。由于场商和灶户距离遥远、信息阻隔，尽管官方屡次严令“商灶觌面交易”，场商和灶户仍普遍选择通过中间商买卖，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收盐效率。然而掌管、地户、歇家等中间商掌握市场行情和信息渠道，居中操纵盐价，侵夺场商和灶户利益，使得收盐成本仍然较高。
在商亭制生产形态下，张振隆盐店留存的两份领
文契很好呈现了自产自收模式的具体运作。两份契约分别签订于乾隆二十二年和嘉庆六年（1801），形制基本相同。张振隆是清前中期活动于庙湾场的两淮场商，庙湾场在雍乾年间已实行商亭制。据契约可知，煎丁江起高兄弟、李廷富，分别通过保人从张振隆盐店领到官、牛䡐等生产工具，依赖张振隆盐店的生产设施——房厦和亭场，办灶煎盐。关于盐产归属情形，两份契约都记：
（煎丁）自领之后，勤紧办引，小心供养牛只，惜用物件，照火伏产盐，一半归算店分，一半分身，其盐俱归本店配引，照场例随时给价，不得另售他店。一切做事，自遵店规，以及私煎透漏等事，愿听店主呈官究治。
（煎丁）自领之后，遵照火伏产盐，一半归算店分，一半归身，其盐俱归本店配引，照场例随时给价，不得私售别店。倘有私煎透漏，以及不遵店规怠惰等情，愿听店主呈官究治。
不过，这一流通模式衍生出较独特的流通机制。虽然产盐实际上全部归场商，但名义上“一半归算店分（场商——引者注），一半归身（灶户——引者注）”。这种分成比例应与场商、灶户付出的生产资料、人力成本有关，并成为盐场惯例。而属于灶户的那一半盐产“不得私售别店”，必须卖给所属场商，其价按“场例”付给，而“场例”往往“例无长落”，不仅不像灶亭场价“随时长落”，而且往往低于灶亭场价，应该也是盐场惯例。“场例”表面上是场商付给灶户的盐价，实际也相当于场商付给灶户的工价，兼具价格和工资双重属性。这样的运作机制既在实际管理层面保障了场商的全部产权，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灶户的积极性。
按照对雇佣制的传统理解，雇佣者通过支付薪水换取被雇佣者付出的劳动。那么，场商应该支付灶户固定工资并获得灶户所有盐产。但这一做法难以激发灶户产盐的积极性，且增加灶户走私的动机，最终导致场商实际所获盐产减少。因此，场商在雇佣制基础上，结合独特的产权和价格机制，采取灵活的处理方法。一方面，按照雇佣制的基本逻辑，场商能够获得全部灶户盐产，保障场商的实际产权；另一方面，名义上属于灶户的那一半盐产照场例给价，意味着灶户生产或上报的产量越大，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由此推动灶户的生产积极性并削弱其走私动机。
总体而言，在商亭制下，场商雇用灶户产盐，场盐流通本质上属于自产自收。在此模式下，场商兼营生产和收购，省去商灶之间的大量交易成本。不过，没有独立经营地位、只是获取固定工资的灶户，容易失去生产积极性。因此，场商采取雇佣方式的同时，结合独特的产权和价格机制，从而维持一定的激励机制。
二、泰坝集散的三种模式
泰坝是清前中期官方指定的淮盐集散转运中心，位于各场运盐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两淮绝大部分场盐都在泰坝集中，经过掣验（官方对食盐重量的检查）后再运往各销售口岸。泰坝集散主要在场商和运商之间进行，运商是获得官府特许凭证（引窝）的运销商。关于集散环节的流通，乾隆三十年两淮盐政普福曾称，场商有“自行收买，转售运商者”和“领运商课本，立垣代买者”，嘉道年间幕僚包世臣则认为，“现在淮南巨商无不办场，而南场稍有力者亦皆兼运”。可见，泰坝集散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收买转售，即场商将从灶户手中收到的盐转卖给运商；第二种是立垣代买，场商专为运商代理收买灶盐；第三种则是自收自运，即盐商兼充场商和运商，同时经营收购和运销。需要说明的是，在食盐专卖体制下，淮盐运销必须经过泰坝掣验程序。因此，在收买转售和立垣代买模式下，场商和运商在泰坝进行交割的同时接受泰坝官掣验；在自收自运模式下，场商和运商实属一体，食盐在泰坝掣验，但不存在实质性的盐产交割。
（一）收买转售
《张振隆店号盐业文契遗存》的“立卖坝盐合同”揭示了收买转售模式的具体运作，正文如下：
立卖坝盐合同，商人张振隆今卖到商人名下庙湾场在堆剔白净筛盐壹千伍百引……每引照时价壹两柒钱陆分算，共该九五足兑平纹银贰千陆百肆拾两整，其盐期至发皮票之日叁拾伍天重送泰坝……各商行情长落，各毋反悔，今恐无凭，立此坝盐合同存照。
……
乾隆四十年七月二十日，立卖坝盐合同商人张振隆，居间张德聚。
这种远期交易促使盈利中间商的产生，造成频繁的倒手买卖，由此可能引发交易风险。雍正初年歙县县丞高凤翰提到，淮盐运商吴文字和场商余南英订立合同，吴文字向余南英购买淮盐，随后余南英通过中人叶汉倬，得知场商江德裕有盐急于出售，便与之订立合同，低价购买江德裕的盐，再高价转卖给吴文字，从中获取差价。吴文字和江德裕意外得知后非常不满，决定撕毁与余南英的原订合同，导致纠纷和诉讼。
总体而言，收买转售采取远期交易方式，因而倒手买卖十分常见。获得市场行情和买卖信息的中间商人，往往从中赚取丰厚差价，真正的买卖双方需要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由此也增加交易风险。
（二）立垣代买
《张振隆店号盐业文契遗存》的一份承顶更名文契可以说明立垣代买模式的运作情形，文契核心内容概括如下。乾隆年间，张振隆和胡祥孟都是庙湾场场商，拥有荡地、亭场、产和包垣等生产资料。乾隆三十八年，胡祥孟因故退出盐场，凭中立契，将相关生产资料全部卖给张振隆，由其买补经营。此外，胡祥孟原为扬州运商项鼎和代理买盐的场商，他同时将为项鼎和代买之权转让给张振隆，由其承顶。因此，张振隆向署泰州分司禀告，希望更名注册。经过庙湾场大使、泰州分司、运判、盐运使烦琐的公文往来，此事得以落实，庙湾场大使詹兆骏“遵照注册更名，收买济运”，并“循例取具同场垣商保结呈送”。
可见，两淮盐场存在专为运商代买场盐的场商，胡祥孟和张振隆都曾立垣代买，扬州运商和代买场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具备相关条件：第一，同场场商提供保结凭据；第二，委托方扬州运商提供信用担保；第三，在前两项前提条件下，获得官府许可，登记注册。值得注意的是，张振隆盐号从康熙年间以来一直经营盐场，与诸多运商都有生意往来，声誉良好，是其能够顶补胡祥孟成为项鼎和代买商的基础。一般而言，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相对稳定，只有碰到类似胡祥孟退出盐场经营的意外情况时才会终止。不过，虽然胡祥孟与项鼎和的代买关系终止，但是张振隆接替胡祥孟承接了这一关系。可见，前一场商退结，后一场商承顶，只要三方达成共识，立垣代买仍可维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份承顶更名文契与上文“立卖坝盐合同”的当事人都是张振隆，但是两份文契显示的流通模式并不一样。在这份承顶更名文契中，张振隆长期为项鼎和代理买盐，而在“立卖坝盐合同”中，张振隆是与其他运商进行一次性的食盐买卖。事实上，张振隆既立垣代买，又收买转售，同时利用两种模式开展经营。
总之，在立垣代买模式下，场商和运商是委托代理关系，双方应具备良好声誉，一旦合作建立，双方关系较长期稳定，不需要每次单独订立合同。
（三）自收自运
徽州民间文书《清初扬州徽商〈往来全书〉》中有180多封关于盐商经营生意的书信，可以体现自收自运模式的运作情形。书信主人是康熙年间经营安丰盐场的场商，该家族盐号产盐量庞大，随时能够掌握的存盐即达5000—8000引。信中多次提到其经营盐场的情形，如“今岁场中盐价以及各物无一不贵，盐上两一桶，劣曾买过，不以为奇，而包价竟将至一两一捆，此真罕见之事也”；“场下今未得大雨，灶河不能起水，目下仍是车盐，每日三关亦不足千桶上市耳，本店今岁以来，只上盐千余桶也”；“今岁场中秋产中平，乃阴雨所致，自九月杪以来，天气晴和，风日俱美，亭场得力，冬产颇饶”。对场商来说，收盐存盐至关重要，因此该商十分关注天气状况、亭场产量、灶盐运输和场价行情。除经营盐场外，该商还提及口岸行情和盐店情况，如：
场下入秋以来，晴爽日久，草丰卤足，可谓广产，兼之盐价亦减，成本似此从前较轻，惜江广（江西、湖广——引者注）壅滞，未得差价。
汉口盐市比从前稍平，闻新单在五月间行巴店，得武店一笔，则略而敷用。
不过，该商经营盐场起家，并无行盐资格凭证——引窝，要想进入运商之列，需在扬州购买引窝，所以该商十分关注窝价，多次提及窝价行情。如“方今雨旸时若，场中产必广，但窝价不松，而买运之家过贵，难必获利”；“目下盐色淄而价贵，窝票亦因此而价贱，以彼补此，成本相当”；“本店所收之盐，已为得算，闻新年窝价亦稍松，当此之时，全此本得取巧为妙”；“本店新单场盐收足，今随数滚总，将来若复催趱严紧，无盐之家窝票自松而出，似又反得算耳”。清前期扬州形成活跃的引窝交易市场，窝价波动明显。当窝价抬升时，该商便十分担忧，一旦窝价降低，又感欣喜。
总体而言，《清初扬州徽商〈往来全书〉》中的盐商不仅下场收盐，还涉足食盐运销，对坝盐流通而言就是自收自运模式，盐号将坝盐交易变成盐号内部的流通，因此盐号要兼顾盐场、口岸以及引窝等市场行情。
三、口岸销售：代商领销与自运自售
口岸是清代文献对淮盐销售引地的代称。淮盐销售引地分为两种：一是公共口岸，即境内各个州县淮盐一例通销，不用严格分地行盐；二是专商引岸，即境内各府州县必须分地行盐，不许越界行销。不管是公共口岸还是专商口岸，绝大部分淮盐销售都是由运商雇船从集散中心出发，途经扬州、仪征，进入长江，溯江而上，运往各个口岸，卖给地方水贩铺户。运商盐船到达口岸后，往往不是直接与数量众多的水贩铺户交易，而是通过固定的口岸盐店销售。嘉庆七年，两淮盐政佶山称，“商人行销楚省之盐，运抵汉口，设有卖店，分给湖北、湖南两省水贩转运销卖”。因此，本节集中讨论运商和口岸盐店间的流通关系。口岸销售存在两种流通模式：第一种是代商领销，即没有引窝的商人获得运商授权，为运商代理售盐；第二种是自运自售，即拥有引窝的商人自行开店售盐。
徽州民间文书《疏文誓章稿》中歙籍余氏家族在安庆和汉口开设的盐店，是典型的代商领销盐店，其经营历程可以展现代商领销的具体运作。余家安庆盐店始于康熙七年（1668），该店原由歙籍两淮总商程量入开设，程量入与余锡祖父余同铭交好，因此委托余锡之父掌管。余父开始是被雇用商伙，之后独立成为代销盐店主，代销程量入名下“友善旗号”淮盐。由于余父“才高志广，信义服人又极豪侠”，此后“仪、扬亲友多有借重而报盐附卖”。然而康熙二十三年余父次子余钟接管后，盐店逐渐败落，失去大量代销权，程量入等便不再授权盐店代销，到康熙三十九年长子余锡接手时，只有江次羲名下“广字之盐”还愿意委托代销。余锡刚开始经营时，曾挂欠江次羲的盐价银，导致江次羲想取消对盐店的销售授权，意味着盐店将失去仅存的代销资格，无法维持营生。余锡亲自到扬州恳求保证后，江次羲才同意“发盐接售”，盐店得以维系。此后，余锡的经营才干逐渐凸显，扬州亲友“如程并茂、马森裕、汪禹成、江有容、汪鼎安、汪敦大、程启玉等店”纷纷“报盐托售”，盐店成为多个运商的代销盐店。
除开设安庆盐店外，余家还一度在汉口开设盐店。康熙二十三年，余父决定在汉口口岸开设人和盐店。不过，在食盐专卖体制下，行盐存在准入机制，余父本无行盐资格，想要开设盐店，必须有运商授权代理。因此，余父便找到余家旧交、拥有引窝的扬州运商鲍云从，获其授权代理售盐，与之签订合同，从而得以开设盐店。
总体而言，在食盐专卖制度下，无引不可行盐，口岸代销盐店必须依靠运商授权才能开设，运商有较大主动权建立或取消委托代理关系。通过签订合同，运商和代销盐店确定委托代理关系，其建立与维持往往取决于亲友关系、经营才能、信用声誉以及资金是否充裕等因素。
自运自售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常驻扬州的运商派遣商伙前往各个口岸开店售盐；第二种是口岸商人通过积累资本获得引窝后，仍常驻口岸，并派商伙驻在扬州，由此兼营运输和销售。
汉口孟泰源盐店的经营管理即属于第一种形式。乾隆二十七年，晋籍运商孟晖父子涉嫌重利放贷，其设在汉口的孟泰源盐店被官府查封，从而揭露盐店经营情况。汉口孟泰源盐店俱系孟晖出资，本银共19562两。不过孟晖并不亲自经营，也很少前往汉口，而将经营事务交给同系太谷县人的店伙孟临。孟临“每年止得劳金，三年更换一次，并非合本分股”，“卖出盐价，陆续交脚行寄扬”。可见，运商自出资本在口岸开设盐店，选择同乡或熟识者商伙经营。商伙与运商之间形成较长期的雇佣关系（本案例中为3年），商伙只得劳务工食，并无利润分成，双方没有合股关系。商伙负责食盐销售，卖盐所得盐价，通过脚行寄给扬州运商。在此情况下，汉口盐店相当于分号，总号则在扬州。
和州江仲馨盐店和汉口汪允恒盐店的经营则属第二种形式。徽州民间文书《二房资产清簿》的主人公江仲馨，歙县江村人，嘉道时期长期经营和州盐业。和州位于安徽东部，属于几个专商共同占有的引岸。江仲馨自述，“自二十一岁承先以来，代盐商领销和州引盐，冰兢自守……同岸自运之许恒吉、巴长发、方诚发力不能支，先后翦歇，余店独存。总商吴孙茂出名认运……来岸立店……余为扬商代庖，在岸辛勤四十余载……价买根窝，总滚江馨泰七百十三引，江裕泰总三千零六十四引，自运自售，日渐丰裕”。由此可知，和州口岸存在代商领销和自运自售两种模式。其中，许恒吉、巴长发、方诚发及总商吴孙茂都是拥有引窝的运商，自设盐店销售。而江仲馨本无引窝，长期“代盐商领销”，积累40多年才买到3000多引行盐根窝，得以在和州口岸自运自售。而口岸自运自售的实现也依赖于商伙，《清嘉庆徽州盐商汪氏汉扬两地书信》即显示，嘉庆年间汉口盐商汪允恒获得引窝、开展自运自售后，仍旧常驻汉口，把扬州事务委托给执事处理，双方通过书信及时沟通盐务，由此实现运输和销售的兼营。可见，汉口盐店相当于汪允恒的总号，扬州所设则是分号。
总体而言，扬州运商派遣商伙经营口岸盐店，属于运商从运输领域向销售领域的延伸。而口岸盐商购买引窝，获得运销权，则属于代理商从销售领域向运输领域的扩张。在这两种情况下，盐商分别以扬州或者口岸为中心，建立自己的总号或总店，以此延伸出分号或分店，形成总号（总店）—子号（子店）管理模式，从而开展自运自售。在此模式下，分号或分店一般由商伙经营，总号或总店则指导并监督商伙的经营。
四、流通模式的演进与有限的纵向一体化
基于具体运作上的优劣，盐场收购、泰坝集散、口岸销售三大环节的流通模式分别形成不同的演进趋势。
第一，盐场收购环节。在商灶交易模式下，灶户作为独立的个体生产食盐，通过卖盐获得全部收益，具有足够的产盐激励；场商利用市场交易收盐，不需要付出产盐资料，也省去监管灶户的成本。不过由于中间商的广泛存在，场商和灶户间的交易成本总体较高。而在专卖体制下，各场灶亭和灶车
都是预先投资的固定资产，专为煎盐而设，难以作其他用途，使得盐产资料专用性较强；官方为防止走私，规定灶户产盐只能卖给本场场商，不能卖给别场，导致灶户销售途径受限。在这样的环境下，收盐场商和中间商占据有利交易地位，灶户容易遭受“浮收”、“勒掯”之苦，往往亏损严重。在自产自收模式下，灶户不是独立的产盐主体，场商雇用灶户产盐，双方建立长期契约关系，灶户卖盐和场商收盐都不用经过中间商，不仅省去大量交易成本，也可以收回被中间商侵夺的利润。理论上，场商雇用灶户生产，可能导致场商管理成本增加及灶户积极性下降。不过，一方面在盐场管理体制下，监督灶户生产、防范走私的管理职责都由盐场大使负责，由此降低场商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场商利用独特的产权和价格机制，保留一定的激励机制。
面对这种情形，无力自主产盐的灶户逐渐借贷场商资本，将生产亭场卖给场商，从个体经营者变成场商雇佣工人。同时，场商具有动力收买亭场，雇用灶户产盐，直接掌握大量盐产，降低交易成本。据徐泓研究，清初至道光年间，两淮盐场灶亭制占比逐渐下降，商亭制占比稳步上升，并取得绝对优势，意味着自产自收逐渐取代商灶交易，成为主要流通模式。
第二，泰坝集散环节。在收买转售模式下，由于远期交易模式、倒手买卖频繁，场商与运商间的交易成本和风险较高。不过，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场商和运商分别是独立交易主体，都只对各自环节负责，管理成本相对较低。此外，双方往往是一次性交易，交易结束后可以重新选择交易对象、数量和价格，以灵活应对运销形势和市场行情的变化。在立垣代买模式下，场商和运商属于长期合作关系，既可以降低重复议价和谈判成本，也可以节省管理成本，不过双方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选择资产充裕、经营稳定、声誉良好的合作伙伴，否则容易遭遇人际风险，一旦合作不顺，双方都会付出巨大的协商或解约成本。在自收自运模式下，盐商实际上将坝盐交易变成盐号内部的流通，由此节省大量谈判和议价等交易成本。不过，这样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盐号主人需要统筹收盐和运销两大环节，监管和遥控各个部门，需要付出很高的管理成本。
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商人往往根据自身状况选择经营模式。清代淮盐运商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世代经营、资本充裕的大运商，“资本多而引课多者，祖孙父子世代业盐，扬俗称为大商”，运销量“十居六七”；第二种是经营并不稳定、资本微薄甚至借贷行盐的小运商，“资本微而运盐少者，多系借他人之本，附别店之引，今岁行而改岁止，去来无定，扬俗称为小商”，运销量占“十之三四”。与运商一样，淮盐场商也存在资本是否充裕、经营是否稳定的差别。大运商具有足够资本和动力选择立垣代买或自收自运，以便保障长期稳定的渠道来源，小运商既无力自收自运，也无意与场商建立长期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宁愿选择收买转售，以便灵活进出运销领域。与此同时，资本充裕或经营稳定的场商，一方面会购买或租赁引窝，建立自收自运模式，进入利润更高的运销领域，另一方面与运商建立立垣代买的长期合作关系。而资本规模较小或经营不稳定的场商，往往利用收买转售与不同运商交易往来，通过灵活的市场机制赚取短期收益。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有资本规模大小、经营时间长短差异，但不管是场商还是运商，都不一定只采用某一种流通模式，而会综合运用两种甚至三种模式。如张振隆既签订“立卖坝盐合同”，通过居间卖盐给某位运商，又承顶场商胡祥孟，成为项鼎和的代买商。《清初扬州徽商〈往来全书〉》中的盐商更是如此。一方面，作为场商，他会将盐卖给其他运商或者为运商代买，书信显示，该商曾经卖盐给某位运商，还夹带私盐，在交割结账时遭遇运商勒价；另一方面，作为运商，他会向其他场商买盐，信中即提到该商曾向盐场某位“台翁”购买场盐，并委派其弟携带皮票前往盐场，以便“台翁”重盐出场。同时，他还自收自运，兼营收购和运销。
综上，坝盐流通存在收买转售、立垣代买、自收自运三种模式，它们并存互补，并未出现向其中一种模式转化的总体趋势。不同资本规模和经营时长的场商和运商，往往立足自身情形，选择合适的流通和经营模式，并可能综合运用几种模式，采取多样化经营。
第三，口岸销售环节。在代商领销模式下，运商将销售事宜全权交给代销盐商，与之分享部分利润，可降低管理成本。运商具有较大主动权建立或取消委托代理关系，给予代销盐店足够压力完善经营，而代销盐店“多销一引，多得一引之费”，亦有较大动力推动销售。在自运自售模式下，运商同时赚取运输和销售利润，而岸店商伙相当于职业经理人，领取雇佣工资，不具有独立经营地位。运商兼营运输和销售固然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不过，运商遥控商伙需要付出监管成本，而领取固定工资的雇佣商伙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推动销售。此外，对口岸销售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淮盐大本营扬州与各大口岸，尤其是引地最广的湖广、江西口岸距离遥远，业务往来和信息沟通需要大量时间。运商兼营运输和销售，遥控商伙十分困难，难以保证有效经营。
因此，在口岸销售中，代商领销比自运自售更有优势，运商更愿意采用代商领销模式。嘉庆年间举人陈文述称，“扬州去汉口二千余里，商人居扬，办运楚岸销售，不能不托之岸商”。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霖称，“湖北、湖南两省岁销淮盐……向系扬州各商……交给汉岸卖商代为销售”。岸商是清代文献对江西、湖广公共口岸代理商的专称。可见到了嘉道年间，代商领销成为口岸销售的普遍模式。
综上，在淮盐流通中，盐场收购、泰坝集散、口岸销售环节，广泛存在自产自收、自收自运、自运自售的兼营模式，说明拥有大资本的盐号可以同时经营生产、收购、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实行纵向一体化。上文提到康熙年间经营安丰盐场的场商即如此，该商不仅经营盐场，还兼营长途运输，其两封书信都有提及“装盐数千与大舅兄往湖南脱售”，可见该商应在汉口口岸有自营批发盐店，并试图打开汉口的下一层级市场——湖南，由此显示出跨越产运销的纵向经营体系。
那么，纵向一体化如何实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开展纵向一体化，经营管理较为困难，不过盐商家族关系为实现有效经营提供了条件。具体而言，某商总管家族盐务，分别委派不同的商伙管理盐场、泰坝和口岸各项盐务，其中负责“综理场务”的便是其父早年委任的“为人才高学博”的休宁籍商伙。这些商伙相当于专业经理人员。而为了有效监管各地盐务和各个商伙，该商多次将弟弟、内侄、姐丈、内兄派往盐场、泰坝、口岸，处理特定事项，将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嵌入既有商伙管理体系。该商同时利用商伙管理体系和家族关系网络，实现纵向一体化。
尽管如此，类似该商全面实行产运销产业一体化的盐号，在淮盐流通中并未占据绝大多数，纵向一体化也未形成普遍趋势。在盐场收购环节，自产自收比例逐渐增加，逐渐取代商灶交易；在泰坝集散环节，收买转售、立垣代买、自收自运三种模式并存互补，自收自运虽占据一定比例，但未形成绝对优势；在口岸销售环节，自收自运逐渐被代商领销取代，占比逐渐降低。可见，在淮盐流通中，并非每个环节都朝着纵向经营的趋势演进。基于各种流通模式的优劣，更多盐商可能只会兼并生产和收购，或兼并收购和运输，而不是走向全面的纵向一体化。此外，即使盐号实行纵向经营，也会同时利用其他流通模式补充协调，可见纵向一体化程度不够深，还处于初步阶段，体现了流通模式的多元性和纵向一体化的有限性。
结 论
借助大量民间文献，本文得以细致分析清代淮盐各个环节流通的具体模式，由此理解在官督制度约束下商销的运作实态和实践机制。通过研究可知，18世纪淮盐形成盐场收购、泰坝集散、口岸销售几大流通环节，各个环节分别产生不同的流通模式。具体而言，盐场收购存在商灶交易与自产自收两种模式；泰坝集散存在收买转售、立垣代买与自收自运三种模式；口岸销售存在代商领销、自运自售两种模式。其中，商灶交易和收买转售属于双方间的市场交易；自产自收、自收自运和自运自售是盐号开展的纵向兼营；立垣代买和代商领销则是盐商间的委托代理。
淮盐流通模式，事关组织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相关制度安排。经济学界通常认为，市场制、层级制及混合制是三种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制指通过价格机制协调交易的行为；层级制是企业内部通过等级和权威完成资源配置的方式；混合制既不同于单纯的市场交易，也不同于企业内部的等级权威，指的是在市场和层级之外大量存在的长期租赁、分包、联盟、代理等形式。参照这一理论，商灶交易和收买转售属于市场制；自产自收、自收自运、自运自售类似于层级制；立垣代买和代商领销则是代理形式，属于混合制。总体来说，清前中期淮盐流通模式，是市场制、层级制和混合制三种基本模式的具体表现。不过，基于食盐行业特性，淮盐流通仍然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最典型的是盐场收购中“俱归本店配引”之下“一半归算店分，一半归身”的特殊机制。由此可见，抽象的经济理论之下可能包含更复杂的实际经验。
清代淮盐流通模式和盐商经营方式的多样性，源于清朝在食盐专卖上实行官督商销制度。为了获取高额盐课收入，清朝对食盐实行专卖，不过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并未完全采取官办形式，而是将食盐产运销交给商人组织。在这一体系下，食盐贸易受诸多制度约束，包括官府对盐商准入、行盐数量、交易场所、运输路线、行销地域等的监管，不过商人可以根据成本与收益自主选择流通和经营模式，不一定仅仅选择一种方式，也可能同时选择多种方式，由此体现流通模式与经营方式的灵活。
基于流通模式的优劣，不同资本规模和经营时长的商人，往往选择适合自身的模式，由此造成不同环节流通模式的演进趋势，最终形成有限的纵向一体化：一方面拥有大资本的盐号同时兼营生产、收购、运输、销售，形成纵向一体化；另一方面这种纵向一体化还处于初步阶段，其深度和规模有限。这一总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食盐复杂的商品属性。食盐与粮食、棉布、茶叶等都属于大宗商品，在商销体系下，食盐与其他大宗商品的流通模式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都依托清前中期中国的市场发展水平、商品流通规律和商业运作机制。此外，食盐作为国家专营商品，较之一般商品受到更多的官府干预，各个环节可能受到官督体系制约，影响商人的经营模式选择，从而造成食盐流通的独特性。
以往有关清代食盐专卖中的官督商销制研究，较多停留于官督层面的讨论，对于商销实际运作的认识不足。本文致力于呈现清代淮盐商销的运作实态，系统展现淮盐各个环节的流通模式及其演进趋势，并总结出淮盐总体流通特征。由此不仅拓展了目前关于清代食盐专卖和官督商销的整体认识，也可为理解清代商品流通形态提供另一维度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