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视域下面向儿童的博物馆反欺凌教育案例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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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0 10:41 来源:儿童·博物馆．教育

【摘要】随着博物馆不断吸纳外部的期待与需求，欺凌问题也纳入了博物馆儿童教育的话题范畴。反欺凌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也不只是教育政策指向的目标，而是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人权要务。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若干反欺凌教育活动案例的观察，探讨博物馆如何从理论自觉出发，以历史、现实与自我三位一体的方式推动教育公平，以期为我国整体博物馆教育格局和博物馆学发展带来更多启示。

【关键词】反欺凌博物馆教育博物馆

在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the Power of Museum）。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说法，博物馆带来积极性变革的潜力可以从三种视角展开，分别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数字化与可及性创新的力量”和“通过教育进行社区建设的力量”[1]。尽管学界对博物馆在社会中的角色持有不同观点，但有一个共识，即博物馆是影响并反映社会变化特点的重要社会机构[2]。外部社会的需求可以促使博物馆发挥自身的潜力。因此，将反欺凌教育引入作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博物馆，并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形成互补的协同机制，有望推动社会教育公平的发展，似乎是当下值得探索的方向。

一、从欺凌说起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欺凌不再仅仅是一种攻击性行为，而是一个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名词，引发了持续的关注。欺凌行为包括肢体欺凌（如恐吓、打斗等）、言语欺凌（如贬抑、侮辱、讥讽受凌者等）、关系欺凌（如透过操控社会关系的方式伤害受凌者、故意孤立受害者等）、性侵害（如语言暗示、性虐待等）、财务霸凌（如强索金钱、损坏财物等）以及网络霸凌（如在社群媒体散播不实谣言、威胁等）[3]。对于受害者而言，因欺凌所遭受的“毒性压力”（toxic stress）是多层次的，他们极有可能承担罹患疾病的风险，承受身心双重的煎熬，并产生“为什么偏偏是我”和被旁人知晓的屈辱感[4]。这种“童年逆境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所造成的创伤往往会影响个体的一生[5]。

欺凌行为的恶劣性众所周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避免。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题为《数字背后：结束学校暴力和欺凌》（Behind the Numbers: Ending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的报告，指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儿童正遭受校园欺凌[6]。在国内，未成年人之间的欺凌事件屡见报端，政府也不断出台措施加以防治。例如，2016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一举将治理校园欺凌上升为国家行动；同年，教育部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2017年，《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提出建立防治中小学生欺凌长效机制；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这些自上而下颁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然而，欺凌现象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由欺凌者或受欺凌者的特质因素导致的，而是各种社会关系、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持续影响、叠加与冲突之后的结果[7]。仅仅依靠学校环境中的反欺凌教育，不足以解决种种问题，而且狡猾的欺凌者甚至可能利用规则逃脱处罚[8]。研究表明，除了立法与学校监督之外，应依照公共卫生框架，采取一种全面性的实践和政策[9]，作为社会情感的学习内容。反欺凌教育需要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合作，“街头官僚”1 的正面管教绝不是唯一途径[10]。本文聚焦国内外反欺凌相关的展览、教育项目及公共活动，旨在从博物馆的语境中探讨与实践教育公平这一社会议题。

1 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由李普斯基（Michael Lipsky）于1969年提出，指向学校教师、公务员以及基层人员等等，他们往往权力小但事务多，在处理事情上可能存在疏漏。

二、博物馆反欺凌教育的可行性

鉴于本文所讨论的“欺凌”更多地指一种“系统的、滥用力量的行为”[11]，博物馆反欺凌教育的对象不仅应包括实施、目击与遭受欺凌行为的三类人，还应包含所有卷入其中的责任关系成员。乔治·E. 海因（George E. Hein）在其著作《学在博物馆》（Learning in the Museum）中描述了博物馆教育的一个神奇之处，即能让观众把他们的所看、所做和所感与他们的已有认知相互关联起来[12]。不同于学校教育，博物馆教育具有生活化、自主式、临场体验等特征，或许能够为反欺凌教育提供可行的场景和思路。

首先，博物馆是高度可信的信息来源[13]。它的组织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市场力量的影响，其扮演的知识权威角色和拥有的公众信任的超强影响力，能够让博物馆在开展以价值为导向的教育时更为得心应手。博物馆作为行动者、文化中枢和文化中心，有时会比平台、媒介或论坛更适宜讨论困难问题[14]，因为它可以在观众不反感与厌倦的情况下参与文化事务。

其次，博物馆履行着关心公共福祉的角色。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的特别刊物《博物馆2040》（Museum 2040）将博物馆定位为身心健康支持与认知的中心[15]。有学者指出，博物馆具有疗愈（healing）的潜力，通过触摸、艺术治疗以及独特的沟通环境，能够促进生理与情绪上的有益变化，带来放松，激发反思，促使对他人感受和想法的理解与共情，并树立关爱自我的健康观念[16]。因此，博物馆能够以特有的方式，一方面修复儿童在遭受欺凌后的身体与心灵，另一方面也能教导儿童相互尊重、友善与关怀，从源头上减少欺凌现象。

最后，博物馆能够赋权于特定的、处于不利地位或边缘化的群体。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ell）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包容的博物馆”（Museum Inclusion）概念，认为博物馆应展示个人或特殊群体的文化，担任意见领袖，为实现社会平等与变革供给力量[17]。也许有人会认为，使用“受压迫的”“少数派的”“另类的”等词来形容特定群体身份，同时对应“压迫的”“多数派的”“标准的”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会无形中强化这种微妙的社会分类机制。然而，博物馆通过聚焦群体差异，预设了一种平等的前提，即每个接触博物馆的人都可以为博物馆提供多样性与创新性贡献[18]。即使博物馆无法为某个群体谋取真正意义上的福利，但它可以鼓励更多的人主动发现和定义自己的身份、权利和意义[19]。

三、博物馆开展反欺凌儿童教育的模式

（一）从历史中寻找未来

保罗·威廉（Paul Williams）指出：“纪念性博物馆可以发表非主流的想法，承受并吸纳带有政治意味的批评，这使它们成为讲述历史的客观载体。”[20] 目前，国际上一些纪念性博物馆以史观今，讲述超越历史和地缘背景的故事，其中，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是博物馆在开展儿童反欺凌教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素材之一。正如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所说，“大屠杀已经成为罪恶的一种元叙事手法”[21]，这一不受文化限制的特殊历史事件，成为了一颗指代广泛问题的道德反思种子。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的公教部负责人安妮塔·鲍林（Anita Ballin）[22]明确将大屠杀与当代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博物馆有必要通过儿童熟悉的经验，如欺凌、责骂以及压力处理等话题，来探讨大屠杀与当今社会问题的关联。她提供了几种思路，包括阐述大屠杀事件的普遍性与独特性，呈现受欺凌者面对欺凌者和旁观者时的困难与压力，展现大屠杀中的人性积极面以及对比其他涉及种族屠杀的偏见历史等[23]。

一种做法是，馆校双方借助特定的纪念日来组织反欺凌教育活动。举例而言，1月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在这一天，英国布洛德欧克初中（Broadoak Academy）会组织初高中学段的学生前往波兰参观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 Birkenau）和加利西亚犹太博物馆（Galicia Jewish Museum），并邀请幸存者来到学校讲述他们的故事。同时，项目每年会设定特别主题，比如“不要袖手旁观”（Don’t stand by）、“生活如何前行”（How can life go on）等，鼓励儿童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他们对欺凌和反欺凌问题的感受，并由此进一步探讨当代社会的种种不公问题[24]。

围绕“排他性”主题展开的教育活动中，博物馆可以就族裔与种族遭受歧视的历史素材进行延申。2007年，密苏里历史博物馆（Missouri History Museum）打造了“从偏见的阅读，到宽容的书写：运用沉甸甸的历史故事”（Reading Bias/Writing Tolerance: Using History’s Powerful Stories）项目。儿童在博物馆教育人员的引领下，参观精心挑选的藏品。这些物品保存了种族歧视的历史，能够以更直观、更具体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歧视、偏见、欺凌等抽象概念。根据效果评估，174名儿童认为他们在该活动中认识到了公平的重要性。一位学生事后反馈道：“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偏见，将来也会存在偏见，但如果我坚持自己的信仰，与它们对抗到底，我可能会改变一些人的生活。”[25] 宽容博物馆（The Museum of Tolerance）也是以屠杀记忆为主题的博物馆，但与以经典物品叙事为特点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不同[26]，它更注重启蒙与教育，带领儿童观众探索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宽容等问题。宽容博物馆与美国教育组织GLSEN 2合作发起了“禁止谩骂周”（No Name-Calling Week）项目，开展了为期五天的教育活动，分别是“从民权英雄身上寻找灵感”（Find Inspiration in Civil Rights Heroes）、“了解欺凌现象及其解决方案”（Learn about Bullying and its Solutions）、“改变起来”（Be the Change）、“选择你的措辞”（Choose Your Words）以及“保持联络”（Stay Connected）。项目还提供了在线学习单、戏剧表演、录音艺术欣赏、电影观看等一系列活动形式，为儿童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反欺凌持续性活动的工具和灵感[27]。

（二）与现实结伴而行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日期设立了反欺凌日（Anti-Bullying Day）、精神日（Spirit Day）、团结日（Unity Day）、全国预防欺凌月（National Bullying Prevention Awareness Month）等。然而，这些节日的设立初衷往往源于一些悲伤的故事。在这些特别时期，很多博物馆都会参与社交媒体上的话题活动，比如#粉红日（#pinkshirtday）、#不再有欺凌（#nomorebullying）、#为人善良（#bekind）等，发布反欺凌海报、转载反欺凌科普资料，提醒人们关注身边的欺凌事件。一些博物馆还会通过展览与特别活动，纪念那些被卷入欺凌事件的儿童。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的常设展览“孩子的力量：有所作为”（The Power of Children: Making a Difference）介绍了四个被偏见与歧视改变了生活轨迹的儿童。尽管遭受了欺凌，但这些儿童通过文字、声音和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他们的勇气。展厅以原状陈列的方式还原了他们生前待过的地方，如房间、教室与阁楼，并直接引用了他们生前的言论[28]。博物馆还邀请五到九年级的学生作为“预防欺凌大会”（Bullying Prevention Summit）的观众，聆听特别嘉宾讲述关于欺凌的故事。这些亲历者以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和真实存在过的人为例，在孩子们的内心播下反欺凌信念的种子——如果每个人都有能力伤害别人，那么每个人也有能力帮助别人。在此基础上，博物馆推出了“儿童力量奖项”（The Power of Children Awards），每年表彰为改变世界而努力的青少年儿童，并在该奖项创设十周年之际出版了书籍《孩子的力量》（The Power of Children）。这一举措旨在声援儿童反欺凌的行动，强调其对社会正义的重要性。

此外，其他博物馆也通过展览和公共教育项目等方式开展基于现实的儿童反欺凌教育项目。例如，罗莎·帕克斯博物馆（Rosa Parks Museum）在当地学校举办免费论坛，提供反欺凌公共服务，以帮助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欺凌现象，以及如何处理身边的欺凌事件[29]。密歇根州立大学博物馆（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useum）则以性虐待为议题举办了展览“寻找我们的声音：幸存的女孩们如此说道”（Finding Our Voice: Sister Survivors Speak）。策展团队在展览开始之前设置了一个名为“C.A.R.E.=‘每日同意和尊重’”（C.A.R.E.=Consent and Respect Everyday!）的站点。该展示区介绍了身体自主权的概念，科普了受欺凌者如何自救与彼此支持，并围绕“同意”提出了一系列角色扮演式的设问，强化孩子们的反欺凌意识[30]。

（三）主题的再诠释

博物馆也可以从自身特色、主题和资源出发，寻找开展儿童反欺凌教育的灵感。儿童博物馆在反欺凌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布朗斯维尔儿童博物馆（Children's Museum of Brownsville）推出过巴西柔术与空手道课程，支持儿童通过增强体质来对抗欺凌[31]；伍德兰茨儿童博物馆（Woodlands Children's Museum）则尝试将有关欺凌与交友的绘本改编为“皮影剧场”（ShadowPuppetTheatre），让孩子们在戏剧中与绘本中的动物角色互动交流，从而练习反欺凌的技能[32]；哈比托特儿童博物馆（Habitot Children's Museum）认为舞蹈可以缓解因暴力和欺凌而造成的紧张氛围，通过举办免费舞蹈课程助力儿童反欺凌教育[33]。

很多与反欺凌主题非直接相关的博物馆则通过挖掘自身的特色资源，与其他社会团体和机构进行合作，共建儿童反欺凌教育的阵地。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博物馆（Museum of Brisbane）是一座城市博物馆，尤其关注布里斯本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历史遗产。该博物馆与当地的编织艺术家团体合作，发起了“以一百万颗星星终结暴力”（One Million Stars to End Violence）的项目。该项目所需要编制的八角星是一种起源于南太平洋岛屿的土著传统工艺，中心为方形，由四股不同颜色的丝带、纸或植物构成。每颗星象征着参与者对希望、勇气和团结的个人承诺，通过这一反复的工作可以强化儿童反欺凌的共同认知，并从中获得情感上的治愈[34]。卡利柯治艺术博物馆（Kadriorg Art Museum）和答尔丢夫艺术博物馆（Tartu Art Museum）则联合发起了“无欺凌学校项目”（the Bullying-free School programme），设计了“以艺术对抗霸凌”（Art Against Bullying）的课程，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以及工艺活动，引导儿童结合自身经历分析艺术作品中的欺凌现象，从而反思现实校园中的欺凌问题[35]。体育博物馆（The Sports Museum）则与波士顿体育界合作，开发了“欺凌者与波士顿的对决”（BOSTON vs BULLIES）项目，该项目设计了一整套课件，引导儿童认知和掌握应对校园欺凌的方法。项目的最大特点是融入了波士顿体育运动员的元素，这些运动员不仅真人出镜参与教育视频节目，他们的语录与形象也出现在配套的游戏卡片上。

这一设计吸引了很多非经常性观众参与到反欺凌话题的讨论中，其中包括来自低收入社区的有色人种儿童。与此同时，官网上的游戏学习单、课堂演示幻灯片以及小游戏, 均可以帮助教师在学校或其它场所自由地开展反欺凌教育活动[36]。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从关于欺凌的知识、关于欺凌的态度测试、欺凌与受害者行为、学生对项目的反馈以及引导人对于学生参与程度的评分入手，试图衡量该教育活动的成效[37]。这提示我们，未来博物馆需要在各个层面系统中建立更为完善、科学、长期的评估工具，才能对博物馆参与的反欺凌教育活动的优势做更为详实的论证。国内也有部分博物馆试图开放性地解读其自有资源，参与到儿童反欺凌教育中来。以上海玻璃博物馆为例，该馆于2018年举办的“破碎BRKN”展览基于玻璃的易碎、脆弱特性，创造性地将“物”和“人”进行了联结。这一思路被沿用到了展览衍生的教育活动中。例如，即兴心理剧演出《破碎之光》与《请你看见我》邀请人们走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教育人员随机邀请观众加入表演，引导观众回忆曾遭欺凌的“破碎”过往，使每个人从中感知、探索并纾解内在的纠结，释放真实的自我。由此可见，构建博物馆儿童反欺凌教育体系，要求跨界的思维模式，不拘泥于单一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博物馆人员的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余论：再造博物馆的力量

伴随儿童欺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博物馆应发挥自身优势，加深公众对社会不同群体的认识，进而促成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本文主要立足于西方社会博物馆的视角，通过案例述略，探讨国内反欺凌问题“滋生”的教育土壤与博物馆教育活动设计的相宜性。然而，对于这一观念的衔接、方法的探索以及实践的检验，仍然有待深入。中国本土博物馆的行动是全球反欺凌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希望每一个踏入博物馆的儿童，在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后，仍能选择拥抱美好，使博物馆的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公平不断向前的力量。中国本土博物馆的行动是全球反欺凌教育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希望每个走进博物馆的儿童，在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依然能够选择拥抱美好，继而使博物馆成为推动社会公平不断向前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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