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坤 于焱 王晓莲：民国时期临淄齐国故城的考古调查
1930年，因中原大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考古工作组准备移师山东。所长傅斯年出身聊城望族，在山东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史语所傅乐焕、吴金鼎、于道泉等也是山东人。傅斯年说：“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做了‘乡导’。”傅斯年计划在临淄建立一个山东田野工作中心。8月底到10月初，傅斯年派于道泉、吴金鼎前往临淄考察。他们在呈送傅斯年、李济的信中陆续报告了临淄文化层极其丰富，极具考古价值的情况，希望傅先生马上就来山东接洽一切事务。10月6日，李济、傅斯年回电：“盼多识地方学界人士，如今秋工作至少一位留待，弟等当赴济。”
1930年11月4日，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田野工作主任，王献唐任委员兼秘书。次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山东古迹研究会办事章程》、《山东古迹研究会与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合作办法》、重修《临淄县志》计划等4项提案。
李济对临淄齐国故城考古价值的肯定
1930年10月，李济受傅斯年委派赶到济南在吴金鼎陪同下先考察临淄，认为齐国故城等古迹文化层包藏极为丰富，临淄古迹毫无疑问值得发掘，但是当时临淄一带的人工很贵，望傅斯年迅速接洽山东省政府。10月27日，傅斯年赶到济南，和李济一同代表史语所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等商讨并形成共识，报经山东省政府批准：决定以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名义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商定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勘察组返回济南途中又看了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李济两相比较，认为现在临淄在田野考古经验和时政环境方面都不具备发掘条件，决定选择城子崖作为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点。
傅斯年（左）与弟弟傅思严（中）及何思源（右）合影（岱峻《李济传》）
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言中讲述了其中缘由：“我从临淄调查回来，对于原来计划的施行，很感觉踌躇；我知道像临淄这种地方，必蕴藏着无限的宝贵史料，考古发现的可能很大，不过问题太复杂，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一件工作。我们既已在安阳建设了田野考古的重心，在能做一段落以前，研究所的财力人力绝不允许我们再拈起一个与殷墟类似的、短时间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年是否应该动手作临淄，我们就不能不作一番彻底的计算。这个考虑尚没得到一个段落，忽然看见城子崖这个遗址，这困难就得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解决。故我调查城子崖后的感想，是极简单，决绝的。决定选择城子崖作山东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工作地点的理由，我认为是极充分的。”
王献唐对临淄的考察
1929年8月，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邀，王献唐到济南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任馆长期间多次到临淄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临淄封泥（主要是临淄齐国故城内的刘家寨封泥）进行了多次专题考察研究，并做了大量收购，成为省图书馆的珍贵馆藏。1936年，王献唐从收藏的534枚封泥中挑选出458枚，另附以邹县各地出土的6枚，共计464枚，拓印成集，定名为《临淄封泥文字》。书前有王献唐撰写的《临淄封泥文字·叙》和《临淄封泥文字·目录》两文。1936年7月，王献唐将此两文合并，命名为《临淄封泥文字叙目》二卷，作为《临淄封泥文字》抽印本单独发行。
王献唐《复傅斯年书》所载部分内容（《山东图书馆季刊》1982 年 4 月 2 日）
1930年1月，王献唐被山东省政府聘为山东省名胜古迹保存委员会委员，他立即提出早已拟定好的调查和发掘全省文物古迹的计划。计划发掘全省古墓，首先确定三处：嘉祥、滕县（现滕州市）、临淄，通观三处尤以临淄古物最多。他以实例举证，历年临淄出土瓦器及玺印、泥封之多，证实该地不但为古代国都，而且为古代制陶及铸铜印的总汇地。同年9月13日，傅斯年给王献唐去函，函中表达希望在山东开展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意向。傅斯年在信中说：“唯此事（山东古迹研究会）无论如何，非兄主持不可，否则虚有其名，实无意思。”“盼兄长期参加山东考古。”“殷切期望兄长能长期投身于山东考古事业，共襄盛举。”王献唐立即复函，对史语所拟在临淄建山东田野考古工作中心表示完全赞同，并渴望已久，非常愿意追随其后，给予鼎力配合和支持。他向傅斯年推荐说嘉祥、滕县、济宁、高密数处，皆不如临淄古迹年代远而更有价值。史语所派吴金鼎、于道泉来山东实地考察时，王献唐就做热心向导，并首先推荐对临淄进行考察和发掘。
吴金鼎和于道泉对临淄齐国故城的考察
1930年8月底到10月初，傅斯年派吴金鼎、于道泉先行到临淄考察。二人在临淄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他们在呈送傅斯年、李济的几封信中，详细报告了考察情况：“到了营丘，惊见临淄古迹已被公然发掘，亦喜得从发掘的沟中，稍得领略临淄文化层之内容。”“农耕可能不知不觉践踏着石器及珍贵之陶片，所可寒心者。”“临淄文化层之包藏极为丰富，可发掘之区域业已找到三四处，唯临淄一带的人工近来贵得很。”“直到今天所得的印象，就是临淄古迹之值得发掘，是毫无疑问的。希望傅先生马上就来山东接洽一切。”
10月中旬，吴金鼎陪同李济先去临淄察看情况，后又陪恩师到他发现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察。
董作宾对临淄的考察
1933年6月30日始，董作宾在临淄进行了2天田野调查。从“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中检索到8幅临淄地区的汉代画像石拓片，文字介绍：“为民国17年（1928年）本所创建以来，至26年（1937年）抗战期间，由傅斯年、徐中舒、董作宾、劳榦等前辈学者，透过赠送、交换、购买或田野调查时拓制而得”。其中，题名“临淄画像三”（墓主及百戏图）、“临淄画像四”（比武及孔子见老子图）的两张汉画像石拓片的左下位置均有“董作宾手拓”字样。另有两幅“临淄画像一”“临淄画像二”为临淄本地人王立单、王立卓拓片后寄送给董作宾的。
董作宾手拓临淄汉画像石拓片，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拓片室
“临淄画像三”（墓主及百戏图）的题记为：“临淄南关小学内，两面有画”“董作宾手拓，廿二·七·一”，说明此画像石当时存于临淄县南关小学（今临淄区齐都镇南关村齐都小学），拓片由董作宾于7月1日亲手拓制。
“临淄画像四”（比武及孔子见老子图）的题记为：“此石两面有画，正面系马戏图，临淄南关小学校内”“董作宾手拓，廿二·六·卅”，说明此画像石当时存于临淄县南关小学，拓片由董作宾于6月30日亲手拓制。
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临淄的考察
1936年6—7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之邀，专程来山东考察古建筑。他们以济南为基点，向东、向南考察了11县。他们来临淄考察了齐国故城内的兴国寺以及佛教造像。此次考察成果被梁思成收录在其1944年冬编著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一书中。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了北魏石佛像的名称和方位，并作了简要说明：“临淄：北魏石佛像—在华严寺址，露天立，在城北。”梁思成对于临淄其他文物古迹的考察，未有文字记录留存，实为遗憾。
梁思成认定的兴国寺及佛教造像即现在的“西天寺造像”，作为齐国故城遗址内的北魏石佛像标志性遗迹，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魏石佛像（梁思成之孙周志兵先生供图，拍摄者为梁思成、林徽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对临淄的考察以史语所工作人员为主，是官方有工作计划的正式考察，其目的主要是为科学发掘齐国故城做准备，包括勘查选择试掘点、人员配备等。其中傅斯年是齐国故城考古的首倡者，李济充分肯定齐国故城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王献唐、吴金鼎、于道泉则是齐国故城考古发掘准备工作的具体执行人。此外，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等对临淄文物古迹的调查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物资料。
本文为2023年度山东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课题“文旅融合背景下临淄齐国故城核心区价值利用和相容使用的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WL（Y）18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