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民族交融汇聚 实证多元一体格局 “长城两边是故乡——冀蒙古代文物精品展”策划思路浅析

长城修建在我国北方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交错地带，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流汇聚的主要区域，形成了长城文化带，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河北与内蒙古地区是中国古代长城的重要分布区域，长城沿线的考古发现与文物遗存非常丰富。为进一步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文化带故事，2024年12月17日，河北博物院与内蒙古博物院共同主办“长城两边是故乡——冀蒙古代文物精品展”并在河北博物院展出，用文物说话，用展览阐释长城地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挖特色文物资源，阐释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

展览以时间为线索，汇聚了河北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呼和浩特博物院6家文博单位的400余件文物，包括古朴厚重的青铜器、精美耀目的金器、华丽高贵的马具等，以“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北方民族的交流融合”“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三个部分，系统梳理长城文化带中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升华的历史脉络，体现长城文化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彩绘陶鬲

夏商

内蒙古博物院藏

鎏金芝鹿纹三足银盘

唐代

河北博物院藏

第一部分农牧结合的早期形态，分为“青铜时代 农牧兼营”和“马蹄声响 游牧兴盛”两个单元，主要展现了夏商周时期内蒙古地区农业与畜牧业区域的分野与变迁，日益凸显长城地带文化的多元性。

今内蒙古中西部黄河流域的朱开沟文化和西岔文化，东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等青铜时代文化，呈现了农牧交融的鲜明特点，同时吸收了中原文化等其他诸多文化因素，彰显了游牧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互动。这一部分展示了朱开沟遗址、大甸子遗址、小黑石沟遗址等出土代表性陶器、青铜器以及各类以动物纹为装饰题材的文物，既体现了这一时期游牧文化特征逐渐明晰，又反映了北方地区与中原文化因素的交流与融合。

第二部分北方民族的交流融合，分为“长城修建 南北交往”“拓跋肇兴 一体共融”“隋唐繁荣 和同一家”三个单元，主要体现了战国至隋唐时期长城地带民族交流与融合，各民族间持续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匈奴在战国晚期兴起于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并建立起政权，其后与中原王朝之间往来频繁。鄂尔多斯地区曾是匈奴的活动中心，展览特别展出了鄂尔多斯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动物造型的金银器，包括嵌宝石虎鸟纹金饰牌、刺猬形金缀饰等。这些文物带有游牧民族粗犷、豪爽的特点，彰显北方草原文化风格和独特审美。匈奴与秦汉王朝之间通过“和亲”“互市”等方式，使得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匈奴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内蒙古长城地带出土的青铜鼎、龙首青铜灶等器物具有典型的中原民族风格，召湾汉墓出土“单于和亲”瓦当是汉匈和睦的重要实物见证。

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出发开始了长途迁徙，最终进入中原定都洛阳。在此过程中游牧和农耕民族进一步融合，为隋唐时期多元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览以图文形式介绍了武川坝顶遗址，这是孝文帝北巡路线上的重要遗存。此处皇家祭祀遗址在形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生动实物见证。

隋唐时期实现了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增强了内徙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内蒙古赤峰哈达沟唐代窖藏中，出土了一批工艺水平很高的金银器。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体形硕大、做工精湛，充分体现了唐代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精美华丽的金银器艺术风格；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大野鸡峪出土一件鎏金芝鹿纹三足银盘，盘中心凸錾一鹿，昂首站立，头顶肉芝，身饰梅花鹿斑点，短尾上翘。二者形制相似，整体造型优美，制作精细，装饰华丽，极具盛唐风韵。

第三部分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分为“宋辽夏金 并立更替”“元朝一统 多元汇聚”“明清时期 对峙交融”三个单元，主要讲述了宋辽金元到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巩固。

宋辽夏金时期，辽夏金三朝吸收中原汉文化精华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促进了经济交流、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内蒙古地区为辽代统治的腹心地区，墓葬数量众多，出土文物丰富。展览展出了包括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辽墓在内的多座墓葬出土的精美文物，既体现契丹民族在制度和习俗上保持本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其不断吸收汉文化，将农耕与游牧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内涵汇聚升华。

元朝时期采行汉法，实行行省制度、开科取士、畅行驿路等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东西文化交流通畅，城市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墓葬出土的嵌宝石掐丝金花饰，图案以嵌宝石花饰为主，边饰花叶。元朝统治者对产自西亚一带“回回石头”的偏爱推动了金银器镶嵌之风的繁盛，恩格尔河墓葬还出土了玻璃器碎片，证实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产物，是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结果。

明代“隆庆议和”后，明蒙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双方通贡互市，促进了经济发展、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清朝建立后实行盟旗制，巩固了北部边疆的安全；万里茶道的兴旺使蒙汉等民族之间建立起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通过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特色文物的展示，突出了这一时期丰富的文化交流和边疆治理模式。

讲好长城文化带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城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遗迹，是古代军事防御的系统工程，历代王朝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主观上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客观上成为中原与北方各民族之间自然与社会风貌的纽带，推动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上的互动和依存，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长城两边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交流交往交融让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也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战国时期，北方民族频繁南下，对中原诸侯国的威胁日益增强，秦、赵、燕等国纷纷在北边修筑长城。匈奴在秦汉之际空前强大，建立起南达长城的游牧政权。秦汉两朝大规模修建长城，并不断完善其防御功能。但长城的修建并不阻碍双方往来，汉匈和亲、边关贸易、张骞“凿空”等推动了双方的交流与交往。长城地带为农耕与游牧民族文化互融互鉴提供了广阔空间。

宋辽夏金王朝是在原统一多民族的唐王朝疆域内，由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夏金继承了中原王朝的基本制度和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进入元朝后，统治者采行汉法，有效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城逐渐失去了其军事防御意义。明朝建立后，农耕和游牧民族在长城地带持续互动，尤其是在“隆庆和议”后，双方以通贡、互市等为桥梁来往密切，交流频繁。清朝建立后与蒙古族保持友好关系，长城亦是民族广泛交往、密切融合的见证。

长城文化带作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文化汇聚的特殊区域，多元文化在此互动交融，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多彩风姿。河北与内蒙古地区长城沿线出土的精美文物，承载着农牧民族在交流互鉴中焕发的生命活力，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展览立足两地文物资源，生动呈现长城两边的农耕与游牧文化互动交融、和谐共生，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融合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