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常舒梦 | “壬寅宫变”与明儒道袍的定制——从《北京宫城图》谈起

关于明朱邦所绘《北京宫城图》中立于承天门外参序国家级庙堂礼典的“红袍者”的身份研究，有学者因其朝服组配有乖礼制，认为其为官职较低的当朝官员。深入的官服研究或许是开启“红袍”和“红袍者”身份谜题的密钥。嘉靖朝之前的道服、道衣和道袍，作为古来道家装束的统称，或为一家一派服饰之专称，但没有具体或固定的款式。直到嘉靖基于汉统古礼又融入道教法理而御制了明儒道袍，成为当朝士人燕居雅服。荟萃儒礼与道统的明儒道袍历经清朝“剃发易服”酷令的洗礼，其中传承千年的遵礼结构被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成为今天的道教法服。

一、《北京宫城图》的道官朝服纪实

在摄影术诞生之前，明朝官员委托画师绘制自己在巍峨皇城中的工作实录，形成了明朝官员为记录仕途荣耀的宦迹图、待漏图、雅集图和恩遇图等院体画[1]。这些自发性的纪实作品大多笔法细腻、绘制翔实，为研究明朝官制与服制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存五幅《北京宫城图》皆为描绘官员与北京紫禁城“合影”的院体画，帝制时期无论是京官还是外官，能有进宫参朝恩遇、恭睹龙颜的机会，实乃官运亨通之幸事[2]。有三幅《北京宫城图》的取景和描绘内容极其相似，画面均聚焦于紫禁城宫殿的大明门和承天门之间，华表旁均伫立着一位“红袍者”。他们皆身着红袍、手持笏板，表情肃穆，面南而立。详辨“南博本”与“国博本”，对比“朱邦本”中的“红袍”形似实异（图1）。

图 1 ˉ 标志性的三卷《北京宫城图》，分别为大英博物馆藏、南京博物院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代承袭周汉礼制，特别是参序国家级“庙堂礼典”必遵官制朝服祖礼不可擅动。“南博本”和“国博本”所绘皆为文武官员，他们头戴进贤梁冠，身穿朝衣朝裳，腰间系大带，革带悬玉佩蔽膝，脚穿云头履，手持笏板[3]。将其称之为“红袍”，则属不当，这是因为文武百官的官制朝服为复兴周汉之礼而来，继承了延续千年的“上衣下裳”制结构。根据孔府旧藏朝服与进贤梁冠组配的实物研究发现，主服是施青缘的赤罗朝衣和施青缘的朝裳两件套，朝衣为交领右衽的内缯耳结构，其衣长及膝（约为140厘米），画中也准确绘制了官员朝衣和朝裳的两段青色底缘，并非画师臆造（图2）。

图 2 ˉ 明代官制朝服的标准组配（南京博物院藏《北京宫城图》局部）以及孔府旧藏朝服

朱邦绘《北京宫城图》中的红袍者却与众不同，此身着红袍者手持笏板，头戴乌纱雷巾，脚穿皂靴。特别是此袍为交领右衽大袖敞口制，单条青色底缘说明此服并非“上衣下裳”制而是通体制。关于其身份考定，有学者质疑此“红袍者”的官员身份[4]，但得出 “画师不懂宫廷之礼”的说法或有争议。对明代冠服深入的系统研究发现，此红袍为明朝道衣，确非官制朝服；其头戴冠帽也非进贤梁冠而是雷巾。道衣和雷巾的组合并非来自绘者臆想，在古籍中亦有依据。《大明会典》有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色，道官亦如之。唯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皆绿纹，饰以金。”这与明代道教徒宁王朱权所著《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嘉靖时期官员郭正域《明典礼制》中道士着装描述相符。[5]明代《三才图会》则记雷巾形制:“制颇类儒巾，惟脑后缀片帛，更有软带二，此黄冠服也。”谨按《三才图会》虽说雷巾为山居道士燕居之服，但是也不乏道士戴之朝真的情况。古代道士别称“黄冠”，此盖黄冠之服。故由燕居之野服变为朝真之礼服也。所以，中国古人重视首服，首服可以明示佩戴者的道官身份及道教信仰。实际上，《北京宫城图》所绘红袍着雷巾与道衣的组配是合乎典制的。所以，此红袍者为就任于明代宫廷道官，红袍就是道官的正式礼服（图3）。

图 3 ˉ 明代道官所着的道衣与雷巾 [6]（大英博物馆藏《北京宫城图》局部）以及《三才图会》中道衣、雷巾

值得研究的是，明初《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记载：“山中道士燕居之巾，野人冠服之属。古无网巾，戴之以笼乱发，各则护寒以裹其首，岂宜入朝堂见帝王，而为礼哉！”明确认为雷巾是山居道士所服，道士见帝王应检点衣冠[7]。据明代的文艺著作《金瓶梅》佐证，道士行法事之时戴雷巾[8]，而参加朝会为政事。既然明初有道规记载道士不可着雷巾面圣，那么着雷巾道衣者是否有僭越之嫌？破解此红袍者的身份和所处朝代信息，才是回答僭越与否的关键。画中未见作者题跋及落款年份，至于朱邦本《北京宫城图》中此道官朝代信息，可根据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借“大礼议之争”御制“忠静冠服”的时间推算。结合画中皇宫三大殿中的第一重殿，前后两个建筑的匾额为“奉天门”和“奉天殿”的线索。据实录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大殿失火焚毁，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建完成后改“奉天殿”为“皇极殿”。质言之，朱邦此画应绘制于嘉靖七年至嘉靖四十一年之间（即1528—1562）。那么，嘉靖朝的道官着雷巾、道衣法服入朝面圣看似不合道规，实际上这与嘉靖“壬寅宫变”后造就“道官治国”的政治环境有关。

二、明代“壬寅宫变”与“道官治国”

明世宗嘉靖皇帝恢复明初典制，重视修道，仿永乐帝奉道教为正朔，并以道士自居，打造了儒道融合的大明中兴盛世[9]。明朝“壬寅宫变”[10]之后，世宗不再亲政，而他擢升诸多道官供职朝廷，通过道官抗衡文官，从而掌控朝政。嘉靖皇帝打造了前朝未有的只手遮天的道官集团，甚至称陶仲文为师，官场中更有“独仲文恩宠日隆”的说法[11]。嘉靖与道官修好甚至成为影响文武百官晋升的潜规则，若有不从，则表明其政治倾向有异，而轻则罢官重则丧命。

在众多道官中，对议政论道影响颇深的当数蓝道行，他曾任嘉靖智囊团成员甚至涉足人事任免权。嘉靖曾问蓝道行:“今天下为什么得不到很好的治理呢？”蓝道行回答说：“贤能的人竟得不到重用，不肖之徒却又不能斥逐，这就是不能很好治理的原因。”接着，皇帝就问他贤与不肖具体指的是哪些人，蓝道行回答说：“贤者如徐阶和杨博，不肖之徒如严嵩。”由于道官的“耳边风”正合皇帝心意，催化了如日中天的“严党”为首的文官集团迅速倒台。获得嘉靖信任的道士邵元节，居于显灵宫，专司祷祀[12]。嘉靖赐其紫衣玉带之衣冠，赐蟒服及“阐教辅国”玉印。邵元节备受隆宠，为人依然小心谨慎，虽不多干涉国家政事，仍不免遭受非议，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嘉靖，表达邵元节获封不合礼法，惹得嘉靖勃然大怒，将其投入监牢。即便邵元节并无干涉朝政的意愿，嘉靖仍然给了他礼部尚书的官衔，一时之间官员争相为其填写“青词”[13]。以至于在“壬寅宫变”后，嘉靖深居后宫，道官代替士儒成为少数可见君面圣的政治实权者。甚至，道官着道衣升朝参与国家典礼，可与文武官制朝服分庭抗礼。这就是《北京宫城图》中红袍者为何着雷巾、道衣参朝入会的原因。

在嘉靖朝文官集团谄媚道官权贵的政治背景下，嘉靖皇帝创制了修道专用的“香叶冠服”并试图推广至朝野。但是儒士以着道士法服不合典制为由拒绝服用[14]。嘉靖皇帝只有另辟蹊径，创制符合典章与道规的新式道袍，顺应缙绅士族着私礼道袍，以及表示淡泊名利不与党政的政治立场。

三、儒道相融的道袍新制

道官朝服在明朝被称为“道衣”，事实上，道衣是从文武官制朝服借用而来，其交领侈袖[15]襟袖衣摆保留玄青缘，这些都是来自传统官制朝服上衣的基因，也是“道衣”之所以称“衣”而不称“袍”的原因[16]。道衣仅限道官服之，儒士缙绅不服。区别是道官不可用下裳，而是通过加长朝服上衣使之完全覆体，就达到了儒教“蔽亵遵礼”的要求，这样去下裳不用也未违背“衣不遮体”的祖制规范[17]。道官着“道衣”参礼时，还应着靴，再配合道家的礼帽“雷巾”[18]，并借用缙绅士族的笏板彰显其官员身份。其制在《三才图会》中有明确记载：“援神契曰：‘礼记有侈袂大袖衣也，道衣其类也。’唐李沁为道上赐紫，后人因以为常。直领者取萧散之意。”道家典制《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也有印证：“正一法师：玄冠、黄裙、绛褐、绛帔，二十四条。”其中，道人习俗绛褐与《大明会典》要求如一[19]。

道教在明朝被视为正统的原因，是因其与“大裘冕”早有交融，道袍也变得礼法显赫，定制为明儒道袍。推翻元朝统治恢复汉制正朔的明朝，当遇无从考证的礼仪，常假古礼而为之。“侈袂大袖衣也，道衣其类也。”“大裘者。古之盛服……以道袍比古之裘。”[20] 文武百官同样修道，官贵儒士幽闭修行服道衣，但要降级，必须与道官道衣区别[21]。儒臣去除道衣襟袖玄青缘襕，将司国礼的“三尺”大袖缩小为“一尺”阔袖，由国礼降为燕礼。道衣的方形袖胡逐渐演变成圆胡，同时，还须将道衣广而不杀（不缝，本注）的袖口闭合，仅剩出拳窄口[22]，“赤绛”正统之色被更换为典雅浅淡的服色，这些都是谨防僭越的降级处理。叶梦珠在《阅世编》记载私礼道袍等同礼服，描述道：“公私之服，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袖小不过尺许。”忠靖冠服和明儒道袍的创制都脱胎于嘉靖朝的宫廷权斗，私礼用道袍事实上是忠静冠服实现幽闭修道境界的官制化产物，这与明代道士在政治活动中的角色息息相关。因此无论是“外制”忠靖冠服，还是“内制”道袍，它们都没有本质区别（图4）。

图 4 ˉ 衍圣公头戴云巾着明儒道袍（《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小像》局部）以及孔府旧藏道袍

嘉靖所创制的儒制道袍，在隆庆朝和万历朝的儒士阶层中广泛流传。如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所言：“隆、万以来，皆用道袍。”道袍本无贵贱之别，符合修道“众生平等”的“普世价值”。嘉靖皇帝为了治理官宦秩序，强调道袍也应“各有等差，以辨上下”，对应官制秩序的“胸背官补”[23]而在明儒道袍上标记。最重要的是，隐藏在道袍内的缯耳结构必不可少。“道袍者，道服也，但后别有垂幅以掩两裾之制。”道袍的“垂幅以掩两裾之制”[24]点明内缯耳结构的“遵礼掩亵”功用，并成为明儒道袍的制度（图5）。可见，明儒道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构成了一条由官制朝服发展为“道衣（道士朝服）”再降级为明儒道袍的演进路径。

图 5 ˉ 缀补的明儒道袍及其内缯耳结构（孔府旧藏道袍）

明朝嘉靖间，道家羽衣氅袍之服与儒家道统之服在政治权势的推动下完成了文化上的合流，模仿道官装束也成为嘉靖朝官制社交的“润滑剂”。创制明儒道袍走进官场，促进形成了私礼燕居道袍的明儒风尚。需要注意的是，着道袍的儒官佩云巾与道官戴雷巾相区别，可避免戴雷巾成为道官的职业化符号。上古时期的通天冠进入了视野，道经记载通天冠本是王侯公子之冠服，非山居道士所宜[25]，然列入道服之属，是为统治者奉道所故[26]。实物研究发现基于此创制的云巾、忠靖冠及卷云金冠也回归了道教原旨，都从通天冠的形式上简化而来，这样礼法秩序下降避免了僭越混制之嫌（图6）。嘉靖朝形成了雷巾道衣的道官集团和云巾道袍的儒官集团，两者既分庭抗礼又相得益彰。时至王世贞所生活的万历时期，贯体式儒官道袍已经完全普及成为“权贵雅服”潮流，标志着明人在程朱理学兴盛话语下儒与道的融合与新释[27]。

通天冠

云巾

忠靖冠

卷云金冠

图 6 ˉ 传承官制通天冠的道冠，分别出自《明宫仪仗图》、孔府旧藏、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

四、明儒道袍遵礼的儒智传承

南明永历皇帝被缢于昆明“逼死坡”宣告汉统明朝政权的覆灭，汉人上衣下裳制的礼服随清军入关而走进历史，延续千年之久蔽亵尚礼的上衣下裳“内缯耳”制传统礼服也被清朝的“上下连属制”的云肩襕袍取代。即便是士族大夫私礼忠静冠服，也在“剃发易服”的变革中消亡。后因清廷为缓和民族矛盾执行“十从十不从”中“儒从而释道不从”的政令，带有内缯耳结构的道袍被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但它必然不存在于主流儒官士人的衣冠之内，而是回归于道教僧人的道袍与佛教僧人礼服海清[28]之中（图7）。通过对明制道袍的实物研究发现，道袍与官制朝服和明朝道衣同制同源，且完全符合传统“十字形平面结构”和“四幅制”的营造法式，即交领右衽，袖奢且杀口。最重要的是，明制道袍保留着有李朝官员李圭景所记“垂幅”的内缯耳结构[29]。这些宗教服饰延续着明朝国典朝祭礼服的内缯耳结构，成为汉族礼制与儒释道相融合最后的物化实证（图8）。

图 7 ˉ 北京白云观着明儒道袍的晚清全真道士，分别为北京白云观藏、私人收藏

图 8 ˉ 传承内缯耳结构的近代明儒道袍，私人收藏

结语

明朱邦本《北京宫城图》卷中的“红袍者”并非着官制朝服的官员，而是嘉靖朝位极人臣的着道衣的道官。这为我们提供了逻辑线索，嘉靖朝壬寅年间的突发性宫廷事变推动了儒教与道教融于官制的改革，嘉靖依靠其创立的道官集团控制朝政，从而平衡内阁文官集团的势力。嘉靖一朝道教治国的强权政治甚至引得缙绅模仿，并创制明儒道袍明示效忠皇权的政治决心。无论原教道服是基于汉制衣冠而创立，还是从唐宋氅制道服发展至明代贯体式道衣，都归功于文人缙绅的儒化和道教与官僚集团的交融作用。这样看来，道袍之“道”，倾向文儒“道统之服”之意，并非“道教法服”。重要的是，儒道共治的明儒道袍内缯耳结构在道服中的延续，成为汉制儒礼与汉统道理同源基因传承数千年的生动实证。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委社科一般项目“明代京畿地区释奠礼冠服系统研究（项目编号：SM202410012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大明官员以宦迹图、恩遇图和待漏图法结合撰文铭记法相辅相成记载进宫面圣的荣幸。如金幼孜《次罗修撰元旦纪事》：“漏声未彻禁钟催，绛阙熹微曙色开。仙乐近从三殿出，香烟还傍九霄来。西山王气连蓬岛，南极恩光被草莱。此日履端同献寿，阳春属和羡多才。”

[2]《明高祖实录·卷三十六》中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命礼官及诸儒臣稽考古制以闻。”“今斟酌唐宋，凡朝贺辞谢等礼，皆服朝服。用赤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饰领缘，裳与衣同，皂缘。蔽膝同裳色，大带用赤白二色。革带佩绶，白袜黑履……”清人任大椿有言：“古以衣裳者为礼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也。”

[3]“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诏、开读、进表、传制，具用梁冠、赤罗衣、白纱中单。”见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三王礼考》，清光绪八年浙江书局刻本，第6993页。

[4]黄小峰先生在《紫禁城的黎明——晚明的帝京景观与官僚肖像》中提出“其头戴的黑色纱帽就有些奇怪，不像是高级官僚在正式的朝会活动中应该有的穿戴”一说。

[5]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在《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认为雷巾为“山中道士燕居之巾，野人冠服之属。古无网巾，戴之以笼乱发，各则护寒以裹其首，岂宜入朝堂见帝王，而为礼哉！山野修道之士，不论贵贱皆戴之。今之谫薄之士，欲为自尊，以为有直事者戴之”。明儒郭正域《明典礼制》卷一八《品官冠服》记载：“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道士，青道服，木简。”

[6]另有学者言此“红袍者”为永乐朝的工部侍郎蒯祥或不可靠，“蒯祥，吴县，香山木工也，能主大营缮”。另有“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以木工而跻一品于古奇遇”。可见蒯祥为工匠，以道教身份入官。图像最早绘制于嘉靖七年（1528）之后，此时蒯祥已卒近五十载，亦未发现证据表明此作品为其追绘。见石辒玉：《苏州府志·卷一百六·艺术·下》，宋如林修，清道光四年刻本，第7158页；陈建：《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二十四·庚子成化十六年至丁未二十二年》，高汝栻订，吴桢增删，明崇祯九年刻本，第1605页。

[7]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所著《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曾记明代道教冠服制度，其所记上清法服、女真衣等，即南朝所出《洞真四极明科》所规定的上清道士服制；所记道衣、鹤氅及雷巾、纲巾、靴、履之形制，亦与古制大同。

[8]《金瓶梅》第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庙打醮，吴月娘听尼僧寺说经”中，西门庆将自己的小孩送去庙里寄名，当时主持法事的吴道官的打扮，“那日就是他做斋功主行法事，头戴玉环九阳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鹤氅，腰系丝带，忙下经筵来与西门庆稽首”。

[9]明成祖称帝就是靠道教诏告吾帝为真武正统。

[10]壬寅宫变是指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十月十九日，妃嫔和宫女意图刺杀明世宗朱厚熜的一次事件。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史称“壬寅宫变”。官史记载，此西宫之变是王宁嫔、曹端妃伙同宫女谋逆。实际上，嘉靖勤政改革，触动了后宫和阁臣利益，并非单纯的宫廷奴婢反抗嘉靖压迫的暴乱。

[11]《明史》佞幸列传记载：“帝自二十年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

[12]《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记载：“雨雪愆期，因祭祷应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

[13]青词是道教法事所用的斋醮赞词。

[14]《明纪事本末》：“世宗不欲翼善冠，而欲香叶巾。”《四库全书总目》：“夏言不戴所赐香叶冠激世宗之怒，则非谏臣之体，案明史夏言传称，香叶束发巾言，谓人臣非法服不受帝积愤。”《明史》记载了“夏言以不冠香叶冠，积他衅至死”的证言。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七》，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第14224页。

[15]叶梦珠《阅世编》有言证实道衣袖过奢：“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揖则堆于靴上，表里皆然，履初深而口几及踊，后至极浅，不逾寸许。”

[16]此类道衣在宋时称为“直裰”，宋人程大昌有言：“今世直裰为道服者。”明人王世贞有证言：“道袍又曰直裰。”《明两朝疏钞》甚至批判官仕着道衣不近人事只求阴阳，“国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见于会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多制高檐桶子冠，及阔袖道衣，服之以至于伹侩之。贱亦有然者此更张之，见于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讲论疏略于人事之，实致察于阴阳变化之”。见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四·衣冠门》，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8页；贾三近辑《明两朝疏钞·卷九·时政类》，明万历十四年蒋科刻本，第1153页；程大昌：《演繁露·卷八》，清嘉庆十年虞山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第253页；王世贞：《觚不觚录》，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齐刻宝颜堂秘笈本，第61页。

[17]这并非明朝新制，而是祖律的传承。《格致镜原》记载唐朝就有此传统，“唐武后，幸僧怀义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裰”。见陈元龙辑《格致镜原·卷十五·冠服类·三》，清雍正十二年刻本，第572页。

[18]“（雷巾）制颇类儒巾，惟脑后缀片帛，更有软带二，此黄冠服也。”“黄冠”就是道家衣冠的代名词。见王圻、王思义辑《三才图会·衣服·卷一》，明万历三十五年刻后印本，第9581页。

[19]《大明会典》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色，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皆绿纹，饰以金。”见赵用贤：《大明会典·卷六十一·礼部·十九》，申时行修，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第4036页。

[20]《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记载：“大裘者。古之盛服。以为享祀接宾之用。允合礼义。且交掩则如前襟。又不若別有幅而掩之也。可以事上。可以燕居。善衣之最者。星湖则以道袍比古之裘。而其所引诸书。则更不得掩道士所著之略同。则未知厥初创制道袍者。”见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韩国明文堂，1982。

[21]明代文人所谓修道和修儒异曲同工，均是幽独之修行，如坐禅、策蹇、披雪、避寒。

[22]《酌中志》有记载魏忠贤“开历史倒车”，恢复道袍大袖：“道袍……然逆贤时，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可笑莫此为甚。”见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清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番禺潘氏刻光绪十一年增刻汇印海山仙馆丛书本，第489页。

[23]刘若愚证实嘉靖期间有缀补道袍的状态，在《酌中志》中记载：“道袍如外廷道袍之制，惟加子领耳，间有缀补。”

[24]在同时期的明属国朝鲜官员李圭景来宗主国所撰史稿散记《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就有明确记载，他称“内缯耳”为“垂幅”。

[25]《太清玉册》云:“通天冠，余所制也，内用束发冠，顶用三台，前南斗后北斗，左右用日月，前用卷云之冠，以缨系之。衣通天服则戴之，谓之主冠，非王者不敢用。”

[26]《三才图会》有言：“云巾有梁，左右及后用金线或素线屈曲为云状，制颇类忠静冠，士人多服之。”见王圻、王思义辑《三才图会·衣服·卷一》，明万历三十五年刻后印本，第9571页。

[27]《觚不觚录》中记载：“裤褶，戎服也，其短袖或无袖，而衣中断，其下有横褶，而下腹竖褶之。若袖长则为曳撒，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则谓之程子衣。无线道者，则谓之道袍，又曰直掇。此三者，燕居之所常用也。迩年以来，忽谓程子衣道袍，皆过简。而士大夫晏会，必以曳撒，是以戎服为盛，而雅服为轻，吾未之从也。”

[28]海清衣是汉传佛教居士和僧侣的礼服，在诵读“搭衣曷”之后方可服用于重大佛事。居士独自诵经时不得穿用此衣。“海清，秕言吴中方言，称衣之广袖者曰海清（厉注：广袖衣）。”见厉荃辑《事物类名录·卷十六·服饰部》，清乾隆刻本，第718页。

[29]明儒冯梦龙《山歌》有言：“蒲鞋、毡袜也。直裰、海清也。绢裙、绫裤也。”见冯梦龙辑《山歌·卷九》，明崇祯刻本，第235页。

 

参考文献：

1.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九十三.王礼考[M].清光绪八年浙江书局刻本：6993.

2.石辒玉.（道光）苏州府志·卷一百六·艺术·下[M].宋如林，修.清道光四年刻本：7158.

3.陈建.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二十四·庚子成化十六年至丁未二十二年[M].高汝栻，订，吴桢，增删.明崇祯九年刻本：1605.

4.黄小峰.紫禁城的黎明：晚明的帝京景观与官僚肖像[M]//李安源.与造物游：晚明艺术史研究.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

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七[M].清乾隆五十四年武英殿刻本：14224.

6.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四·衣冠门[M].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98.

7.贾三近.明两朝疏钞·卷九·时政类[M].明万历十四年蒋科刻本：1153.

8.程大昌.演繁露·卷八[M].清嘉庆十年虞山张氏照旷·刻学津讨原本：253.

9.王世贞.觚不觚录 [M].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齐刻宝颜堂秘笈本：61.

10.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十五·冠服类·三[M].清雍正十二年刻本：572.

11.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衣服·卷一 [M].明万历三十五年刻后印本：9581.

12.赵用贤.大明会典·卷六十一·礼部·十九[M].申时行修.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4036.

13.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M].韩国：明文堂，1982.

14.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九内臣佩服纪略[M].清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番禺潘氏刻光绪十一年增刻汇印海山仙馆丛书本：489.

15.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衣服·卷一 [M].明万历三十五年刻后印本：9571.

16.厉荃. 事物类名录·卷十六·服饰部 [M].清乾隆刻本：718.

17.冯梦龙.山歌·卷九 [M].明崇祯刻本：235.

18.刘畅.明官服“褒衣博袖”的节俭营造[J].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2024，37（02）:119-125.

19.刘畅，刘瑞璞.明官服“四幅制”营造的节俭礼法[J].服装学报，2023，8（03）:189-195.

20.刘畅，刘瑞璞.从“五同会”雅集看明代官服的儒士文化[J].美术大观，2022，（12）:5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