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人：西侯度考古小史

芮城县西侯度，山西西南部中条山脚下的小村庄，有着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西侯度遗址，其发现和研究的过程，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场“学术革命”。

1959年，一群在芮城县匼河遗址进行调查的考古工作者，手持地质锤，来到西侯度村后的“人疙瘩岭”北坡，在下部地层中发现一件早更新世轴鹿角化石。这个发现引起考古人极大的兴趣。1960年，他们再次来到西侯度考察，发现了更多的化石和三块具有人工破碎痕迹的石块，拉开了西侯度考古的序幕。

西侯度遗址地处中条山西南端向黄河倾斜的丘陵地带。“人疙瘩岭”海拔约563米，高出黄河河面170余米。由于新构造运动的抬升和水土流失的共同作用，附近包括第三纪和第四纪在内的厚度达140米的土状堆积被切割冲刷成数条东西向的涧沟和梁峁，将这里数百万年以来的地层展现无遗。根据地质地貌和动物化石判断西侯度遗址应为早更新世初期的泥河湾期（三门系）地层。

1957年，贾兰坡、王建在《科学通报》第1期发表的《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根据周口店中国猿人体质特征及其文化遗存的进步性质，首次从理论上提出中国猿人不是最早的人，而在中国猿人之前的我国泥河湾期的地层中，还有人类及其文化存在。西侯度遗址的发现为证实这一理论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1960年6月17日—7月31日，由贾兰坡先生率领的考古队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调查发掘，在匼河一带黄河岸边北自独头北沟、南至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的区域内发现化石地点和文化地点13处。尤其是在西侯度村后的6053地点，发现有属于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动物化石粗面轴鹿和步氏大角，以及几件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

这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在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古人类遗存，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

1961年5月19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建、张殿卿前往芮城县筹备西侯度遗址的发掘工作，随后陈哲英也加入了发掘工作。至7月30日结束，前后进行了60余天的发掘，获得石制品及动物化石标本9箱。返回太原后，王建撰写的汇报材料《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目前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纪略》，对这次发掘进行了总结。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有人评论，1960年世界两大奇迹，一是苏联加加林上天；一是发现“东非人”化石。“东非人”是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L.S.B.Leakey）在东非坦噶尼喀（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这个发现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的重视。李基认为“东非人”是第四纪初期的人类，距今约60万年。最近美国地理学会用原子钟鉴定，认为“东非人”的时代距今为175万年。

由此看出作者澎湃的心情和难以抑制的兴奋。关于此次发掘的收获，他如是说：

人类文化遗存与动物残骸共存于同一地层中……石器具有十分清晰的人打击的痕迹。据我们初步观察，可看出有如下性质：

①无论石核、石片抑或第二部加工成的石器，都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即当时的人打制石器的技术与匼河者和中国猿人者相比，相对地讲是低的；②石器均以石英岩砾石所制成。说明当时的人已具有遴选较适合制造石器原料的能力；③加工成的石器，以利用自然形成的扁或长的砾石为主，用石片加工者次之；④凡具有刃或尖的石器，其修整多系由一面向另一面打制；以交互打制者极其罕见；⑤一个石核，一般地讲，所生产的石片是比较少的；且均以砾石面为打击台面；⑥规整的石片是极其少见的，形状相同的石片，目前还没有见到；⑦石器以用途来分，可分雏形的三棱大尖状器，雏形的石球和砍伐器、刮削器等类型。

12月12日，王建将经过进一步整理的5箱动物化石和石制品标本寄往北京，并筹划1962年的再次发掘。在给贾兰坡先生的信中写道：

西侯度，西侯度，贾兰坡、王建，贾兰坡、王建，我们俩不搞出名堂来，誓不收兵！誓不收兵！！

可见王建对于西侯度遗址发掘的信心与决心。

1962年3—11月，王建率领丁来普、陈哲英进行第二次发掘，张殿卿于7月间短期参加发掘。此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因饥饿导致浮肿，为解决单位职工“填饱肚子”问题，经与文管会领导商量，在风陵渡租下400亩黄河滩地开垦种粮，以解决单位的人“吃不饱饭”的问题。在5月28日写给杨钟键、裴文中、贾兰坡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一月前，我见黄河沿岸老乡在黄河滩上播种土地。地是很好的，是历年来耕种的肥沃土地，因三门峡水库不蓄洪，定有收成。我见农民们在滩地上播种，我想到了我们机关也需要种点土地，也想到了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导致很多人患着浮肿。但是种这地毕竟是有风险的，首先需要考虑到三门峡水库的拦洪问题。于是我又到各处打听，见到三门峡水库工作人员，他们透露今年如没有特大洪水是不蓄水的，我并且了解到，三门峡水库管理局也在河滩地上播种了很多地。我把这些情况打听清楚后，就马上返回太原，建议领导在河滩也种点地，领导完全支持和同意，但是种地需要种子，东抽西借，同志们愿意从自己的口粮（每人每月26斤）中挤出一些粮票来，换取种子，共凑到一百斤粮票，只能种很少的地，在我思想中还不满足。于是我又到长旺村大队、韩阳公社，找见近几年来我和他们相处得较熟的几位负责同志，请他们帮忙借给些种子。答复还是够满意的，共借到468斤（包括我会同志们的100斤粮票）种子。但是种地还需要劳力，光靠西侯度发掘人员（4个人）是不行的，我又从太原叫来五个干部，向生产队借了12个人，总共20余人，把地选好，用了一星期多的时间，种了150亩玉茭，200多亩高粱，共计三顷半之多。今年如果没有意外灾情，略有收成，我会全体人员在粮食问题上，当可过关。“进口货”解决了，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然而这件为众人抱薪的好事，却致使王建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首恶分子”被大会揪斗九次，受尽折磨，几乎丢掉性命。

西侯度第二次发掘到11月中旬结束，获得大量科学资料。

这次从西侯度弄回五箱标本，我准备给您寄去。这些材料，在化石方面是比去年不逊色的。您见了一定高兴……鹿的化石就有大文章可能，几乎所有泥河湾期的此类化石均有发现，如最后发现的双叉四不像鹿，又给我们增加了一彩……鹿的种类，前前后后，恐怕最少够五种之多……连同去年发现的化石，我初步估计不下20种之多，其中属于泥河湾期的典型化石当不在少数，可能为目前我国已知者最丰富、最典型的一个地点……上述动物群，如果不违反古生物惯例的话，我觉得，叫作三趾马－三门马动物群，是最能够典型地说明“不能早、不能晚，恰恰属于泥河湾（期）的时代性质的”。（摘自1962年9月底王建致贾兰坡信件）

1961—1962年发掘期间，贾兰坡先生忙于《匼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考古报告出版以及“曙石器”问题辩论，虽没有参加西侯度发掘，但两次莅临西侯度指导工作，具体时间无考，根据王建、贾兰坡通信推测这两次都在11月间。

1962年1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划在《文物》杂志上发一个“山西专刊号”，月底交稿。王建快马加鞭撰写了“山西旧石器概况”一稿，在1月16日给贾兰坡先生的信中说：

这篇稿子牵扯到的问题是严重的，首先和裴老的论点有原则性的不同。如西侯度、匼河、丁村等问题，因此，我们二人首先得做很好的研究、斟酌，把稿子研究一番，意见统一起来。稿中还得少许搞些插图，如西侯度石器和匼河、丁村等地出土的三棱大尖器、石球等。因为前者是说明曙光时代的先声文化；后者是说明贯穿文化区分的腰带。另外，石器地点分布图亦需搞一张。

1月30日信又言：

文物专号稿子，前几天我托人给您捎去了，想来您已收到了。因我近况不好（病）；稿子写得很不好（但很重要），请您加工一番。

稿子的标题我觉得“山西旧石器现状及其展望”其实也不太好，不过勉强可用。这篇稿子，您修改后，不用寄太原了，我们已告给北京文物出版社直接与您接头这篇稿子的事。大概该社很快就向您要稿去了。

经过贾兰坡修改定稿为《山西旧石器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在《文物》第4、5期合刊（山西文物考古专刊）上发表。这是西侯度遗址见诸文献的第一篇简报，文章介绍西侯度的内容有1814字，占到全文的25.88%，相当于一个精简版的“西侯度遗址发掘简报”，文中对西侯度石器的人工性质做了大量分析，从地层、动物化石、石器技术三个方面对西侯度遗址首次发掘做了详细记述，并且给出了“西侯度遗址为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据目前所知，和它同时代的只有东非坦噶尼喀（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的结论。

西侯度报告的撰写工作，1962年发掘前贾兰坡师徒二人就开始筹划了。

3月9日王建致贾兰坡先生信中言：“西侯度序言，在我去西侯度前一定写好与您寄去。”

1962年3月16日，西侯度遗址第二次发掘正式开始，以王建、丁来普、陈哲英为主，至11月底结束；

4月28日王建致贾兰坡先生信中言：

关于西侯度文章，我认为我们暂时不做全面整理，等我们把西侯度发掘工作结束了，那时无疑要增加若干新材料，尤其在石器材料方面也很需要新的补充材料。61年、62年两次发掘材料合并在一起整理，也许比分开整理要好一些……不过我很同意您先整理地层部分、化石部分，因为地层信息已经确定无缝了，化石您先整理去年的，今年的化石待发掘完毕运到北京，您再把它们插在“化石”部分中。

1962年6月16日贾兰坡先生来信提出，在8月召开的“中国古生物学会代表大会第10届学术年会”上提交《西侯度更新世初期石器地点发掘简报》，最终提交的是《西侯度更新世初期地层中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论文摘要。

1963—1965年间王建数次进京与贾兰坡共同整理西侯度发掘资料，并通过信件往来讨论修改，到1965年7月西侯度报告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然而，由于“四清”和“文革”，西侯度的研究工作搁置了十年。

1972年，被“文革”中各种运动冲击的王建在结束隔离、时隔6年给贾兰坡先生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及西侯度的研究工作：

西侯度的化石研究部分，如您搞出来的话，请您寄我。“西侯度”的前言、地质、石器三部分，我最近审视了一下，我觉得还不是废品，我打算重新修改一下，如果您能把东非人化石及石器等材料给我的话，那就更能便于我修改加工西侯度稿。我有信心把它搞好。

然而，此后两年内二人没有通信，也没有与西侯度相关的任何信息。1974年4月10日信中提到：

尤玉柱同志说，西侯度报告，您很着急，您所领导也催促，想尽快完成这一工作，其实我也很着急，欠下账，没有还总是不安啊！

我有这样想法，西侯度稿子是“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有些看法，势必需做一些修正，因之，我打算去北京与您共同修改一下稿子，做到我们自己比较满意的程度……我已向山西省地质局区测队的领导要求他们派两个区测人员。帮我们追一下地层层位关系以及实测一幅从河边至6053地点的剖面图。区测队答应了，愿意帮助，因为弄清地层分界对他们的工作也有利。时间约定为本月底或下月初去西侯度进行这一工作。下个月去西侯度测绘剖面，然后您把西侯度剖面图安置在报告中，做一下地层的补充修正。

另外，西侯度孢子花粉是否需要做，如需要我到西侯度时可探掘一下。

1974年5月1—20日，王建与山西省区测队的喻正麒、王朝东、王世杰以及永济文化馆张青晋到首阳长旺村工作20天，绘制西侯度剖面图，并采集孢粉样品。5月20日王建给贾兰坡先生的信中言，西侯度共测绘了五张图：

（1）西侯度实测剖面柱状图（由舜南涧底到人疙瘩顶部）；

（2）西侯度遗址人疙瘩地点（即6053W）实测剖面图（由舜南涧底至人疙瘩顶端）；

（3）西侯度遗址后地口地点剖面图（曾进行过发掘，板齿犀、三门马、三趾马及石器场有发现）；

（4）根据1∶50000的地质地形图（保密）结合这次了解的地层情况绘制了一幅由黄河、匼河经西侯度“人疙瘩”到六官王辽的基岩（石头山）图切剖面图，暂定名为西侯度一带地质、地貌剖面图。比例水平为1∶25000，垂直为1∶5000，也很美观，无疑对西侯度报告将添增一些光彩。

（5）用透明纸临摹了一幅1∶50000的地形图，叫作西侯度遗址位置图。

除绘制了剖面图外，还写了一份书面说明，大约有二千字，可作为写地层时的参考。这是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采了两份各十八样孢粉标本。一份将带到北京分析。一份拟在山西石油队孢粉室分析。孢粉标本，是用塑料袋装的，不会影响质量的。

此后，至1976年8月27日王建致贾兰坡先生的19封信都围绕“西侯度遗址发掘报告”工作的探讨，也有因西侯度遗址发掘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描述：

可以说，我为西侯度工作，把心操碎了，因为它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从61年发现石器起，我就受到了攻击（您是知道的），在63—64年间编写《西侯度》时，又受到风言风语的讽刺。在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首恶分子”，被大会揪斗九次，在西侯度问题上被说成是“反革命”勾当，我的脸上不知挨了多少巴掌，身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头……而且已经落实我不仅不是现行反革命首恶分子，而且连现行反革命的边边也不沾。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一切结论在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我认真学习并坚信主席的这一指导，使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有勇气活下来，没与妻、子诀别，今天还能革命，与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西侯度》这个难产的婴儿，我为她不知多少汗珠淌在大热的砂砾中；我为她不知吃了讽刺，不知挨了多少耳光、拳头。最近，为了她出世以后，眉清目秀，替祖国增光，我抱病再到她娘家绘制她的故居（剖面），采摘点缀她的生存环境的植物种子（孢粉）。然而，我的责任还未尽到：

她的“出生表”还需我协助您来填，她的“一幅被褥”尤需我帮您裁剪！

即便这些统统就绪了，责任还不能算完。分娩出世，她还未经风雨见世面，她的保姆，她的辩护师，还得您和我来承担！待到她茁壮成长，得到公认是祖国一个好姑娘，只有到那时，我们瞑目才坦然！

1975年6月4日信中提出《西侯度》出版事宜：

最近看到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大汶口》报告印刷质量很高，虽仅有一版彩色版，但全色（面版）版也很好，文章也好讲究，是个好报告。

我见到后，即想到《西侯度》。我的意见是您找一下王冶秋，《西侯度》稿子交给文物出版社出版。王冶秋局长对您印象好得很，他很尊重您。如果您同意的话，您就找一下王局长。我想文物局是欢迎《西侯度》稿子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对文物局也是个光彩事情，他何乐而不为呢？印刷形式可参照《大汶口》的；文物出版社，现正向山西要侯马东周遗址的稿子，作为国庆献礼。《西侯度》未尝不可以作为向国庆献礼的礼物呢？

1976年8月27日信中再次提到《西侯度》出版事宜：

关于《西侯度》稿子，确实不宜拖了，应该很快想办法交出来。我倒有这样个意见：如果您同意由文物出版社出的话，请您来信告我，我可以找文管会领导谈谈，由文管会备函送文物局。并想请省委书记王大任同志与王局长讲一下出版《西侯度》问题（王大任与王冶秋关系很深），一定争取明年见书。我觉得文物出版社印刷比科学出版社好得多。我希望能在九月二、三日就能收到您的回信！

关于西侯度稿子缩短由学报发表问题，如果我们请文物出版社的话，可暂不要缩短，因为，如果文物出版社同意出《西侯度》，缩短发表似不宜现行。

1977年1月再次去信：

黄慰文同志为《西侯度》校过外文稿，当然表示感谢。但我觉得中文稿校对量更重，您在病中，我实在不忍让您一人承担。如需我去，来信告下，我一定争取前往分劳。《西侯度》今年国庆节前能否问世？

1978年4月终于敲定《西侯度》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对文物出版社。还要催促，以使《西侯度》早日问世。

1978年12月《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79年3月14日召开的山西科技研究成果大会上《西侯度》被评为二等奖。至此，西侯度遗址发掘报告历经数十年终于面世。

《西侯度》出版后，李炎贤先生给予了积极评价。第一个对西侯度遗址公开提出质疑的是美国学者Aigner（1978）。Aigner并未观察过西侯度的标本，道听途说“根据标本的形态特征及其相关情况的了解，Hans-DietrichKahlke怀疑它们是人类作用所为”。

1998年张森水先生发表的《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揭示了西侯度遗址发现之初，曾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有过内部讨论：“西侯度发现的‘石器’……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贾兰坡等（下称辨方）认为，这些石器，无法用自然动力造成来解释，其人工性质可以肯定；另一种看法，以裴文中的观点为代表（下称证方）。他们认为，由于西侯度地点出土的、被辨方鉴定为石器的标本上有严重的水流冲磨和碰撞的痕迹，颇似欧洲的‘曙石器’，难以排除是由河流碰撞造成的可能性。”张森水先生的这篇文章认为“西侯度的石制品有明显的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西侯度出土‘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存疑……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的评估”。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有关西侯度遗址石制品及其文化性质的讨论，李炎贤、黄慰文、卫奇、陈哲英、王益人等学者参与其中。与20世纪60年代的暗战不同，这一次是真刀真枪地“对垒”。反对者坚持40年前“曙石器”的观点，认为西侯度遗址的石质标本“有明显的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存疑”；而赞成者并不否认有水流磨蚀作用，但“石制品遭受水流的碰撞和磨蚀，只要还显示人工痕迹，石制品的性质就没有改变”（卫奇：《〈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008年，卫奇先生在《西侯度石制品研究感悟》一文全面梳理了数十年以来关于西侯度遗址的争议，指出“关于西侯度遗址的争议主要是石制品的性质问题，也就是其标本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产物。西侯度石制品之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超中国当年的‘曙石器’论战。在发表的西侯度遗址原始报告中，总共记述了32件石制品。关于这些石制品性质的争议大体可以分为肯定（包括部分肯定）、模棱两可和否定（包括基本否定）3种不同的观点”。

西侯度遗址的意义既不是所谓的“曙石器”即真假石器的争论，也不是什么“最早用火”，而是能不能有比周口店中国猿人更早的早更新世人类及其遗存。诚然，这一切的基础是西侯度石制品人工打制性质的认定。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今天确定遗址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证明它们不是自然碰撞的“曙石器”？

1961年7月就在西侯度遗址第一次发掘的时候，裴文中先生在《新建设》上发表了《“曙石器”问题的回顾—并论中国猿人文化的一些问题》（1961年第7期），为西侯度送来了一个极大的警示，也成为压在西侯度头上一个至今仍甩不掉的“帽子”。

曙石器在语源上是指人类文明曙光时代的石器，即比旧石器更早的石器。但在考古学史上是指19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学者在第三纪和第四纪初期地层发现的“石器”，后经实验证明这些“曙石器”并非人工打制，而是一种天然破碎未经加工的石块。1936—1937年，裴文中先生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搜集大量非人工石质标本，并通过打制实验完成了《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成型中自然现象的作用》的博士论文，成为判别“曙石器”和人工制品的经典著作。

贾兰坡先生随即在《新建设》1961年第9期上发表《谈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和曙石器问题—与裴文中先生商榷》。吴汝康先生在1961年9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从曙石器问题谈到中国猿人是否是最早人》。1962年，裴文中先生在《新建设》第4期上发表《中国猿人是否最原始的“人”？—答吴汝康、贾兰坡二先生和其他同志》。同年，贾兰坡先生在《新建设》第7期上发表《中国猿人不是最原始的人—与裴文中先生再商榷》。

这场辩论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贾、吴三位先生的内部争论，还扩展到整个学术界，1962—1964年，吴定良、夏鼐、梁钊韬、岑家梧等一批学者都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除了“曙石器”问题和中国猿人是不是最早的人类祖先问题，还涉及关于人的概念、“人”与“猿”如何区分等有关人类起源的理论性问题。这些文章虽然没有涉及西侯度遗址，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匼河遗址”和“中国猿人文化”孰早孰晚，以及周口店的“中国猿人”是不是“最早人类”问题展开的。但与西侯度遗址的发现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成为我国考古学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场大辩论。

那么，西侯度出土的石制品为什么会遭到质疑？其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西侯度的遗存发现于令当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所诧异和难以接受的比“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更早的泥河湾期地层中。人类最早的石器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时世界上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少之又少，发现者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称之为“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贾兰坡、王建最终从上百件发掘品中挑选32件予以公布。2016年，王益人与南非金山大学库曼（Kathleen Kuman）教授重新观察1960年代发掘的标本，在32件之外又确认了5件标本，与243万年的测年结果一同在法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

其次，西侯度遗址系河流相埋藏环境，石制品遭到较为严重的磨蚀，其人工打制特征难以判别。1978年《西侯度》报告出版后，国内外学者纷纷来太原观察西侯度标本，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摇头的也有点头的，可以说意见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对西侯度石制品人工性质的质疑，是科学研究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考古学属于观察性科学，解决分歧、争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发掘，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2005年4—5月，王益人等在西侯度村西“后地口”附近进行了50余天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针对西侯度遗址河流相埋藏特点，在发掘方法上关注石制品打击痕迹与自然碰撞的对比，以及原料环境、埋藏环境、河流流向、砾石层的来源和走向等相关信息的采集。获得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标本1500余件，其中不乏磨蚀程度较浅，人类打击特征清晰可见的石核、石片，得到了吕遵谔、张森水等先生的认可。

西侯度遗址，从发现发掘到质疑争论，风风雨雨55年，展现了考古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这朵鲜艳夺目的“玫瑰”绽放出的美丽与芬芳沁润着人们的心田，昭示着20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三晋大地上繁衍生息，为黄河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西侯度遗址1960年代出土的标本中有带切痕的鹿角和一些呈黑、灰、灰绿色的哺乳动物肋骨和牙齿化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验确认这些不同颜色的角、骨、牙为烧骨。研究者认为这些烧骨有可能是人类用火之证据，但也不排除是森林野火烧死的动物遗骸。烧骨能否与人类用火直接画等号，需要确实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

2005年发掘时也发现了少量“疑似烧骨”的动物化石骨片，但笔者认为并不能作为人类用火的证据，这与西侯度遗址的埋藏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西侯度的文化遗存发现于黄河第五级阶地的底部砂砾层中，这意味着都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而来。搬运的距离虽然可能并不十分遥远，但这里不是远古人类生产生活的第一现场。动物化石及“疑似烧骨”是否与人类行为相关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200多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是否已经开始用火？“人类与火的互动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经历了偶尔利用自然火、时断时续对火控制和使用、有效保存火种乃至人工取火形成用火的日常习惯，进而发展到现代无所不在、不可或缺的复杂用火。人类用火被认为始于直立人的诞生，但目前提取到的证据指向150万年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如是说。

有学者认为用火应该发生在直立人早期，大约距今200万年，因为直立人与更早的能人乃至南方古猿相比，在体质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脑量显著增加，而这些改变只有在用火熟食、改善营养后才会发生。人类用火始于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早期是“熟食假说”的推测，但这种假说并无确凿证据。最可信的人类用火证据一般存在于洞穴堆积中，旷野型露天遗址则必须是人为构建的火塘（凹坑、围石）与烧骨、烧石、烧土等共生。西侯度遗址不具备人类有意识“用火”的证据。

贾兰坡先生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一书中这样描述：“这种不同颜色的骨并非矿物所染，因为从新的破碴来看，色调一直达到骨的内部。我们在北京人遗址里看到过成千上万块烧骨，颜色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把骨头都烧裂了；在西侯度遗址中发现的马牙有的也裂开了碎纹。一句话，把西侯度的烧骨放在北京人的烧骨中，恐怕谁也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虽然如此，但贾兰坡先生从未把西侯度的烧骨当作“人类用火”的确切证据。

笔者认为“烧骨”为“烧骨”，“用火”归“用火”，二者不能画等号，不能混为一谈。2016年以来，新闻媒体和地方政府“一堆圣火”的宣传，将西侯度烧骨刻画成“人类文明的第一把圣火”，但学术界并不认可这种观点。

下面谈两件事情。一是有关西侯度研究的启示，二是关于6053发掘地点情况的一个误会。

西侯度遗址是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自发现以来，已经有数十篇相关论文。无论质疑还是肯定，研究者都本着求真探索的本心对待它。由于其发现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河流搬运埋藏环境的影响，石制品遭到较为严重的磨蚀，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笔者认为“对西侯度石制品的人工性质提出质疑，是科学研究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客观存在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我们的主观认识的水平和解读能力存在偏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争论”（王益人：《关于西侯度遗址问题的思考》，《天道酬勤桃李香—贾兰坡院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从西侯度的研究史来看，似乎有一种裴系（裴文中派）和贾系（贾兰坡派）针锋相对的感觉。事实上，恰恰反映了考古人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责任担当，且越辩越明。正如卫奇先生在《西侯度石制品研究感悟》所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元老裴文中和贾兰坡所创建的良好科学作风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弘扬。”这篇文章还记述当时裴文中先生已经意识到北京猿人“最古论”的问题，他特别表述过：“我原想改正一些错误，但我个人的偏见，因多年坚持惯了，很难改正。”

记得20世纪80年代，贾兰坡先生曾给笔者讲述，“曙石器”之争期间他和裴老经常用“论战”的稿费请客，到西四砂锅居“搓”一顿，有时杨钟健先生和其他人也一块去凑热闹。我想这才是学者应有的样子，也是两位中国旧石器考古奠基人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

另外一个问题是6053W和6053E的误会。由于笔者未曾见过西侯度遗址1960年代发掘记录，2005年再次发掘时也没有当面请教家父王建，误将当年发掘的主要地点6053W当作6053E地点。为此深感遗憾，并向学界同仁和社会大众致歉。

西侯度遗址1961—1962年发掘的地点共有三处，分别是后地口、后山根和通往东侯度的路边。《西侯度》报告中记述的发掘地点仅有后地口和后山根两处。“前言”中是这样叙述的：“由西侯度村的西头，沿土山旁的小路蜿蜒北行，然后向右转有一条通向舜南涧的冲沟，这个地方叫作‘后地口’。在后地口的路旁土崖上，有一含砾石的交错砂层，其中也发现有属于早更新世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再顺着小路右转继续前行，又有一条通向舜南涧的冲沟，这个地方叫作‘后山根’。也就是我们1960年首次见到三块具有破碎痕迹砾石的6053地点。从后地口到后山根约有半公里，沿途断断续续出露的交错砂层可达200米左右。我们进行的两次发掘，均以6053地点为主，在后地口也做了发掘。”这是我误将后地口当作6053W地点的直接原因。2005年发掘时，西侯度遗址的文保员薛俊虎指认的发掘地点也仅有这两个地方。

后山根，即6053西地点（标本上有6053W字样）是当年发掘的主地点。尽管家父在发掘初期（1961年6月13日）给贾兰坡先生的信中表示“我不喜欢6053这个名字”，之后的信件中还是大量出现了6053和6053W，但从未出现过6053E。

关于第三个发掘点似乎在什么地方扫过一眼，“在通往东侯度的路边也做过采掘”，但实在想不起是哪篇文章。记得家父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但并未说明这个地方在哪里，也不知道它就是6053E。近年来，陈哲英先生多次在微信群里说我乱点鸳鸯谱，把6053W当成6053E。我相信陈先生是对的，首先他是西侯度遗址发掘的亲历者，而且他有当年的野外工作日记在手，但6053E的具体位置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近20年来笔者多次在西侯度村到东侯度村之间的冲沟中，寻找与西侯度文化层一致的地层，都无功而返，只在后山根通往西侯度村东和东侯度村的小路边有与6053W一致的地层。故猜测这里应该就是陈先生所说的6053E地点。

1961年5月21日王建致贾兰坡先生信中说：

我计划把“西侯度层”的范围扩大一下来搞，以6053地点（即6053W）为中心，凡能与此“层”相接连者就可挖挖。这样做，我想比一直在6053还要好些。工作是人做的，只要受辛苦，我相信不会一无所获。除非此层根本没有石器。

1961年6月27日王建信中说：“我又找到一个发掘地点，离6053W地不太远，在它的西北面。离西侯度村不太远。这个地点的文化层与6053W地文化层为同层，也是在砂岩的下面的砾石层，其中含有石器及化石。”这所指的应该是后地口发掘点。

我不想对自己造成的错误辩解，只想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由此可知，缺少了当年的发掘日记和原始记录，很多事情是难以推断的。

本文是在王建致贾兰坡的190余封信件的基础上写成的，1986年我在北京进修期间见到过这批信件。这些信件是贾王师徒二人的个人通信（信中除少量家事外，谈论的都是旧石器考古工作，其中很多细节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也是他们50多年亦师亦友合作过程的完美体现，更是一部鲜活展现20世纪后半叶中国旧石器考古史的重要档案。谨以此文致敬贾兰坡、王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