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民：考古杂忆 我与兵马俑

回想考古队那段青春岁月，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在目。

1978年10月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日子。那天下午我背着行李，从临潼火车站抄小路经陕西标准缝纫机厂、省建三公司，穿过一号坑保护大厅直奔西杨村考古队驻地。当年保护大厅尚在施工中，大厅地面到处堆放着木材、钢筋、油漆等建材，出大厅东口我沿着田间小路走进考古队小院，从此与兵马俑结下不解之缘。

考古队租住的农家小院是西杨生产队杨鹏子家的一个闲院，之前用作生产队库房。据袁仲一先生叙述，上房内放着杂物还有一口棺材，生产队派人移走杂物，三间土屋便成了考古队办公用房。当年办公环境之简陋难以想象，兵马俑考古队可谓全国规模最大的考古队，国家文物局下拨的经费年年花不完，可大伙只顾埋头工作，想着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家经济暂时困难，能节省尽量节省，能将就就将就，在这个破旧的农家小院一住便是6年。直至1980年考古队才搬进原筹建处人员的办公平房，办公、生活条件算是有了改观。每人一间瓦房以宿代办，那间12平方米的住房曾是我的结婚新房。

考古队小院东边三间简易房用作灶房，供几十号人用餐，最多时一百多号人吃饭。三间土屋不足20平方米，小小房屋一室多用，考古队成员办公、开会、住宿、接待来宾、暂存文物，全在小土屋中。其中一间内屋不足8平方米，室内光线极差，白天不开灯几乎无法看书和整理资料。小屋中间挂布门帘一分为二，恩师袁仲一住北边，窗前一张桌子、一把木椅，旁边一张床几乎占满整个空间。屈鸿钧先生住南边，也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外屋略大，有12平方米，中间一个1.5米见方的土炉子，冬天大伙围着取暖、用餐，夏天便是餐桌、会议桌。外屋北窗口前盘一个土炕，旁边一张办公桌，老队长杭德州腿关节不好喜欢睡土炕，寒冬时节烧炕取暖。程学华先生睡东南角，内有一张木板床及一个简易文物箱子。当天晚上我在西南角支了一张床，床铺正对着门窗。那个冬季感觉特别冷，夜晚大风刮得门窗吱吱响，我时不时被过堂风冻醒。第二天晚上，程学华从文物箱子里翻出一件老羊皮大衣，一声不吭搭在我身上。还有恩师袁仲一、老队长杭德州及王玉清、屈鸿钧等前辈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生活与工作，点点滴滴的帮助与教诲让我铭记于心、受益终生。

在小屋住了一个月左右，我私下写信告知刘占成同学，希望他也来参加兵马俑发掘。他向省文管会主持工作的王翰章先生提出请求。占成来后，第一个难题便是住宿问题，考古队小屋再容不下一张小床，怎么办？我俩商量决定找民房。之前听老队长说：“村民封建意识浓厚，一般不喜欢男队员租房，所以大伙只好挤在一起。”唯独王玉清先生长期失眠，在小院附近租了炊事员家的一间民房。我俩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杨东义家一间小屋。房子十分窄小，进门一张桌子，南边一个土炕占满了空间，占成只好把桌子放在炕上看书学习，晚上睡觉时再把桌子搬下来。那时农村晚上时不时停电，我俩整理资料、看书学习时常蜡烛一根接一根，早上起床时发现鼻孔全熏黑了。我印象中没有付过房租，也有可能是管后勤的工作人员交付了。不久，博物馆业务人员姜彩凡、吴晓丛、张文立、李钢成、聂新民先生也先后加入考古队。

如今物是人非，考古队小院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漂亮的农家院落，可那个简陋破败的小院刻在兵马俑考古人心中，也留在同行的记忆里。西北大学资深教授、秦汉史专家黄留珠先生深情回忆：

第一次去秦俑馆，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随郭琦校长陪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甘泉先生，参观刚刚落成的一号坑展馆……参观结束，袁先生领我们到西杨村考古队的驻地。那天是雨后初晴，村里的路十分泥泞难行。考古队设在一幢普通的农舍之中，屋里搭着通铺，光线很暗。大家因陋就简，坐在床铺上。袁先生风趣地讲：“这里便是我们的卧室兼工作室！”那条件，确实差到了极点。中午，我们在考古队用餐。为招待好客人，虽然考古队用尽了浑身解数，但也不过是普通农家饭而已。可是，大家却吃得很香。饭后，袁先生又取出了考古队新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让大家观看，并由程学华先生为大家讲解、介绍。记得郭校长当时大发感慨，操着他那浓浓的四川口音说道：“今天我们吃的是农家饭，却大饱了眼福，划得来，划得来！

一晃46年，今天回头看，考古队小院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岁月，考古人的工作热情丝毫不受影响，前辈们正当壮年，工作经验丰富，经历了“十年动乱”无法正常做考古研究的特殊时期，好不容易碰上了兵马俑的发掘，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不待扬鞭自奋蹄”！

占成同学深情回忆：“我们白天下工地，晚上再在小房子里整理资料，秉灯夜读。我每天12点入寝，张占民往往熬到后半夜两三点，他这种开夜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发现袁仲一先生能熬夜的功夫更深，他甚至常常通宵达旦，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他们的学者人生。不知有多少科研成果，就是在这开夜车当中完成的。回想当年那种艰苦的工作，简陋的办公条件，朴素的生活环境，一代学人为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使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人倍感心酸。”（刘占成：《秦俑发现三十年·耕播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

总之，兵马俑是我田野考古的第二站，也是我职业的起点。在考古队小院我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前辈们的言传身教、无私帮助下我初步掌握了发掘技术、治学方法及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为日后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刚到小队的第二天，我急匆匆填饱肚子，想着马上下坑发掘兵马俑，心情紧张而兴奋。可我对发掘一窍不通，之前在雍城考古队跟着韩伟、尚志儒等先生只学习了钻探技术，发掘技术从未接触过。手铲操作、清理方法、工作程序都要从头学起，好在屈鸿钧、袁仲一、杭德州、程学华、王玉清等都具有出色的发掘技能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有前辈们的示范和指导，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增强了信心。

杭德州、袁仲一等带我走进一号坑大厅，在坑沿边概要地交代了发掘程序及注意事项，便委派一名技工带我去库房领手铲、小双齿、毛刷等发掘工具和工作服，返回大厅下坑发掘。当我走进这千年遗址，亲手挖掘兵马俑，揭示2200年前地下兵团的秘密，内心的激动与兴奋难以言表。两年前，大学“开门办学、批儒评法”时，徐清廉老师带我们班同学参观兵马俑坑，当时一号坑东端开挖了一个20×60平方米的试掘方，徐老师结合考古现场讲述秦代儒法斗争史及秦始皇的历史功绩，算是平生首次远距离欣赏兵马俑。我大学毕业分到省文管会不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陈连庆教授一行5人来陕考察，领导让我陪同客人参观周原遗址、雍城遗址及兵马俑遗址。记得当时在一号坑大厅左前方的5间小平房内，近距离观赏将军俑、武士俑、跪射俑及弓弩、箭头等。陈教授感慨道：“看了兵马俑就不难理解统一中国的为何是秦人，原来秦代士兵如此高大魁伟。”后来，我经常写信向陈教授请教学术问题，他每每认真回复，这份情谊令晚辈感恩不尽。更想不到一年后我便以考古人的身份参与兵马俑的发掘，实乃三生有幸。

当天任务是清理回填土和揭取覆盖在兵马俑上层的大松木，建保护大厅之前为确保地下文物不受影响，考古队专家商议后决定组织人员在土隔梁上铺一层直径30厘米的松木，再以填土覆盖，以减轻施工机械的碾压震动。后续我们发掘时先要清理填土取出松木，我下坑时回填土清理进入尾声。大约一星期，试掘方里的松木一一挖出，接下来进入遗迹细部清理阶段，这正是我学习发掘技术的极佳时机。我暗下决心争取短时间掌握发掘技术，独立清理文物遗迹。下坑一周来与老技工们也混熟了，我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这里每一个技工都是我的老师，由此迈出了秦俑考古生涯第一步。

田野发掘第一关是辨土，辨认土层是考古人的基本功。生土即原生土，是没有人为扰动过的土层，一般土质断面比较纯净。五花土，即人为动过的土层。扰动后原始黑垆土、红土、黄土混杂在一起，回填进遗址或墓葬，土质断面呈现红、黑、黄等斑点状，故名五花土。一般钻探时发现五花土便能确定有古墓或遗址。屈鸿钧先生在坑内拿着夯土块教我分辨花土与生土、夯土的不同结构与细微差别。几个月下来，在屈鸿钧和袁仲一先生的耐心示范下，我逐渐掌握了发掘技术，由一个门外汉步入考古之门。

如果说遇上兵马俑乃人生一大幸事，有缘结识恩师袁仲一先生则为另一大幸事。

田野技术只是考古工作者的敲门砖，真正考验的是如何做学问。名义上大学毕业，其实之前我也没读几本书，坦诚地说实际水平可能不及“文革”前的高中生，这样的文史基础进入学术领域难于上青天。可我遇到的考古界前辈都是学界高手。在雍城考古队尚志儒先生教我钻探技术、器物类型与分期等考古入门知识。队长韩伟先生直接给我一本没有标点符号的繁体版《史记》，让我逐字逐句阅读，先从学习古汉语开始，同时将他使用的德国120照相机交给我，让我自学照相技能。更庆幸的是恩师袁仲一先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他让我把先秦文献中秦人的资料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合作出一本《秦人小传》。不久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出版，其体例与恩师构思设想体例如出一辙，虽然没有出书，但通过抄录文献，加深了基础知识，至少知道哪些资料在哪里找，为以后深入研读打下坚实的基础。

恩师常常告诫我：“治学要读原著，要靠第一手资料，二手资料往往靠不住。”这一理念成为我的座右铭。我渐渐明白，做学问是一件老老实实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术功力、文字修养。与另一位启蒙导师孙机先生的相识纯属偶然。说来也巧，我每天午饭后照例去考古队后门值班室取报纸。一次刚到门口，只见一位中年书生背着个偌大的背包走进来，我凭直觉感到此人非一般游客，便主动询问：“先生找谁？”他自我介绍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孙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孙机先生，大学时就读过他的文章，至此能够见到，实乃奇遇。我二话不说带他到我宿舍放下背包，在考古队大灶吃了点便饭，然后陪他看完一号坑，又一起骑自行车参观秦始皇陵。吃过晚饭，安排他在我主管的资料室平房过夜，当晚请教如何做学问，孙机先生鼓励我：“做学问一定要认真读原著，不能靠马路边的二手材料，马路边的材料你能捡到，别人也能得到。要多读书，读人们不易发现的原始资料。”孙机先生的治学理念与恩师如出一辙。与此同时，我私下与程学华先生沟通，当晚邀请孙机先生参观了正在修复的二号铜车马。他不愧是大师，只看了一个多小时，当《秦陵二号铜车马发掘简报》在《文物》1983年第7期刊发时，其题为《秦陵二号铜车马对先秦车马制度及系驾关系研究的启示》大作赫然在列。我和占成同学对这位一面之交的学者顿生敬佩之情。孙机先生返回单位后，我们之间保持了10余年通信联系。另外我的好友白建钢硕士毕业后，曾带着我的信赴京拜访孙先生。先生在办公室热情接待了白建钢，足见先生爱惜人才、乐于助人的学者风范。

平时在考古现场，恩师袁仲一从发掘记录、整理资料到搜集文献、记卡片、写笔记，从选择课题到论文要求、写作规范无不精心指点，手把手教我从头学起，一步步引领我步入学术殿堂。经过近5年的资料积累，我开始写几百字、上千字的小文章。最初发表的《寺工补正》《秦始皇陵园发现瓮棺葬》等文章，都经恩师之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随后《长铍初探》《秦兵器题铭考释》《关于秦始皇陵封土形制问题》等论文也是如此。

考古队小院是我在临潼工作生活的第一站，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考古人家园。据袁仲一先生介绍，开始并没有长期驻扎的计划，后来发现兵马俑坑规模实在超乎想象，便固定了下来。

首批考古人带着二十几个亦工亦农考古学员，先后完成一号、二号兵马俑坑勘探与试掘，三号兵马俑坑发掘及部分文物的修复，与此同时在秦始皇陵园勘探面积达到数十万平方米，还发掘了陵东17座杀殉墓，试掘了其中10座，清理上焦村31座马厩陪葬坑，钻探发现陵西侧大型马厩坑等。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正是第一代考古人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为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考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年没有电视、没有象棋，甚至一副扑克牌也没有，唯一的娱乐就是生产队每隔三四十天放一场老掉牙的电影样板戏，压根谈不上业余生活，前辈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有空闲便打开心扉畅所欲言，彼此从不设防，谈工作、谈学问、谈体会、谈人生，彰显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的精神风范。听恩师讲3年前他们刚来那阵儿，晚上时常有野狼的嚎叫，寒冬腊月野狼偶尔会光顾考古工地，有时窜进农舍咬伤猪羊，足见当年西杨村之荒凉。

队长杭德州是德高望重、有责任、有担当的老前辈，也是考古队最忙碌的一位。他安排考古队日常发掘和后勤事务等工作，还要与生产队和上级部门打交道。每日从天亮到天黑忙得不亦乐乎。几年来我从没有见过他批评过任何人，他坦诚宽容，是一位认真敬业、品德高尚、值得敬重的带头人。

印象中程学华先生吃过早饭便骑上一辆破自行车，拿上探铲带领技工去秦始皇陵勘探。节假日也顾不上休息，陵园所有遗址都是他带着技工和学员勘探发现的。先生为考古队培养了多名杰出的考古队员，如技能全才丁保乾，发掘人才杨四娃，修复能手焦文轩，绘图高手杨秀丹、郑解放、吴红雁，钻探专家田松亭、杨续德等，他们为秦陵兵马俑考古奉献了青春，有的老技工至今仍活跃在省内外考古工地上，为考古事业默默奉献。

王玉清先生以诚待人、非常自律，每天背着工具包，拿上小本子，带上小马扎下坑清理遗址、记录资料。先后发表的《兵马俑一号坑试掘简报》《兵马俑二号坑试掘简报》均出自先生之手。

屈鸿钧先生不仅发掘技术好，还有一手出色的绘图技术，兵马俑早期所有图纸都是先生带着技工亲手完成的，数以千计的图纸均经过他认真审定。屈先生性格开朗，善言谈，乐于助人，在发掘现场时常被一波又一波参观者围着，听他用宝鸡话讲述兵马俑发现发掘的故事。

刘占成是考古专业的，他一来便进入了工作状态，发掘清理得心应手。他擅长管理，负责现场技工考勤，每天一上班便逐个点名，认真负责从不马虎。他学术研究也不甘落后，先后发表多篇有见地的论文及专著。1995年我回原单位，他继续留在兵马俑，不久后他工作关系转至秦俑馆，先接替我出任秦俑考古分队副队长，后升为考古部部长，一生都献给了兵马俑考古事业。

当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人们心有余悸，说话谨小慎微，人与人之间保留着适当距离感，可考古队像个小家庭，队员之间无拘无束，其乐融融，彼此尊重、相互学习。这在那特殊的岁月里、在那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下实在难能可贵，前辈们展示了平凡人真诚友善的人性之光。

人生如梦，转眼46年过去了，当初那段充满艰辛而快乐的日子难以忘怀。与前辈们交往的近46年中，我深切感受到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敬业、吃苦、无私奉献的精神。如今杭德州等4位前辈先后离开人世，但他们善良真诚的品质、高贵的人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奋力前行，他们为兵马俑考古事业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