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策展人去读画——刘奎龄《国色天香图》

刘奎龄，字耀辰，别署耀臣、耀宸，号蝶隐，因其庭院名怡园，故画中常署“怡园蝶隐”。画斋名曰“种墨草庐”、“蟫香老屋”、“惜寒堂”等。刘家祖籍浙江绍兴，清乾隆年间由静海移居土城，系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土城刘家”。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六月十三（5月6日）生于天津土城，卒于1967年，终年83岁。刘奎龄自学成才，一生勤勉，创作颇丰，作品表现题材极为广泛，翎毛花卉、水族鳞介、草虫蔬果、走兽、人物、山水无一不精，尤以花鸟、草虫、走兽最为见长，并能工善写，堪称全能型画家。

刘奎龄自幼酷爱绘画，喜欢仿描剪纸、临摹书籍插图、罐头商标、明信片上的外国名画及动物照片，并常作动植物写生。他接触西画较早，青少时期已专事学习素描、水彩、油画等。如同当今美术专业学习过程中最初的基础训练。这些训练使他具备了严谨准确的抓形能力和饱满扎实的塑造能力，为日后的绘画之路打下了良好的造型基础。

三十六岁左右，刘奎龄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以卖画维持生计。自此十余年间，可以说是他绘画生涯中早期积累的阶段。他大量研习古代诸名家绘画，从他众多传世作品的题款中清晰可证。如五代黄筌、宋代徐崇嗣、林椿、易元吉、元代钱选、明代吕纪、边文进、仇英、唐寅、清代恽寿平、蒋廷锡、沈铨、黄慎、郎世宁、华嵒等，并且他还对日本画产生浓厚兴趣，广采博收各家绘画风格、技法。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来说，临习古人是一门必修课，这在南齐谢赫《画品》中提出的“六法论”中即有体现，所谓“传移模写”之法。临摹是学习绘画的重要手段，并且是贯穿一个画家一生的功课，在刘奎龄绘画生涯的各个阶段中，也均可见临古、仿古的作品。这种临摹不仅仅是为了掌握使用绘画材料的技法，包括如何勾勒，如何敷色，如何表现、概括和塑造等等，那仅为最基本的技术能力而已，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临摹，记构图、记形象、记一张画面中各个描绘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画面的意境等等。刘奎龄也曾说：“收集形象主要靠平时的积累，多看多记，印象深了便能得心应手。”通过临摹的“记”和日常生活中面对自然的“记”，逐渐结合并转化，从照搬式的“摹”过渡到有取舍、有变化的“仿”，或借鉴构图，或借鉴形象，或借鉴表现手法等等，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临创结合”，也是一个逐步确立个人风格走向成熟的阶段。刘奎龄虽学郎世宁，可他也说：“郎世宁画马形体基本上还准，可是当马一跑起来，透视就散了。”前人的东西未必一切都好，要取其精华有选择性地吸收，才能在绘画创作中灵活为己所用。

此次“活泼泼地——吉林省博物院藏近现代名家动物题材画展”展出了一幅刘奎龄以孔雀牡丹为题材的作品——《国色天香图》，据题款可知，画于1935年，刘奎龄时年50周岁，正值其绘画技法日益成熟，步入创作的鼎盛时期，堪称佳品。款中题到：“本沈南蘋赋色。”意为敷色法自沈南蘋。沈南蘋即清代画家沈铨，字衡之，号南蘋，工画花卉翎毛，亦能走兽。取北宋黄家画法，工致精丽，敷色浓艳，并极勾染之巧。他曾受日本国王之聘，留居海外三年，对日本画坛颇具影响。孔雀羽毛金碧辉煌，自古以来被视为富贵吉祥鸟，孔雀与牡丹的组合寓意夫妻恩爱长久，家庭和睦，深受人们喜爱。画面中绘雌雄两只孔雀双栖于巨石之上，雄孔雀在前，于整个画面中呈对角式居主体，背向而立，长长的尾羽像一条缤纷华丽的瀑布垂下，画家应是有意设计了孔雀回首衔羽的姿态，将对角构图所产生的向外的势拉回画中，同时也增添了意趣。雌孔雀居后，用色以灰、白、淡赭为主，朴素淡雅，与雄孔雀的彩羽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更加衬托出雄孔雀的雍容华美。巨石以粗笔勾勒，下笔肯定方直，表现出岩石坚硬的质感。一丛粉白相间的牡丹围绕在侧，几只精巧的小蜜蜂在花间飞舞，凸显盎然灵动之气。形象刻画力求逼真，结构准确，形神兼备。

仔细观察画中细节，那孔雀的眼神，眼睛的透视、斜度，微微张开的喙，每一根翎毛的微妙区别，还有蜜蜂飞舞时的姿态、几只脚的方向等等，都体现着画家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也反映出他对自然留心观察、勤于写生的艺术素养。刘奎龄创作之前都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的每件作品都有比较详尽的手稿，几经推敲修改后，用墨线勾定轮廓，并用虚线点出结构，对于如何落墨提前设计安排。除正稿外，还会另做许多局部练习，素描小稿亦或关于水墨、颜色的试验稿。据传他画孔雀时，每天手拿一根孔雀翎毛，边观察边写生。画家以沈铨敷色之法为本，将中国传统绘画的“没骨”与西方水彩画的“湿画法”相结合，以勾勒、晕染、点染、丝毛并用，将描绘对象塑造得十分饱满。那些斑斓夺目的翎羽，画得笔笔精到，繁而不乱，有条不紊。作品面貌虽工致精细，却并非面面俱到，而是繁简有度，工写相间，虚实得体的。对线条的勾勒十分讲究，可谓“惜线如金”，在内外轮廓线勾勒的控制上格外谨慎，该勾则勾，该省则省。

例如画孔雀复杂的翎羽，主要以晕染、丝毛为主，若表现轮廓处全部以墨线勾勒，只会徒增装饰意味，影响形象的体积感。而像孔雀的眼睛、喙、爪这些部位，画家丝毫没有放松，勾勒得十分精到。点染也不是一味按照花纹的自然规律机械地点，无论勾、染、点，都是遵循其结构的，浓浓淡淡、粗粗细细、虚虚实实的，富有变化，因而他笔下的孔雀、牡丹，巨石、乃至小小的蜜蜂，都是有厚度的，而不是平面化的、板滞僵硬的。

作品虽然运用极尽写实的手法，又表现的是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却丝毫没有甜腻艳俗之感，色彩丰富却不花哨，多层渲染却依然妍丽清雅，颇有西方水彩画透明润泽之感。对于中西画法的融合问题，刘奎龄这样说：“画动物首先要学国画动物传统技法，同时吸收西画有益技法。中西合璧，以中国画为主，把西画法融化在中国画内，成为一体。例如学郎世宁画法的作品，不能看到郎世宁形貌的痕迹。也就是‘洋’被我们所用了，也不失为国画，不应是变种国画，关键是如何融合变化的问题。”并就其走兽画作指出：“全身明暗的表现，皮毛刻画，质感、量感、结构、层次和立体感的表达效果，都可以参考西画技法，但是，笔墨、意境、格调、风格应是国画传统，创新不应离开国画传统，否则就成了西洋画片了。”对照他的画作来体会，可见一斑。

刘奎龄有一幅同样以孔雀牡丹为题材的经典名作——《上林春色图》，构图与吉林省博物院藏《国色天香图》十分相似，具异曲同工之妙。这幅画是他为了庆贺外甥严六符的新婚精心绘制的，从1934年开始拟稿创作，一直到1938年初夏完成，断断续续用了五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刘奎龄花鸟题材的创作居多，孔雀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禽鸟形象，能够充分体现出刘奎龄绘画工细写真的风格。徐悲鸿初次见到《上林春色图》时，大为惊叹，赞誉刘奎龄为“当代中国画坛翎毛第一人”。

20世纪40年代,刘奎龄的绘画完全进入成熟阶段，技法和境界已达到极高水平。当代著名工笔人物画家何家英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奎龄先生乃中国写实国画之泰斗，其以西法入中国画，注重师造化，独创新法，将自然之美表现得毫发毕现，自然生动。且不失中国绘之根本。”在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法的基础上，刘奎龄孜孜不倦地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绘画技法与艺术风貌，虽然刘奎龄没有留下什么关于绘画的理论著作，但那些宝贵经验无不体现在每一幅精彩绝伦的画作之中，供后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