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文：朱然墓漆器
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发现孙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182-249）墓，这是三国时期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朱然墓为夫妻合葬墓，墓葬平面呈“吕”字形，分前、后两室（图1）。前室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为券顶。墓室长度近9米，属孙吴大中型墓。
图1 朱然墓平剖面图
赤乌十二年（249年）春三月，朱然离世，终年68岁。朱然墓出土140余件文物，主要有漆木器、瓷器、陶器、铜器。其器物组合常见于孙吴中晚期墓葬，虽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早晚之别很难区分，可推测朱然与其妻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入葬。关于朱然墓的随葬品，杨泓曾从如下六个方面加以概括：
漆画内容分类
从已刊朱然墓漆器的漆画内容来看，所见漆画可分作如下四类：
第一类，宫闱宴乐图，绘于宫闱宴乐漆案（图2）、“武帝生活图”漆盘，共2件。
图2 宫闱宴乐漆案
宫闱宴乐漆案（器物编号：朱M58），漆案正面主体绘制了宫廷宴饮的场景，共绘制人物55位，大部分人物旁附有榜题。“宫闱宴乐图”漆案彩绘人物所附榜题均可辨认，分别是：皇后、子本、平乐侯及夫人、都亭侯及夫人、长沙侯及夫人、黄门侍郎、侍者、虎贲、羽林郎、值门人、女值史、俳奴、鼓吹、武女、弄丸、弄剑、武女、转车轮、执莭人、长人、矮人、小儿。漆案周用云气、蔓草等纹饰进行装饰。案的背面髹黑漆，正中朱书隶书一“官”字。周方、代诗宝曾将漆案图像分区解读如下（表1）。
上述人物大致可分为王公贵族、侍者卫队以及百戏表演者三个群体，而这三个群体又使得图像本身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左侧绘有帝王及女眷形象，右侧则沿用汉习分列为三排：画面的最上排为被宴请的宾客，中间一排（也是画面的中心部分）为乐舞者，下排及两侧部分为侍者。乐舞表演分为两组，其中第一组表演为百戏杂技，共三排。第一排，弄剑、顶镜、武（舞）女、俳奴；第二排，弄丸、“蟾见蟞（鳖）惊时”、转车轮；第三排，长人与侏人、寻橦、连倒、执节。第二组表演为跽坐奏乐。漆画中的鳖和蟾蜍，其实和旁边杂技俳优一样，属于表演的一个部分。鳖和蟾由人装扮，即戏剧史所谓“象人之戏”。
任汉伦认为宫闱宴乐漆案的内容是汉高祖还乡或楚王绝缨的故事，图像功用接近于“楚王绝缨”的具有规劝性质的历史典故。史载，孙权常“会诸将，大为酣乐”，对那些酗酒之徒多加宽纵，宫闱宴乐漆案漆画出现失礼违节的画面可能与此有关。朱浒、李文平则认为“宫闱宴乐图”漆案上的图像以“汉武故事”为题材，反映了宫廷贵族对汉武帝时期天下一统之盛世的追忆。据此可知，该漆案所绘应该是对宫闱宴乐场景的如实描述。
“武帝生活图”漆盘（图3），盘中心绘五个人物，上部二人，下部三人。左上一人跪行，展开双臂，作舞蹈状，右书“相夫人”三字。右上一人，注视对方，前书“武帝”二字，二人间置杯盘和一棋盘。左下一人，回首仰视，两臂前后舞动，左书“王女也”。下部中间一人跪坐状，前书“丞相也”三字。下右一人跪坐状，前书“侍郎”二字。盘底黑漆以细线条勾勒连云纹。
图3 “武帝生活图”漆盘
第二类，贵族生活图，此见于“贵族生活图”漆盘（朱M71）1件（图4）。
《贵族生活图》绘于一漆盘内底。盘径24.8厘米，高3.5厘米，重量为200克。漆盘为木胎，平沿直口，浅腹平底，在盘沿与盆腹下各有一道鎏金铜。盘内壁及底髹红漆，盘外壁及底髹黑红漆。《贵族生活图》中绘12人，分上、中、下3层，有《宴宾图》《出游图》《驯鹰图》《对弈图》《梳妆图》等五幅小图（表2）。
此外，“季扎挂剑图”漆盘外圈绘有“贵族游猎”图。
图4 “贵族生活图”漆盘
图5 “童子对棍图”漆盘及底部铭文
婴戏图，见于“童子对棍图”漆盘（朱M70）（图5），另外还有“童子戏鱼”“童子戏蟹”“童子骑羊”“童子训鹰”等图像内容。
第三类，孝子、高士故事，表现规谏教化传统。在漆盘绘“百里奚会故妻图”“季札挂剑图”“伯榆悲亲图”以及“宾客叱犬图”等。
图6 “百里奚会故妻图”漆盘
图7 “季札挂剑图”漆盘（朱M66）
“百里奚会故妻图”漆盘（朱M67）（图6），盘径25.8厘米，木胎、敞口、浅腹、平底，背面髹黑红漆，外壁绘云气纹。内壁髹黑红地，边沿绘蔓草纹，其下绘云气纹。向内一圈为红漆地，上面也绘云气纹。盘正中黑红漆地，上面描绘百里奚夫妻老年复合的故事。画面绘四人，其中三人旁有榜题。
“季札挂剑图”漆盘（朱M66）（图7），盘直径24.8厘米，高3.5厘米，木胎制成，圆形，浅腹，局部残缺，原口沿饰有鎏金铜扣，髹红、黑两色漆为地彩绘装饰花纹，盘心绘春秋时吴国的季札在徐君冢前挂剑致祭的历史故事。意在表现季札重诺守信的可贵品德，在古代礼教传统中具有经典意义。漆盘底部标有“蜀郡造作牢”款识。
“伯榆悲亲图”漆盘（朱M68），形制、尺寸、衬托纹饰都与“百里奚会故妻图”漆盘相同，亦有榜题。“盘中间画榆母笞子力衰，伯榆悲泣的故事。画面五人，榆母、伯榆、孝妇、榆子、孝孙。榆母瘦小年老，伯榆右手拭泪，神情凄楚。孝妇、榆子面对伯榆，似与伯榆有同感，只有孝孙年幼贪玩，回首张望。”该漆盘现仅存“榆子”二字残件，其余部分无存。
“宾客叱犬图”漆盘，所绘内容典出《战国策·韩策二》：
齐大夫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请叱之者，疾视而徐叱之，犬不动；复叱之，犬遂无噬人之心。
第四类，祥瑞出行，此绘于漆槅、漆匕和漆匣盖等。
祥瑞画以画在漆槅（朱M82）（图8）上为集中，槅共分七格。林树中认为：上中画双凤鸟；上左，天鹿（有翅）；上右，神鱼（鲤身、鸡足、双翅）；下左，麒麟（独角、双翅、牛尾、蹄足）；下左二，飞廉（鹿首、双翅、双足、蛇尾）；下右一，双鱼并行，状如鲤（按：或即比目鱼）；下右二，白虎（双翅、长尾、四足奔跑）。
《宋书·符瑞志》载：“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备则至。（阙）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夷之语，明君圣主在位，明达方外幽远之事，则奉书而至。”
飞廉又称风伯、箕星、龙雀。《汉书》曰：“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董卓悉销以为钱。’晋灼曰：‘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这正是漆槅下左二图像的真实写照。
《搜神记》载：“风伯，雨师，星也。风伯者，箕星也；雨师者，毕星也。”《风俗通义》唐颜师古注曰：“风伯，飞廉也。雨师，屏翳也，一曰屏号。而说者乃谓风伯、箕星也。”《尔雅·释天》郭璞注：“箕，龙尾。”杜预《集解》：“龙尾，尾星也。”箕星名如其形，“四星相连呈簸箕之象”。苍龙星象辖七宿，分别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最后一宿是箕星。箕星是苍龙星象的“龙尾”，飞廉代表风伯，即“龙尾”箕星，寓指东方苍龙。
图8 朱然墓漆槅
图9 新疆尼雅遗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95MNIM8:15）
古老的天官体系将天球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恒星划分为四区，并以四象分主四方，作为各区的象征，形成了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每宫各辖二十八宿中七座星宿的严整体制，但这种形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完整。通过对考古出土图像资料的系统梳理，可知在四象正式确立前，有一个麒麟作为北宫之象的时代，麒麟神化并配属北宫约在西周东周之交，且星宫四灵与实际星象最初应无直接关联，而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灵兽知识传统进行方位配属。换言之，麒麟在此很可能表现北方宫。类似的表现手法也见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95MNIM8:15）（图9）。
综上可知，所谓“飞廉”“白虎”“双凤鸟”“麒麟”实际上表示的是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四宫。
神鱼，应即文鳐鱼。见载于《山海经·西山经》，其文曰：
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
比目鱼，左思《吴都赋》云：“双则比目，片则王余。”《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禺禺魼鳎。”郭璞注：“魼，比目鱼也，状似牛脾，细鳞紫色，两相合乃得行。”《宋书》载，“比目鱼，王者德及幽隐则见。”[[33]]可知，比目鱼是与歌颂王德有关的祥瑞。
彩绘漆匕（朱M138）（图10）两面的上部皆绘凤凰，中部绘卷云纹，其正面下部绘一鳞身双蛇首的蛇，背面下部则绘一龙。《山海经·海内经》载：
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
图10 朱然墓彩绘漆匕（朱M138）正面（左）、背面（右）
以目前考古资料视之，北朝崔氏墓地M12北齐武平四年（573年）崔博墓首见有双人首蛇身俑，后流行于隋唐宋元时期。广东海康元墓的墓砖上有两幅阴刻的双人首蛇身像，分别自名为“勾陈”和“地轴”。广东雷州东里镇南包东村出土1件双人首蛇身俑和1件单人首蛇身俑，分别自名为“腾蛇”和“地腾”。
苏北徐州地区、山东鲁南以及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墓以及祠堂顶部画像石发现有四神、祥瑞、迎谒、跪拜以及雷神、风伯、雨师、河伯（海神）出行的组合。在该组合中，有时还绘制出坐五帝星座的天帝，或者坐北斗七星出行的北帝。在这种情况下，该组合又成为天帝出行或北帝（太一）出行的核心。显然，漆槅和漆匕上的图案共同构成“四宫（四象）+祥瑞”的出行程式。
此外,锥刻戗金漆盒盖（朱M88）（图12）的图案应也与出行有关。其顶面四侧针刻青龙、白虎、朱雀、麒麟、天禄等带翅神禽、神兽共65个，其间用行云纹贯联。其中最精彩的是两面所刻三个人物（图13）：一人右佩剑，拱手而立；一留有胡子，持节行走；一人双手拥“旗”（启戟）而立。他们周围画行云，还有神兽、神禽，其主题当是表现：佩剑者为主人，死后升仙。其后二侍者，是天上来的使者，持启戟，是导引主人升天的。该绘画题材贯穿于古代中国的墓葬绘画之中，一般置于出行队伍之前端，起着引导的作用，如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墓顶壁画所见（图14）。
图12 锥刻戗金漆盒盖及侧面局部
图13 锥刻戗金漆盒盖四侧线图
图14 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墓顶壁画仰视图及局部
长江以南地区，因为酸性土壤及地下水位等环境问题，使得墓葬图像的绘画极为不易，那么墓葬是否便会因此而没有丧葬画像呢？事实并非如此。在南方地区的墓葬中，存在将丧葬画像绘制于随葬品上的传统。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这已成为南方地区墓葬的一个传统，并一直得以延续。同样地，朱然墓漆画的构成元素、内容，在其他墓葬中以壁画或随葬品的形式出现。如，朱然墓《贵族生活图》盘第一排“宴宾图”可以说是《宫闱宴乐图》的缩写。也是汉画像石中众多的《宴宾图》《延宾图》的续写。《梳妆图》令人联想到传为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两位贵族男人的梳妆场面。“贵族生活图”漆盘彩绘细节之“童子骑羊”题材，同样见于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的血珀雕刻（洛阳博物馆藏）。
从朱然墓现存漆器图案来看，构成较为完整的“宴乐+出行”+“孝子/高士+四宫（四象）+祥瑞出行”内容，该内容继承了汉以来墓葬制度的核心，显然是有意规划、配置的，通过其上图像来表达原应是墓壁画像的内容和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四宫（四象）+祥瑞出行”为太一出行的不同图像组合。
综上，朱然墓漆器应是作为明器下葬的，其中不排除有特意制作之明器。
漆器的性质
朱然，“其所文采，惟施军器，余皆质素”。其舅父朱治也是“性俭约，虽在富贵，车服惟供事”。显然，这种素简高洁的行事风格跟墓葬所见厚葬之风相悖。
漆器在两汉三国时期是受人珍视的用器，又因相当耐用，能长期保存。例如，在平壤石岩里194号西汉墓中，始元二年（前85年）的漆杯与元始三年（公元3年）的漆杯共存，说明前一漆杯至少已保存八十多年。还有在东汉墓中出土西汉纪年铭漆器的例子，如贵州清镇汉墓中所见[[48]]。朱然墓的漆器是否可能是东汉时蜀郡的产品，保存到孙吴时期还在使用？它们具体的制作时间，因未见纪年铭记，尚需考查。
根据器形和纹饰的特征，杨泓认为朱然墓出土漆器应是三国时的产品。三国时蜀地在刘备所建蜀国的版图之内，因此这批蜀郡制作的精美漆器是蜀国的产品。孙吴墓中出土大量蜀国的漆器，自然是反映了当时吴蜀之间关系的密切。它们可能是吴蜀保持联盟关系时的赠品或贸易往返中的商品，也不能排除它们是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朱然生前参与吴蜀之间两次重大的战争，而两次都是以吴胜蜀败而结束的。在吴蜀争夺荆州的战争中，朱然曾与潘璋一起在临沮擒获蜀主将关羽，因而功迁昭武将军，封为西安乡侯。在刘备倾全蜀兵力侵吴时，他又配合陆逊大破蜀军，因而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因此，朱然所拥有的蜀国产品，不一定是友谊的象征或和平贸易的见证，它们是吴蜀干戈相见时的掳获品也未可知。
“季札挂剑图”漆盘、“童子对棍图”漆盘背面分别有“蜀郡造作牢”和“蜀郡作牢”铭文，是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交往的见证。三国期间，吴、蜀各据东西，虽有战事摩擦，但总体关系以联合为主，赤壁之战前鲁肃劝说孙权、刘备结盟，共同抗曹，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为争夺荆州，吴、蜀双方既有摩擦也有联盟，孙权把妹妹嫁给刘备，以巩固同盟关系。夷陵之战后，诸葛亮派邓芝赴吴，与孙权重申旧好。邓芝携带良马200匹、蜀锦1000匹，以及蜀国的特产作为礼物。刘备在世时孙权也派使者郑泉到白帝城与刘备讲和。朱然墓出土6000多枚铜钱，其中有蜀汉铸造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等，蜀钱在吴地的大量发现，也佐证了吴、蜀之间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朱然墓出土的漆器是吴、蜀之间通过贸易或赠送，从长江水道由巴蜀传到吴地的。林树中则认为朱然墓漆器的生产时间与朱然的生卒年相当，他倾向于蜀地所产，通过贸易来到吴地。
根据已刊资料，孙吴时期类似于朱然墓，具有甬道和前后室的“吕”字形的大中型墓葬，集中分布于湖北鄂州地区和江苏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朱然墓墓室长度近9米，属孙吴大中型墓，墓葬等级高，其中若干随葬品也透露出相关信息。
图15 朱然墓模印阳文“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吉语砖
比较长江中下游已经发掘的孙吴墓墓砖纹饰可知，朱然墓墓砖大部分是模印阳文“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的吉语砖（图15），规格也较其他墓砖大，这类吉语砖在其他地区尚未见报道，而在马鞍山的朱然家族墓、宋山东吴墓等墓葬中皆有发现，这类砖应是为葬在马鞍山地区的孙吴贵族特别烧制的。
宫闱宴乐漆案（朱M58）案底正中篆书一朱红“官”字，说明该漆案是为宫廷制作的漆器。即便朱然生前如何跟蜀国发生关联，他个人是绝不会私存这些精美漆器的，更不会擅自将这些漆器随葬。换言之，这些漆器应该是孙权的赠予。从造物角度而言，“宫闱宴乐图”漆案是官工漆坊制造的高档器物，案面绘制前朝帝王故事，案底有“官”字铭文，原应为孙吴王族用具，后赐予朱然以示恩荣。
“贵族生活图”漆盘彩绘细节之“童子骑羊”题材，同样见于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的血珀雕刻（洛阳博物馆藏）。这种题材的共性不仅表达了二者时代的相近，而且也表明该元素是该墓葬等级的随葬内容。前者经常被研究者用来论证朱然墓漆画的时代性，而后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则常常被忽视。
朱然墓漆画中出现了二位帝王，分别见于“武帝生活图”漆盘和“宫闱宴乐图”漆案，“宫闱宴乐图”漆案故事画的中心人物是帷帐下的帝王。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上述两件器物使用者为帝王的证据。199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南昌火车站广场清理6座东晋雷氏家族墓葬，其中M3出土一彩绘宴乐图平盘（M3:41）（图16），其人物图案以上下两组人物为中心：下组为一红衣长髯老者手捧托盘造访，身后一侍女侧立，绿衣长髯老者作迎接状，其后为一头戴冠冕，身着华丽服饰，手执座尾之人在侍女簇拥下出迎贵客，一侍女在前引路，一侍女执华盖，一侍女跟随；上组为一绿衣老者抚琴，神态怡然，其右侧红衣老者手捧托盘，作进献状。在图案的上方有一少年公子带三名侍从驾车马出巡游乐。图案下方为四名手捧托盘相对而立的侍从及一孩童。图案的周边及中间还饰有垂樟、鹿、鱼、飞鸟等。整个盘底绘有20个人物，皆面部丰满圆润。孙机认为该漆画描述的是时为太子的汉惠帝（右侧手持麈尾者）与商山四皓的故事，定名为“惠太子延四皓图”。该墓葬出土衣物疏木方有“永和八年七月戊子朔五月壬辰江州鄱阳郡鄱阳县都□□□□□□南昌令雷陔命妇鄱阳
图16 江西南昌火车站广场东晋雷陔夫妇合葬墓所出彩绘宴乐图平盘（M3:41）
朱姓是孙吴的世家大族，朱治是孙坚的开国勋臣，朱治、朱然皆深得孙权信任。朱然墓得以随葬包括漆器在内的精美随葬品，一方面是基于孙权、朱然二人“同学书，结恩爱”的亲密关系，《三国志·朱然传》载：“〔朱〕然尝与〔孙〕权同学书，结恩爱。至权统事，以〔朱〕然为余姚长，时年十九。”一方面是基于朱然的丰功伟绩，也与朱然卒后，“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的记载相吻合。史载，朱然卧病时，孙权为他“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赐布帛。及卒，吴主为之哀恸。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
小结
朱然及其夫人的随葬品时代相近，难以区别。其漆器产于蜀郡且等级高，其中有属于为宫廷制作的漆器，它们应该来自孙权的赠予。今可知随葬漆器所见漆画构成较为完整的“宴乐+出行”+“孝子/高士+四宫（四象）+祥瑞出行”内容，该内容继承了汉以来墓葬制度的核心，为有意规划、配置，意在通过其上图像来表达原应是墓壁画像的内容和功能。由此可见，朱然墓漆器是作为明器下葬的，且其中不排除有为此次丧葬而特意制作之明器。不过，具体如何，犹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