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竹记：百年前的“花边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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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24 16:23 来源:上海滩

2016年4月，我父亲直系亲属里最后一位长辈因为高龄在美国洛杉矶离世。此位长辈是我孃孃（父亲的姐姐）戴怡方。孃孃晚年时很喜欢讲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家汇天平路上“老戴家”的故事。

2012年，她在90岁生日时，郑重地给我看过几件戴家祖上开办的花边工艺品企业“戴竹记”（英文名为C.T.TA I& Son ArtLinen Manufacturer，意译“戴氏父子花边工艺品制造公司”，简称“C.T.TAI”）的存品。花边存品包括西洋式抽绣茶几枱布，有定制的手工绣个人名字的带花边装饰的手绢。还有一卷戴竹记的产品（睡衣）商标。虽然戴竹记的生意重点是与西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但是由丝绸所制的拼有“C.T.TAI”的英文商标主体，仍然是个一目了然的中国式建筑物，且底部写着“中国制造”，标志着民族工商业的振兴。

睹物思人

听孃孃说，这些物件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幸存下来的戴家纪念品，记录着戴竹记的敬业作风，是先辈奋力振兴民族工业的见证。部分花边工艺品是我年幼时的眼熟之物，记得设计典雅、精工细作的抽绣枱布是祖父母放在会客间茶几玻璃下的。小时候换季时，我总爱跟着祖母去三楼的储物间换被子，一到三楼总会看到几个标写着枱布、床罩、手绢等的大纸箱，祖母说都是戴竹记留下的花边工艺品，有纪念意义。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乱中，那几大箱纪念品都荡然无存了，唯有几件单独存放的散件得以幸存。

花边存品

戴竹记商品目录簿中的抽绣花边枱布

望着这些精致的工艺品，心情交织着怀念和遗憾。父亲一代的戴家长辈们已相继离世，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更加触动心弦。祖父母近三十载的养育之恩，父辈们持续的关切与期望，已经无以回报！同时，一个问题也在我的脑海久久萦绕：如何让孃孃珍藏的戴竹记纪念品得到永久的保存呢？

遗物中还发现英文期刊文章的影印本。文章是《简述戴竹记的故事》（Brief Story of CTTAI），期刊为《家居装饰亚麻制品》（Home Linen），出版单位是上海亚麻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文章里有戴竹记旧址的建筑物照片，提到宋庆龄和宋美龄曾经是戴竹记的主顾与常客，并且提到在1931年巴黎的博览会上CTTAI还荣获过一等奖。文章让我了解到戴竹记当时的声誉，同时也给予我一个启示：为了遵循前辈的遗愿，长久保存好这些纪念品，应该设法把工艺品捐赠予地方上管理文史档案的机构。

《申报》1925年12月16日刊发的戴竹记律师维权启事

来自一页志书的启发

但是应该交给哪一方面的机构呢？我出国已四十多年，全然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由于我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寻找资料的第一步自然就是上互联网搜索。可是完全没有把握。

因为事隔遥远，戴竹记在日军入侵上海租界后就马上停业，前辈产业的历史从此中止。想不到的是，以“戴竹记”为关键词，一按确认键，谷歌搜索器出乎意料地让多条有关信息跃上屏幕。

其中最接近我搜索目的的是来自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上的地方志书—《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里的一张“上海20世纪30年代西洋进出口公司”（俗称“洋行”）表格。在好几页的表格里，洋行是按开业年代而列。戴竹记列有创办人姓名“戴锡元等”（戴锡元是我祖父的名字），但是开业年份不详，只标有“30年代”，故排在表格的最后一项。

此外，在搜索到的资料里，有很多条消息是以大学研究人员主导的江南花边业的“调查研究报道”，内中都提及戴竹记的“抽绣花边”，提及生产地常熟、徐家汇土山湾等等，以及江南花边业历史见证人季根仙和研究项目指导者陆皓东与袁成亮教授。我终于受到了启发：交予地方政府所属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才是保存好先辈留下的纪念品及其历史价值的长久之计。

坐落于天平路（当时名为姚主教路）185号（近衡山路）的戴竹记（摄于20世纪20年代）

员工们业余在戴竹记洋行后院休闲，前排居中男孩为作者父亲（摄于20世纪30 年代）

戴竹记员工在店堂内合影，左三为袁星福（摄于20世纪50年代）

2016年11月，我通过电话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秘书处取得联系后，前去拜访，与时任秘书处副处长的窦鸿雨等交谈，希望捐赠我祖父从事花边工业留下的资料和实物。由于当时行程匆忙，实物未曾带在身边，就记下他们的电子邮箱，以备后续联系。2017年9月15日，我通过电子邮件，再次预约造访。9月22日，我带着祖父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花边工艺品，又一次来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窦鸿雨副处长的引荐下，与秘书处处长、《上海滩》杂志社社长孙刚先生，以及地方志下属事业单位上海通志馆副馆长吴一峻、上海滩编辑部主任吕鲜林等一起座谈。所有的负责人都平易近人，给予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当我讲述完这次走访的目的之后，他们表示欢迎我捐赠前辈的抽绣工艺制品，乐意陈列收藏。孙刚先生还建议我收集整理一些素材，组织一篇介绍戴竹记的文章，登载在《上海滩》杂志上，以体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取得的不凡成就，展示民族企业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勇占鳌头的风采。

一本通讯录上的“山重水复”

因为相关资料的缺失，着手撰写戴竹记的故事，是一件既令我兴奋，又倍感艰难的事情。人生总是有很多遗憾，我从小由祖父母养育，在他们身边度过了近30个春秋。但是由于特殊年代的社会环境，祖父母极少在我面前提及他们曾经经营的企业，自然不会讲有关戴竹记的故事。我在改革开放后出国，几十年的精力都致力于学业和事业。当年父辈们饶有兴致地谈起祖上的戴竹记时，我没有很用心地去听那些故事的细节，没有留下任何笔录，也没有主动地去挖掘资料。虽然对祖上的事有兴趣，但是总觉得来日方长，打算等以后再专门与他们交流，没有一种紧迫感。

然而在人口本来就少的戴家家族里，我父亲一族的最后两位长辈，我的父亲和孃孃，相继在2015和2016年因为高龄说走就走了，整理他们的遗物时，一想到对多件纪念品后面的故事了解甚微，悲伤和遗憾无以言表。

袁景瑞、袁星福父子（摄于20世纪80年代）

要想继续寻找、梳理戴竹记的素材，就只好找前辈的熟人了。我孃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美国的，但是90岁前她还经常回上海探访亲友，或许老太太的通讯录上还有线索可寻。于是凭着童年时留下的印象，我从通讯录里摘录了一张名单，有幸的是，在这一名单里，居然有戴竹记营业部主管袁星福先生的女儿、儿子的电话。可逐一试拨，竟遗憾地发现那些座机号码早已失效（被停用或取消）。由于当时还忙于工作上的项目，挖掘戴竹记素材一事只能暂时搁置。

2019年我正式退休，离开做了35年有余的研究工作，终于得闲。但是不久后新冠疫情快速波及全球，我住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地区疫情严重，政府下了居家令，大多数公共场所禁足。不久之后在与世隔绝的沉闷中我看到了光亮：这不是一个继续寻找戴竹记线索的好时机吗？

凭借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根底，我开始了比以往更彻底的互联网搜索，不过这次的直接目标不是戴竹记本身，而是戴竹记营业部主管袁星福的下一辈。记得多年前孃孃曾经说过袁星福伯伯的女儿袁佩菁住在香港，袁佩菁的女儿爱丽丝（Alice），住在南加州近洛杉矶的地区。孃孃通讯录上有爱丽丝的电话，但是打不通，一定是她的旧号码了。然而已经无效的旧号码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是个可利用的线索，通过多次改换搜索词条，我终于在冗长的搜索结果网页上发现一则信息，列有那个旧电话号码的所属人之姓和名。有了完整的姓名，下一步搜索新号码就容易了，我终于迈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找到了第一条线索。

一张照片里的“柳暗花明”

联系上袁伯伯的外孙女爱丽丝后，她很快帮助我联系上她的妈妈袁佩菁。虽然在严重的全球疫情中不可能出国旅行，我们还是通过微信、电话等交流得很融洽。袁佩菁告诉我，袁伯伯已经在96岁高龄时去世，目前他的儿子袁景瑞是最能提供帮助的一位。袁景瑞与我都是特殊年代里的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袁景瑞和袁伯伯一起开办了一家花边工艺品商店（艺华绣品商店），中外顾客络绎不绝，颇有名气。景瑞从花边设计制作到向海内外销售，都是一位专家。

于是和景瑞加上了微信，他在短短的几天内竟发给我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包括戴竹记洋行的外观，店堂内工艺品的陈列照，以及一张我从未见过的戴竹记所有人员的团体照。尤其惊奇的是，经过近百年风霜，这张团体照的清晰度仍旧保存完好。照片中18位成员列成三排，个个神清气爽，堪称戴竹记历史上一张最为珍贵的见证照。望着这张照片，我心里瞬间涌起对祖父母的温馨回忆。他们一生自律，善待他人，不计恩怨。这张照片也毫不例外地显示了他们的作风，身为企业之主，祖父母却谦让地站立在最侧边，营业主管袁伯伯也站在后排，英国女顾问站在一侧，而让全体普通员工居中而坐。

祖父母喜欢亲切地称员工们为“学生子”，提起他们总是带着赞赏的语气，视若一家人。虽然在日本人进上海后戴竹记就已停业，但与员工们的关系却始终保持着。我小时候不仅袁星福与孙富章伯伯（另一位重要管理人员）经常会来我们宛平路的家里做客，祖父母与其他几位戴竹记员工也一直保持往来。记得有一位“小吴”（吴永禄）在戴竹记停业后参军抗日，20世纪50年代成为政工干部后，还来宛平路看望过祖父母叙旧。另有一位“小钱”不幸患上淋巴肿瘤，他去世之前祖父母一直为他担忧，经常念叨着他，并设法接济。

畅销一时的“戴竹记”

2021年冬春季节北美洲还在“安全居家”的新冠防控政策下，跨国旅行很困难。因为绝大多数时间大家都在家中，所以虽然走动互访难，但是打家里座机必定找得到对方。通过电话我顺利地联系到了父亲少年时代的好朋友王华瑞伯父（与我父亲戴誉斌曾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同学），他也是戴家几十年的世交好友。

王华瑞（后左）从香港来沪探望作者祖父母（摄于1976年）

王华瑞伯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香港开办远东工艺品有限公司（FarEast Handicraft Co.Ltd.），生产西洋传统特色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的装饰性餐桌用品与卧室用品，以及手绢等个人用品。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华瑞伯父不忘旧情，每次从香港来上海必来我们只有一间房间的家中探望我祖父母。因为从两岁起父亲已经不在我身边，华瑞伯父在我们最艰难的年代里将我视作自己的又一个女儿。我在年近30岁时来美国与父亲相聚，后进大学读书，就始于华瑞伯父敦促我在洛杉矶的父亲帮我办理移民申请。我在中国办完出国手续后，又是伯父在香港九龙火车站接我，将我从香港一路护送到美国。

电话中与伯父聊到我祖父母，聊到老戴家在天平路185号的旧宅，聊到戴竹记……伯父当时96岁，身体精神都极好，健谈如故。记忆力更是非凡。连祖父母在天平路老宅的电话都能随口而出“70636”。

伯父还生动地描述他年轻时亲眼目睹的场景：戴竹记当时不但在华商洋行里出类拔萃，而且在西方享有盛誉。每当有欧洲邮轮在上海港码头靠岸，众多的游客就会抓紧短暂的泊港时机，乘坐出租车来光顾戴竹记。因为停车场地有限，慕名而来的客人们乘坐的出租车就自然而然地在天平路由北向南地依次排成一条长龙等候入店。因为出租车都是清一色的当年美国人经营的“云飞”出租汽车公司的车子，所以看上去整齐到如同接受检阅，总是吸引来众多路人和周边居民在马路两边围观。

鉴于戴竹记产品在国内外的声誉和所得信任，许多国家对凡有戴竹记商标的花边工艺品免去进口检验。无论是知名度，还是销售量，戴竹记当时在花边出口商中都是领先者。上海十里洋场的众多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官员及其眷属是戴竹记的常客，美国好莱坞电影人士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以及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都曾是客户，菲律宾独立后第一届总统艾米利奥·阿奎纳多也曾光顾过戴竹记。戴竹记抽绣花边工艺品的原材料都是从爱尔兰、瑞士和菲律宾名牌麻布中挑选出来的，绝大多数花边产品的布料和抽绣只用两种柔和大气的色调：白色或米色。尽管因为设计风格高雅，精工细作，以及用料高档而手的类似产品，然最畅销于世界各地的品牌还是戴竹记。20世纪30年代，戴竹记年均收入即达到30万美元。质量求精与服务竭诚是其经营原则，也是其成功的秘诀。

历史烟尘中的道别

戴竹记，曾坐落于近衡山路的天平路185号，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租界内徐家汇地区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标，当时的人们称185号为戴公馆。由于祖父母历来与人为善，邻居们更给予一个亲切的俗称—“老戴家”。

天平路185号外景

20世纪初，花边工艺由西方传教士带到上海，并与中国女工精细的传统刺绣技巧相融合，开创了新的工艺高峰。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花边洋行（对外出口的工商业）已经形成三个分支基地：上海、山东与汕头。地处上海的戴竹记产品加工基地主要在上海周边的常熟与萧山。戴竹记作为出口花边业的重要一员，见证了中国花边工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

岁月流转，“老戴家”曾经的风貌已经被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尘烟所淹没。如今，在飘零四海的故人以及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再难觅戴竹记的经营全貌，只能凭借久远的回忆以及极为有限的资讯勉强成文，聊表纪念。

百年沧桑寻旧梦，花边情缘今未了。感谢《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里的珍贵记载，给予了我追寻戴竹记历史踪迹的动力。感谢上海通志馆的及时收藏，感谢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以及上海滩编辑部对本文的用心编校。期待《上海滩》读者诸君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