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明代王府建筑遗存及构件

大同历史悠久，辖区内有众多的古迹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在军事上进有依托、守有退路。每个在中国历史舞台曾称雄一时的游牧民族，无不试图控制大同地区。每个封建王朝同样没有例外地把大同打造成巩固北面边防的重要战略据点。这一情况，在明朝建立后，愈加甚之。明代的大同府城就坐落于大同盆地北部边缘。明朝建国不久，朱元璋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军事防御力量，将十三个儿子封以王爵，分布在从东北到西北的边防线上，命他们驻守北境，抵御蒙古，其中朱桂被封为代王，就藩于大同。

据《明史》《山西通志》和《大同府志》记载，代王朱桂在朱元璋的成年诸子中名列第十三，由惠妃郭氏生于洪武七年（1374年）七月十八日，其外祖即元末枭雄之一的郭子兴。代王世系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延续了252年，传了11代。这十一位代王生活的王府就是——代王府。

代王府的建设据明正德十年刻印的《大同府志》记载：“代王府在大同府城内东，洪武二十五年以辽、金西京国子监改建”。然而，清代乾隆年间刻印的《大同府志》又载：“辽西京国子监在府城阳和街，明洪武八年建府学于此，二十九年改为代府，武宗幸大同，尝驻辟焉”。按两朝地方志的记载，代王府是在辽、金西京国子监的旧址上改建而成，但建筑时间一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一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相差四年之久。正所谓“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地方志考量的原则，以此判断，明代《大同府志》上关于代王府修建时间的记载应该是相对准确的。

明朝对皇室家族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制度的保障，代王府也不例外，它同样是遵循明廷规定的王府制度而修建的。按照明正德《大同府志》卷首第三图“代王府图”上的描绘，代王府的建筑规模相当庞大。其方位，为坐北朝南。整个王府呈长方形，周边立有高耸的围墙，周遭辟有四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东华，西曰西华。整个王府沿东、中、西三条轴线由南向北铺展开来，三条轴线上有各类宫殿、衙署和牌楼。

朱桂一族，与明朝休戚与共，其间虽逢嘉靖兵乱，略有波澜，但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地位显赫、经久不衰，直至遭遇明末的李闯起义。据清代顺治年间刻印的《云中郡志》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春，闯难陡发，伪兵西来，二月二十九日，镇城主将（姜瓖）迎降。在城留住六日，杀明宗室殆尽”。面对势不可挡的闯王大军，大同总兵姜瓖在李自成率农民军先后攻克太原和宁武关时选择了暗献降表。农历二月二十九，李自成、刘宗敏率大军刚刚抵达大同，姜瓖即开城门迎大顺军入城，归降大顺政权，代王一系被族诛。

至于富丽堂皇的代王府究竟毁于何人之手，则众说纷纭。在清乾隆年间刻印的《大同府志》中的九龙壁条目下有“代王府，崇祯末毁于兵火”的记载。但在结合史实后，发现大同府志的这一叙述与其他史料中的描述不尽相同。在崇祯末年，即崇祯十七的大同，发生了两场战争，但其烈度较小。第一场即前文叙述的李闯大军进入大同，由于姜瓖的投降，李自成的部队未遭遇大规模的抵抗，大同的城池建筑也未遭到较大的破坏，守备任务仍交由姜瓖负责。李自成在大同稍作停留后，留柯天相和张天琳带少许部队监视姜瓖，即向北京进发。不久，李自成占领北京，立国号大顺。之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大顺军一路西退。此时，守备大同的姜瓖见李自成大势已去，再次跳反，偷袭留在大同的柯天相、张天琳及其部队，并斩杀二人。以其掌握的部队和占据的大同及周边地区作为资本，与清廷联系，最终上表投诚。所以在崇祯末年，大同并未发生剧烈的战事，清乾隆年间刻印的《大同府志》中“代王府，崇祯末毁于兵火”的记录，并不属实。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收录了姜瓖题奏的“启请查山西大同明宗室产业事本”，该奏折上奏于1644年农历八月，在奏折中他提到“宗之房屋尽为贼居”“贼遗故宗空房共一千六拾所”，并未涉及王府被焚的事项。由此可见，代王府并非毁于李闯之手。

而在明清鼎革之际，大同发生过最大的战事应为戊子之变，即姜瓖大同反正之役，指的是姜瓖对清廷先降复叛，后遭到清军野蛮镇压的历史事件，它发生于顺治五年（1648年）。由于姜瓖背叛李闯之时曾以代藩宗室为旗号，复叛清廷时以南明永历皇帝为正朔，得见明朝数百载声望在百姓心中的号召力，所以代王府在清廷的野蛮报复中被兵丁焚毁是符合逻辑的。百年王府在这场浩劫中变为了瓦砾废墟。

代王府毁于清军之手，万幸的是仍有两处建筑遗存留了下来，其一是原王府端礼门前的照壁——大同九龙壁，其二是原王府的北门广智门。它坐南朝北，是单面五彩琉璃照壁，长度为45.5米，宽度为2.1米，高8米，是我国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皇极门前的九龙壁与之相比，显得矮小不少；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与之相比，也略逊一筹。

2008年，大同市考古工作人员在对代王府原址进行调查时发现了广智门的砖雕门匾和整座台基。其台楼上建有道观一座，名为玄真观，据文献记载其建于清代顺治年间。广智门台基建有南北走向的半圆砖券通道，券门高3.8米，宽3.5米，台基和通道的部分青砖应为明代之物，砖上斑驳的痕迹仿佛述说着它曾经历的一切。砖雕门匾位于台基北侧券门之上，门匾宽1.98米、高1.18米，在方砖上阳刻有“广智门”三字。经清理整治后发现这三个字笔锋圆润，用笔饱满，文字架构稳健，体现了明代早期书法艺术的特点。同时，广智门的发现与明代地方史料记载相吻合，这也令研究人员对代王府的范围和布局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除了这两处建筑遗存外，还有不少代王府建筑上的琉璃构件也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被发现。1998年，大同市对大北街附近进行拆迁改造，其范围大致属于代王府中轴线的西侧。在土方作业时，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琉璃建筑残件。2004年和2008年，大同市考古所配合施工单位作业时，又在代王府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了大量的琉璃瓦残片、砖以及较少相对完整的建筑构件。这些琉璃构件经清理修复后，选出了较为完整且精美的几件，陈列展出于大同市博物馆三楼的明清展厅。尽管明时的代王府已经不复存在，但仍然能够从这些琉璃构件中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琉璃构件中最为精美的是一件琉璃题额。

此件题额长0.5米，宽0.5米，厚0.3米，应为代王府某座宫殿脊刹的一部分。脊刹，也被叫作屋刹，是我国古代建筑上用于装饰屋脊的建筑构件。它大都位于屋脊正中间，在寺庙殿堂上使用较多。脊刹的装饰多种多样，代王府出土的这块装饰风格与洪洞广胜寺弥陀正殿脊刹相类似，都是将祈求的愿望用文字表现出来。这块琉璃题额周边饰有卷云纹，整体色彩以黄釉和绿釉为主。上面的文字有两处，一为“代府造天下太平”，一为“崇祯十六年秋季吉日造”，二者的写法都采用了楷书中的馆阁体。这种书体是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考场通用字体，盛行于明清两代。题额上的书法字体方正，端庄厚重，用笔丰润，整体匀称而有度，体现了楷书规范、大方的特点。

从题额上的纪年来看，这块琉璃题额的烧造时间为崇祯十六年（1643年）。尽管有着渴望天下太平的美好心愿，但那时的明朝社会已是民不聊生，百姓食不果腹，闯王的义军在中原所向披靡，清朝的铁骑在关外虎视眈眈。一年之后，明朝大厦倾覆，代王家族和崇祯皇帝都走向了灭亡的深渊。想想这些留存下来的遗物、建筑，看看如今重新修建的代王府。抚今思昔，百年烟云不过沧海一粟，吐故纳新得以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