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遂新 张珂｜台湾海峡古环境变迁与南岛语族起源新探
南岛语族(Austronesian)是一个以海洋文化为特色的族群，主要居住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岛屿或半岛上，如今约有四亿人口。这支分布广泛、特征鲜明的人群最初究竟从何而来?一个多世纪以来，学界从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角度进行了大量探讨，就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以中国台湾说影响最大[1~5]。在中国台湾说的基础上，学者进一步将南岛语族起源追溯到中国大陆，近年来的基因溯源研究基本证实了这一点[6,7]。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南岛先民，是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到台湾的呢?
目前,台湾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分布在台湾岛西部的大坌坑文化。关于大坌坑文化的上限，学界尚未有共识（例如，约7 kaBP前、5 kaBP以上以及约6.5 kaBP等[8-10]）。目前普遍认为，大坌坑文化与台湾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差异很大，没有传承关系，因此大陆新石器时代人类到达台湾的时间是在7~5 kaBP。
不过，7~5 kaBP前的台湾海峡宽度已经与现在相当，甚至更宽，凭借当时的航海技术如何跨越>100 km宽的海峡?学界对此有多种猜想：有的认为在9 kaBP前的低海面时，史前人类通过闽中―台中古通道抵达台湾，海平面上升后该通道被淹没，但人类依旧沿此故道前往台湾[11]；有的认为当时人们已经掌握风帆技术，使远航成为可能[12]；还有的认为当时人类已经开始使用与近代太平洋地区类似的边架艇独木舟[13]。然而，“古通道”说仍难以解释海平面上升后人类为何还能循旧通道继续通行；“风帆说”与目前考古发现出入较大，有学者指出风帆的使用要跟舵相配合，且最早只能追溯到秦汉时期[14,15]；而“边架艇说”同样也缺乏有力证据。那么，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南岛先民是否还有其他途径来到台湾呢?本文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南岛先民并不是有意识地通过航海活动从大陆驶向台湾岛，他们原本生活在台湾海峡曾经裸露在海面上的大陆架区域，是在海平面上升、原有栖居地逐渐被淹没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往海峡两岸的高地，从而无意中到达现今之台湾岛。
2 靠海而居的习性与考古遗址的“幸存者偏差”
目前的考古发掘显示，与旧石器时代不同，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人类多分布在滨海，暗示其已经学会从海洋中获取资源，食物来源得到大幅扩充。如目前在福建沿海所发现最早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亮岛人、壳丘头、富国墩等都地处临海，夹贝丘层，可见当时以海洋捕捞为主。而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大坌坑文化的多数遗存（包括澎湖的果叶A遗址）也“位于海边或河口低地上”[8]，发现的海贝、网坠等遗物同样显示出以渔业为主的特点。总的来说，为适应渔业需要，临水（尤其临海）而居是台湾海峡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共同特征。
台海两岸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多位于现代岸线附近，且年代上限为6 ~7 kaBP，这恰好也是末次冰消期（Last Deglacial Period）海平面上升至约莫现今位置的时代，此后海平面基本稳定或略有上升1)（1) 全新世高海面问题，海平面高度未有共识，大约在0~7 m。），奠定了台湾海峡当今岸线的基本轮廓[16,17]。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新石器时代人类临水（临海）而居习性的反映。只不过由于海岸线固定下来，这些滨海聚落得以保留在海平面以上，因此才被现代人所发现。不难想象，可能还有不少年代更早、位于古海岸线附近的聚落已被海水淹没，由于目前水下考古工作不足而未被知晓。简言之，目前台湾海峡沿海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有“幸存者偏差”的，可能并不反映区域新石器文化年代上限，只因其恰好位于现今的海岸线以内而较易找到而已。
符合这一猜想的迹象有哪些呢?首先，在台湾海峡地理条件特殊的地方，已经发现了7 kaBP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即亮岛人[17]，其14C测年为距今8.3~7.5 kaBP2)（2)亮岛人遗址II号地点年代为5000多年前，但也发现了一枚与I号地点年代相近的贝壳，这可能是遗存混入。）。亮岛能够保留下7~8 kaBP的遗址可能并非偶然，而与其独特的地貌特征有关：亮岛是一个四壁陡峻但顶面较平坦的狭小岛屿，平坦面海拔大约50 m，海平面波动对海岸线位置影响不大。亮岛人遗址位于岛尾海岸附近，方便下海捕捞。在7~8 kaBP以前，当地相对海拔为70 m左右，尽管此后海平面上升了大约20 m[17]，遗址依然未被淹没，因此才相对容易地被发现。DNA分析显示，亮岛人与现今中国台湾、菲律宾南岛语族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可见早于6~7 kaBP以前，如今的台湾海峡上已有南岛语族先民活动了[6,7,17]。
其次，在“东山陆桥”遗存的台湾浅滩海域，已经发现了10 kaBP左右的人类化石（东山人）和活动痕迹，东山人不排除为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生活在“东山陆桥”一带的南岛语族先民[18-21]。
最后，目前所发现的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6~7 kaBP以前，台湾海峡两岸主要有闽东的壳丘头、闽南的富国墩以及台湾岛西海岸的大坌坑等文化。张光直认为台湾大坌坑文化和同时期的金门富国墩文化，可能是同一个文化的两种类型[22]；焦天龙等认为大坌坑文化传承自壳丘头文化[23]，而富国墩文化也属于壳丘头文化范畴[24]。然而，大坌坑文化的陶器以绳纹为特色，富国墩文化主要是贝印纹，壳丘头文化“以绳纹为主”，同时“拍印的麻点纹、压印的贝印纹、戳点纹及多平行刻划纹较具特色”[22]，可见三种文化总体上相似，但差异也比较明显。其原因不排除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具备足以横渡台湾海峡的航海技术，进而产生文化交流的可能；但也可能是冰后期海平面回升影响人类活动的结果，即这些文化可能是同一母体文化衍生的不同分支，该母体文化（“原南岛文化”，Proto-Austronesian Culture）随着早全新世海平面上升已淹没于海底，迁往海峡两岸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则因交流中断而形成各自特色。
3 台湾海峡周边已知史前文化的年代特征
为进一步钩沉已淹没在台湾海峡海底的“原南岛文化”的蛛丝马迹，有必要对台湾海峡一带的史前文化，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脉络进行梳理，找到其所处的时空位置。
3.1 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更新世晚期）
3.1.1 长滨文化早期和澎湖原人
八仙洞遗址（长滨文化遗存的发现地）位于台湾台东县长滨乡，为中新世都兰山组构成的集块岩、凝灰质砂岩海蚀岸，从高到低至少有昆仑、乾元、海雷和潮音四个海蚀洞，海拔分别为：120~130、100、70和20~30 m[25-27]（图1）。其中，昆仑、乾元、海雷三个洞穴主要出土大型石器，而在潮音洞内的新石器陶器层之下，发掘出大量石器和骨器，石器以小型为主，骨器种类繁多[25-27]。通过洞穴堆积物14C测年发现，潮音洞遗址时代为5 kaBP。乾元洞遗址测出约15 kaBP的14C年龄，因当时AMS（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技术尚未普及，样品量不足，所获结果一直存疑，有学者推测其年代至少应为30 kaBP[27]。15~30 kaBP大致对应于MIS 3阶段末海平面快速下降到MIS 2阶段（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 LGM）最低海面时期。
图1 台湾长滨乡八仙洞旧石器文化与地动型、水动型海平面变化对照
昆仑、乾元和海雷等洞穴为早期长滨人利用，潮音洞可能形成于末次盛冰期（LGM, MIS2），中全新世海平面稳定时再次抬出，被晚期长滨人利用。Δh-洞穴宜居高度（>最大高潮面）。文献来源：海平面变化[30-32]、新仙女木事件[33]和8.2 kaBP全球寒冷事件[34]
得益于近年来台湾东部构造抬升的系统研究，在30多个14C测年基础上，通过海成阶地高度测量，计算出台湾东岸花莲—台东约140 km海岸带平均构造抬升速率，其中八仙洞一带平均构造抬升速率高达6.2 mm/a[28]。潮音洞海拔高度和洞穴年龄所计算出来的抬升速率与八仙洞一带平均构造抬升研究结果吻合，佐证了该构造抬升速率的可信度。一般而言，400 ka尺度内的构造抬升可近似地看成匀速和非周期性的[29]，若同时考虑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的全球海平面变化，不难推算出其他洞穴的时代（图1）。乾元洞内最底层为海滩粗砂[25]，证明洞穴为海蚀成因，而人类应该在洞穴抬升到最大高潮面以上才可能进入洞穴生活（图1中的Δh）。
据图1推算出各洞穴的年代：昆仑洞（约30 kaBP）、乾元洞（约28 kaBP）、海雷洞（约25 kaBP），长滨文化至少起源于30 kaBP，与宋文薰教授早年的推测吻合[27]。
显然，长滨文化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昆仑、乾元和海雷三个洞穴为代表，以大型石器为特征，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代表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晚期以潮音洞为代表，以大量小型石器和骨器为特征，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图1）。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澎湖水道发现了澎湖原人化石，尽管学界对其种属尚有不同意见，但从下颌、牙齿形态来看，显然与晚期智人不同，推测其生活在中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190~10 kaBP）[35]。当时台湾海峡还是陆地，澎湖原人可能分布在从“东山陆桥”到台湾岛的区域内，或与长滨文化早期有关，相关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3.1.2 海峡人
位于澎湖列岛与台湾之间的澎湖海沟目前水深一般在70~80 m[36]，海沟内曾捞获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象、牛、马、鹿等草食类，貉、虎、鬣狗等肉食类以及熊、猪等杂食类[37]。化石中还见有人工砍痕的四不像鹿角[36]，福建石狮外海也发现了海峡人肱骨化石[38]，动物群的U系法测年获26、18和11 kaBP三个年龄[39]，澎湖海沟化石14C测年结果为25~10 kaBP[36]；近年来，海峡人肱骨化石14C测年为20 kaBP [24]3)（3)一般认为，骨骼化石U系的潜在误差较大，仅提供参考。），时代落在末次盛冰期（LGM）。
3.1.3 奇和洞文化一期
福建漳平象湖镇奇和洞与奇和溪河流阶地T1后缘高度（约4.5 m）相当。洞内从下到上划分为7层和3个文化期，第一文化期（第7至6层），由人工鹅卵石铺地，发现有单面打击石器；工具制作主要采用较原始的锤击法，石器基本上随意打击，无固定形态，石核较简单，剥片技术较落后，石器制作技术大体上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穴居文化相似，14C测年为17~13 kaBP[40,41]。由于伴生中更新世广布华南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而与台海地区南、北方混合特征的澎湖动物群[36]有异。
综上，晚更新世晚期（包括末次盛冰期），海平面下降至-120 m多[30]，台湾海峡基本上成为陆地，台海两岸的澎湖原人、海峡人以及奇和洞早期人类可自由往来。他们可能都是陆地群落，工具较落后，主要以狩猎、采集、淡水捕捞为生，时代大致距今30~20 ka前。
3.2 旧石器时代末（晚更新世末~全新世初）
3.2.1 漳州文化
福建漳州、东山和沿海其他地区，多见30~40 mm的小型石器，无磨光面，以捶击或砸击为主，缺少陶器[37]；细小石器中以凹缺刃刮削器最具特色，且数量多，凹缺部精心加工，推测作抛光竹、木等生产、生活工具之用；可能与渔猎和造船有关[37]。时代大致为13~9 kaBP，称为漳州文化[37]。
3.2.2 奇和洞文化二期
奇和洞第5至4层，含火塘、人牙、石器（打制和磨制）和骨器，少量夹砂陶片（238片），陶片表面有绳纹、贝齿压印纹、直线或波浪线戳点纹等，可能为罐、钵等破碎而成；时代为12~10 kaBP[40,41]。
3.2.3 长滨文化晚期
台湾东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遗址由多个海蚀洞组成，其中最低的潮音洞海拔约20~30 m，遗存数量最多，有近3000件大、小型石器和100多件骨角器（包括尖器、骨针、骨椎和长形骨铲等）[19]。这些石器和骨角器被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所叠压，两者无相似性[25]；木炭的14C测年为5 kaBP[26,27]，反映旧石器时代人群在局部地方的活动时间延续至中全新世（图1），最终被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所取代。
综上，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石器以小型为多，形态多样，还出现了陶器和骨器；石器和骨器具有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末期，年代大约为13~9 kaBP。当时海平面大致在-30 m处，台湾浅滩大面积出露海面，这些史前人类仍可在台湾海峡之间比较自由地往来。在琉球群岛南部竹富、石垣两岛的海蚀洞中曾发现大量10 kaBP的陶片，可见与奇和洞类似，当地10 kaBP以前已有制陶术[42]。竹富、石垣两岛无论与日本本岛还是台湾岛之间，水深都下降至末次盛冰期-120 m多的低海面，显然可能部分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经掌握了短距离航海技术[42]，时间比浙江余姚跨湖桥独木舟（约8.2~7.5 kaBP）[11,12]更早；长滨文化晚期的人类可能尚未掌握较成熟的航海技术，当海平面上升到现今位置时，他们蜷缩在相对封闭的台湾中央山脉东侧，作为旧石器时代的孑遗种群又延续了数千年。
3.3 新石器时代早期（10~7.4 kaBP）
近百年来，学界对闽台两地沿海的壳丘头、大坪顶、大坌坑、富国墩、果叶A等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详细研究，有的遗址还进行过多次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4)。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石锛、粗绳纹陶和树皮布为特征，时代大致在距今7~4 kaBP。然而，10~7 kaBP期间的文化遗存十分稀少（图2）[43]，目前在这一时段内仅找到奇和洞三期（奇和洞人）、亮岛人和东山人，且遗物数量相当有限，不足以明确解释7 kaBP左右的粗绳纹陶文化究竟从何而来。
3.3.1 东山人
东山人肱骨化石来自东山岛外海约25 km兄弟岛附近，是渔民拖网打捞出来的，具体层位不清，残缺肱骨的表面有海生软体动物附着痕迹，证明的确来自海底。根据石化程度判断，年代大致为距今10 kaBP[20]。
3.3.2 奇和洞人
奇和洞三期是洞内堆积的第3层（即C层）。奇和洞遗址文化层从下到上可分为3层：第1层年代为10~9 kaBP；第2层年代为9~7 kaBP；第3层人头骨化石经AMS 14C测年，约为9.5 kaBP。第3层出土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人头颅和全身骨骼化石；陶器以绳纹和细条纹的素面为主，少量磨光陶和施红（赭）衣陶；还发现有鱼形佩饰和骨制鱼钩、有绳索捆绑痕迹的网坠；以及房址、灰坑和少量木骨泥墙残块[41,44]。人骨分属于3个个体（分别称为I、II、III号），其中II号个体较为完整，有头骨、下颌骨、四肢骨、盆骨和肋骨，可能为成年女性，推测身高约1.60 m，牙齿中发现龋齿，暗示植食性和杂食性特征[44]。
3.3.3 亮岛人
亮岛人I号发现于马祖亮岛东北端。I号的全身骨骼完好率70%，呈屈肢姿势埋葬，与广西、广东史前人类的屈肢埋葬相似[45,46]。14C测年结果为8.3 kaBP。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亮岛人I号（可能为男性）身高约1.60 m，个头中等，骨骼健硕、肌肉发达，适应于水上活动；C、N同位素表明，主食菠萝、甜菜等景天酸代谢植物，并从海鱼、海蚌等海生动物中汲取蛋白质。发现处有贝壳堆积，说明属于海洋聚落[46,47]。
在亮岛人I号附近，还发现了另一具完好率达85%~90%的人骨，命名为亮岛人II号，与亮岛人I号不同的是，亮岛人II号的埋葬方式为仰身直肢，14C测年结果为7.4 kaBP。体质人类学分析推断，亮岛人II号可能为女性，身高1.65~1.69 m[45,46,48]。从埋葬姿势、身高判断，亮岛人I号与亮岛人II号来源有所不同[17]。
亮岛人遗址含贝丘层，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表面有压印纹；骨器大部分来自鱼类；磨制石器不多，种类单调，不见网坠。整体特征与奇和洞三期文化遗存有类似之处[17]，与大坌坑、壳丘头等地类似，但显得更为原始。
3.4 新石器时代中期（7.4~4 kaBP）
新石器时代中期为7.4~4 kaBP，各种人类活动遗存丰富多彩，与此前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代表性的有福建沿海的大坪顶、壳丘头、富国墩遗址以及台湾沿海的大坌坑、果叶A遗址等。
3.4.1 大坪顶遗址
位于福州盆地上游的闽侯大坪顶，遗存中见有红衣陶[49]；还发现炭化稻谷颗粒，14C测年为7 kaBP，陶片中夹杂炭化颖壳的现象较为普遍[43]；近年，还找到了大规模水稻种植的证据（如水稻植硅体），最早的炭化稻14C测年结果达到距今7.5 kaBP前后[50]，远早于昙石山文化约4 kaBP以前才有驯化水稻的旧认识[43]。几乎同时代的壳丘头、大坌坑等经典文化遗存却缺乏水稻种植的确凿证据。
3.4.2 壳丘头文化与大坌坑文化
福建平潭岛的壳丘头文化和台湾岛的大坌坑文化是这期文化的代表，二者比较相似，打制和磨制两种石器兼而有之；磨制较为粗糙，含石锛等小型石器，还有带小孔的石镞、打制的石网坠等。并有动物肢骨制作的凿、匕、锥等[51,52]。陶器以低火候的夹砂陶为主，质地松脆，火候不够，工艺粗糙，器类单调，陶胎厚薄不均，见夹炭现象，陶面色杂[52]，流行贝印、刻画、戳点等纹饰[53]。曾出土过打树皮的石棒碎片，表明树皮是纤维的主要来源[22]。据孢粉分析有次生林[51]，说明当时的人类会种植水果和搓绳用的植物[8]。大坌坑文化与长滨文化没有传承关系[53]。
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主要从事农业（可能含芋薯种植等）[54]、狩猎和海洋捕捞，具有浓郁的海洋群落特征，基本上属于岛屿文化，除平潭岛（壳丘头）、台湾岛（大坌坑）外，还见于金门岛（富国墩）、马祖列岛（炽坪陇）[17]、澎湖列岛（果叶A）等地。
3.5 新石器时代晚期（4 kaBP开始）
新石器时代晚期大致从4 kaBP开始[55]，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包括福建的昙石山、大帽山、黄瓜山，台湾的凤鼻头、圆山、牛骂头等[50]。主要特点有：1）水稻广泛种植[55]或与旱稻混作[49]，由海洋群落特征发展到河口海岸群落特征，主要从事种植与捕捞，圈养猪、狗等动物；2）由早期的粗绳纹红陶发展到晚期的细绳纹黑陶再到刻画细纹陶[43,49,56]，出现鼎和豆等代表性器型[22]，并有少量来自长江下游文化的三足鼎[49]；3）跨地域、跨海峡交流增多，文化差异减少，不同部落有比较固定的物质交换活动[49,52,57]；4）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壳丘头、大坌坑文化之间既有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有其他文化的融入；5）人类远洋航行开始[58]，居住在台湾岛的南岛语族于4~3.5 kaBP开始第二波扩散，向南、东南分别抵达菲律宾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49,59]，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有段石锛文化，逐步扩散，融入到台湾、东南亚及太平洋群岛的史前文化[54]等。
4 台湾浅滩与台湾海峡全新世早期(11.7~7.4 kaBP)的人类活动
4.1 台湾浅滩的特征
台湾浅滩（Taiwan Shoal）分布于东山岛至澎湖列岛之间，水深一般不超过40 m，至少自第四纪晚期以来就已具相当规模[60,61]。浅滩大部分堆积可能来自于低海面时期大陆架南流古河，因海峡向南展宽，水动力下降，搬运物沉淀而成。台湾浅滩北坡缓、南坡陡便是这种作用的佐证。第四纪以周期性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周期性升降为特征。冰期低海面时期，浅滩出露，形成沟通东山岛和澎湖列岛的近东西向陆桥，即“东山陆桥”[18-21]。
台湾浅滩主要沉积为中粗砂和砾石，砾石多经磨圆，水动力较强，夹有红黏土和花岗岩残积物，暗示台湾浅滩主要是第四纪堆积物。钻孔及海底取样显示砂质粉砂和砂砾石较多，且含云母及大量棕色植物碎屑，表明以陆相沉积为主[19,39,61]。此外，打捞出来的哺乳动物骨骼化石表面不见含泥沙流水的冲磨和撞击痕迹，且多数化石骨腔内还填充了砂质黏土或红土，属原地埋藏[62]。
台湾浅滩西侧约60 km的范围内受后期潮汐和沿岸流的改造比较明显，显示出规律性分布的巨大水下沙波，波长约750 m、波高15 m左右[63]。钻孔揭示，沙波表面有约10 m厚的中全新世以来沉积（例如TWS1208钻孔）[64-65]，但也有全新统很薄（<1 m）甚至缺失的地方[65]。总体而言，台湾浅滩全新统并非全覆盖，浅滩西部经后期改造较明显，而浅滩中、东部粗碎屑堆积多属于“化石砂”（fossil sand），古地形依然保留。前人研究发现，台湾浅滩普遍存在海拔-10 ~ -18 m(T1)和-25 ~ -36 m(T2)两级明显的水下阶地[18,26]，阶地形成于海平面相对稳定时期，标志着不同的海平面高度[21,36]，是海平面间歇性上升的结果。若与海平面变化上升曲线对比，大致可以判断：T2形成于10 kaBP前后的“前北方期”（气温波动性回升的短暂冷期）；T1形成于9 kaBP前后的“北方期”（相对冷期）。
4.2 台湾浅滩及周边海陆变迁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末次冰期极盛期（MIS 2，约20 kaBP前后），海平面下降到最低点（海拔-125 m）[30]，台湾海峡几乎完全出露海面，澎湖原人、海峡人、奇和洞一期人类和各类动物都可以在今天的台海之间往来栖息（图3: a）。
20 kaBP后，进入末次冰消期，气候快速变暖，海平面迅速回升，台湾海峡北、中部逐渐被海水淹没。然而直至新仙女木事件（11.5 kaBP）前，台湾浅滩及周边区域依然出露海面，一些原来生活于台湾海峡的“澎湖动物群”[38]及人类可以撤至福建、台湾，另一些可能仍在“东山陆桥”上迁徙、居住。此时的“东山陆桥”东西长约200 km，南北宽约100 km，面积约2万平方千米（大约相当于半个台湾岛面积，图3: b），未被海水淹没之前，主要是以稀树—灌丛—草地[39]为主的温湿生态环境。那里草木茂盛，地势低平，水网交错，十分有利于生物栖息及人类活动。“东山陆桥”及台海沿岸区域被淹没之前，很可能是动植物和史前人类的“乐土”，新石器时代的“原南岛文化”很可能在此诞生。
“东山陆桥”遗址打捞上来的哺乳动物化石，具有人工砍砸、切割、打磨和刻划等痕迹[39]，并发现骨制的生产工具、武器和艺术品[20]，显示了史前人类在此生活的痕迹，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艺术或宗教。人类与哺乳动物在以“东山陆桥”为中心的沃土上共存，并有采集、狩猎和捕捞等行为[66]，形成了海洋聚落[49]，具有明显的海洋特征[56]。
随着海平面的继续回升，“东山陆桥”及周边区域逐渐被淹没，哺乳动物和史前人类分别向东西后撤，从湿地平原迁移到依山傍水的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现今多成了岛屿（如台湾岛、澎湖列岛、金门岛、马祖列岛、平潭岛等），并在沿海诸岛屿上留下丰富的遗存（图3）[67]，这也就是海峡两岸同期文化“同中有异”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主要分布在海峡西岸的壳丘头、富国墩文化，还是主要分布在海峡东岸的大坌坑文化，其源头均可能来自于海平面显著上升前的低洼地区，其中台海近岸区域及“东山陆桥”可能是这些文化的发祥地。海平面上升至现今位置后，尽管不排除偶然的交流，但东西两岸的文化并非传承关系，而是同一源头的不同分支：既保持着共同的海洋属性及相似的文化风貌，又因地理隔离而发展出了各自的特点。
8.2 kaBP全球出现寒冷事件，海平面暂缓回升，古地理环境基本上保持不变。目前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认识是7.4 kaBP前后海平面上升到现在的海面高度[31]（图3）。因此，7.4 kaBP大致可看成海峡两岸史前人类遗存的上限年龄（当然，由于各地有不同的地形地貌特征，时代也会有所偏差），这就是海峡两岸新石器考古鲜有>7.4 kaBP遗存的原因。若以海平面作为参考，则7.4 kaBP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界线。
因此，壳丘头、大坌坑、富国墩等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0~7.4 kaBP的台海近岸区域及“东山陆桥”，而较为落后的长滨文化晚期人类可能在“东山陆桥”一带与较为先进的新石器早期人类发生生态位竞争，从而躲避到台湾中央山脉东侧相对闭塞的地方继续生活到全新世中期，直至新石器文化到达为止。
不难想象，随着海平面的逐渐回升，史前人类交流的障碍逐渐加大，独木舟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漳州文化石器[39]以及前述关于琉球群岛南部的考古研究显示10 kaBP前后就已经有了原始的造船技术，时间均早于海峡西边的壳丘头、富国墩以及昙石山下层文化遗存和海峡东边的大坌坑文化遗存（7~4.7 kaBP）[12]。伴随海平面上升，南岛语族先民不得不迁往高地栖息，随着海平面达到现今位置，很多原来的高地成了岛屿，这可以解释新石器文化的壳丘头（平潭岛）、富国墩（金门岛）、果叶A（澎湖列岛）、大坌坑（台湾岛）、亮岛（马祖列岛）等文化遗存都位于岛屿之上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临海而居并不意味着航海技术一定高超，当时的人类海上航行应当还较难超出目视范围（详见本文网络版附属材料1）。
到4 kaBP前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证据表明当时海峡西岸的昙石山和东岸的凤鼻头（或大坌坑晚期）两种文化都出现了水稻种植[43,49,52]；还有树皮布（bark cloth）及其制作工具（Tapa Beaters），比较成熟的造船工具也大约在此时的台湾和菲律宾出现[68-70]。说明大约这一时期，水稻种植技术传播到台海地区，迅速融合到早期“本地”居民中。当时的墓葬既有曲肢葬也有直肢葬[71]，表明两者融合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各自的文化特点。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愈加精湛，“陆与岛”或“岛与岛”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例如台海西岸的黄瓜山和东岸的芝山岩、牛骂头、凤鼻头晚期、鹅銮鼻等文化[72]明显具有交流迹象[43,54,73]；可能出现了比较固定的航线和海上贸易，如澎湖列岛中七美岛玄武岩石器制造场的石器广布于台湾及福建沿海地区[52,57,71]。在此过程中，南岛先民开始尝试远距离航海，增进了对海洋的认识，为向东南亚、太平洋、印度洋扩展打下了基础。
4.3 新石器时代的“原南岛文化”先民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目前，新、旧石器文化之间的传承和发展关系仍不甚明了。从文化上看，亮岛人I号所呈现的屈肢葬姿势与广西、广东早期人骨埋葬方式一致，而台湾高山族直至百年前仍有屈肢葬习俗[48]。从分子生物学上看，无论亮岛人I号（单倍体E）还是亮岛人II号（单倍体R9）[46]，均在南岛语系找到后裔；亮岛人I号后裔主要分布于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亮岛人II号后裔主要分布于邹族、傣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等人群，而汉族则很少[46]。然而就其来源来说，亮岛人I号和亮岛人II号可能不同。亮岛人I号属于澳美人种（Australo-Papuans）[54,66]，而亮岛人II号属于蒙古人种[54,66]，两者可能分别相当于“曲蹄”和“白水”族的祖先[17]；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时代上看，亮岛人I号和奇和洞人比较接近[74]，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本地居民，主要从事采集和海洋（或淡水）捕捞；而亮岛人II号拥有亚洲大陆南部人群和亚洲东部沿海人群的DNA混合（分别占73%和27%）[7]，与长江流域农业人群相同[7]，暗示他们从长江中下游南迁时，可能把水稻种植技术也带到了福建沿海地区。大坪顶水稻和亮岛人II号在年代上的契合（都是7.5 kaBP）并非偶然，亮岛人II号食物中同时包括C3类谷物水稻和C4类谷物粟和黍[48]，说明稻米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福建沿海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并且由亮岛人II号群体从长江下游地区带来。中全新世高海面（7.4~4 kaBP）[16]过后，河口地区堆积，海岸线向海推进，三角洲平原扩展，稻作农业得到较大发展。
总的来说，晚更新世晚期以后，台海地区沿海人类演化可能有如下几条脉络：1）末次盛冰期时期的长滨文化与澎湖原人、奇和洞文化一期、海峡人等，代表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寒冷潮湿陆地环境的人类；2）奇和洞文化二、三期、漳州文化、奇和洞人、亮岛人I号（可能还有东山人）代表的是末次冰消期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这条脉络以狩猎、采集、捕捞和原始陶器文化为特征[9]，广布于台海两侧滨海和“东山陆桥”等7.4 kaBP前尚未被淹没的地区，具有较浓郁的海洋色彩；3）以大坪顶文化、亮岛人II号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文化脉络，这支脉络在4 kaBP前后融入到了末次冰消期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形成了以昙石山、凤鼻头等为代表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
因此，南岛语系先民可能主要有两大来源[74]：1）台湾海峡近岸和“东山陆桥”一带的海洋群落；2）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陆群落。海洋群落可上溯至奇和洞二、三期，在晚更新世末至早全新世之前迁移到台湾海峡近岸和“东山陆桥”一带繁衍生息，随着海平面回升，又撤往沿海高地、岛屿上继续生活，留下了壳丘头、大坌坑、富国墩、果叶A等文化遗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推测，在台湾浅滩（“东山陆桥”的核心区域）及台海近岸一带进行海底考古，将很有可能取得重大发现，从而填补闽台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的“缺环”[75]。图3标注了开展水下考古的有利地点，也依据现今海底地形并考虑构造下沉与海面上升绘制了不同时期的古地理图[11]；取台湾东南构造下沉速率3~1 mm/a的最小值1 mm/a计算[67]；虚线圆表示可视距离（图3: c, d）（计算方法详见附件资料2）。
5 结论
1）台海地区史前人类至少有三条脉络：a.旧石器时代晚期台海“本地”群落；b.以台海近岸及“东山陆桥”为“源头”，后来发展到海峡两岸沿海岛屿的“准本地”海洋群落；c.长江中下游地区南迁的“外来”稻作农业群落。
2）最早的制陶术可追溯到12 kaBP前，在台海近岸区域得以传承和发展，并通过“东山陆桥”相互交流，而在以壳丘头、大坌坑为代表的文化中得以进一步完善，在约4 kaBP之后随着b、c脉络融合而渐成熟。
3）航海术最早可追溯到13~9 kaBP，与制陶术几乎同时出现，在b、c脉络融合后，航海术更得到快速发展，为后来南岛语族向大洋扩散奠定了基础。
4）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南岛先民居住在台海近岸及“东山陆桥”区域，形成了壳丘头、富国墩、果叶A和大坌坑的母体文化（“原南岛文化”），他们通过陆桥及附近相对稠密的群岛抵达台湾以及福建古海岸带。随着海平面继续上升，这些南岛先民逐渐被分隔在海峡两岸的岛屿中，形成了平潭岛、金门岛、澎湖列岛、台湾岛等多处同中有异的海岛文化类型。海峡两岸根基原本就是一体的，并不存在“大陆/台湾”的区别，只不过由于海平面回升，“陆桥”中断，同种文化在不同地区发展出各自的特点。
5）粗绳纹陶文化起源于大约距今7 kaBP前的福建沿海并扩散到台湾（即壳丘头是大坌坑文化的源头）的认识可能是“幸存者偏差”造成的，壳丘头和大坌坑文化或许都起源于台海近岸及“东山陆桥”等被海水淹没的地方。
6）台海周边区域及“东山陆桥”可能是台海两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摇篮，在台湾浅滩开展水下考古有望获得重大发现，对明确闽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脉络，厘清南岛语族起源地等长期争论的问题，将具有重要意义。
附记：本文网络版附有如下相关材料：附件1—台海及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海洋群落人类遗址年龄；附件2—史前人类可视范围航海距离的计算，敬请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