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线性文化遗产视野的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研究

明代边防与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提出

明代边疆防御格局

自秦建立大一统王朝起，“守中治边” 思想便一直延续至中国封建社会结束。明代面临“北虏”“南倭”“西苗”的威胁， 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边防建设的发展，在“严兵备、固疆域”的治边策略下，最终构建了北方长城、东部海疆、西南苗疆共三条边防线。北方长城防御体系贯穿我国封建社会始末，明代先后对其修筑了18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形成东西跨度 8800 多公里、11军镇（ 包括昌镇、 真保镇）、45 路防守的‘明长城’九边重镇防御体系。”从元末明初开始，倭寇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各地。为平息倭患、维护海疆稳定，明廷在 14—17 世纪不断加强海防建设，构建了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东、鸭绿江七大防区，“基本建成了以卫、所为节点，以城、寨、堡、墩台和关隘为建筑形式的沿海防御体系”。“苗疆”是历史上对湘，桂，黔，滇，川，以及与鄂、渝部分相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称呼。苗疆土司叛乱、苗患问题突出，威胁着王朝在西南的统治，“苗防体系”便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与维护主权完整的北方长城防御体系和海疆防御体系不同，苗疆战事发生在疆域之内，属于内政问题，故张居正主张在苗疆采取“顺则抚，逆则剿，逆而又顺则又抚之， 顺而又逆则又剿之”的政策。这种“剿抚兼之”的政策在苗疆贯穿明清两代。

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客观存在

唐宋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东移、 经济中心南移，川蜀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原有连接中原与西南的灵关道、五尺道也逐渐丧失其战略通道的地位。元朝为征服南宋而采取“迂回西南”战术并取得成功之后，西南的国防战略地位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了更有效地统治西南，顺应政治、 经济中心的转移，元廷修通了两条驿道， 一条从湖南经贵州接昆明，另一条从云南经贵州接川渝，前者在明代被称为“普安道”，后者被称为“乌撒道”。其中，普安道的修通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是明代贵州建制以及明廷修筑“苗防体系”的根源。明代初期，为防止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与退居漠北的北元势力勾结，重演南北夹击南宋的悲剧，明廷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也在湘、黔、川相连区域的重要节点设立卫所。从明廷建立前的1366年起，朱元璋集团相继在苗疆走廊东段设立常德卫、辰州卫、沅州卫、靖州卫、 羊山卫等。明洪武四年（1371 年）在征服四川大夏政权后，又设立永宁卫、贵州卫。为彻底解决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遣两路大军分别沿普安道、乌撒道进军云南。平定云南后，面对“民居其一，苗居其九，一线之外， 四顾皆夷”的苗疆现状，朱元璋认为“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为加强对苗疆的统治，明廷以国家力量为保障，在卫所屯田制度（以下简称“卫所 制”）下，沿苗疆走廊主次驿道有组织、有规划、成体系地营建了大量的卫所城、屯堡（含旗堡）、关隘、驿站、边墙等防御聚落和防御工事，打造了线性且具有一定纵深的双向防御体系（图 1）。苗疆走廊沿线至今仍然聚居着大量明代军屯后裔，一 些聚落与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明代卫所城、屯堡的痕迹，有一些已经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筑相融合，还有一些仅在名称中 带有“堡”“哨”“所”“屯”“关”“城”“营”“卡” 等军事信息，这些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是对苗疆走廊防御体系开展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

图1 双向防御: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空间结构模式

明代西南苗疆走廊防御体系保存现状

北方长城防御体系易风化、腐蚀，海疆防御体系易被地壳运动、海风等自然力破坏，而西南喀斯特地貌（亦称“岩溶地貌”）盛产优质石材，且西南地壳稳定、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因此“苗防体系”受破坏程度相对较低。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由于西南苗患和土司叛乱频发，明代修建的防御聚落 不断得到修复，苗患问题突出的“红苗”“黑苗”“仲苗”聚居区的防御工事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根据《图说贵州六百年》（上 册）和《贵州摄影史 1846—1912》收录的清末及民国军事城池、寨堡图片可知，这些防御设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大多保存状况良好。对“苗防体系”物质形态的破坏主要与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进程有关。但相比沿海地区，西南的城镇化较为滞后。同时，20世纪80年代贵州领先于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为“苗防体系”中的一些重要遗产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明代西南“苗防体系”虽不像北方长城防御体系、东部海疆防御体系那样受社会关注，但今日所见的东西向的西南城镇带，却直接源自明代苗疆走廊主驿道上的卫所城。这些由明代卫所城演化而来的现代城镇，或多或少都留存着明代的防御建筑遗迹，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军事城池保存状况良好。例如黔阳古城、镇远古城、 黎平古城、福泉古城、青岩古镇、盘州古城等，其城墙、城壕、城门、瓮城、城楼、 角楼、炮台、碉楼、敌台等军事要素依然存在，构成古城空间的衙署、书院、卫学、 文塔、庙宇、街巷、商铺、民居等非军事元素留存数量较多。离苗疆走廊主次驿道较远的一些军事城池、屯堡、关隘，如隆里所城、拉毫营盘、麻翁古屯堡、可渡关驿道等，至今保存状况也较好。

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线性特征

防御体系沿苗疆走廊带状布局

都司城、卫所城聚落沿苗疆走廊主次驿道营建

苗疆走廊防御体系主要沿着普安道和乌撒道进行布防。其中，与乌撒道相比，普安道通往都城（明南京城和北京城）的路程更短。普安道为苗疆走廊主驿道，始于今湖南常德，沿水陆两路溯沅江而上，经桃源、沅陵、怀化、芷江、新晃等地进入贵州， 横贯贵州中部，出盘州，过富源、曲靖、马龙等地后至昆明。其最初是朝廷在西南苗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开通的官道，后随着各地汉族移民的涌入，逐步发展为集官道、商道、文化通道于一体的复合文化走廊。民国时期修成的“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三线建设时期修通的湘黔滇铁路、沪瑞线，以及当下的沪昆高速、高铁，基本与这条古驿道重合。苗疆走廊主驿道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是一条至今可见族群互动、文化交流的活态民族走廊。乌撒道为苗疆走廊次驿 道，由主驿道上的曲靖分道北上，经沾益及贵州威宁、毕节、赤水至四川泸州、重庆。西南边地的“苗防体系”沿主次驿道分布，被称为“交通型”卫所，这与西南复杂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驿道是明廷对西南实施统治的基础与命脉，由于西南地理环境复杂，新建交通线极为艰难，所以交通线一旦建成便长期保持稳定（图 2，图 3）。 

图2 苗疆走廊主次驿道在明代官道体系中的位置示意

图3 苗疆走廊主次驿道在明代诸都司中的位置示意

从建常德卫起，至明末崇祯三年（1630 年）建敷勇卫、镇西卫止，统治者为发挥驿道的作用，先后在苗疆走廊上建都司城2座，卫城53座，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14座，直隶卫的守御千户所36座，在卫城内设无城制的普通千户所（亦称“内千户”） 至少242个（表 1）。出于防御需求，部分卫所城会与主次驿道有一定距离。例如，为防止腊尔山红苗南下破坏驿道，湘西地区将九溪卫、永定卫、大庸卫、崇山卫、麻寮守御千户所、添平守御千户所等设于主驿道北侧，并修建边墙以强化其整体性。为防止黑苗北上破坏驿道，设靖州卫、铜鼓卫、古州卫、五开卫。为保护川黔驿道、黔桂驿道和龙场九驿，分别于原播州土司统治中心、仲苗腹地及水西土司地界设威远卫、都匀卫、 镇西卫与敷勇卫。在“夷患”问题突出的滇东地区设陆良卫、越州卫、易门守御千户所、十八寨守御千户所等。以上卫所城并非严格沿主驿道分布，但从整体来看，卫所城的布置与主驿道密切相关，其作用均是保护主驿道，宏观上构成了连贯的带状空间（图 4）。

表1 苗疆走廊都司、卫、所一览表

图4 明代苗疆走廊卫所城分布图

屯堡、关隘、营哨、炮楼等沿主次驿道两侧纵深网状布局

都司城、卫所城聚落是点状防御形式， 而驿道将卫所串联起来，点线结合，形成线状防御。为防止土司、苗人“乘隙而入”， 卫所城之间，以及驿道通往土司、苗疆腹地的大小通道，仍需加强军事防守。同时，为缓解军粮压力，给整个防御体系提供军需物资，“官军三分守城，七分下屯住 种”。于是，屯堡广泛分布于主次驿道两侧和卫所城之间，形成了屯田区。

苗疆走廊主驿道两侧的地理环境差异较大。滇东、黔中、湘西东南、怀化中部或地势平坦，或水网密布，抑或二者兼具，这为屯堡的持续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其他多山、缺水、土地贫瘠之处并非理想的屯田区。当卫所制衰落之后，屯田失去制度保障，这些地区的屯堡也很快没落，很多只留下了地名，供后人追忆。

为配合卫所城、屯堡进行协同防御，在临近或通往土司、苗疆腹地的要冲之处设置关隘、营哨、炮楼、巡检司等，不同等级的驿道相互连接，形成外围防御网，进而在苗疆走廊主驿道两侧构建起防御纵深。《楚边图说》收录的卫城营哨图可作为佐证（图 5，图 6）。从整体来看，中心防御带、屯田区、外围军事据点均以苗疆走廊主驿道为核心轴，共同构成了狭长带状的防御网络。

图5 《清浪卫营哨图》

图6 《沅州营哨图》

防御体系的“大尺度”空间特性

防御范围:横贯湘黔滇，纵连滇黔川

苗疆走廊主次驿道跨越湘、黔、川、 滇四省，主驿道东西贯通湘、黔、滇三省， 长约1400km，涉及常德、桃源、沅陵、辰溪、洪江、怀化、芷江、新晃、玉屏、镇远、施秉、黄平、凯里、福泉、贵定、贵阳、清镇、 平坝、安顺、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州、富源、曲靖、嵩明、昆明等30余个地区。次驿道纵贯滇、黔、川三省，长约800km，涉及昆明、嵩明、马龙、曲靖、宣威、威宁、赫章、毕节、叙永、赤水、泸州等近20个地区。“苗防体系”所涉区域虽然无法与北方长城、东部海疆防线相比，但合计约2000km 的长度符合“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的特征。

遗存范围:遗存数量多，分布范围广

苗疆走廊内有三类遗存可佐证“苗防体系”的真实性：其一为明代军屯后裔。走廊沿线生活着诸多明代军屯后裔群体，如滇东彝汉融合的明代军屯后裔、黔西穿青人、晴隆喇叭人、安顺屯堡人、锦屏隆里老汉人等，这些群体普遍认同其祖先为明代的征南军士。其二为“地名遗产”。苗疆走廊的众多城乡聚落名称保留有 “堡”“哨”“所”“屯”“关”“城”“营”“卡” 等字眼，蕴含着浓厚的军事信息。例如，滇东的“城子哨”曾是土司修建的“土府城”， 土司叛乱被平定后，朝廷在土府城设屯驻防，使其成为一个哨所，故而得名。其三为实物遗存。苗疆走廊内的现代城镇大多由明代级别较高的都司城、卫所城演化而来，至今或多或少保留着明代的军事遗存。屯堡、关隘、驿站、碉楼、炮台等大量遗址则广泛分布于苗疆走廊主次驿道两侧。

苗疆走廊防御体系遗留丰富的双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

明代西南“苗防体系”的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六类：防御聚落、军事关隘、驿道桥梁、边墙、土司寨堡、营盘（图 7）。明代在卫所制下营建了等级分明的都司城、 卫城、所城、屯堡。随着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政策的推进，这些聚落的军事功能逐渐减弱；但得益于苗疆走廊的活态特征，这些聚落并未废弃，而是顺应社会需求发生了功能调整，其物质形态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明代镇远府城和卫城的城垣、城门、城楼、马面等军事要素，以及城内的万寿宫、祝圣桥、中元禅院、天后宫、古街巷、民居等非军事要素皆存留较多。隆里所城被视作国内保存较好的明代所城之一。黄平旧州为明代黄平守御千户所的治所，至今格局依然完整。

 图7 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物质文化遗产实拍图

黔中地区保存着我国数量最多且较为完整的屯堡聚落。关隘多临近卫城、所城、州城、县城，是连接各驿道的险要之地。保存状况较好的关隘有富源胜境关、盐津石门关、贵阳雅关、岑巩龙鳌关、晴隆哈马关、洪江马颈关隘等。古驿道存留较多，但大多分布于偏僻之处，急需进行全面普查。驿站存留较少，有天龙屯驿茶站、云山屯驿、胜境关驿、楂城驿等。受山多、谷深的自然条件限制，贵州自明代起就可谓是“桥的世界”，桥梁是驿道交通的组成部分。文物专家吴正光统计，明清时期贵州共修建各类桥梁 1400余座，如明代的黄平圣果桥、福泉葛镜桥、关岭灞陵桥、重安江铁索桥、贵定瓮城桥等。“苗疆边墙” 是明代在“苗患”问题尤为突出的腊尔山地区专门设置的防御工程，是“苗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明时期，苗疆土司林立，冲突不断，大小土司纷纷营建寨堡，典型的如播州海龙囤、开阳马头寨、关岭顶营司寨堡、湘西永顺彭氏老司城等。以上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已被列为国家、省级、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疆独特的山地环境和民族文化孕育了类型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作为苗疆腹地的贵州就拥有世界级“非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3 项、国家级“非遗”139 项，省级“非遗”552 项，省级以下的更是数不胜数。如此高密度、高质量的“非遗”分布区在全国实属罕见。苗疆走廊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包括明代军屯后裔与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音乐、戏曲、技艺、医药、体育、节庆等，以及承载上述“非遗”的文化空间。苗疆走廊沿线世代聚居着彝族、壮族、 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同时，明代军事移民与走廊沿线各少数民族长期共居，衍生出衣着、语言、习俗各异的军屯后裔；占“中国未识别民族人口数量”98% 的穿青人、喇叭人、革家人、西家人等，也分布于走廊沿线及周边地区。以上民族和族群创造了丰富的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历史典故等，如水族水书、苗族《亚鲁王》史诗、侗族救太阳神话等。明清时期，外地和本地的官员、诗人、游客等行走于苗疆走廊，常以驿道、 驿站、关隘、庙宇、古桥等为素材题诗作词抒发感情。明代文人在苗疆走廊各卫所城创作了66首“路诗”；黄平飞云崖为明清苗疆走廊驿道上的一个驿站，文人在此创作的诗歌多达220余首。音乐、戏 曲、舞蹈等丰富多彩，以贵州为核心的苗疆走廊是“歌舞的世界”，如布依族八音坐唱、安顺地戏、彝族撮泰吉、侗族大歌、侗戏、反排苗族木鼓舞、苗族古歌、苗族多声部民歌等。苗疆技艺有苗寨吊脚楼营造、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水族马尾绣、彝族漆器髹饰等。苗医药（九节茶药制作工艺）、苗医药（骨伤蛇伤疗法）、苗医药（骨髓骨伤药膏）、侗医药（过路黄药制作工艺）、瑶族医药（药浴疗法）、布依族医药 （益肝草制作技艺）等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苗疆少数民族体育多反映历史上的军事防御和生产生活，如水族赛马、彝族摔跤、侗族抢花炮、苗族走大刀、 土家族踩高跷、仡佬族打篾鸡蛋等。苗疆堪称“节日的海洋”，大型节日有苗族鼓藏节、彝族火把节、水族端节、布依族风情节、侗族芦笙节等。以苗疆走廊为轴的西南古城、古镇、古村留存数量多，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成为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主要“文化空间”。总之，“苗防体系”蕴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多、内涵深、趣味足，仍需要全面的普查、整理、研究。

苗疆走廊防御体系的多元遗产价值

政治历史价值

明代西南“苗防体系”的演化史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西南的政治史。明代之前，苗疆是“土司辖地，生苗地界”。朱元璋为了将苗疆纳入统治版图，从元末起就有计划地规划苗疆边防。明代初期，朱元璋在苗疆走廊东段、北部设立一系列卫所，形成一个松散的弧形包围圈，开启了“苗防 体系”的建设历程，也为平定云贵做准备。平定云贵之后，明廷面临“诸处酋长犹桀骜不朝”以及“苗患”不断的困境，从而意识到构建防御体系的重要性。洪武十五年（1382年）相继设立贵州、云南都司，在其统筹管理下，有计划地沿苗疆走廊主次驿道密设卫所，以屯田戍边。经过洪武时期的持续建设，“苗防体系”基本完善，苗疆逐渐趋于稳定。 

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贵州都司军事保障下，朝廷借田氏土司内讧时机，迅速对思州进行“改土归流”，设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八、州一、县一、宣慰司 一、长官司三十九”，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贵州提刑按察司。三司的建立，标志着贵州建制。贵州建制之后，开启了以贵州为核心的苗疆“军政一体”治理模式。不论是文化建设、制度建设、交通建设，还是城镇发展等，皆以军事力量“开道”。在“苗防体系”的保障下，苗疆治理向更深层次推进，国家力量向苗疆腹地渗透，直接促使朝廷政策由之前的“羁縻管理” 转向直接管理，结束了“统而不治”的局面，也为清代全面实施“改土归流”“开辟苗疆” 奠定了基础。同时，“苗防体系”的建成， 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大理转 向昆明提供了军事保障。而云南政治中心的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地缘政治格局，并影响至今。

军事文化价值

明代西南“苗防体系”在中国边疆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文化价值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平定苗疆与稳疆固边。蒙古大军采取“迂回西南”战术灭亡南宋的史实，使元明清统治者意识到西南对维护国家统 一的重要性，故而自元代起便在西南修驿道、设站赤，屯兵驻守。明代初期，为防范元朝残余势力南北夹击，统治者将云贵高原视为重点军事征服地区，同时加快苗疆的布防，建构起大跨度、大纵深的苗疆防线。苗疆防线对防范、震慑、镇压苗疆走廊主次驿道与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的五尺道（昆明至大理段）和永昌道（下 称“南方丝绸之路中线”）两侧的土司和苗人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川渝、粤桂、湘楚的重要协防力量。“苗防体系”在“三征麓川”“播州之乱”“奢安之乱”等影响西南社会进程的重大战役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①保障调兵遣将、运送军需的驿道畅通；②担当各大战役的“组织者”，或承担先头部队的主攻任务；③为各大战役组织兵源、筹措粮草。（2）军事制度的传承创新。清代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卫所制，但在苗疆设绿营兵制的同时，保留明制卫所至雍正五年（172 年），并且在苗患问题突出的黔中地区增设巴香卫。清代为彻底解决土司、苗患问题，在明代“苗防体系”和清代绿营兵制的背景下“改土归流”并以武力“开辟苗疆”。雍正五年（1727年）至十二年（1734年）， 因“开辟苗疆”手段过激，波及“千里苗疆” 的古州苗民起义爆发，使清廷意识到明代防御体系的重要性，于是在乾隆二年（1737 年）参照明制卫所创建清制苗疆卫堡，在黔东南、湘黔交界的黑苗、红苗聚居区设“苗疆十卫”，再兴屯政。明制卫所与清制苗疆卫堡一脉相承。明制卫所的传承，是清代为应对苗疆频繁战事的时代需求，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3）军政一体的管理模式。在由土司和“生苗”主导的明代苗疆，单纯的政治管理推行困难，政治机构的运行离不开军事保障。同时，为减轻军管模式给各民族带来的压力，统治者采取“军民共管”“以夷治夷”的“军政一体”管理模式。一方面，将原本只承担军事功能的卫所改设为 “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千户所”，这样的卫所称为“军管政区”。另一方面，府城、 州城为了得到卫城的庇护，行政机构迁入邻近的卫城，形成明代苗疆走廊上特有的 “府卫同城”“州卫同城”现象。

经济社会价值

自秦汉起，朝廷开通“灵关道”“五尺道”，在唐宋之前形成了以蜀地为中心，北接内地，南经云南，连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南方丝绸之路中线经济带。唐宋以后，经济中心东移，蜀地逐渐没落，云南与内地的联系随之减少，南方丝绸之路只连通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元代修建苗疆走廊主次驿道对此局面有所改变，而直至明代平定云贵，通过建设苗疆走廊主驿道， 使苗疆与湖广、闽越、粤桂等地区的南方市场相互连接，这种情况才得以彻底扭转。

明代时，随着“苗防体系”的构建，上百万的军事、政治移民迁入苗疆，形成一个相对安全的狭长地理空间。然而，苗疆山多，民众贫困，土地贫瘠，粮食供给十分困难，“卫所哨募等卒枵腹不得饱”。为解决生计问题，“苗防体系”军事力量辐射范围内兴起了以军屯为主，兼含民屯、商屯的屯田经济。卫所下辖的土地沿主次驿道两侧呈带状分布，在国家的支持下，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农具、种子等沿驿道传入，促进了苗疆走廊沿线土地的开发， 使屯田经济蓬勃发展。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卫所城商业的发展，吸引周边各民族前来进行贸易，“汉夷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兵屯夷寨参列其境，无日夕远近，皆入卫奔走职事，贸易货殖”。滇云、川蜀、 湘楚、闽越、粤桂等地的商人沿驿道来此经商。于是，在“苗防体系”的军事保障之下， 苗疆走廊“逐步成为一条勾连湘、黔、滇、 川、桂等省区，衔接长江经济圈和珠江经济圈的陆路经济走廊带”。苗疆走廊经济带的形成根本性地改变了西南经济格局，打破了南方丝绸之路中线在西南的经济主导地位，整合了西南乃至南方地区的经济市场，促使苗疆走廊主驿道沿线大量的卫所城、屯堡、乡村向商业城镇、集镇转变，奠定了东西向的西南城镇带雏形。同时，商业活动沿着支驿道向偏僻的土司地界、苗疆腹地渗透，使这片长期封闭之地进入市场体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土司、苗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间接推动了苗疆治理。

自然生态价值

明代西南“苗防体系”关联湘、黔、滇、川四省，衔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在贵州境内，南依苗岭山脉，北临乌江水系；在湖南境内，南为雪峰山脉，北为武陵山脉、腊尔山台地；在云南境内，则是断续分布的坝子。苗疆走廊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其主驿道，整 体顺应地形，尽可能避开高山、峡谷。苗疆走廊由西向东海拔逐渐降低，呈三级阶梯状。第一级阶梯从滇中至普定，经过以山地和小盆地为主的滇东高原盆地，向东穿越乌蒙山余脉，跨越黔西南丘原中山区，属于北盘江流域。此区山高、谷深，地势起伏明显。第二级阶梯从普定至镇远，属于乌江水系，地处黔中丘原盆地，河谷宽且浅，地势由西向东逐渐平缓。第一、二级阶梯的水系与苗疆走廊垂直，为走廊联系土司地界和苗人腹地提供了天然通道。第三阶梯从镇远沿沅江顺流而下至常德，东接洞庭湖，先经过黔东北低山丘陵区和黔东南低山、中山丘陵区的衔接区域，再进入湖南怀化中部的低山丘陵平原，接着向东北进入湘西东南低山丘岗平原（图 8）。由此可知，苗疆走廊作为一个狭长区域，内部有山地、河谷、丘陵、小盆地（俗称“坝子”）等多种地形，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能够满足“屯田戍边”的需求。

图8 苗疆走廊地理环境分析示意图

苗疆走廊防御聚落的选址充分体现了 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以施秉为界，苗疆走廊主驿道东段（施秉至常德）为水路，其卫所城主要选址于沅江畔，这样的选址既可依山设险，又可临河布防，还能够充分发挥水运优势，快速运送军需；西段主驿道（施秉至昆明）为陆路，虽然没有可通行的大江大河，但驿道两侧地势平缓，水网密布，便于灌溉，是理想的屯田之地。在营建防御聚落时，人们尽可能利用天然山体、河流来增强防御功能。“苗防体系” 所涉区域是发育成熟的喀斯特岩溶地貌，石材丰富，尤其盛产页岩，这为大规模、低成本、无污染地营建坚固的防御聚落提供了天然条件。

结语

本文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理论，深入挖掘明代朝廷沿西南苗疆走廊主次驿道构建防御体系的史实资料，结合单霁翔提出的中国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四个特点，分析了苗疆走廊防御聚落与防御工事沿主次驿道布局所呈现的“带状”特征，阐述了苗疆走廊跨湘、黔、滇、川四省的“大尺度” 空间属性，梳理了其数量众多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总结了其在政治历史、军事文化、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等多方面的遗产价值。研究认为，明代西南“苗防体系”符合线性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应将其视作线性文化遗产来展开研究和保护。 

从线性文化遗产的视野来看，明代西南“苗防体系”的研究与保护工作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遗产的整体保存状况，存量数据的普查与统计，以及保护理念、标准与原则的确立等基础性工作亟待推进。2023年8月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 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准备工作的通知》，为明代西南“苗防体系”遗产的全面普查和宣传提供了契机，社会各界应抓住这一时代机遇，通过多部门协作，突出重点、连点成线、以线构面，开拓从单体或局部遗产保护到线性遗产整体保护的新局面，开启“苗防体系”的整体研究与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