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民国时期易县燕下都的田野考古
民国时期的田野考古实践对于了解中国考古学初期的田野水平有重要意义，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陈星灿先生从史前考古学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不同团体、不同学人在此时期的相关发掘活动，对其田野考古方法进行了详细分析。陈洪波先生则立足于安阳殷墟15次发掘活动，通过回顾殷墟发掘理念与方法的逐步改进，揭示了中国考古学逐渐科学化的历程。此后，徐坚先生从“暗流”视角，较为全面地梳理了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考古学术活动。但总体而言，目前的分析与研究多集中于安特生、李济、梁思永等人主持或参与的田野实践，对传统学人田野考古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这里选取民国时期马衡等学者主导发掘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为研究对象，从遗址的发掘背景入手，梳理其具体的调查与发掘过程，探讨传统学人的田野考古特点。
燕下都遗址考古背景
燕下都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的学术环境如何？下文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介绍。
思想背景
这一时期，由于敦煌文书、甲骨文等重要地下材料发现，以及“古史辨”等运动的兴起，学界在思想上表现出对新发现、新材料的高度重视。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出山东曲阜县），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首先阐明了新学问与新发现之关系。而后陈寅恪又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些对新材料学术价值的认识与强调，使得搜集新材料成为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对此，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就曾言明：“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极力主张实地搜集材料，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工具，去“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傅斯年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主要思想倾向，这使得考古学，尤其是田野考古受到极大重视。
实践背景
在燕下都遗址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之前，国内学术界已经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田野调查与发掘活动，其中安特生的田野考古实践、李济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安特生对河南等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展实地调查与发掘，并将其研究所得整理成报告进行发表。他在报告中首先就阐明：“地质学与考古学虽范围不同，而实际研究往往互相为用。其关于方法者，如判别古代器物之新旧、文化发达之次第，为考古学之要事，皆不得不借助于地质学之测绘地形鉴定地层诸方法。”强调了考古学与地质学的密切关系。
安特生在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与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田野考古中，运用地质学原理对遗址地形地貌进行测量、说明，并由专业人士绘制地形图；调查与发掘时注意土色变化，对遗物的记录包含地层信息；采用探沟法进行发掘，并将采掘地点记录于地图之中。之后李济在发掘西阴村遗址时，对于地层的划分更为细致，改进了遗物的记录方法，以三维坐标来记录重要遗物，田野方法比安氏更为精进。李济对此次发掘成果也进行了及时整理与发表，这对于当时学者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极有借鉴意义。
综上，燕下都遗址田野考古开展之时，寻找新材料是学界的共同旨趣，这促使学者纷纷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而一定的田野发掘案例则为学界以科学方式获取新材料提供了宝贵经验。
民国时期燕下都的调查与发掘
调查
易县燕下都是了解燕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址，在清末、民国时期即有文物发现，引起学者注意。马衡认为：“约在纪元前三百年时，燕为应付中原起见，实有迁都于此之必要。按其时燕之文化甚盛，故极有发掘价值。”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经费充足之际，首先对燕下都开展实地调查。
1929年，马衡与傅振伦、常惠前往河北易县，11月20日开始对遗址进行考察，至28日结束。后形成《燕下都考古调查及发掘计划》与《易县燕都故址调查报告》两文，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
燕下都故城（傅振伦 ：《参与燕下都第一期发掘工作报告书（续）》）
第一日，一行人来到易县，于城内首先访唐代石碑，考察唐代佛寺，见陀罗尼经幢、佛像等遗物。第二日，往城内西南方向进行考察，沿途所见以唐代遗物为多；后又至城内五华台、看守所、城隍庙等处考察古迹、古物。第三日，正式赴武阳台村考察燕下都故址，在路途中遇见土台数座，大小不等，常惠言之“除九女台之外，余皆无名”。后至武阳台，一行人围绕台址“视察一周，并拾碎瓦片等”，详细记录了武阳台的方位、高度等信息。第四日，对武阳台周围进行整体考察，又发现亮马台、老姆台等遗址，见瓦片、陶器等遗物。第五日与第六日，继续对武阳台周围进行考察，寻找城址古迹，所见城冈有时断断续续，有时异常清晰，情形不一，整体上摸清了城垣的分布范围。第七日离开武阳台返回县城，在城内停留一日。第九日返北平。
发掘
燕下都调查结束后，马衡立即请人绘制地图并制定了发掘计划。在组织和人员构成上，北京大学国学门、北平研究院与古物保管委员会三家机构共同组成考古团，由马衡担任团长，傅振伦、常惠、王庆昌等人为团员，另聘请有测绘员与摄影员。在具体发掘上，“拟掘发四台，先共同掘一台，然后再分掘三台”，强调发掘之后仍保存台址，所获之物待研究后送回易县博物馆保存。在发掘时间上，马衡预计六年完成，此次发掘只为初期工作，拟于1930年6月结束。但实际上，燕下都遗址在民国时期只进行了一期发掘。
老姆台发掘图（傅振伦 ：《参与燕下部第一期发掘工作报告书》）
这期发掘于1930年4月27日正式开始，5月31日结束，共进行一月余。从具体情形来看，考古团原本计划先发掘武阳台，但此地居住村民颇多，恐遭反对，最后决定先发掘最外围的老姆台。地点定下之后，考古团除下雨外，每日均雇工人进行工作，团员监督工人发掘，马衡负责整体指导，傅振伦兼写工作日志。考古团将老姆台共分为四个发掘区：第一区为东北部，第二区为东南部，第三区为西南部，第四区为西北部。另又在老姆台外发掘两区，分别命名为外一区和外二区。在发掘方法上，老姆台主要采用探沟法，以X、Y加数字的方式来记录所挖之沟，X为横沟，Y为纵沟，横者多而纵者少，探沟之内开挖的土坑则以A、B、C、D等字母依次命名。考古团依据土质将老姆台从下至上分为原生黄土层、黄细沙土层、红色焦土层、带灰色沙性黄土层等地层。发掘中所见遗存分别有瓮棺、建筑品、墙垣遗迹、陶器、石器、铁器、货币及隋唐遗物等，傅振伦在《燕下都发掘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些遗存的出土情形与地层等信息。
燕下都考古团合影
考古团正在发掘
老姆台外二区发掘现场
以上三张图片来源：《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0年第3期
发掘之后，考古团及时公布了成果，根据实际情况先后发表《参与燕下都第一期发掘工作报告书》《燕下都发掘报告》《易县燕垆研究初步》《易县燕下都考古团发掘报告》等，从不同角度介绍了此次发掘，并对所见遗迹、遗物进行了分析。
遗址背后：民国传统学人的田野考古探索
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工作大体经历了调查、发掘、资料整理等环节，是民国时期传统学人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次田野尝试，展现了这一时期未受过专业考古训练的学人在新学问、新观念影响下，走向田野的真实境况。
田野考古方法分析
从遗址调查来看，燕下都实地勘查工作做得很细致。在调查前，马衡、傅振伦与常惠以《水经注》《易水志》等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确定大致调查范围，又参考了《重修炼台观音寺碑记》《易州高陌社于坻龙王祠碑记》以及民间传说，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燕下都的相关信息。在实地调查时，他们主要采用徒步踏查法，对整个踏查过程以及路途中所见遗物遗迹都进行了详细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常惠在调查报告中对遗物出土的地层土质情况都进行了说明。这种对于土质土色的关注在民国时期特别明显，不论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还是吴金鼎《平陵访古记》，都对遗址的土质情况给予了特别关注，这说明运用地质学方法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已经深入人心。另外，调查重点虽然在燕故城，但他们还注意到其他时代的古迹古物，对易县古迹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
从遗址发掘来看，考古团制定有发掘计划，人员分工明确，主要采用探沟法进行发掘，对发掘地点进行编号，并且将其绘入地图。发掘报告详细讲述了具体发掘时所见到的土质土色变化以及所获物品。但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中只记录了发掘时所见，并没有对如何处理地层、如何提取遗物等更为细致的发掘过程进行描述，以至于我们无法深入、全面了解考古团的发掘方法。这并不是个例，在蔡寒琼与谈月色撰写的《发掘东山猫儿冈汉冢报告》中，同样未对发掘过程进行详细说明，仅能从“命工人先掘一沟作十字形以验之”，“仔细掘昨已露顶之陶屋，积土殊坚，片片割下如糕”等只言片语中推测其发掘方法。卫聚贤在总结吴越史地研究会考古工作时也未曾对发掘过程进行细致描述，只稍有提及。如介绍南京栖霞山古墓发掘时言“发掘时将墓四周的土掘开……工人因土向上翻不易，从墓前开一道，将土向山下翻省力……”，谈及自己寻找石器时有“我是仿效洛阳盗掘古物的方法”之语。总之，缺乏对发掘情形与科学发掘方法的详细描述，在这一时期传统学人主导的发掘中，是较为突出的现象。
老姆台东出土战国立凤蟠龙铺首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从资料整理与研究来看，考古团对遗物的记录与研究较为细致。如上所述，在傅振伦撰写的发掘报告中，附有专门的遗物情况记录表，上面记录了遗物的出土地层、具体深度等信息。傅氏还在报告中对所见器物进行分类，介绍其形制、花纹，并对器物年代进行了初步判定。王庆昌在《易县燕垆研究初步》中，则依据考古发掘所见，结合地质学详细介绍了老姆台的地质情况、各文化层遗物出土情况，并对老姆台的形成做出了推测。
传统学者田野考古特点
民国时期燕下都的田野工作虽然短暂，但也足够揭示出传统学者在学界研究理念转变之时所做出的适应与调整。他们摒弃以往有缺陷的研究方式，吸收先进思想，学习考古学，创建考古学团体，从书斋走向田野，积极开展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结合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其他考古工作，我们可以发现民国传统学人主导的田野考古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鲜明的学术研究意识。燕下都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均带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并非一般寻宝。马衡在《燕下都考古调查及发掘计划》中指出：“纵不能获得文献，如魏安王墓中之发现竹书纪年，但至少亦可推知当时之建筑情形。”另外，他在此前筹建考古系时也表明：“盖考古学者，是从人类的遗迹或遗物中求其进化之过程，是求其真的，是客观的。故欲改造旧史，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可见了解古代文化发展、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是马衡一行人进行田野考古的主要目的，这一点在其他学人的田野考古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如上文提及的卫聚贤，其在民国时期筹建了吴越史地研究会，积极在江浙地区开展考古工作，就是为了搜集更多实物资料，以探讨江浙古文化问题。而谢英伯在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创建之时，也阐明该考古团体的学术使命为搜集古人遗物，以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状况。
第二，关注所见所闻，发掘过程描述简略。从燕下都遗址的相关考古报告来看，发掘者视野主要聚焦于遗物和遗迹具体情形。调查报告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详细描述，发掘报告的主要内容也在于这一方面。对于如何发掘遗址，只进行了简要说明。反映出与考古成果相比，考古过程受到的关注较少。这说明传统学人所主导的田野考古与李济、梁思永等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虽然他们积极学习了以往的实践案例，参考科班学者的做法，采纳地质学等方法，但对于如何科学发掘及记录，仍然是有所欠缺的。
第三，注重历史文献与实际发现相结合。燕下都遗址在调查阶段以古文献为参考依据，发掘时将遗迹现象与文献记载比对，研究遗迹遗物时也多结合文献，以实物补证文献，这种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是传统学人田野考古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不论是马衡、傅振伦所在的北大国学门，还是谢英伯所在的广州黄花考古学院，以及常惠所在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其选择调查与发掘的遗址都多在历史时期。一方面，他们依据实物与文献，切实地研究了相关历史问题；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分析、解读实物，证经补史。传统学人的这种研究取向使中国田野考古在殷墟、仰韶、西阴村之外，展现出另一番面貌。
民国时期田野考古因主持人学术背景的差异，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易县燕下都考古是传统学人主导的典型案例之一，它一方面反映了传统学人对考古学的认识及其田野考古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学人对金石学研究思维的突破，具有多重学术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