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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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5 15:40 来源:建筑遗产
引言
北宋西北堡寨体系为中国古代塞防体系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从公元 982 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的 140 余年中,北宋通过修筑军事堡寨并逐步占据土地的方式,实现“尽取河湟”“渐复横山”的“制夏”目标。在此过程中,一套攻防兼备、弹性灵活、策应连通的军事堡寨体系分布于东起晋陕黄河峡谷,西至青藏高原东缘,东西横跨 900 km、 纵深 200~300 km的广阔区域内。这片区域基本囊括了黄土高原的各种地貌类型,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属于该体系的城池、烽燧和界壕遗址。该体系空间分布规模与建设、运行的体系化水平可与长城体系媲美。
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研究可沿时空轴线与中国古代塞防体系及其建筑遗产研究中 的汉唐、明清等传统热门塞防体系研究形成前后接续关系,引领西北地区宋夏金元时期军事建筑遗产价值挖掘与保护利用工作。然而,目前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研究在建筑历史、遗产保护领域中尚处于边缘。
以“北宋”“西北”“堡寨”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获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检索结果共 145 条,根据其所属研究领域,论文可细分为如图 1a 所示的 9 种类型。
从统计分析结果(图 1)中可以看到,与北宋西北堡寨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领域。反映出历史学者在史实层面对堡寨体系所承载的社会、 经济、政治及相关制度的关注。对堡寨历史地理的考辨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对堡寨体系本身的规划、建筑历史却涉及较少,遗址或遗址群体的各种宏观与微观空间现象及其蕴藏的重要历史信息尚未被系统性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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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结果的北宋西北堡寨研究现状统计分析

从堡寨体系研究素材及地理环境特征可窥见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一方面,堡寨规划营造及地理沿革史料匮乏且分散,尤其缺乏如明清时期那样相对丰富的方志史料体系,导致其系统化特点未能得到建筑历史领域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堡寨体系被极端复杂的黄土地貌所分割,缺乏历代长城防御体系那样明确的物质边界,加之大部分堡寨位于传统旱作农业区,使其历史环境和遗址遭到严重的人为扰动和文化叠压,其整体面貌难以被直观观察,所以学界与社会对此关注不足。
针对上述难题,笔者从构建、完善堡寨历史地理信息入手,完成了对《武经总 要》《宋史 · 地理志》《元丰 九域志》等官修地理志所记载的 500 余座西北堡寨建置、地理沿革信息的全面辨析、统计与梳理。结合最新历史地理研究成 果,建立了“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历史地理 GIS 数据库”(以下简称“北宋西北堡寨 数据库”)。本文基于此重要基础数据成果,从宏观地理空间入手,探析“堡寨军事网络”的体系层次、空间分布结构和时代特征。
堡寨体系的动态建构历程
北宋为抵御西夏犯边,将关中地区的西、北两个方向(今陕西北部、甘肃陇东、宁夏南部等地)划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个军事路防区;宋神宗“熙河开边” 之后,又在泾原路和秦凤路以西建立熙河路;哲宗时期将鄜延路与河东路黄河西岸辖区(后文简称河东路)连通,形成对西夏核心区域的钳形包夹态势。与此同时,除河东路形势相对孤悬外,每路防区对应一两条通向关中的大型河谷川道,所辖州郡大多沿河谷纵向分布,又围绕关中平原构建起了辐车状节节拱卫的分区防御格局。(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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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宋西北军事路防区分布图

堡寨体系的分期发展阶段
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建设活动深受宋夏战争拉锯与政治博弈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波动性。以“元昊侵宋”“熙河开边”“元祐弃地”等宋夏局势关键事件为节点,结合李华瑞、程龙等学者的观点,本文将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的发展历程归纳为起步、转型、发展、成熟四个阶段(图 3),并对应北宋西北堡寨数据库中的堡寨地理沿革信息,对堡寨体系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四个分期时空分布进行还原(图 4),直观地显示出堡寨体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静态防御体系,而是攻防兼 备、“以守为攻”的制夏战略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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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发展历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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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北宋西北堡寨时空分布图

堡寨体系军事指挥管理制度的动态发展
宋仁宗康定年间(1040—1041 年)宋夏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北宋在西北缘边建立了以经略安抚使为核心的分路镇守体制,由经略司(帅司)执掌防区内所有州、军、城、 寨和堡中驻防正军、乡兵的军事指挥与管理权。大至州、军,小至寨、堡,在军事上皆平行直隶于经略司,各司战守,互不统属,形成扁平化的军事指挥管理结构。随着北宋中后期堡寨体系的不断发展,经略司身处后 方,鞭长莫及。于是在吕惠卿等人的推动下, 宋神宗在西北缘边结合“将兵法”推行“随地置将”体制;在基层堡寨与经略司之间,又建立起了以将司为核心的次级防区。防区内各堡寨中驻屯的正军、乡兵、弓箭手等各类军事力量均由正将统带负责平时训练和战时出战。这一举措加强了缘边基层的军事权力和自主性,提高了堡寨体系应对边境冲突的效率(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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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堡寨体系军事指挥管理层级关系示意图

堡寨体系空间分布结构
堡寨体系作为一项举全国之力长期发展经营的系统工程,其内在结构和功能的 辩证关系反映出北宋的军事战略取向,体现了与军事规律和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相博弈的历史智慧,是深刻认知堡寨体系运作方式及其历史作用、地位的关键突破口。
堡寨体系各要素及其功能特点
堡寨体系下的建置类型可分为州、军、 城、寨和堡等。某些地处边境咽喉要道的镇, 除商业职能外,也担负堡寨的军事职能。
(1)州、军。州、军是北宋在地方的最高行政建置,也是一路防区的战略支撑点和重兵屯集之处。其中,经略司(帅司)驻扎的州为首州,一般处于本路防区的根底。 
(2)城。城是一路防区内除州、军之外规模最大的屯兵之处,其位置往往处于当时堡寨体系的最前沿。在堡寨进筑、蚕食战略中, 城以强大的军事自持力在某一战略方向上取得突破,并为周边堡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遮护。如范仲淹抢筑的大顺城、种世衡所筑青涧城、刘沪所筑水洛城,以及章楶所筑平夏城等。
(3)寨。寨在堡寨体系中的“多面手”和中坚力量,往往集扼守要冲、屯兵、护耕和护路等功能于一体,数量远多于城,是控制交通、接应邻路、联通边面的主要建置类型。 
(4)堡。堡的角色侧重于边地经济和民生的保护者。南宋薛季宣曾言:“城寨系大军屯戍 者,堡系弓箭手之家入保者”,因而在堡的防卫力量构成中,中央或地方禁军的比例更低,主要依靠本地弓箭手、蕃兵等具有民兵性质的力量进行防御。缘边州、军、城、寨、堡在城池规模 上呈现出从大到小的趋势(图 6,图 7),在功能地位上亦有轻重,但它们却互不统属,其驻军的战守职分、勾集调遣等,皆听命于经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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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级堡寨城池典型案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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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堡寨遗址分建置类型散点分布图

堡寨网络的匀质化结构
史料中,堡寨选址一般遵循“ 相视道路通达,水草丰足,良田可耕,险固可守,异时无烦朝廷馈饷,缓急声援可以相接”的原则。“道路通达”“声援相接” 涉及堡寨个体与系统整体功能、交通的衔接,然而堡寨空间分布状态复杂,难以直接观察。因此,借助 ArcGIS 地理空间平台对不同建置类型的堡寨点分别进行平均最近邻分析(Average Nearest Neighbour analysis)。其中堡寨点数据来源于上文提到的北宋西北堡寨数据库,分析范围基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北宋分幅的西北极边州、军边界设定。根据表1中的显著性评价标准对分析结果(图 8)进行细化观察,可发现:
① 州、军要素呈离散分布,城要素呈随机分布,但将州、军、城要素整合后,又呈现为离散分布。这表明城作为州、军 以外的区域战争资源集散地和战略支撑点,其空间分布主要着眼于防区空间尺度下的防御结构均衡。
② 寨要素呈离散分布,但离散水平明显小于州、军、城要素。这说明寨要素在 空间中维持一种较低水平的均匀分布状态。作为堡寨体系的主要屯兵守御节点,寨在防区中广泛分布,须维持相邻寨之间应援距离的相对均匀分布,才能保证整个堡寨体系的物质、信息流动效率。
③ 堡要素呈聚类分布。这表明此类要素虽然数量庞大,但呈现出局部密集分布 的特点。这反映出堡以其城池规模、驻军规模较小的“轻量化”特点,在堡寨体系中灵活分布,以满足局部地区对保护耕种和交通线的额外需求。 
④ 最后,将以上不同类型要素叠合并进行全要素分析,发现堡寨体系从整体上仍为离散分布趋势,虽然各类型要素的空间分布状态各异,但将其整合后,整体空间网络却趋于匀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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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平均最近邻分析结果显著性评价参考值堡寨遗址分建置类型散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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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基于平均最近邻指数的堡寨空间离散-聚类分析

总之,堡寨体系下的各类型要素,在整体上服从于一套趋同的军事应援距离模 数,但不同类型的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着眼的尺度却不同:州、军的空间分布往往基于对传统历史地理格局的承袭,或对更为宏观的区域政治、经济的考量;城、寨等中型建置的空间分布则主要着眼于防区尺度下的军事力量均衡性;而堡的空间分布则更聚焦于防区内局部重点区域、线路的具体功能需求等。 
传统的区域性防御体系主要呈现出低级军事单位拱卫高级军事单位的中心放射 状、层级状空间结构(如明长城军事聚落体系)。但在北宋西北堡寨体系的主体要素(州、军、城、寨、堡)层面,这种结构并不明显。堡寨网络总体上匀质化意味着各要素之间存在相对平衡的“引力”与 “斥力”作用关系,为保证战争资源分布的均衡性与经济性,避免相邻堡寨距离过近或过远。其构建过程也如同细胞生长,具有开放的边际和扩张性特点。整个体系并不倾向于在某一点或某一线建立集中防御, 而是以堡寨网络实施纵深、弹性防御,进而以堡寨为基本空间单元,推进蚕食战略,构建扩张与防御并行的功能(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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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堡寨体系中的“功能-分布”层次关系
堡寨网络结构的区域变异性
堡寨体系空间结构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相对匀质化分布特征,但这一跨越超大地理尺度和复杂黄土地貌类型的战略规划成果,仍不可能脱离现实地理要素的限定。堡寨网络在顺应局部地貌、资源环境、族群社会并与之博弈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空间结构分异。
六路防区地理环境差异性量化观察
观察堡寨网络结构的区域差异,须首先对堡寨体系的“底图”——防区地形进行比较分析,建立准确的地理环境认知。
(1)地形起伏度分析。地形起伏度分析可通过改变采样面积对不同尺度区域地形复杂度进行概括描述,从而兼顾地形复杂度分析的精度与效率。由于分析目标属宏观区域尺度,为提高运算效率,采用90m 分辨率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邻域设定为 6×6 个像元,即以边长为 540 m 的方形区域为单元,得出六路防区地形起伏度(图 10,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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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北宋西北六路防区地形起伏度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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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六路防区不同地形起伏度区间占比

对六路防区地形起伏度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起伏度值域范围存在明显差异。六路防区的起伏度值域区间自东向西分别是0~200m(河东路、鄜延路、环庆路)、0~250m(泾原路)、0~750m(秦凤路)、0~836m(熙河路),呈现出由东到西地形起伏高差逐渐增大的趋势,也反映出晋陕黄河峡谷至青藏高原东缘逐渐从中海拔黄土丘陵沟壑向高海拔大型山地河谷地形过渡的整体背景。具体来看:
① 低值集中区域表征平原、河谷、缓丘地形。其中,起伏度最低的 0~49m 区 间占比最高的防区分别是泾原路(17%)、河东路(16%)、熙河路(10%),而其他三路该区间占比均明显更低(小于 5.2%)。
② 高值区域表征竖向高度变化非常剧烈的山地。以起伏度大于或等于200m区 间的占比为例,秦凤路为 17%、熙河路为 16%,而其他防区均未超过1%,体现出秦凤路和熙河路防区地形与其他防区具有较为悬殊的差异。 
③ 中值区域存在分区差异。鄜延路和环庆路(即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陇东地区)缺少高起伏度和低起伏度区域,中起伏度区域占比分别高达 97% 和 95%,说明其地形几乎完全是复杂的黄土丘陵沟壑。其中,环庆路起伏度 100~149 m、150~199m 区间的占比均高于鄜延路,且两个区间占比之和相差高达 15%,说明即使防区地形相似,环庆路的整体地形起伏度大于鄜延路, 是六路防区中黄土地貌最为复杂多变的。
(2)河网密度分析。六路防区地形中有大量的河谷盆地和冲积川原,其中的河流拥有漫长且稳定的历史,深刻地塑造了防区内的交通、聚落和自然资源格局。这些地形平坦、水源充足的孔道既是堡寨体系的交通主干,也是西夏入侵的主要路径。河谷宽度是决定河谷军事通行能力、防御条件的基本因素,如顺宁寨所处的周河河谷,上游段路窄,不易遭受大规模攻击:“顺宁路窄,难出大兵, 只以三千守军,贴以蕃兵弓箭手,足以扼贼寇。”因此,本文以五级以上河流为对象,统计河网密度,观察河谷川道对防区交通、军事可达性和地形防御难度的影响。 
河网密度是指流域内干支流总长度与防区面积的比值,或单位防区面积内河流的长度。在 ArcGIS 中,将五级河网矢量数据按防区划分,并进行密度统计后得到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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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六路防区五级河网密度统计

通过对六路防区地形起伏度和大中型河网密度的综合分析,可以从宏观上清晰地认识到六路防区军事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差异:
① 环庆路的五级河网密度在六路防区中最小,这表明环庆路缺乏大中型河谷交通(除环江河谷外),区域整体内外交通连通性较差,地形闭塞。
② 鄜延路则是除河东路外五级河网密度最大的防区,由于大中型河谷川道分布密度大,相比整体起伏度接近的环庆路, 其防区内的军事可达性更强。
③ 河东路的河网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各路,并且地形起伏度整体较低,这两个地理指标综合刻画了河东路丘陵沟壑细碎、入侵孔道繁多且相互交织,因此难于防守的特点。
(3)小结。除战线后方的秦凤路外,综合上述地形起伏度、河网密度的分析结果,缘边六路防区的总体防御难度可大体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泾原路、河东路、熙河路、鄜延路、环庆路。在零星史料中也能发现当时边臣对六路防区地形的比较描述,如章楶将环庆、泾原两路地形描述为“本路(环庆路)并边一带山谷深阻,最得胜势” “讲求边防利害,乃知有葫芦河川(泾原路清水河川),原野广阔,别无山谷巇崄之患,资藉水草,民兵易集……东西两山,贼路数条,抄掠之患,朝夕必有”。王尧臣也对各路防御条件评价为“鄜延、环庆路,其地皆险固而易以守;惟泾原自汉、唐以来,为 冲要之地。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 抵泾、邠,略无险阻。虽有城寨据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这些历史实践经验与上述分析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堡寨聚散分布特点分析
在建立对六路防区宏观地理环境的基础认知后,再次对六路防区内的堡寨宏观 聚散分布特点进行平均最近邻分析(其中,秦凤路堡寨绝大多数分布在秦岭北麓渭河流域黄土地貌区,为保证分析准确,本路仅以该区域作为分析范围),发现虽然整个堡寨网络为匀质化结构,但个别防区内部却呈现出聚类或随机分布的特点,其中熙河路堡寨表现为聚类分布、河东路堡寨表现为随机分布(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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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六路防区堡寨平均最近邻指数分析

(1)熙河路堡寨——组团结构。 
熙河路堡寨体系呈现出聚类组团分布的特点。根据北宋西北堡寨数据库的统计,在熙河路堡寨体系中,寨的数量很少,而堡的数量众多。堡多分布在数个州、军四周, 其中以熙州(今甘肃临洮)、兰州最为典型(图 13)。之所以呈现出聚类组团分布的特点,与“熙河开边”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紧密相关。与对西夏采取堡寨进筑蚕食战略不同,对于河湟方向的吐蕃豪酋,北宋采取了征伐与招抚并行的政策,在较短时间内攻克熙、河、洮、岷等州,继而采取以州、军为核心向四周番羌势力所在区域辐射的经略模式。因此,在宋军深入敌境且立 足未稳的情况下,各州城邑成为熙河路堡寨体系的核心依托与屏障。李宪在夺取兰州后就曾上疏增置兰州堡障:“臣昨上复古渭州及易置通远军、定西城,列置兰州堡障事,盖缘熙河一路形势,全借新复州城以为屏蔽。”上文的地形起伏度分析结果,表明熙河路海拔变化剧烈,石质高山分割出若干河谷及河谷盆地,河谷间交通险远, 因此依托大型州邑进行组团内的自我强化 防御成为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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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熙河路以州邑为核心的堡寨群示意图

(2)河东路堡寨——链状交通结构。 
根据上文对防区地理环境的分析,河东路麟州、府州、丰州、晋宁军所在地区 地形起伏度整体较低,以中小型黄土梁、 峁、丘陵地貌为主,背靠黄河晋陕大峡谷, 面向平坦的鄂尔多斯盆地,本就防线绵长、 纵深浅狭的防区又被数条中型河谷贯通, 军事设防和补给都面临着来自西夏骑兵的严重威胁。因此,河东路(黄河以西部分) 堡寨呈现随机分布特点,说明其空间分布结构区别于匀质和组团结构的防区。
究其缘由,自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欧阳修倡议疏通麟、府二州军事补给线,到宋哲宗元符初年(1098 年)打通鄜延路和麟、府二州边面,这条由堡、寨相间的防御体系接应的军事补给线,始终面临被西夏骑兵循河谷劫夺、袭击的威胁。补给线及沿线城池堡寨避开河谷,选址于起伏崎岖、海拔较高的梁、峁、丘陵地带,并在交通链侧面俯瞰河谷的位置设置小型堡寨进行警戒、遮护,从而形成复合型的交通馈运链路结构(图 14)。
除组团结构和链状交通结构外,随着北宋末期战线逐渐向西夏位于黄河以南的 粮食产区推进,以及“广耕急种、渐移堡铺”蚕食战略的实施,在泾原、环庆路边境处还出现了以密集设置的堡构成的侵耕蚕食网络等局部分异结构,限于篇幅, 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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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河东路堡寨链状交通分布图及结构示意图
堡寨网络结构的生长机制
堡寨网络结构的耕战复合型特点
经济自持力是堡寨体系生存与扩张的基本前提。在中国古代,农业聚落在空间层次划分上普遍遵循适应其人口规模和耕地面积的规律,传统城市与农村聚落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很强的同质性与连续性。因此堡寨体系内的各类建置、城邑在肩负区域军事、政治、经济中心角色的同时,天然地具备农业聚落的属性。北宋在西北地区借助堡寨体系大力发展屯田,抑制土地兼并,推行弓箭手给田募役制度,使堡寨体系从防戍堡垒转变成耕战㐀合的边地社会载体。除了州、军、城、寨、堡等正式设官建制的军事城邑,还有大量以弓箭手遵循乡兵卒伍制度团结自保的护耕堡铺。后者分散于更加辽阔的边地乡野,是北宋朝廷在西北推行国家权力一元化管理的基层触角。这些围绕堡寨建立的农业聚落,主要遵循传统农业聚落体系的空间结构及生产系统。“今当置屯列堡,为战守计。置 屯之法,百人为屯,授田于旁寨,置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技。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属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
在这种生产系统下,堡寨成为区域内的中心农业聚落,在行政上统领着周边的护耕堡铺、屯、崖巉等低等级的农业聚落(图 15,图 16)。因此,在匀质化分布的军事应援网之下,还叠加着以堡寨为中心的多级放射状分布的低等级农业聚落网, 进而形成军事网络与生产网络相叠合的耕战复合型聚落体系空间结构(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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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包家堡宋城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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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寨子崖石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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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堡寨体系的耕战复合型空间结构示意图

堡寨进筑过程中的人地关系

在土地私有化的大背景下,北宋朝廷却始终在西北地区竭力抑制土地兼并。即使与宋辽边境的河北等路相比,西北地区土地政策的均田化色彩也是相当突出 的。在强力的土地政策保障下,堡寨为屯田生产提供了安全遮护。同时,堡寨 体系的扩张使国有土地相对充足,战线后方的过剩人口通过应募或投换,向新边迁移,维持了西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动态平衡(图 18),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堡寨体系运转所需的兵员、粮饷供给。屯田被扩张性的堡寨体系赋予了武力进据的功能,从而在实质上转变为积极的进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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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堡寨进筑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动态平衡过程示意图

宏观地理环境影响下的堡寨建筑遗产风貌差异--以城址形态为例

因地处极端复杂的黄土地貌区,北宋西北堡寨形态的类型丰富多样,但通过对比分析大量堡寨遗址类型可以发现,宏观地理环境对堡寨规划、建筑与营造起着普遍性、全局性的制约作用。同时,各路防区之间的地理环境差异也导致堡寨整体地域风貌存在差异。 

基于各地文物部门公布的遗址信息, 笔者团队对目前保存较完整、空间格局较清晰的 167 处堡寨遗址进行田野考察及卫星影像判读,归纳梳理出北宋西北堡寨城址形态类型谱系图,以揭示单体选址及空间格局的多样性(图 19)。为了更加简明、清晰地展现堡寨城址形态类型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特点,又基于该谱系图进一步将堡寨城址形态类型概括为山城、连山城、连环山城、 规则平城和不规则平城,并在地形图中标示(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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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北宋西北堡寨城址形态类型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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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现存堡寨城址形态类型分布图

统计现存堡寨城址各形态类型在每路防区中的数量(图 21),可发现堡寨城址形态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山城及连环山城集中分布在河东路全域,且在河东路中占比达 100% ;结合防区地理观察,连山城集中分布在鄜延路、环庆路全域及泾原路东南部黄土残塬沟壑区的茹河、蒲河河谷,其中以鄜延路最多,占比达77.8%,环庆路次之,占比为51.3% ;平城(包括规则平城和不规则平城)主要集中分布在熙河路祖厉河、关川河谷及数个山间盆地,以及泾原路中北部宽阔的清水河、葫芦河川原和天都山盆地,在熙河、泾原二路中占比分别达 77.1% 和 62.2%。可见在东部三路防区,连山城、山城等山地城址形态占据主导;在西部熙河路、泾原路,平陆型城址形态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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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每路防区中各形态类型的城址数量统计

城址形态的成因多元,但在地貌复杂的区域,地形条件的限制往往最为直接,因此,尝试借助“堡寨选址区域起伏度” “与五级河流距离”这两个参数的数值空间分布,对城址形态的区域性差异现象加以剖析。 

利用 ArcGIS 反向插值工具(IDW,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对堡寨点所处栅格范围(500m×500m)内的地形起伏度数值进行空间插值,可获得堡寨选址区域起伏度数值空间分布图(图 22);同时对堡寨与五级河流距离数值进行反向插值运算,可获得堡寨与五级河流距离数值空间分布图(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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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堡寨选址区域起伏度数值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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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堡寨与五级河流距离数值空间分布图

综合观察选址区域起伏度、与五级河流距离的数值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六 路防区堡寨的选址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且与堡寨城址形态类型的宏观分布特点存在对应关系:

① 鄜延路堡寨的选址区域起伏度高, 且距离大中型河流较近(这与 2.3.1 节的分析结果相契合,即鄜延路相较于黄土丘陵沟壑地貌同样高度发育的河东路、环庆路拥有更多宽阔的河谷)。意味着其堡寨大多选址于河谷一侧、连山带原的位置,因而堡寨生活区域可下移至河谷台地,形成大量连山城,即《武经总要》所称“偃月形” 城寨。这也解释了该路堡寨遗址中连山城占比突出的现象。

② 河东路堡寨的选址区域起伏度较低, 且距离大中型河流较远。这与河东路黄土丘陵沟壑起伏较小但缺乏大型河流的整体地理环境相吻合,意味着该路大量堡寨因缺乏平坦川原以供安营扎寨,而选址于黄土梁峁丘陵之上。规模大者连通几处梁峁残塬,形成连环山城,因此,山城和连环山城在河东路堡寨遗址中占据主体地位。 

③ 泾原路、熙河路有大量堡寨位于起伏度很低且距大中型河流较近的区域,表 示这些堡寨集中分布于宽阔平坦、临近水源的平原地形之中。实际上泾原路北部地处黄土地貌区北部较平缓的风沙丘陵地带, 清水河、葫芦河等川原广阔;熙河路系黄土地貌区向高原石质山地过渡的区域,拥有祖厉河、关川河、湟水、洮河等河流形成的宽阔河谷及山间盆地。遵循“平陆之制”、以城为险的堡寨集中分布在上述区域,因而平城在这两路堡寨遗址中占比突出。 

上述从宏观地理视角得出的分析结论,虽不能全面深入地揭示堡寨建筑的选址与规划智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地理环境对区域堡寨形态的整体形塑作用,展现了堡寨建筑遗产风貌的区域性特色

结语

纵览中国古代大型军事工程,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在制度、结构、功能等方面具 有突出的时代特色。

以汉、明长城为例(图 24),其军事聚落体系在地理空间上一般整体呈横向分段、纵向分层的布局,军事聚落密度由长城沿线向内地逐渐降低,体现出长城军事聚落体系的发展深受长城界限的形塑,总体呈现出固持战线的守势规划。而北宋西北堡寨则呈现出没有固定防线的态势,即军事聚落大纵深面状分布,整体匀质离散而局部功能性聚集。其边界有机开放,耕战网络单元可不断复制,体现出一定的扩张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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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中国古代大型塞防体系结构举例

这种时代性、地域性差异意味着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在中国古代塞防体系及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具有重要的类型学意义。其形成与历代西北经略思想、 政治格局、制度体系、地方及全国社会经济基础深度相关。分析北宋西北堡寨体系过程中所运用的比较研究视野,可推动对上述历史命题的深入探讨。

此外,北宋西北堡寨体系对西北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传承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关中西部与北部地区长期陷于吐蕃统治之下,境内农耕经济和社会大幅退化,“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正是在如此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下,北宋西北堡寨体系不断在广大西北地区发展完善,开启了西北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农业经济体系的恢复与重塑过程。除唐代陇右曾经的众多区域中心城市得到恢复外,北宋西北的大多数堡寨聚落也凭借较好的农业条件获得发展和延续,成为当今众多市、县、镇或村的前身(图 25,图 26),为西部社会经济的全域化发展 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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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北宋西北堡寨古今建置变迁分类占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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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北宋西北堡寨古今建置变迁分路统计

北宋西北堡寨体系还极大地推动了北宋的国家权力一元化管理在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拓展与深入,使星散于黄土高原及甘青高山河谷中的番汉人口参与宋朝地方乃至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活动,促进了西北各民族的深度交融。因此,其成为观察并回溯西北社会经济历史演变和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历史坐标,亟须来自建筑史、聚落史和遗产保护等视角的系统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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