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域视角探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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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9 10:14 来源:建筑遗产学刊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融合的演进脉络。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起初聚焦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复，更关注建筑单体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9世纪中叶，英国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倡导全面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信息，这一理念后来演变为“以历史为基础的修复”，并推动了《雅典宪章》（the Athens Charter）在 1931 年的制定。从《雅典宪章》《佛罗伦萨宪章》（the Florence Charter）的颁布，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Urban Areas）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出台，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已不仅局限于有形文化遗产，而开始包含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同时，从单体保护走向区域性保护，并且被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进行整体考量。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可从不同视角出发。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方式通常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密切相关，所以，行政区划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因为主要依据行政区划范围来识别和管理文化遗产，而得到较多关注。其侧重于特定行政区域内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语言分区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认为语言是文化传统和身份的重要载体，通过语言可以追踪和理解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语言不仅反映了特定社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也有其独特价值 。文化分区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则揭示了特定文化区内遗产的共同特征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差异，认为不同文化区的遗产反映了特定区域内人们的社会构、艺术风格和传统习俗。从产业视角出发的文化遗产保护，侧重于反映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动轨迹，揭示人们如何适应和改造自然，展现特定时期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复杂性。可以发现，上述视角倾向于针对特定区域内特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区域内或跨区域的多个遗产之间关联性与异质性的思考，均有待加强。
鉴于以上视角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从流域视角探讨文化遗产保护。流域是河流集水区内依水系而形成的地理单元，其自然特征和人类活动共同塑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人水关系是人地关系中最经典的一组关系。因此，从流域视角探讨文化遗产保护，是从遗产的源起和本质出发，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整合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和文化系统中进行综合性思考。另外，流域人居呈现出典型的“自然-人文”耦合特征，这种耦合特征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中自然与人文的相互嵌入上，还体现在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塑造上，文化遗产是自然进程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历史的长河里，人们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通过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神话传说等，构建起与水相关的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进一步加深了自然与人文的相互耦合。
如何平衡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在城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功能转换和效率优化的需求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频繁发生冲突。这不仅表现在物理空间的变化上，还表现在文化遗产价值的保护与传承上。例如，老城更新既要满足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又要留存历史文化记忆，这两者常常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应进行权衡。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流域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黄河、长江等流域空间以及运河水体空间等备受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国务院据此编制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体现出国家发展战略对以流域为视角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表明了流域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支撑作用。由此可见，对文化遗产进行构性保护，需要借鉴流域聚落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经验，深入研究流域自然系统与聚落人文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寻求在气候变化和高强度时空演变的情境中实现流域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日益频繁的当下，传统的人水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迫切需要采用“自然-人文”耦合的系统性思维来重新审视和思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
从流域视角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能够展现遗产丰富的地理背景和多尺度的关联特性，构建包含多个空间尺度的保护网络。流域涉及的文化遗产以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形式存在，呈现出点、线、面等多种空间尺度。具体而言，文化遗产的跨尺度演变涵盖单体、组群、城乡乃至区域等多重空间构：从建筑及其他工程构筑物、街区、村落、城镇，到由运河、铁路、丝绸之路等线性要素串联而成的遗产廊道和遗产网络。然而，既有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往往侧重于某个特定尺度的文化遗产；行政管理体系中各个行政单元相对独立的管理模式又加剧了各空间尺度之间文化遗产管理的不协同。
文化遗产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长时序特征。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与人文环境相互适应、协同与耦合，在其共同塑造的文化遗产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并成为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源头。从遗产起源地的地理属性来看，流域先于行政区划形成，是沟通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化纽带。因此，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全面且综合的框架，用以寻找遗产网络的文化关联，关注其时空演变的动态过程。
构建文化遗产的“跨尺度-长时序”演变格局，有助于解决传统保护方法中的时空尺度割裂的问题，更全面地认知文化遗产的复杂性。
地方性是地方所具备的包括自然特质和人文特质等在内的客观特征，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耦合、适应的结果。流域环境的变迁影响着人类聚落的迁移、兴衰，以及聚落形态和风貌，塑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在自然与人文特质的动态交互作用之下，文化遗产呈现出独特的地方性。因此，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地方性保护，要求深刻理解人水关系对社会整体运作的影响，以及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系统整体伴随环境变化而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适应性是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流域不仅是容纳多元文化遗产的物理空间，更是连接、融合、协调各类遗产的纽带。人类通过多种方式利用河流，形成了与水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流域视角强调人水关系的持续性演变，这种演变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深刻地影响着区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地方性强调文化遗产与特定地理环境及社会文化背景的紧密联系，适应性则关注文化遗产在面对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时表现出的韧性。流域视角下的“地方-适应””保护框架可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一个动态性的研究视角，通过挖掘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尺度下具有重要影响的遗产节点，搭建从国家到地方的多层级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为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聚落可持续发展的多目标协同，是指在面对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转型、历史文化传承等多维度挑战时，寻求一种平衡且和谐的发展路径，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考量与优化配置，尤其是在人水关系方面寻找共存与共赢的解决方案。
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考虑空间、美学以及功能需求，还要深人探究水文循环、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这一策略通过科学的资源配置，优化城乡发展空间，同时保护和修复水环境，确保水资源的高效与合理利用，促进城乡聚落的和谐共生。面对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挑战，如洪水风险加剧、水资源紧张以及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等，多目标协同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适应性、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生态平衡之间构建紧密的联系与互动机制。这要求在实践中，不仅要考虑文化遗产的物质保护，还要关注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现代适应，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传承。
综上所述，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多目标优化策略，聚焦于厘清资源、环境、文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使其保持动态平衡，旨在构建一个既能应对未来挑战，又能传承历史记忆，还能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综合管理体系。这一策略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科学的决策支持和技术应用，实现多目标之间的最优权衡，推动流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需涉及多尺度已是共识，但尺度之间的动态联系与协同效应仍有待深入研究。作为人居聚落形成的前提，流域与小流域之间在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互动融合，是对多尺度的具象表达。如今，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空间仍然是一个开放且动态的体系，而非一个封闭的静态系统。如果保护思路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遗产或环境，就有可能忽略区域内乃至跨区域多个遗产之间的关联性和异质性。
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建筑单体、人居聚落、流域空间等多尺度范畴，需要各层面相互支持，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以维护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实现流域文化信息的完整传递和地方特色的保留，强化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此外，遗产时空数据的稀疏性也是保护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主要表现为遗产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信息采集的长时段和低频性，以及由不同尺度的多维数据和各类信息的缺失导致的数据类型和精度不一致。同时，自然环境数据与社会人文数据在获取方式和精度上的差异，使数据稀疏性呈现得更加严峻。因此，文化遗产保护要发展能解决数据稀疏性并兼顾信息构性的关联分析方法，完善基于数理计算的高效感知数据采集技术，从构建跨尺度、多层次的文化遗产保护网络。基于此，可探索不同尺度之间的动态联系与协同效益，揭示从个体到整体的逻辑，实现从单一遗产保护到系统性保护网络的转变。
跨学科整合与数据同化技术应用
流域视角下文化遗产的跨学科整合与数据同化技术应用，是指将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数据、知识与方法融合，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对文化遗产的精准理解、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过程涉及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地理学、考古学、生态学、信息科学与计算科学等诸多领域，旨在突破数据孤岛、学科隔阂等障碍，提高数据的透明度与可用性，从而为决策提供全面且系统的科学依据。这是一个以深度挖掘并科学保护文化遗产为目标的综合策略。
流域视角下文化遗产的跨学科整合与数据同化技术应用面临着以下挑战：首先，不同学科在方法论、数据构和研究范式上存在根本差异，导致数据整合与信息共享成为一大难题；其次，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数据在格式、构上不一致，如何有效融合多源异构数据，构建一个既能反映自然环境变化，又能体现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模型，是另一个难点所在。
进一步来看，从遗产信息数据在时间上的不完整性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出发，分析如何充分利用具有稀疏性的遗产时空数据，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挖掘其价值，使对文化遗产的构化保护从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从理论走向实践，是实现这一跨学科整合与数据同化技术应用的关键。这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创新，还需要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断探索和优化。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活动的扰动，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使流域视角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复杂性日益凸显。对此，应采取综合性措施，以动态视角和适应性策略回应。从应对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长期相互影响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明确这些因素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遗产状态，以便精确地识别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需求，探索并制定适应性响应策略，关注如何在冲突与挑战中寻求平衡。
在具体实践中，应当运用高精度和智慧化技术手段，如遥感技术、气候模拟与深度学习等，来预测气候变化下的水资源变化、地表形变、地下水位变动等，并快速且准确地评估洪涝风险，从而制定水资源管理和防洪排涝策略。同时，运用高性能计算，可以对文化遗产在不同发展情景下的适应性变化进行长时序动态模拟，探索文化遗产如何在保持地方性的同时，有效地融入城镇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新型城乡网络之中。
综上所述，流域视角下文化遗产的动态环境变化与适应性响应策略，是一个集科学分析、智慧技术应用、跨学科合作于一体的综合行动方案。它不仅关注即时的保护措施，更力求在流域聚落建设和更新过程中实现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确保文化遗产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既能得到妥善保护，又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流域视角下的中国特色遗产空间:黄-运-长”流域共同体
回顾过去，有关流域文明的起源、传播、交流、融合等复杂过程，需要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才能系统性地理解；展望未来，面对新时期、新问题、新发展，仅以单一流域空间为着眼点，难以全面地解决复杂的人地关系问题。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京杭大运河（下文简称“大运河”）则在特定历史时期后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三者纵横交错，形成互联互通的时空纽带，以近 1/3 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国近 2/3 的经济体量和近 2/3 的人口数量。因此，相互关联的黄河、长江、大运河——流淌在中华文脉里的三大水体，可作为“流域共同体”进行整体性探讨 ，以构建一个自然与人文相融、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流域人居系统。这或许可以推动中华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中华文化遗产的全球影响力。
“黄 - 运 - 长”流域共同体的研究工作需要追溯至史前，并延伸到当代社会，探寻水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揭示不同自然环境约束下流域聚落的地方性与适应性特征。本节将在此研究框架下分析以下两组最本质的人水互动：第一组聚焦于人水关系适应中的长时序和短时序的聚落演变，分别选取黄河中游传统村落演进、长江上游水电移民村落的快速建设为例；第二组则关注人水关系博弈带来的地区文明的间断和持续，分别选取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黄淮海平原地区遭受洪涝灾害后的聚落重建、长江中游地区的聚落长久存续为例。通过研究不同人水关系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人水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内在机制，为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因地制宜的科学依据。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地方性聚落遗产体现了人与水耦合的长时序关联。黄土高原地区处于半干旱地区与半湿润地区的过渡地带，其特征为沟壑纵横、坡陡谷深，复杂的地形加大了生态治理的难度。此外，人口的增长和农牧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持续增加。在黄土高原泥沙沉积和水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聚落往往通过修建水利设施、生态保护和修复等人工干预方式来适应流域环境。一方面，自然要素使人居环境显露出区域分异，地形和气候条件决定生产方式，也对聚落形式及居住单元有直接影响：人们通过旱作梯田系统、淤地坝水利灌溉系统等，将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坡地改造为梯田，有效地提高了作物灌溉效率；利用黄土高原的塬、梁、峁等特殊地貌，营造了靠山窑、地坑院、箍窑等独特的地方性建筑。另一方面，社会要素影响着人居环境的地方性表达，建筑、聚落的特征与当地文化传统和工艺特点紧密相关，资源分布和生产方式的变迁也影响着城镇和社会的发展与重构。
长江上游水电移民村落的建设则呈现了人与水互动的短时序磨合。长江上游地形多为高山峡谷，为水力发电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水电工程的建设实现了水资源的再分配，推动了聚落的搬迁和重塑，打破了原有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移民安土重迁的传统、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身份认同以及社区治理形式，都面临着重构的挑战。相较于一个持续扎根某地的村落演变，水电移民村落的建设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在建设的过程中，多以文化认同和遗产保护为纽带，通过新的社区建构与文化融合，在延续与转换的动态适应过程中寻求传承和发展。例如，云南鲁地拉水电站建设涉及 10 余处文物古迹，它们在面临被淹没的问题后被择址迁建，在新建的集镇中继续发挥着它们的社会功能和精神凝聚作用。
由于河流改道和洪水泛滥，黄淮海平原的许多沿岸城市或聚落被冲毁、淹没，或丧失水源而衰败甚至消失，这迫使当地居民不断寻找安全地带建立新的聚落，城镇格局因此持续发生变化。当地的经济社会和城镇聚落的发展脉络深受河流改道和人工运河开凿、疏浚的影响，体现了人与洪水之间持久的互动和人类的智慧。据记载，黄河下游发生的决口、泛滥多达 1500余次，这种不稳定性对下游平原地区的城乡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当地居民不断通过实践来应对灾害，间接促进了洪涝适应性景观的形成，这反应了黄淮海平原特有环境下真实而深刻的人水关系。
长江中游是人水和谐共生的典型区域，数千年文明进程的痕迹保存得较为完好。它是新石器时代六大文化区系的源头地区之一，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量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中游早期聚落的衍生始终伴随着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形成了早期的人水共生模式。例如，在距今约 6000—4300年间，石家河文明在长江中游一带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聚落群，其有着鲜明的功能分区和等级构。在经历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之后，人们不断调整与水的关系，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使得这一地区的文明得以持续发展。
流域是文化遗产的承载容器与联结纽带，本文从流域视角分析文化遗产保护的跨尺度-长时序”演变格局、“地方-适应”保护框架、保护与发展目标协同等关键内容，探索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的途径。从流域视角探讨文化遗产保护，面对的是一个由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要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传统的单体保护已不足以厘清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黄-运-长”流域共同体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文化遗产空间概念，有助于深入理解相关文化遗产的本质和保护逻辑揭示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机制。
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对过去的维系，更是对未来的准备。由此，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完善流域视角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框架，揭示其基本原理、规律以及与流域人居系统的相互关系，为实现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决策依据；其次，以城乡规划、建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和技术研发为基础，以地理学、考古学、生态学、信息科学与计算科学等学科为支撑，探索并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体系；最后，在新数据、新方法的助力下，开发科学工具与智慧平台，推动以长时序、多尺度和多源数据为基础的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实现对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科学预测和高效调控。
综上所述，流域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旨在提供一个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框架，这个框架基于文化遗产的本质并回应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的时代诉求。对遗产从通常意义上的“保护”转型为“大保护”，可以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综合性保护工作的不断优化，并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强化根脉与灵魂，以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