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哲｜试论闽浙赣地区早期窑业技术的发展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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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17:07 来源:南方文物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闽浙赣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窑址材料，从窑炉类型、聚落结构、窑炉产品三个层面出发，归纳不同时期窑业技术的特点，进而探讨半倒焰、龙窑等新技术出现的原因和意义。
窑炉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的重要发明。窑业技术的发展，涉及早期人类社会生产、组织、消费等各环节的改变。因此揭示窑业技术的发展过程，并分析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基于此本文将从窑炉类型、聚落结构、产品及其流通范围三个方面，梳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早期，闽浙赣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过程，理清从软陶到印纹硬陶、原始瓷这一产品转向的背后，资源、技术、社会之间的互相调试。
其中要先对窑炉的类型作一个界定。本文将窑炉从三个维度进行分类。一是从窑炉的平面形状看，可分为圆形、葫芦形、马蹄形、长条形等。二是从窑炉的内部结构看，可分为燃烧室在烧成室正下方的竖穴窑和燃烧室在烧成室偏下方的横穴窑。三是从焰型看，可分为升焰式和半倒焰式①。
此外，本文标题中的“早期”，其年代上限是新石器晚期，是因为目前闽浙赣地区最早的窑炉见于这一时期。下限为商代，是因为窑业技术发展至商代，长条形龙窑、半倒焰式窑等新窑炉类型在闽浙赣各地均已出现，再之后窑炉类型的更新，是要晚到明代才出现的全倒焰式窑。
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窑业技术（距今约5000—43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窑炉开始出现于福建地区。其中闽江上游的武夷山葫芦山遗址和闽江下游的闽侯昙石山遗址有相对详细的资料可供分析。此外，还有永安胡波芨、东山蚵仔底山、长汀上江山等遗址有新石器晚期的窑炉发现②，但囿于公布资料有限，暂不纳入本文的讨论之中。
2014年葫芦山遗址的发掘，在第一期遗存中，发现窑炉两座③。Y1为葫芦形、横穴、升焰式窑（图一：1），Y1底侧炭化树皮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约5087—4913年（树轮校正）。Y2被破坏，形制不明。
Y1、Y2南侧的台基上有不止一座木构建筑。以窑炉和房址的数量比例来看，该时期还未形成专门制陶的单一功能型聚落，而是一个生活与生产在一处的多功能型聚落。
从窑炉产品上看，Y1中出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可辨器形的有鼎足、罐和釜的口沿，装饰以素面为主，其次是绳纹、篮纹。结合同期遗存的陶系特征，可以将葫芦山第一期遗存归入闽江上游牛鼻山文化的范畴。尽管目前资料仍不充分，但发掘者已明确指出该遗存与典型牛鼻山文化存在一定差异，是分布于崇阳溪流域的另一种新遗存。换言之，仅从陶系特征来看，葫芦山第一期窑炉的产品流通的最大范围，只局限于崇阳溪流域。再结合聚落结构的分析，本文认为Y1、Y2的产品主要是供聚落内部使用。
昙石山遗址自1954年发现以来，已经过九次发掘。其中在第六次发掘和第七次发掘中，发现属于昙石山文化的窑炉多座。目前对昙石山文化绝对年代的认识是距今约5000—4300年④。
第六次发掘中目前可以被定性为窑炉的有5座⑤。其中联通烧坑H24、H25（图一：2），穴址H34，残窑K1是葫芦形、横穴、升焰式窑。火塘H23（图一：3），残窑K3是圆形、竖穴、升焰式窑。此外还发现有一大片红烧土面，上分布不整齐的陶釜残片，被视作早期露天堆烧的证据。第七次发掘中发现窑炉5座⑥。其中Y3、Y5（图一：4）、Y6、Y7为葫芦形横穴式升焰窑，Y4形制不明。
1.葫芦山Y1 2.昙石山H24、H25 3.昙石山H23 4.昙石山Y5
综合多次发掘情况，昙石山遗址中属于昙石山文化时期的遗迹，除了上文提到的窑炉，还有大量墓葬和灰坑。从遗迹位置来看，第六次发掘联通烧坑H24、H25，穴址H34和火塘H23聚集在一起，第七次发掘的5座窑集中分布在不到10平方米的缓坡地带。这说明此时的昙石山遗址，同样是一个多功能混杂的聚落，但不同功能区之间已有界限划分。
昙石山文化的分布范围遍布整个闽江下游。其陶系特征为，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出现少量硬陶；陶色以灰色、灰黄色、灰黑色为主；器形以釜、壶、罐等为主；纹饰流行拍印纹，以绳纹、条纹、交错条纹为大宗。但若仔细分辨，会发现同一考古学文化下，不同遗址之间的产品存在不同。例如昙石山遗址陶器的拍印纹以绳纹为大宗，条纹、交错条纹次之，而隔江相望的庄边山遗址陶器的拍印纹则以条纹、交错条纹为主，绳纹较少⑦。而且庄边山遗址也同样有支座、陶拍等制陶工具的发现。这表明昙石山文化时期，陶器的生产消费模式主要为各聚落独立制陶，产品在聚落内部消费。
三、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窑业技术（距今约4300—3800年）
闽浙赣地区，新石器末期的窑炉目前仅见于昙石山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该遗存属黄瓜山文化的范畴。目前对黄瓜山文化绝对年代的认识是距今约4300—3800年⑧。
昙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在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窑炉4座⑨，编号Y101~Y104（图二），形制皆为近椭圆形、竖穴、升焰式窑。
1. 昙石山Y103 2.昙石山Y101 3. 昙石山Y102 4.昙石山Y104
这四座窑并不同时，Y101、Y103开口于2A层下，其分布无规律。Y102、Y104开口于3层下，并列分布于T1015西南部。由于在前七次发掘过程中，昙石山第三期遗存并未被识别出来，而是都被归入昙石山中层（昙石山文化）之中，因此目前无法识别该时期遗址的聚落形态，但从Y102、Y104并列分布这一点来看，似乎此时在聚落中也存在着专门的陶器生产区。
昙石山遗址第三期遗存的陶系特征为，陶质以泥质陶为主，且泥质陶中有四分之一属于硬陶；泥质陶的陶色以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此外有少量彩陶，只占不到1%。而黄瓜山遗址同时期遗存的陶系特征为，陶质以泥质陶为主，其次是硬陶；泥质陶的陶色以橙黄陶为大宗；纹饰以绳纹为主；彩陶占比约在5%⑪。这两个遗址虽同属以橙黄陶和彩陶为特色的黄瓜山文化，但在具体的陶系特征上差别明显。因此可进一步推知，黄瓜山文化时期的生产消费模式同样是各聚落独立制陶，产品内部消费。
四、夏商时期的窑业技术（距今约3800—3000年）
夏商时期，窑址在闽浙赣三省皆有发现。福建地区见于闽江上游的浦城猫耳山窑址、武夷山葫芦山窑址以及晋江流域的永春苦寨坑窑址群。江西地区见于信江流域的鹰潭角山窑址，赣江流域的樟树吴城遗址。浙江地区见于曹娥江流域的上虞李家山窑址，以及东苕溪流域的窑址群。
猫耳山窑址发掘于2005年，发现窑炉9座，编号Y1~Y9⑫。其中，Y1为圆形、横穴、升焰式窑，Y2、Y6、Y7、Y9为椭圆形、横穴、升焰式窑（图三：1~4）。Y3为椭圆形、横穴、半倒焰式窑（图三：5）。Y4、Y8为长条形、横穴、半倒焰式窑（图三：6~7）。目前可以看到4个碳十四测年数据，Y2为距今约3610年，Y3为距今约3580年，Y4为距今约3465年，Y8为距今约3555年⑬。
图三 福建地区夏商时期窑炉遗迹⑰
1. 猫耳山Y2 2.猫耳山Y6 3.猫耳山Y7 4.猫耳山Y9 5. 猫耳山Y3 6.猫耳山Y4 7.猫耳山Y8 8.葫芦山Y3
猫耳山窑址呈现出窑炉聚集的现象，因此是专门制陶的单一功能性聚落。这也决定了其产品必然不是在聚落内部消费，而是用于对外流通的。
窑址产品方面，目前仅知其陶系特征为器表多施黑衣，主要器形有罐、盆、釜、盅等，属于马岭文化的范畴。马岭文化是夏商时期分布于闽北、闽西、浙南、赣东北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已有学者指出马岭文化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性⑭。但囿于资料有限，目前尚不能判断猫耳山窑址产品的流通范围到底有多大。但结合聚落性质来看，至少可以肯定其为南浦溪流域印纹硬陶的重要产地之一。
1990年，葫芦山窑址发现23座夏商时期的窑炉遗迹，这批陶窑多为横穴式，平面多呈葫芦形，也有个别是圆形、长条形，其中可以确定为半倒焰式的有Y3（图三：8）和Y9⑮。此外，2014年葫芦山遗址发掘时，在第二期遗存中也发现窑炉1座，烧坑H23，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升焰式窑⑯。
葫芦山窑址呈现出大量窑炉遗迹聚集的现象，显然也是专门制陶的单一功能性聚落，其产品必然也是对外流通的。与猫耳山窑址的产品性质类似，葫芦山窑址的产品也以黑衣硬陶为主。目前尚不能推断其产品流通的具体范围，只能暂时认为其为崇阳溪流域印纹硬陶的产地之一。
苦寨坑窑址发掘于2016年，发现窑炉9座⑱。可分两期，一期包括Y1、Y2、Y3、Y4、Y9，年代为夏代中期至商代早期，二期包括Y5、Y6、Y7、Y8，年代为商代早期至商代中期。窑炉形态为典型的龙窑，即火塘、窑室、出烟室齐全的长条形、横穴、半倒焰式窑。
苦寨坑窑址中窑炉遗迹大量聚集，是典型的专门制陶的单一功能性聚落。此外根据勘探调查，还在周围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了10余处夏商时期的窑址，可见此时规模较大的集中生产已经出现。
苦寨坑窑址的产品始终以印纹硬陶为主，原始瓷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发掘者认为，其产品流通的消费地主要是晋江流域，向北也有传播到闽江流域的迹象，向南则可至九龙江流域。
角山窑址自1983年以来，经过5次发掘，发现窑炉9座⑲。其中A区有窑炉2座，Y4为长条形、横穴、升焰式窑（图四：1）；Y6为马蹄形、横穴、半倒焰式窑（图四：2）。B区有窑炉3座，Y2为圆形、竖穴、升焰式窑（图四：3）；Y8为圆形、横穴、升焰式窑（图四：4）；Y7为马蹄形、竖穴、升焰式窑。C区有窑炉4座，Y1为椭圆形、竖穴、升焰式窑；Y3为不规则形、竖穴、半倒焰式窑（图四：5）；Y9未完全揭露，形制不明；Y10为圆形、竖穴、升焰式窑。这些窑炉遗迹皆属于角山遗址二期，发掘者还将其细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包括Y1、Y9、Y10，年代相当于商代初期，晚段包括Y2、Y3、Y4、Y6、Y7、Y8，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长条形、半倒焰等新的窑炉类型皆出现于晚段的窑炉遗迹。
1. 角山A区Y4 2.角山A区Y6 3.角山B区Y2 4. 角山B区Y8 5.角山C区Y3
除了窑炉聚集的现象，角山窑址还发现许多与制陶相关的作坊遗迹，包括陈腐池、练泥池、蓄泥池、蓄水池、辘轱车基座、成品坑等。因此角山窑址无疑也是专门制陶的单一功能性聚落。
角山窑址的陶系特征为，陶质、陶色上以泥质灰硬陶为大宗；器形主要有釜、甗形器、三足盘、带把钵等，流行凹圜底器；纹饰流行拍印云雷纹和篮纹的组合纹饰。属于万年文化（或称为角山文化）的范畴。其产品流通消费的范围较大，以江西东部、福建西北部、浙江西南部为核心区向外扩散。
吴城遗址自1973年以来，经过10次发掘，发现窑炉14座⑳。其中形制清楚的有：1974QSWY1（图五：1）、1975QSWT1Y1为圆形、竖穴、半倒焰式窑；1986QSWY2为圆角三角形、横穴、升焰式窑（图五：2）；1974秋QSW（E）T10Y1、1987QSWY1为圆角方形、横穴、升焰式窑（图五：3）；1986QSWY12为圆角方形、横穴、半倒焰式窑；1986QSWY6为长条形、横穴、半倒焰式窑（图五：4）。这些窑炉的年代皆属于吴城文化二期，年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
1. 吴城1974QSWY1 2.吴城1986QSWY2 3.吴城 1987QSWY1 4.吴城1986QSWY6
聚落结构方面，吴城遗址本身是一个占地61.3万平方米的城址，窑炉多集中在城址西北角的Ⅰ区，换言之这些窑炉遗迹在吴城遗址中构成了一个专门制陶的手工业功能区，其产品应该是以供给城址内部消费为主。
吴城文化的陶系特征为，陶质包括泥质陶、夹砂陶、硬陶、原始瓷；陶色以灰陶为主；纹饰流行拍印绳纹以及圈点纹加弦纹的组合；器形主要有鬲、鼎、甗形器、罐等，流行折肩作风。吴城文化的分布范围局限于赣西地区，这相当于吴城遗址窑炉产品的最大流通范围。与角山窑址相比，吴城遗址的产品流通范围明显较小，这或许是因为吴城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区域政治中心，所以才导致产品的供给在空间分布上会显得更加集中。
李家山窑址发掘于1984年，清理出窑炉6座㉑。其中形制明确的Y1为马蹄形、横穴、升焰式窑；Y2为长条形、横穴、升焰式窑（图六：1）。由于出土遗物较少，其年代只能被笼统地定位于商代。
1. 李家山Y2 2.瓢山Ⅱ区Y1 3. 南山Ⅰ区 Y1、Y2 4.南山Ⅰ区 Y3
李家山窑址同样是窑炉聚集、专业制陶的单一功能性聚落，其产品必然也是对外流通的。窑址共出土陶片145片，硬陶有127片，纹饰有人字纹、编织纹、云雷纹等。这些纹饰可与马桥、吴城等遗址的印纹硬陶相比，但尚不能依此推断出产品的具体流通范围。
东苕溪流域窑址群，指的是以德清为中心，包括湖州市区南部地区在内的144处先秦时期窑址㉒。其中包括夏代窑址4处，商代窑址17处。发现窑炉遗迹的有湖州瓢山窑址Ⅱ区Y1，破坏较严重，为长条形、横穴式窑（图六：2），年代相当于夏代；南山Ⅰ区Y1、Y2、Y3，均为长条形、横穴、升焰式窑（图六：3~4）。其中Y1属于南山Ⅰ区第三期，年代约相当于商代前期后段，Y2、Y3属于南山Ⅰ区第四期，年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前段。
东苕溪流域自夏代以来就一直是专业制陶的中心，这一方面反映在单个遗址皆为只有窑炉及制陶相关遗迹的单一功能性窑址；另一方面反映在大量窑址长时段、大规模地集中分布。因此其产品必然也是集中生产，然后对外流通。
瓢山Ⅱ区Y1的产品中，硬陶、原始瓷比例接近，陶胎以夹心胎为主，器型以长颈侈口罐为主，纹饰以拍印曲折纹为主。南山窑址的产品则以原始瓷豆为主，硬陶流行拍印席纹。目前缺少对东苕溪流域产品流通范围的细致研究，但这些产品多可直接与马桥遗址的同类器物直接相比，可知其流通范围的北界已达今上海地区。
在梳理了闽浙赣地区早期窑业技术的发展脉络之后（表一），可以看出窑业技术在新石器晚末期时的变化不大，窑炉平面形态以圆形和葫芦形为主，窑炉结构横穴式和竖穴式并存，焰型则全部是升焰式，窑炉产品方面也以软陶为绝对主流，出现了一些硬陶但占比较少，生产消费模式同样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皆为聚落内部生产内部消费。而到了夏商时期，整个窑业技术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长条形式龙窑和半倒焰式焰型等新技术皆产生于此时，窑炉产品以硬陶为主流，生产消费模式也转变为专业化集中生产和区域性消费。
表一 闽浙赣地区早期窑炉遗迹登记表
窑业技术发展的意义本质上是为了提升陶器的质和量。质的提升源于窑内燃烧温度、升降温速率、燃料利用率等性能方面的改进。量的提升则源于窑室面积和数量的提升。因此考察窑业技术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在考察窑炉产品质与量的变化和变化产生的原因。
从新石器时代晚末期至夏商时期，闽浙赣地区窑炉产品量的增长显而易见。首先是窑室面积的扩大。新石器时代晚末期的圆窑直径在1米左右，而夏商时期的圆窑直径则多超过2米；长条形窑的长度在3米左右、宽度多超过1米，可见夏商时期的窑室面积比新石器时代晚末期扩大了约一倍有余，也就是说单个窑炉能够烧制陶器的数量扩大了约一倍。其次是窑炉、窑址数量的显著增加，尽管新石器晚末期的昙石山遗址也出现多座窑炉聚集的情况，但相较于夏商时期闽浙赣普遍出现于各地的单一功能性窑址，以及多窑址聚集的窑址群现象，新石器晚末期的窑炉遗迹在数量和密度上都远远不如。因此夏商时期的窑业技术的发展，首先是在产量上有了极大提升。
与此同时夏商时期窑业产品在质上的提升同样显著，硬陶的烧制在此时走向成熟。学界通常将1000℃的烧成温度用作区分软硬陶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已有研究表明，露天堆烧的室内温度可达700~800℃，升焰窑的室内温度可达1000℃以上㉓，理论上只要出现了升焰窑就有可能烧制出硬陶，因此新石器晚末期的少量硬陶是伴随着窑炉的产生而出现的。但整体而言新石器晚末期的硬陶比例并不高，这是因为硬陶的烧制除了烧成温度，对制陶原料也有较高的要求。硬陶的原料一般为瓷石类粘土㉔，福建明溪南山遗址第二期遗存就已发现较多印纹硬陶㉕，这表明在新石器晚期已有部分先民能够认知并获取这种粘土资源。原料在获取之后还需要经过淘洗、练泥等一系列加工过程来去除粘土中的杂质，否则陶坯在高温加热过程中容易开裂崩坏。另外在烧制环节中还需要使陶坯得到充分均匀地受热，就需要长条形龙窑、半倒焰式焰型等新技术，来延长火焰在窑内的燃烧时间。这些新技术既能进一步提高窑内温度，也能使升降温速率更加稳定。然而即使是满足上述所有条件，在硬陶烧制的早期阶段，仍会发生类似角山窑址中大量器物过烧变形的现象。可见硬陶的烧制需要复杂的工序和较高的技术门槛，这也意味着相较于软陶可以直接在生活区旁露天堆烧不同，成熟的硬陶烧制需要专人从事专门化生产。
因此本文认为窑业技术的发展实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调试。最早的硬陶可能是在以窑炉烧制软陶时偶然制成。硬陶相较软陶有许多物化性质上的优势，先民们在日常使用时也必然能认识到这些优点，进而扩大了对硬陶产品的需求。但硬陶的烧制并非人皆可为，技术门槛的出现导致了生产模式的分工，因此就出现了专业制陶的窑址和窑址群。这些新生的专业窑址一方面需要提高产品的产量，因此需要增加窑室面积和窑炉数量；另一方面需要改善产品的品质，因而半倒焰等新技术应运而生。但夏商时期闽浙赣地区的窑业技术多还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其产品也多见烧坏的情况，这反映了新技术处于新兴发展阶段的不稳定性。
基于对质与量的持续追求，龙窑的出现和普及就显得至关重要。从平面上看，龙窑实际是将圆形、椭圆形窑的窑身拉长，进而扩大窑室体积，成倍地提高了单位产量。例如猫耳山长条形窑Y4，就是在利用椭圆形窑Y5窑身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更重要的是，长条形龙窑还利用了缓坡的地形特点和火焰向上燃烧的物理属性，因此同时能提高窑内火焰的燃烧时间和温度，进而改善产品的品质。正因为对产品质与量的提升皆有显著的效果，龙窑才会在日后的窑业生产中被不断地继承和发展，成为主流的窑炉形态。
最后窑业技术生产模式上的转变还导致了硬陶、原始瓷等产品消费模式的转变。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使得陶器消费得以从本地性消费转向区域性消费，这也使闽浙赣各区域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也为该时期东南地区与中原、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