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考古学面临着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成果难以契合的“两张皮”的困境。近几十年来，科技考古迅速发展，不但专业人员迅速增加，而且社科院考古所和各省的考古所及高校都大力建设科技考古实验室，并有大量成果发表在国内外的刊物上。然而，虽然科技考古蓬勃发展，但是除了给考古发现带来不少惊喜和为考古报告增添一些科学主义的表现外，似乎对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以及以历史重建为目的的战略性探索并没有带来本质的改观。这需要我们克服学科间的隔阂，加强多学科的整合，否则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将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有句古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用“皮”和“毛”的关系来形容也许更加形象。所谓的“皮”就是考古学的范式，而“毛”就是考古学的方法。换言之，当下我国考古学方法超前，而范式滞后的现状，是导致科技手段在研究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问题上并无用武之地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的范式是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构建区域文化年表和文化关系，这两种基本上都是用来进行相对断代的方法。1950年代末，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发明，一方面将考古工作者从繁琐而费力的断代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更加仔细地观察文化变迁的过程和速率。而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断代工作，世界各地的田野工作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区域文化年代框架。这样，从1960年代起，首先在美国，继而在英国开始了考古学范式从文化-历史学向功能-过程考古学范式的转变。这就是新考古学倡导的探索人地关系、文化适应和社会变迁。
这个转变最初以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在西亚新月沃地和理查德·麦克尼什在中美洲特化坎农业起源探索为前驱，两者都是采用多学科方法，从环境变迁来探索西亚和中美洲的农业起源。这两位考古学家邀请了各个学科的专家，包括地质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土壤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等参与这个项目的各个专题分析，以重建两地自全新世以来气候环境、人类生计和适应，以及技术和聚落形态的变化。布雷德伍德和麦克尼什的农业起源项目，开创了考古学多学科交叉和科技考古的先河。
1960年代新考古学是这个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新考古学又称为“功能-过程考古学”，与我们目前采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不同，功能-过程考古学将文化看作是人类适应和开拓环境的手段。因此，考古学文化的功能分析就是需要了解某一时期的人群是怎样生活的。这需要在田野工作中重视水平发掘，仔细寻找和完整揭露居住面或活动面，仔细清理和观察工具、房屋、窖穴、神龛或庙宇、作坊、墓地等某史前社群的不同活动地点的特点和分布，将它们看作是该社群当时如何生活和组织起来的遗迹，以便了解他们的技术、生业、社会组织乃至宗教信仰。如果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群营地，那么发现和揭露某个遗址的居住面，就可以了解这个游群的规模、技术工具、食物类型以及移动方式。如果是农业社会，那么一个村落的水平发掘就能了解村落的家户结构、技术工具、经济形态、人口规模和社会发展层次，基本了解这是一个平等社会还是等级社会。如果将一片区域基本同时期的村落遗址的居住面放在一起观察，那么我们就能知道，在某个时段里这个地区社会文化的总体发展水平。我国半坡和姜寨遗址的发掘，就是这种功能分析的代表性案例。如果采用科技手段分析这两个遗址出土的人工制品、生态物以及各种遗迹所反映的遗址域、生产技术，生态环境、资源利用、食谱、营养和病理，那么就能重建仰韶半坡时期的原始社会概貌。
过程分析就是对某个栖居时间较长的遗址做仔细的垂直发掘，从上到下水平揭露不同时期的居住面，观察各种遗物遗迹的功能特点，了解不同时期这个遗址先民的生活与生产活动。通过不同时代居住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遗址社会文化从早到晚的历时发展。从环境变迁或文化特征的改变，我们就能探索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原因。垂直分层越细，文化变迁的过程就越清晰。
我国目前的田野发掘还是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为主导的方式，即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一个遗址断代和分期，并确立其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这种分期一般也比较粗糙，一般分三四期或早中晚三期也就可以了，要求并不严格。而水平发掘也不在意居住面和遗物遗迹的功能关系，能够记录一些小件和精美物品、灰坑、房址和墓葬的分布就很不错。但是，目前的研究基本并不从出土遗存来了解文化的功能或观察社群的适应和活动。
从功能观来分析某遗址层位里出土的人工制品、动植物、花粉、人骨等各种器物和生态物，就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来分析这些出土材料，以便能够详细了解这些材料所反映的生态环境、技术工具、生业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人类寿命、营养条件以及性别分工等状况。这些材料分析的结果，提供的是某个时期先民活生生的动态图像，而不是过去那种坛坛罐罐、见物不见人的静态描述。
从过程论而言，对于一个延续栖居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遗址，如果结合仔细的水平发掘和有控制的垂直发掘，便能连续揭示多个重要时期的居住面，那么我们就能从水平/功能与垂直/过程的角度重建这个遗址的历史乃至社会复杂化过程。所以，科技考古只有在为考古材料功能-过程分析中才能真正发挥它重建历史的作用，离开了这个目的，科技手段并无本质上的价值。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国外考古学的科技手段很快就被我们吸收和借鉴，但是与其相伴的理论思想却受到漠视，大家并不关心这些科技手段原来是在怎样的背景中被发明和利用的。这是因为技术和方法比较实用，很容易被模仿。但是理论和思想却代表了学派和立场，一般不容易被采纳。于是，我国考古学界在引入科技手段后，田野工作仍然是原来文化-历史学范式。而从事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的专业人员又出自不同的训练背景，于是科技考古的“毛”就难以依附在田野考古的这张“皮”上，造成了严重脱节。这也是我国田野工作者和科技考古学者缺乏交流的原因。两群人各开各的会，最多将科技成果作为附录放在考古报告的后面。尽管科技考古看上去成果斐然，但是对考古学的历史重建并无实质性贡献。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田野工作者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这就是除了构建遗址的年代学、分期和文化性质之外，还要进一步探索遗址人地关系和考古学文化的功能问题。研究环境、生计、技术工具和社会结构等不同问题需要各种不同的样本，在这种问题意识指导下，田野工作的发掘和采样就有了目的和方向。他们应该告诉科技工作者到哪里采样、采集哪些样本，并需要有量化的分析，以便以后在综合分析中进行对比。如果没有功能-过程论的问题意识，科技考古采样成了与田野发掘无关的工作。科技工作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兴趣寻找一些样本分析和发表就大功告成。这种研究成果虽然有时能够获得一些新的洞见，但是对于了解遗址的历史并无多大的用处。
我们的科技考古工作者有许多来自理科专业，未必都受过严格的考古学训练。于是，他们对考古材料的兴趣和问题可能与田野考古学者不同。以他们以自身目的出发的科技分析，一般并不能解决田野考古的问题。要根本解决两者难以契合的困境，田野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必须密切合作，以共同问题来指导采样和材料分析。这首先需要我们的田野工作者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文化年代学问题转向考古学文化功能和过程的问题。没有范式的转向，科技考古的探索仍然是无皮之毛、无的之矢。
与此同时，科技考古工作者也需要熟悉国际学界考古学范式的转向和田野考古的问题意识，为田野考古的不同问题设计各种采样的方式和提炼的信息。为了观察和比较文化变迁的速率和文化的异同，不同材料都必须采取量化分析，这样才能提高分析的精确度和置信度。
在学科交叉初期，科技手段被看作是辅助性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各个领域进行平行的研究，并各自独立提交报告。但是，真正的学科交叉应该是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一起解决同一个问题。他们同步努力，彼此协调，设计和起草不同的方案，然后起草一份整体的设计方案，追求最大程度的统一。只有当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达到一定的程度，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才算进入了跨学科的层次。
今天，考古学已成为如此广阔的天地，以致考古学各领域都日趋专业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支团队能够涉及所有方面。因此，当合作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学科参与时，这样的协作就会出现困难。理论上说，学科交叉是一项集体的任务，但是考古学的综述则总是一个人的工作，尽管这种综述是建立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个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不仅必须精通本专业的方法，而且必须受过历史学家的训练，并且对共同合作的其他学科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自己的阐释和综述中，正确地、批判性地运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研究成果。
这种跨学科合作才应该是我国科技考古努力的方向和田野考古学历史重建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