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130年前的甲午战争，让人有太多的伤感与悲愤。然而，130年前的中国人，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坚强和勇敢。愤激，转化成觉醒。悲情，变成了改革的动力。
▲ 甲午战争博物院陈列馆内，一幅复原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全景画，让人驻足和心痛。从这一刻起，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甲午大局尘埃落定，而中国，则等待着在毁灭的炮火中再度重生。摄影／王敏
甲午战争不仅粉碎了大清“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清政府中世纪式的财政推向崩溃。为了“活下去”，清廷无奈之下开始改革自身财政、经济体制，松动了对民间工商业的管制。获得了生存空间的民间资本力量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清政府也因此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又苟延残喘十六年之久。中国经济从这里步履蹒跚地走向近代化之路……
1869年7月7日，曾国藩与门客赵烈文进行了又一次秉烛夜谈。作为士大夫，两人都十分关注帝国的前途。在这次谈话中，曾国藩最后预测大清的命运：“民穷财尽，恐有异变！”赵烈文将这次谈话记录在他的《能静居日记》之中。以二人的眼光，大清帝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25年后，异变出现了——一场中国人看好的甲午战争却败了，中国背上沉重的负担，清廷财政从“左右支绌”走向崩溃边缘。
多支付了一次甲午赔款
甲午一战，日本总共获赔白银2.6亿两，算上劫掠的“战利品”和现金，合白银3.4亿两。这些款项相当于当时日本6.4年的财政收入。肥了日本，却苦了大清。
1895年5月3日，光绪皇帝御准《马关条约》，很快朝廷便开始了筹款工作，据《清实录》记载，6月18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现在和议甫定，亟应先筹巨款。……中外臣工，各宜合力同心，共图匡济。著户部咨行大学士、六部九卿，暨各直省将军、督抚，各抒所见。如有可兴之行，可裁之费，能集巨款，以应急需者，即应详晰陈奏，用备朝廷采择。”一句话：但求有钱，敬请直言。
▲ 甲午战争博物院陈列馆内复原的马关条约签订现场。摄影／陈海涛
其实，在马关谈判之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已经为清政府筹措赔款指了条“明路”：“借债还款，中国之责”。据《1895年2月8日伦敦来函Z字第九二八号》记载，在战争中，伦敦证券交易所“看准中国迟早须借一笔大款，大家都在观望”，西方国家都想在战后利用清政府借款的机会，抬高要价，争取更多的利益。果不其然，战争让清政府不得不靠借债来偿付赔款。
1895年7月，慈禧太后同意向“三国干涉还辽”有功的俄国借款，只是俄国此时无力单独承借，于是自行联络法国共同承借。最终促成了俄法借款。接着列强相继而至。总理衙门立即门庭若市，在战中抠门的列强突然大方起来了：俄、法、英、德、美公使全成了放贷人，一个个跑到总理衙门诉说自己跟大清国的情谊，要求清政府向自己借款。他们难道不怕清政府还不上钱吗？不怕。只要他们通过贷款把持中国海关、厘金等税收渠道，同时对之整顿，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是有无穷的财富潜力的。
1895年7月，清政府从俄法处借得8876.8万两，以海关关税为担保，偿期36年；1896年3月，清廷又于英德处得款1600万镑；1898年3月1日，清政府再一次从英德处借款1600万镑，偿期45年。
三次大借款，让清政府完成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工作，于甲午战败后的第四年——1898年5月还清了对日战争赔款。但因举借这三笔外债，中国的海关税、盐厘和厘金全被抵押，由洋人控制的海关行政权扩大至五十里内常关。自此后，清廷每年还要支付本息两千万两（相当于1895年期间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因举借外债而偿付的利息以及其他各种损失，总额达四亿两以上，等于多支付了一次甲午赔款！
皇帝卖「股票」
大规模的筹款与赔款，使得清政府从“左右支绌”的战前财政，走到了濒临崩溃的战后财政。每年减少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使得清政府难以继续正常运转。裁减旧军、核扣养廉、减平放款、茶糖加厘、烟酒加厘、土药加捐、盐斤加价……这些“开源节流”的老方法要用，可是还救不了命。靠拆补解决不了问题，这次必须要想出新办法了，为解决“钱”的问题，清政府被迫开启了近代化的财政、经济改革。
▲ 图为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以及清末一些公司以“商业股票”为名发行的公司债。光绪帝为了筹措战争赔款，发行了第一支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债“昭信股票”。因为时人并不了解股票、债券，这次国债的发行并未成功，但是却给这一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概念。
1898年1月30日，在商讨筹措赔款的御前会议中，庚辰科的状元郎黄思永向光绪帝上奏了一道折子——《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里面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筹款方式：发行公债股票。“股票仿效西法，每百两为一股，每股分期收缴，还期以十年或二十年为度，每年本利共还若干，预定准数，随股票另给票据……平时准其转售，临期准抵交项。……出入皆就近责成银行票庄银号典当代为收付，不经胥吏之手，无诈无虞，确有凭信，可售可抵，更易流通。”
不难看出，这“股票”实为公债。2月4日，光绪下诏运作此事，同时给股票命名为“昭信股票”，意为以皇帝之宝昭示信用。3月2日，户部拟定昭信股票运作章程：发行周期为二十年，年息五厘（百分之五）；同时为保证昭信股票发行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机构全部加挂“昭信局”这块牌子。作为一支公债，有特设的政府机构运作，有章程条文保证，还有皇帝的信用放在这儿，足见朝廷多么下功夫，这下百姓该“买账”了吧？
然而百姓看到的，是政府又要变花样收捐了：借债一借二十年，这么长的周期，难保朝廷不赖账吧？高不成低不就的利息也没什么吸引力，这钱如果可能还是留在自己手里好。
百姓认购热情不高，各级官吏却十分“看好”这项投资，在王公贵族们的带领下，全国官吏掀起了购买“昭信股票”的热潮，仅几日便实现了70万两白银的好销量。其实他们看好的不是这项投资的经济潜力，而是政治价值：通过“购买”股票以表达对皇帝的忠诚。于是很快就出现有官员交钱不要票的情况，清廷对此大加赞赏并广而告之，并准许其变股票为“报效”。如此一来，与帝王政治无关的百姓，就更不想购买这所谓的股票了。
▲ 清末政府在列强的枪炮逼迫下支付巨额赔款，但政府往往无款可赔，于是向民众收缴额外的捐税就成了常态。本图是美国画家在1900年绘成，此时中国因抵抗八国联军侵华失败而再次面临巨额战争赔款。供图／文化传播
百姓虽不愿买，“领导”可不同意：一些地方官员认为这是自己表现“爱国热情”的好时机，故勒令自己治下的富户大量购买股票，山西、四川、山东更是以按亩摊派的方式要求普通百姓“购买”，于是，“昭信”不但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反而更加憎恶政府。1898年5月17日，光绪帝不得不禁止各地进行股票摊派，这实际上是终止了昭信股票的出售，近代中国第一次公债募集计划实质破产。
但是这次公债的发行不论是在制度规定、机构保障上都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后来北洋政府在公信力尚不如清政府的情况下，成功运作了多次国债发行，“昭信股票”的发行经验，起了不小的作用。
状元办工厂
当午门前的康有为等举子们吆喝着“迁都、拒和、变法”的时候，大清国新科状元张謇却注意到《马关条约》中一项看似不起眼的规定：允许日本人在中国设厂。日人在条约上专门写上这一条，足见日本对发展工业的重视，发展工业会不会就是国家强盛的秘诀？既然朝廷被迫允许日人在我国办厂，那也没道理不让国人办厂，战场既败，在商场决胜，或亦可救国！
果然，1895年7月19日，光绪帝颁布谕旨：“……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以筹饷练兵为急务的清政府，不得不“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从此“工”与“商”再也不是“士”与“农”的陪衬。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财政体系，无力拯救战后的政府，这迫使清政府抛弃曾经固守的重农抑商的政策。
▲ 图为张謇像，当《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中国设厂后，也开启了中国人开设工厂的大门。
清政府准许民间开办工厂，实业救国的路渐渐在张謇脑海里清晰了起来。可是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
1895年，日本人凭借《马关条约》开放苏州为通商口岸。接着日本人便在苏州的城南建立租界，大肆设厂生产、推销棉纱。张謇的家乡南通与苏州只隔着长江，一水相望。苏州、南通本来就是丝纱产区，在日本工厂的大机器下，家乡传统手工业者濒临破产，工业力量的冲击使这里民不聊生。《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财。”状元要通过聚人、理财给自己乡亲一条生路。整合家乡的传统手工业，开办“大生纱厂”，实业救国，就从家乡开始吧！
但是张謇原本出身农家，家中没有余财，而在仕宦中，又只是“翰林编修”，这样的职务给不了他多少收入。没钱，怎么办厂？东借西凑，张謇筹到了2000两白银。2000两白银能办什么样的厂呢？答案是什么也办不成。这些“资本”仅够购置厂房用地，至于跟“工业”挂钩的大机器，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 图为民国时期张謇所办的大生纱厂内景照片。
于是张謇想到了向民间“招股”。然而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家乡的普通百姓根本不懂什么是“工厂”，更别说工厂的股票。这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伸出橄榄枝，他提议将闲置在上海码头的两万锭纱机，以入股的形式转与张謇使用。
刘坤一哪来的机器？原来，这些从英国进口、价值不菲的纱机，原本是用于南洋纺织局的，可机器买到手后，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竟然放置在上海码头5年之久。张謇立即同意刘坤一的入股要求，同时将原来准备纯粹商办的大生纱厂改为“官商合办”，重新制定招股章程，计50万两招股规模，其中一半是官股，一半自筹，这机器就是那一半官股。
有了机器，张謇可以更有底气的向自己的朋友、亲戚做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半后张謇终于筹足了剩余的资金。1898年，纱厂在他的家乡南通市唐家闸开始动工兴建。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开始出产自己的第一批白棉纱。次年2月，大生纱厂便实现了赢利约3万两的成绩！大生纱厂给张謇带来了第一桶金和难得的经验，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又开办了广生油厂、大兴面粉厂、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
同时，张謇还在南通进行城市建设，发展交通、贸易、教育等事业。他在南通创办了一整套教育事业，包括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等。
张謇“状元办厂”带动了全国风气的变动，诸多开明士绅在租界附近甚至租界内开办工厂，与国外资本力量进行“商战”。
1898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孙多森、孙多鑫办理实业。他们选择在上海苏州河南岸桥东创办了一所大型面粉厂，直接与国外资本竞争。1900年面粉厂建成投产，日产面粉2500包，这就是中国最早使用钢磨生产面粉、设备最好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阜丰面粉厂。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大都停产，交战双方对面粉的需求量激增。阜丰机器面粉厂迅速将面粉转运到东北，产品在东北的市场占有率竟达到了75％！
▲ 上海阜丰面粉厂旧影。
如果说昭信股票的发行，是自上而下改革财政不很成功的第一步，那么商办企业的创办，则是自下而上的开创经济新时代的创举。据学者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战争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的设厂数是战前的7倍，投资数则是战前的15.5倍。同时，截止到1911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货值，已经增加到85911万余海关两，比甲午战前增加了约3倍，可以说“中国制造”从甲午之败后，迈进了世人的视野。
民间投资大热的同时，官办企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甲午战争前，官办企业相当于各地督抚的“政绩工程”、中兴盛世的“形象工程”，但经营却十分困难，清廷为维持这些企业，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战后，国库空虚的清廷，无力继续这些投资，不得不将这些官办企业改为商办，以减轻财政压力。
清政府最大的官办企业是汉阳铁厂，战后因财政困难“断断不支”。官办企业的“效益”早已是政府的累赘，赔款完毕后国库不但见底，而且还有一个“大洞”要补，哪里有钱继续投入“国营企业”呢？不如趁此机会将这些包袱全部脱手吧，于是光绪帝敕令：“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妥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
汉阳铁厂是地方大员张之洞的政绩工程。只可惜办厂虽是大手笔，却没有大效益。1896年8月28日，张之洞奏称：“如部中不能拨款，惟有暂为停工，以待有商接办。”此时的户部怎可能拿出银两？于是张之洞电请实业新秀盛宣怀来鄂主持铁厂。盛宣怀将轮船招商局办得有声有色，当他得知张之洞办厂不顺的时候，就曾积极献言企图加盟，现在张之洞委以全权，岂有拒绝之理？
▲ 图为盛宣怀像。
盛宣怀刚一上任，便邀请了好友郑观应担任总办。郑观应当时新学领冠全国，如今有“伯乐”给自己实践的机会，自然当仁不让。最知名的近代实业家与最知名的新学学者到任，汉阳铁厂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针对铁厂的情况，两人首先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招募民股、充实股本，这也秉承了“招商承办”的上谕。由于二人和铁厂的影响力，募股工作较之张謇办厂顺利许多。钱的问题解决了，这铁厂既不是张之洞的了，自然也就可以顺应市场规律。二人将铁厂化铁炉迁往大冶，同时探明江西萍乡有优质焦煤，故又修建了萍乡到株洲、湘潭的运煤专线，材料运输成本问题也解决了；最后高薪引进管理人才，聘请世界一流的英国工程师，管理、技术问题解决了。在这番动作之后，汉阳铁厂变成了汉冶萍钢铁联合体——亚洲第一大的钢铁联合体。
物美价廉的好产品不愁销路。铁厂生产出来的一部分钢铁被直接用于制造枪炮。其中汉阳兵工厂的钢铁便出自汉阳铁厂，而其制造的“汉阳造”步枪更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之久。
▲ 汉阳铁厂。
另一部分钢铁用于铁路修建。甲午之后，外国人在中国修铁路可谓如火如荼，中国如果自己再不修铁路，则全国路权皆将为列强所有，因此清廷被迫“毅然兴办”铁路。此时，盛宣怀出任卢汉铁路的督办，还兼理粤汉铁路的督办。亦官亦商的盛宣怀促成了“轨由厂出”的政策，在保证铁路建设材料供给的同时，又保证了汉阳铁厂对铁路市场的占有。
不过，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招股”并不能一劳永逸。靠汉冶萍公司的效益，远不能支撑起修建铁路的巨额投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开办新式银行，通过近代化的金融机构吸收社会资金。
▲ 图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的照片。
甲午战争中，没有银行导致政府紧急筹款不力，吃了苦头的清廷认识到银行在近代经济中的作用，开办银行、收金融之利，亦是填补巨额财政漏洞的方法。在盛宣怀的一阵鼓吹之下，一心图强的光绪帝批准了开办银行的奏议。于是盛宣怀抓住机会，着手兴办。1896年11月，中国近代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获准成立，盛宣怀任督办。
盛宣怀认为上海为中外通衢、百业总汇之地，这里资金充足、招股较易，故银行选址舍上海无它。接着，他游说清朝大员、华商大佬入股以为百姓示范，他自己掌握的实业也放款其中。在中国，大官大款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到1897年5月，盛宣怀仅用半年的时间便募足了资本250万两。
“营业执照”有了，营业地点有了，钱有了，接下来就是制定章程、延揽人才、正式开业了。银行体制直接向最先进的看齐，盛宣怀命令通商银行的章程和管理模式，均仿照上海最大的汇丰洋行办理；人才呢，只论优秀，不论出身，他聘任英人美德伦为洋大班，沪上钱业领袖陈笙郊为华大班，藉以打通中外金融。由于政府的特殊照顾，通商银行一经成立便取得了发行钞票、代收库银的权利，并在全国各省设立分行，俨然是以商业银行兼任中央银行。
▲ 上海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
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控资的第一个近代化银行。通过商业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来提供资金保障，炼钢铁、修铁路等事业终于可以大踏步的开展了。战前全中国的铁路才400多公里，而后来由盛宣怀督导筑成的铁路就有2254公里，通商银行功莫大焉。
不如自开商埠
民间资本的觉醒、官办企业的转型、新型金融机构的设置，昭示了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到来，而租界更是给这次转型带来了强烈的刺激。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确定了德国租借胶州湾后，俄国租借旅顺、大连，英国租借威海卫、新界，法国租借广州湾，三年内中国沿海良港基本上均被租用。
各国均在自己的租界地开办工厂、发展机器工业。列强在资本输入、进行商业掠夺的同时，也带动了租借地经济的发展，拉动了城市近代化进程，可以说这是清政府被迫“利用”外资的一种收益。有些租借国甚至直接进行城市市政建设与管理，青岛、烟台、旅顺、大连等城市迅速崛起成为近代化城市，这样的成果令人艳羡不已。
▲ 图为清末时期天津租界的全钢桥。
既然让洋人进来可以让地方富裕，那么能不能在不丢失任何主权的情况下让洋人进来，让他们帮助拉动经济，增加税收？被巨额赔款逼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在租界上看到了“开源”的门道。
为了增加关税收入、“筹还洋款”，1898年4月在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下，清政府添设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三处为通商口岸，这就是所谓的“自开商埠”。这些商埠开放之后，中外舆论反应甚佳。1898年6月24日，朝廷寄谕各省将军、督抚，做出在沿海、沿江及沿边“展拓商埠”的决定。谕旨称：“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酌核办理。”
上谕确定了清政府增加自开商埠的政策方向。于是地方督抚看到可以申报“自贸区”了，故纷纷以“振兴商务”“藉裨饷源”为口实，先后开放了鼓浪屿﹑南宁等埠。随着铁路的修建，铁路沿线也开始开放商埠。自开商埠的近代工业、金融、通讯、城市建设就此得以迅速发展。
商埠与租界成为西方资本的最早着陆地，也拉动了周围地区的商业贸易、产品制造、原材料加工。这样，甲午战后，划租界、开商埠之举，客观上引来了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资本，也成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租界以及商埠的所在地，逐渐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对中国现在城市的分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清末天津自来水厂吸水机房。19世纪末各地的租界是中国城市近代化开始的地方，列强在进行掠夺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经验。
甲午赔款的阴影带来了改革的曙光，使得保守派也“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中国经济开始艰难转型。
从1895到1898的三年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商办”工厂、商业银行、国家公债、邮政局、商务局、自开商埠等新事物，这些新事物的作用，还需一些时日方能完全显现，但它们为这个老大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将依靠它们从甲午的阴影中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