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丽君｜汉画“捞鼎图”中鼎器象征意义的考古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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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4 10:43 来源:展馆设计
内容提要：捞鼎图是汉画的常见题材，通过对其流行地域、图式结构、图像细节的考察，明确其发源于泗水流域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捞鼎图中的鼎实际是参考了汉代实物鼎的形制，对于秦始皇泗水捞鼎这一历史故事中的鼎的描绘，象征性意义更大。
汉画中描绘鼎的题材很多，其中包括画面中同时描绘桥、水、绳索、众人的捞鼎题材，其主题鲜明、构图完整、情节生动，被多数学者认为表现的是“秦始皇泗水捞鼎”的历史故事。该类图像也被称作“升鼎图”“求鼎图”，多见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的画像石与画像砖上，是最早被选择并且持续时间较长的题材之一。众所周知，汉代墓葬所见的历史故事反映生者的观念，具有教化的功能，捞鼎图亦如此。
“秦始皇泗水捞鼎”是一个关乎政权合法性的历史故事。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到泗水寻找沉没的九鼎，但以失败告终，捞鼎图再现了这一主题。在汉代人的心目中，这一故事涵义深刻，汉代的皇帝亦在寻鼎，所以有汾阴出宝鼎而后有封禅、改元的重大事件，占有九鼎作为君权神授的重要指征是长期以来的国家观念，《左传》记载周臣王孙满回答楚王问鼎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1］。九鼎最初铸造于夏，从夏至周的迁移与王朝更迭同步，正是天命所向，所以由周至秦，怎能不使这位“德兼三皇，功高五帝”的始皇帝兴师动众捞鼎？但是汉代从文本到图像均突出描述了始皇泗水捞鼎失败的事件，正是强调汉代才具有接续周代法统的正当性，而不是秦。
捞鼎图反映的汉代的这一政治观念，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热点，本文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考察捞鼎图，即汉人认知捞鼎故事的“鼎”是夏所铸后迁商至周的九鼎，那么汉代人如何描绘这些来自三代的鼎？这一跨时代的关系是如何通过视觉表达的？鼎的表现形式反映了汉代人何种观念和认识？这些都是前人较少关注的问题，笔者将就此尝试探讨。
首先，笔者将搜集到的有出土信息的汉代捞鼎图［2］依据年代、地域、主题等属性列举如下。
这一时期的捞鼎图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等地。其中山东地区有六幅，分别位于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两处）［3］、微山县微山岛万庄北田野［4］、邹城市郭里镇卧虎山M2［5］（图一︰1）、滕州山头村M2［6］、兖州农业技术学校［7］（图一︰2）。这些捞鼎图均位于石棺上，图幅方正独立，图像整体风格接近：画面正中有一拱桥，桥顶立柱直通水下，柱顶引绳系鼎，斜坡上站立两列力士引绳升鼎，鼎在两柱间靠近柱顶的位置，绳断、鼎斜，桥上正中或桥左上方有一人呈坐姿俯视，周围有若干人侧身跪拜。
江苏地区有盱眙东阳汉墓M1一处［8］。捞鼎图为木刻画，位于椁室隔板内侧。画面上方为一梯形拱桥，桥上有车骑通过，桥下有立柱，立柱两边有两列人引绳，绳索绕立柱顶端系一鼎，鼎在两柱之间，鼎内有龙探首张口欲咬断绳索。
1.邹城卧虎山郭里镇M2石棺捞鼎图拓片 2.兖州农业技术学校出土石棺捞鼎图拓片（图片来源：1出自［5］图一一;2出自［7］第412页）
这一时期的捞鼎图主要见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其中山东地区有嘉祥五老洼（三幅）［9］（图二︰1）、济南孝堂山石祠［10］、嘉祥纸坊镇养老院石祠（两幅）［11］、嘉祥刘村洪福院［12］、泰安石阙［13］。这八幅捞鼎图内容基本一致：画面正中下方见一拱桥，拱桥上立双柱，立柱两侧各有一列人引绳，绳索绕过立柱顶端系鼎，鼎位于双柱间并上升至桥面以上，鼎内有一龙蹿出咬断绳索，立柱上方均有一带进贤冠人物侧身跽坐向下俯视，前后有作揖或跪伏的侍从。
河南地区有南阳杨官寺石墓一处［14］。捞鼎图位于东主室西扇门板上（图二︰2）。该门板部分残缺，残存者下部可见一条河流（刻“水”字），河流上方立双柱，柱间垂下绳索系一鼎，左侧绳索被鼎内探出的龙首咬断，鼎上方有“日”“火”等字，左柱上方亦刻字，河流右下描绘一人捕雁。
陕西地区有榆林横山石墓一处［15］（图二︰3）。捞鼎图位于墓门右门柱下格，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左区为一戴高冠者正面跽坐，下部所绘场景与同期山东嘉祥地区捞鼎图相似。
1.嘉祥五老洼画像石之三捞鼎图拓片 2.南阳杨官寺石墓捞鼎图拓片 3.榆林横山石墓捞鼎图照片（图片来源：1出自［3］a图版一三七；2出自［14］图一〇-3；3出自［15］图14）
这一时期的捞鼎图主要见于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其中山东地区有五幅，分别位于嘉祥武氏祠左石室［16］（图三︰1）、安丘董家庄汉墓画像石［17］、济宁城南出土画像石［18］、滕州官桥后掌大画像石［19］、邹城郭里乡高李村 M1石墓［20］。几处捞鼎图风格略有差别，嘉祥武氏祠左石室与当地早期的风格相似，但内容更为生动，如表现绳断的瞬间引绳的力士皆仰倒；安丘董家庄汉墓鼎耳脱落，梯形拱桥顶端清晰刻画出滑轮形象；济宁城南画像石则同时刻画了梯形拱桥和圆形桥洞，系鼎的绳索与桥洞旁边有多个神兽。而滕州官桥后掌大画像石与邹城郭里乡高李村 M1石墓更为接近，画面正中都为夸张的圆拱桥。
江苏地区这一时期的捞鼎图集中于苏北，见有徐州贾汪汴塘石祠［21］、徐州大庙石墓［22］（图三︰2）。苏北地区的捞鼎图特色鲜明，突出表现画面正中弧度夸张的半圆形拱桥以及桥上两端整齐对称的引绳人，引绳人众多几乎占据整座桥面，桥上的立柱之间均有一人正向而立（或坐），立柱延伸至桥以下，鼎正处于桥下立柱之间。这与地域上靠近的山东济宁、滕州、邹城的捞鼎图风格较为相似，这种风格可能是早期鲁南地区风格的变体，在微山县微山岛西汉晚期石棺捞鼎图上可以看到长队列的捞鼎人及双柱顶端正面人像等相似元素。
河南地区所见捞鼎图全部见于新野，均为空心砖模印，已知有樊集 M24［23］、樊集 M36［24］、安乐寨［25］（图三︰3）三幅。三幅捞鼎图内容相似：画面中部有一条长拱桥，一队车马正在过桥（轺车在桥上），桥两端各有一组力士合力从水中升鼎，鼎已近桥面，悬在半空呈侧倒状，水中有鱼，有人乘船助力捞鼎。其中樊集 M24那一幅桥上还有二人敲击建鼓助威，鼎旁一龙咬断鼎绳的瞬间，车上马匹受惊嘶鸣。
1.嘉祥武氏祠左石室捞鼎图拓片 2.徐州大庙石墓捞鼎图之一拓片 3.新野安乐寨出土画像砖捞鼎图拓片（图片来源：1出自［16］图版5.35;2出自［22］图三;3出自周到、吕品、汤文兴编《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图版二二六）
“秦始皇泗水捞鼎”的文献记载目前可知最早见于《史记》，《史记》中有多处记载周鼎没于泗水之事，如《史记·封禅书》：
……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26］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27］
前一条指出有周鼎入秦和周鼎没于泗水（未入秦）两种说法；第二条则似乎明确了周鼎未入秦的说法，始皇于泗水求鼎最终弗得。
据学者考证，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多篇文章拼凑而成，但前半部分主要还是司马迁所著，其史料来源大致包括以《秦记》为蓝本的编年记事、各国王侯世袭、公文档案（包括诏令、奏事、刻辞等）、历史故事［28］。其中，历史故事多取自政府搜集的战国时期以来的民间故事［29］以及司马迁本人各地游历的见闻，历史故事因多取材于民间，故真假难辨、虚妄不实，“泗水捞鼎”故事应属此类。
泗水古河道今已不存，《山海经》载：“泗水出鲁东北而南，西南过湖陵西，而东南注东海，入淮阴北。”［30］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大致判断泗水流域的范围为以淮泗口（今江苏省淮安市洪泽湖所在）为终点，向西北至今山东省济宁市微山湖，再向北、向西至今山东曲阜以南、菏泽以东的古泗水辐射地区，主要涉及今山东的兖州、邹县、嘉祥、金乡、鱼台、沛县、微山，江苏的徐州、睢宁、宿迁、泗阳、洪泽、盱眙等地。
而捞鼎图也恰好在这一地区分布（图四），西汉中晚期的捞鼎图全部位于泗水一线，到东汉早期开始稍向北传播，同时也在河南与陕西零星分布。河南、陕西者仍属孤例，榆林横山画像石就与嘉祥纸坊镇很相似，极有可能是山东的工匠到此地创作［31］。东汉晚期捞鼎图继续在泗水流域流行，同时又向更远的安丘传播，另在河南也形成一个小范围的潮流。
图四 “捞鼎图”分布范围示意图（图片来源：吴迪制图）
泗水地区属于汉画像石发源地［32］，而“泗水捞鼎”又是最早使用的题材之一，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一地区的独特性。我们知道作为当朝开国之君的刘邦在秦末时担任过泗水亭长，周鼎没于泗水自有其传说建构的合理性，东汉王充作过判断：“或时周亡之时，将军摎人众见鼎盗取，奸人铸烁以为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后因言有神名，则空生没于泗水之语矣。”［33］王充所说的“因言有神名”即指刘邦无疑。刘邦的家乡沛县与泗水亭均在泗水流域，司马迁曾到过汶泗作实地调研［34］，他极有可能在当地获知了这一传说故事，并将它记录在《史记》中。这一故事出现的时间较《史记》早，可能自汉初就已流传，因为司马迁同时还记载了文帝时方士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35］。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固定的捞鼎图题材，画面中身份较高的观者即为“秦始皇”，他体型较大，戴高冠，位置突出，多见于桥上中央、阁楼上、台阶顶部、过桥的轺车中等，兖州农业技术学校石椁上的榜题“大王”即表明其身份。然而嘉祥纸坊镇养老院小石祠捞鼎图上楼阁中的人物榜题为“楚王”，该“楚王”没有单独的故事情节，却与同期同地捞鼎图中“秦始皇”高处跽坐俯视的位置、状态一致，“楚王”可能为刻写错误，也有可能与当地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有关，秦始皇未得鼎，楚王项羽也未得鼎，二者的核心思想一致。
既已认定捞鼎图为“秦始皇泗水捞鼎”主题，那么它自然要表现文本涉及的“秦始皇”“使千人没水求鼎”“弗得”三个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如何进行图像表达？我们已无法确知古人的心理，只能从图像本身推测。笔者采用图像志阐释方法，“图像志阐释最重要的工具是有关一件物品、一种环境、一个特定的行为”［36］，因为物品存在于环境与特定行为当中，为了与捞鼎主题的已知文本联系，笔者将该主题图像志阐释的工具调整为场景（静态的场面）、叙事（过程、结果）、细节（事情发生刹那的微观表现），并将每一个工具的文本原典与图像逻辑需求、具体的图像特征逐一对应，以此理解捞鼎图的图式结构。
“鼎没于泗水”（文本）—水（图像需求）—鱼、桥、船（图像特征）
“鼎没于泗水”（文本）—鼎没（图像需求）—鼎出水面（图像特征）
“秦始皇使千人没水求鼎，弗得”（文本）—秦始皇（图像需求）—高冠者、侍从（图像特征）
“秦始皇使千人没水求鼎，弗得”（文本）—千人（图像需求）—两列人（图像特征）
“秦始皇使千人没水求鼎，弗得”（文本）—求鼎（图像需求）—通过轮滑引绳升鼎（图像特征）
“秦始皇使千人没水求鼎，弗得”（文本）—弗得（图像需求）—绳断鼎脱（图像特征）
绳断鼎脱（图像特征）—鼎耳脱落或龙噬断绳、人仰马惊（细节特征）
邢义田为解读汉画提出“格套”概念，并认为“解析格套的一个基本工作是确立图像构成的单元，分析构成图像单元的元件，区分其中必要、次要和非必要的部分”［37］。纵观两汉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捞鼎图，其图式大略相当，亦即“格套”成立，意味着背后有固定的观念支配。捞鼎图图式的必要元件有：秦始皇、桥、鼎、两列人、绳断鼎脱，即反映场景和叙事的特征元素都具备，完全对应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文本记录，也就是说只要有这几个必要元素，至少在捞鼎图流行地区可以对捞鼎图进行识读。
在文本当中，“弗得”是捞鼎故事的结果，但是按照捞鼎图的叙事设计，“弗得”则成为图像中最惊险的环节，工匠对于“弗得”采用了绳断鼎脱的表现方式，意即秦始皇虽然找到鼎了（证明鼎确实在泗水中），但是仍然没有得到鼎，绳断鼎脱的原因为龙噬断绳或鼎耳脱落，无论哪一种都有一种宿命的意味，这恰是工匠所要表现的关键问题——鼎弗得是天意。这里的“鼎”在文献当中被反复提及，就是本文开篇所指的象征政权合法性的“九鼎”。
下文将论述汉代人如何描绘这一由夏所铸、随迁三代、象征天命的鼎。
捞鼎图中描绘两列人引绳升鼎（有些还刻画了有人在水中托鼎），为了省力甚至利用了机械轮滑，如此兴师动众的画面重点突出鼎的体量之大、重量之甚，是对九鼎的生动描绘。
此外，鼎的位置在前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早期，鼎多已经升到桥面以上，接近两柱的顶端；而东汉晚期鼎则无一例外在桥面以下。这可能与画稿或粉本的变化有关，东汉晚期捞鼎图在墓室或祠堂整体图像中所占的空间增大，突出以桥为中心，桥下的幅面也随即增大，将鼎设计在桥下可凸显桥下元素的丰富性，达到桥上（以引绳人为主）与桥下（以鼎为主）的平衡；而西汉中期到东汉早期在有限的空间（捞鼎图及桥下幅面皆有限）将鼎置于桥面以上，可更清晰表达捞鼎之事即将告成但最后却弗得的惊险。
关于鼎盖。捞鼎图中的鼎均无盖，可以解释为鼎提升过程中颠簸掉落，也可以解释为蛟龙从鼎中蹿出导致鼎盖掉落，甚至还可以解释为三代尤其是春秋中期以前的鼎多数是无盖的（或盖为木质等难以保存的材质）。当然汉代的工匠可能并不知晓，但鼎盖的确不是他们刻画的重点。
关于鼎耳。鼎耳有方形也有环形，尤其是环耳鼎，如果按照透视原理去看是有问题的，一个表现正射影像的鼎，如果从保证观测角度在两耳之间的上腹部看过去，鼎耳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耳孔的，晚期的全形拓技术也有同样的问题，为了展示耳孔，鼎耳常出现侧偏和变形（图五），这种主观描绘主要还是为了突出鼎的特征。
图五 “永始三年乘舆十湅”鼎及全形拓
1.鼎 2.全形拓（图片来源：1选自杜迺松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铜生活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2007年，第46页；2选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陈介祺吉金全形拓精选集》，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00页）
关于整体形制。仔细观察鼎图中的鼎，它们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西汉中晚期流行环耳，东周至汉流行腰部宽沿（东周时期为凸棱，至汉代凸棱愈发明显，有些甚似宽沿）。因此笔者认为它们的实际参照就是汉代的鼎，但是具体形态又各有不同，有的为深腹矮足（足部几乎被忽略），有的为深腹、圜底近平，有的为深腹圜底（个别可见腰部的宽沿）、兽蹄足，有的则为盆形鼎、矮足。
汉文化是多元杂糅的，具体到上承三代的鼎上也是如此。材质上，大宗有铜、陶、漆、铁、石等；地域上，以山东而言则鲁北、鲁中南、鲁东南、胶东又有所不同［38］；时间上，早晚差异明显；文化来源上，则战国时期的秦、楚、三晋两周等地区的文化因素皆有所见，更不消说汉文化的新创制，故其复杂性很难准确把握，加之仿写实物的图像受工匠认识、表达、技术、媒材的影响，写实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但笔者为解读鼎图所本，仍尝试对其形制进行分类和梳理。
以腹部深度分为二型，笔者尽量以特征较为明显且形制接近的图像进行归类，个别图像模糊或特征不明显者暂不入类。
该型以滕州山头村 M2 石棺、兖州农业技术学校石棺（表一︰1）为代表，二者时间约为西汉中晚期，图像中的鼎突出表现为深腹、口大底小（接近倒梯形），鼎耳在口沿边缘斜出，无足。鼎作为炊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足，前述两处鼎未画出足只能说明足较为矮小，在尺幅较小的画面中易被忽略。我们在同时期同地域发现有特征相似的矮足陶鼎，如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 M9（表一︰2）、滕州官桥车站村汉墓出土的鼎［39］，另在微山岛沟南村 M7有与之形制一致只是无足的陶盒［40］，虽不能说图像直接参考了这批实物，但图像和实物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不能忽略，应该是当时当地较为常见的鼎的类型。
表一 “捞鼎图”之鼎图像与汉代鼎实物对比
注：1.兖州农业技术学校石棺 2.微山岛沟南村M9Ⅰ式陶鼎 3.微山岛沟南村石棺4.山东容成梁南庄M1铜鼎 5.徐州大庙石墓 6.滕州东小宫陶鼎（M331︰4）7.滕州官桥后掌大画像石 8.新屯汉墓M1Ⅰ式鼎 9.邹城郭里乡高李村M1石墓10.东平王陵山汉墓陶鼎
该型以微山岛沟南村石棺（表一︰3）、嘉祥五老洼画像石、榆林横山石墓、新野安乐寨画像砖为代表，时间以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早期为主，图像中的鼎深腹、圜底近平、足较长，鼎耳有方形有环形，刻画细致，相对写实，其与吴小平所整理的汉代铜容器的第三类 B 型铜鼎形制相似，该型鼎到东汉早期腿部更长［41］，以山东容成梁南庄M1︰9为例（表一︰4）［42］，不唯铜鼎，也有仿此型的陶鼎。吴小平认为此类鼎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43］，应是具有楚文化因素的汉式鼎。
以济南孝堂山、嘉祥五老洼、嘉祥洪福院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徐州大庙石墓（表一︰5）为代表，时间为东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图像中的鼎深腹、圜底、兽蹄足。很明显它有更早的来源，是汉代人最能直接接触的古老形制，这一形制从战国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在全国范围的贵族墓中都能见到此类铜鼎或仿铜陶鼎，在鼎图像流行的地区可举例，如徐州羊鬼山汉墓［44］、狮子山汉墓［45］、滕州东小宫汉墓［46］（表一︰6）、长清双乳山汉墓与临沂银雀山汉墓［47］等。这一类型为吴小平总结的第二类铜鼎，属于承袭战国时期三晋两周的鼎式［48］。
此型鼎集中见于东汉晚期，以滕州官桥后掌大画像石（表一︰7）、徐州贾汪汴塘石祠、新野樊集 M24 画像砖、安丘董家庄汉墓、济宁城南画像石、邹城郭里乡高李村 M1石墓（表一︰9）为代表，这类鼎表现为釜形或盆形腹、足略矮。东汉时期铜鼎已很少见，陶鼎则呈现釜形化，如山东平阴新屯汉墓 M1Ⅰ式鼎［49］（表一︰8）、微山墓前 M3Ⅱ式鼎［50］，东汉晚期的方耳鼎图像与之类似；还有一些鼎则更加退化，甚至只能以三足器称之，且无鼎耳，个别在器壁上模印铺首衔环，如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陶鼎［51］（表一︰10）、梁山馍馍台汉墓 M1陶鼎［52］、济宁普育小学汉墓陶鼎［53］等，东汉晚期的盆形环耳鼎图像与之类似。该型图像鼎可能是参考了同期的陶鼎，工匠较少参考早期鼎式，而更多以当时所见的实物为样本。
囿于笔者认识浅薄，对于鼎的分类、比较可能有失偏颇，但图像鼎以汉代实际所见不同类型的鼎为参考却毋庸置疑。其中，刻画更为细致严谨的 Ac 型鼎图像多采用汉代所见最早的鼎形制，该类图像所依据的画稿或粉本可能在相对富裕的人群中更常见，而其他型的鼎图像多为就地取样。
不管怎样，汉代人通过图像再现了这一具有政治隐喻的故事，在他们看来，故事的意义较之细节性的写实更为重要，而故事的意义主要是由图像元素和图式结构表达的，丧家和观者自会“望图生义”。因此，他们对三代九鼎写实的需求就降低了，并不需要对其进行真实的复原，何况客观上汉代人对其原本形制已知之甚少。同时，笔者也从三代九鼎的时代错位这一现象，注意到鼎本身在汉代的延续和发展，汉代人仍然认识鼎，即便釜和灶被广泛使用以后，鼎器依然有其生命力。汉代人虽然无法描绘三代的鼎，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想象和虚构，而是对其认知中的鼎进行象征性的描绘。
汉画中的“捞鼎图”有相对固定的图式，流行地域多见于山东、江苏、河南，时间集中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表现了“秦始皇泗水捞鼎”历史主题，其中的鼎为夏所铸后迁商再至周的九鼎礼器。笔者通过对该类图像流行地域、图式结构等进行考察，明确其在鲁南、苏北发端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汉代开国君主刘邦的家乡沛县即位于泗水流域，在秦末时任职泗水亭长，周鼎没于泗水而秦始皇捞鼎失败是汉人为建立法统建构的观念。汉代人对九鼎的图像塑造则并非是对三代鼎的写实，而是以汉代的鼎为蓝本，说明对于历史叙事中三代鼎的描绘，其象征的意义更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