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勇 刘汝国：古泮宫与鲁灵光殿考

古泮池位于曲阜明故城东南隅，最早是春秋时期鲁僖公办学的场所，称泮宫。《诗经·鲁颂·泮水》中有“既作泮宫，淮夷攸服”，其建于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之前。西汉初年，景帝之子刘馀徙封为鲁王，他对泮宫、泮水加以修葺改造，并新建了规模宏大的灵光殿，成为他及后代鲁王的游赏玩乐之地。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又在古泮池一带建造别墅。正德七年（1512），为保护孔府、孔庙免受农民起义波及，正德皇帝下令“移城卫庙”，以孔庙、孔府为中心修筑了明代曲阜城墙。在筑东城墙时，将泮水分为内外两片，也称内湖和外湖。此后，城外的泮水逐渐被人遗忘，城内的泮水大多被新建筑占压，逐渐湮没消失。再以后，人们将太子钓鱼池与泮水混为一谈，最终变成了现存面积二十多亩的池塘，中间有一方形小岛，即今天所说的古泮池。

清乾隆年间（1736—1795），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在古泮池北岸为皇帝营造行宫。光绪二十四年（1898）行宫废弃，西人欲在此建立教堂，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为了抵制教堂建设，与曲阜知县孙国桢商定，在池北建成文昌祠，后又重建了四明亭。

考古勘探

近年来，曲阜市政府启动了世界文化遗产缓冲区古泮池项目。为此，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曲阜市文物局、曲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古泮池项目用地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此次勘探面积约126918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在0.5—2米，大致分2—4层。发现各类遗迹62处，包括水井42座、灰坑2处、坑7处、房址11座。战国秦汉时期水井遗存包括J3、J14。J3与J14形制相同，均平面为圆形，直壁，底部平坦，井内堆积有较多瓦片、陶片、料姜石、红烧土。

此次勘探发掘房址11座，编号F1—F11。可明确年代者有春秋时期遗存（F10）、战国秦汉时期遗存（F3）、清代乾隆行宫遗存（F1、F2、F9、F11）。F2位于文昌祠东面、F1的西面，与F1紧挨。房基系石块铺就，平面为长方形，东西25.5米，南北7.5米。从层位关系及相关文献，推测F1、F2为清代乾隆行宫的遗存。F5、F6、F8、F9及F11大致是明代别墅及清代乾隆行宫的遗存。

F3位于文昌祠东北约150米处，房基系夯土夯成，夯土厚0.3—0.9米。平面为长方形，东西10.5米，南北23米。从层位关系及夯土内出土陶片分析，推测F3为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F4位于古泮池水域东面约80米处，房基系石块铺就，平面为不规则圆形，东西9.7米，南北12米。F7位于古泮池水域的东面约100米处，房基系石块铺就，平面为圆形，东西3米，南北3.5米。F10位于文昌祠西北约50米处，房基系石块铺就，平面为长方形，东西35米，南北5米，发现陶片多枚。从层位关系及房基之上地层出土的陶片分析，推测F10为春秋时期遗存。众多房址中除F3为夯土地基外，其余均为石筑地基，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潮，是与该地广布的水域相适应的一种筑房方式。结合考古地层和历史文献，我们认为F3、F4、F7很可能与汉代灵光殿有关。

K3位于文昌祠东北，其东部和北部继续往外延伸，因东马道及硬化地面的影响，无法继续追踪勘探。K3平面呈方形，弧壁，底部起伏不平。口径东西宽23米，南北长31米。坑内堆积为青灰色、青黑色粉砂土，致密，含少量陶片，推测为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K5位于文昌祠西北，呈长方形，弧壁，底部起伏不平。坑内堆积为青灰色、青黑色粉砂土，致密，含少量陶片。从层位关系及陶片分析，推测K5为东周至汉代时期的遗存。K6位于文昌祠的东南方，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弧壁，底部较平整。坑内堆积为青灰色粉砂，致密，含少量陶片。从层位关系及陶片分析，推测K6为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

从考古勘探结果可知，东周至汉代古泮池区域水域广布，地下水位很高，堪称一片沼泽地。此次勘探发现众多的水井及水坑，水井基本为土井，少见同时期流行的陶井圈砌壁的陶井，说明这些水井并非用于生活或生产，推测功能是降低水位，以保持地面相对干燥，方便行走。众多的水坑之间，似有水道连接，由于勘探时间及勘探技术的局限，没能将这些水道全部找出。

K3、K5、K6等水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们是古泮池区域众多水系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泮水、太子钓鱼池、浴池密切相关。我们将勘探结果与历史文献对照，初步推断K3为泮水的西水，K5为太子钓鱼池的北池，K6为浴池。

文献记载

古泮池一带最早的建筑为泮宫，《诗经》中有两篇关于泮宫的诗歌，分别是《鲁颂·泮水》《鲁颂·閟宫》，记载了鲁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整修泮宫，征服淮夷，祭祀先祖，建立文治武功的事迹。泮宫一开始是僖公饮酒作乐、演武庆功之所，后逐渐演变为游乐与教育场所。相传孔子经常带领弟子入泮宫游玩，并在此讲学。因孔子开创儒学的巨大影响力，泮宫逐渐成为教育场所的代名词。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礼记·王制》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代以后，随着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思想，“思乐泮水”“入泮”“采芹”等都成为入学接受教育的专有词汇，泮宫成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来鲁祭祀孔子后，在此召见儒臣，“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史记正义》云“即鲁泮池宫”。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其子刘馀为鲁王，都鲁县。刘馀好治宫室，建有灵光殿，极其富丽堂皇。西汉末年，长安未央、建章诸殿皆毁于战火，唯鲁灵光殿独存。东汉初年，王延寿作著名的《鲁灵光殿赋》赞颂：“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

东汉末年战乱，随着灵光殿被火焚，泮宫也日渐毁坏，仅泮宫台保存下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此台还存在着。王延寿所说“鲁僖基兆”即指泮宫遗址，而灵光殿就在古泮池附近。《鲁灵光殿赋》中有这样的句子：“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高门似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其中“双立”的“朱阙”，就应是郦道元所说的“双石阙”，即灵光殿之南阙。“高门”显然是指古鲁城正南门。考古发掘证明，汉城南墙仍在沿用古鲁城南墙，汉城南门也应为古鲁城南门。

《水经注》云：“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即灵光之南阙，北百余步即灵光殿基，东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余，东西廊庑别舍，中间方七百余步；阙之东北有浴池，方四十许步；池中有钓台，方十步，台之基岸，悉石也，遗基尚整。故王延寿赋曰：周行数里，仰不见日者也。是汉景帝程姬子鲁恭王之所造也。殿之东南，即泮宫也，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台南水东西百步，南北六十步，台西水南北四百步，东西六十步，台池咸结石为之，《诗》所谓思乐泮水也。”

郦道元距灵光殿存在的年代相去不远，其记载应是真实可信的。根据郦道元的记载，结合考古勘探成果，我们尝试复原泮宫、灵光殿及相关水系的位置和规模。孔子死后，鲁哀公以孔子宅为庙纪念孔子，直到唐代，孔庙的位置与格局基本没有变动。郦道元所处的北魏时期，孔庙位于今孔庙内杏坛附近，“现存杏坛位置原是孔子的讲授堂所在地，后世以堂为殿，也就是北宋扩制以前一直沿袭使用的孔庙大殿”。“中宪监修祖庙，因增广殿庭，移大殿于后。讲堂旧基不欲毁拆，即以瓴甓为坛，环植以杏，鲁人因名曰杏坛”。在卫星地图上从杏坛拉一条直线到勘探中发现的F4，计899米，合魏制485步，与孔庙东南五百步大体吻合，“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即灵光之南阙”，所以我们推测F4即“灵光之南阙”。

“北百余步即灵光殿基，东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余”，从F4向北205米，正是勘探中发现的唯一夯土基址的房址F3。如果将F3勘探面积与《水经注》的数据相比，差距显然过大。但F3的东部为硬化地面，无法勘探，其夯土的范围很有可能向东延伸。另外我们在勘探中发现F3的夯土厚0.3—0.9米，显然也和“高丈余”相去甚远。但考虑到灵光殿废弃之后历经千年，其夯土基础有所减损也是必然现象。如《乾封元年崔行功撰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记载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兖州都督霍王李元轨大修孔庙时，“接泮林之旧壝，削灵光之前殿”。另外该区域地下水位高，1米以下即出水，在夯土的判断与认知方面也可能存在偏差。

“东西廊庑别舍”，说明灵光殿存在东西庑；“方七百余步”，应该是说灵光殿院落的周长为七百余步；“北百余步即灵光殿基”，由于其南北为百余步，推算得知，其东西应在240步左右。

“阙之东北有浴池，方四十许步；池中有钓台，方十步，台之基岸，悉石也，遗基尚整。”F4东北约50米，勘探中发现一水坑（K3），水坑周长约70米，与“方四十许步”完全吻合，我们推测K3即“浴池”，K3中间有一圆形石质房址（F7），推测即“钓台”，F7的周长约10米，与“方十步”小了近一半，这个误差可能是F7的基础在后世有所损削造成的。

“殿之东南，即泮宫也”，说明泮宫在灵光殿的东南位置。“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说明泮宫在高门直北道的西侧。高门，即鲁城南门稷门。考古报告《曲阜鲁国故城》认为高门是南东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文献记载，鲁城有12座城门，如《太平寰宇记》记载：“古鲁城，春秋之时鲁国都也。其城凡有十二门。”元代杨奂《东游记》记载12座门分别为“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齐，右曰龙；正东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麦，归德，其左也，当时天下学者由是门入，故鲁人以此名之”。《曲阜鲁国故城》为1977年考古勘探成果的汇总，当时只发现了11座城门，对照文献，所缺的一座应为南面最东部的门，即“章门”。《曲阜鲁国故城》介绍的南东门也就是高门，称：南东门位于曲阜县城东南，兖岚公路的南侧，紧临县五金交电公司的东院墙，东距东南城角1280米，西距南西门约1500米，俗称“大豁”。此处豁口颇大，原有一条大排水沟穿越门道通向城南。城门两侧地面上仍保存有较好的夯土墙，东侧残高约7米，西侧约2米，门道长36米、宽10米。紧靠城门南口的两侧都有长方形夯土台基建筑。台东西宽30米，南北长约58米，高1米。此门北对鲁城中部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两者之间有一条宽15米的第9号古道路相连接。路土厚达1米，其下即为姜石层。门道内的路土因被水沟所破坏，保存不好。

高门外有两观，是鲁城所有城门中最高大的，这点没有异议。虽然文献认为高门是南中门，《曲阜鲁国故城》认为高门是南东门，但两者所说的城门其实是同一个门，即“两观之门”—稷门（高门）。

回到“高门直北道西”这个话题，也就说明泮宫位于高门至周公庙宫殿区的大道以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在郦道元所处的北魏时期，泮宫台还非常高，换算成今天常用的长度单位，大约为24.7米。1957年文物普查时记载此台位于曲阜县城东南角城外、护城河以东50米，台高30米，南北长30米，东西宽60米，台西边有石碑三通，一刻“古泮宫”三字，篆书，系吴郡周天球所书；另一石碑刻“文献泉”三字，正书；还有一小碑，记载清光绪年间（1875—1908）重修“古泮宫”水池和“文献泉”。1975年“古泮宫”石碑移入孔庙保存，其他二碑在“文革”中丢失。如今高台已完全消失。

“台南水东西百步，南北六十步，台西水南北四百步，东西六十步，台池咸结石为之。”说明泮宫台南面有水名“南水”，西面紧挨“西水”，台南水东西合今约185.4米，南北约111.24米。台西水南北合今约741.4米，东西约111.24米。这才是真正的“泮水”。据此，泮水应呈曲尺状，从宋刻《鲁国之图》石碑上犹可见这一形状，与今古泮池作东西扁长方形迥然不同。

位于明故城外面的文献泉应该是泮水的南水遗存，由于历史变迁，西水如今地面已无存。此次考古勘探发现了西水的痕迹，即K3。K3东面为东马道与城墙，北面无法继续追踪勘探。但K3位于F3（灵光殿基）的东面，隔着城墙与文献泉东西相望，从位置上分析，K3极可能就是“西水”。

另外宋刻《鲁国之图》清晰标注出了太子钓鱼池，且有南北两处，其位置位于泮水之西，也就是今天的古泮池一带。此次考古勘探，在古泮池西北部发现一较大规模的水坑，即K5，很可能就是太子钓鱼池的北池。K5东西87米，南北164米，并继续往北延伸。F10是完全建在K5之中的一处石质基础建筑，年代大致为战国秦汉时期，有可能是灵光殿建筑的一部分。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又在古泮池一带建造别墅。孔尚任《阙里新志》对这处别墅记载曰：“池水涟漪，藕花数顷，中有溪堂、水榭、花坞、钓台，亘之以长堤，通之以溪桥，遂为里外二湖。画舫箫鼓，载月容与，鲁侯思乐泮水，仿佛如睹也。”这说明清初时，孔弘绪别墅的主体建筑尚在。明代前期，衍圣公孔弘绪在泮水营建别墅，他把泮水的发源地称为“南溪”，又称“南池”，当时监修孔庙的大学士李东阳在他的《南溪赋》中描写这里的景色：“沿堤而步，则苍藓绣地、丹樱烧林、野食呦鹿、园鸣变禽、繁华曜其阳，丛条荫其阴，松移徂徕之峰，石出太湖之浔，境已旷而复幽，路将穷而转深，乘舟而泛，则泓碧长曳，汰痕园晕，虚亭倒影，下入无朕、菱穿荇绕，倏远疑近，飞羽夹翔，游鳞作阵，俯空鉴从窥明，激轻涛而沸润。……此周封之遗墟，汉国之故地也。其前则两观之门，其后则灵光之基也。”《南溪赋》被刊刻成碑，现存曲阜孔庙。当时的泮水疏荷，被列为“雩门十景”之一。此次勘探出的F4、F5、F6、F7、F8，疑与孔弘绪别墅有关。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帝到曲阜拜谒孔子时，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在孔弘绪别墅旧基上改建行宫。行宫坐落在古泮池北岸，三路布局，三进院落，内有宝楼、寝宫、照房等建筑，在池中的小岛上建起四明亭，筑起了假山，在水中建有六角亭和水心亭，由平桥连接小岛，池周用石栏围绕，“池内中植青莲、白莲，傍绕名花芳树、游鱼鸣鸟、上下起飞，老槐、古柏翠郁参天”。此次勘探出的F1、F2、F9、F11，推测为乾隆行宫的遗存。

古泮池成了行宫禁苑后，依例被封闭闲置，随着清王朝的国力衰弱，行宫也日渐荒芜。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神父到曲阜传教，打算在曲阜建造教堂，“西人觊觎其地，欲立耶稣教堂”，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为阻止西人行动，一方面会同曲阜知县孙国桢邀集孔氏族人联名上书清廷，请求出面干涉外教侵入；一方面联合当地绅商名流发起募捐，在古泮池建起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后来又重建了四明亭。民国年间，孔学会总会曾设在这里，1949年后这里成为古泮池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