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被赶出皇宫后，还有多少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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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4 17:54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1924年，逊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1945年，溥仪在沈阳机场候机欲逃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在这21年中，出了宫的溥仪先从北京移居天津，又从天津跑去东北，虽然一路辗转、经历复杂，但生活水准却相当高。
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肖丙炎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余用果品并用茶点……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时即返。
这是1927年溥仪的一页日记，可以看出他不仅有私人医生，还有高级家教；不仅日常享用着贵族下午茶，还得在“百忙”之中抽空坐专车去视察一下自己的房产。
事实上，溥仪不但自己的生活很优渥，还是某些军阀的“钱袋子”，足见其财产之丰厚。
这个被赶出皇宫的末代皇帝究竟有多少钱？这些钱又都是从何而来的呢？
让我们回到1924年11月5日，立冬前夕。那天，冯玉祥的手下鹿钟麟带着军警，来到了宣统帝溥仪的家门口。
早上9点，日光透进紫禁城的宫墙不久，18岁的溥仪像往常一样坐在储秀宫内，和婉容吃着水果、聊着天。突然，内务府的几个大臣慌乱地跑进屋，手里拿着一件公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后来交涉的结果是，允许延迟到下午三点，必须出宫。只要有一线机会，溥仪就要挣扎，要想尽一切办法拒不出宫。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内务府的大臣再次来到溥仪面前，脸色比之前更差：
“鹿钟麟催啦，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这还能咋整？只能尽快出宫了。溥仪最终答应了鹿钟麟的要求，坐上国民军备好的汽车，离开了紫禁城。
也就是说，溥仪出宫那天，实际上没有什么时间去充分准备要带走的东西，在宫里一片“兵荒马乱”之下，基本上是“净身出宫”。那么，他后来那些奢侈的花销是靠什么支撑的呢？
“净身出宫”只是形式上的。其实，溥仪的财产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对宫中物件的变卖，二是来自皇家固有的私产。
溥仪还在“小朝廷”欢乐度日的时候，就已经在悄悄积累财产了。讽刺的是，早已风雨飘摇的清廷在即将消逝的前夕，被“自家人”盗抢一空。
当时，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疯狂到什么程度呢？溥仪大婚后，发现皇后凤冠上的珍珠玉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换成了赝品。宫中盗抢器物的行径分两种，一种是太监宫女们见不得光的偷，一种是朝中大臣们走正当程序的“外出鉴赏”。
可这一众人中，最大的盗窃者却是命人清点财物、扬言要遏制偷盗之风的溥仪自己。他从内务府清点出来的字画中挑出最好的，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暗地里运到宫外，存去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难怪溥杰当时每天“放学回家”，都背着一个大包袱。
就这样，溥仪和溥杰前后运作了5个月，送出去的物件里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欧阳询、米芾、赵孟頫等名家的真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张择端的画作《清明上河图》等等。
虽然据溥仪自己说，他居住天津时那批珍贵的字画古籍还在手里，但是从他大手笔挥霍钱财的行为来看，其他那些被卖出去后不知流向的珍贵历史文物，还是为他换来了巨额财富。他将一部分钱存在外国的银行里，按期坐享高额的利息；还有一部分则被变为房产，每月都会为溥仪带来租金收入。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向清政府致送了有关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几日后溥仪退位。这个《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皇帝辞位之后，月月所用四百万元，由共和国专款拨用”，也就是说临时政府会在皇帝退位后每年定期给予清室400万元的钱财。《条件》还规定“大皇帝辞位之后，其皇族原有之私产，由共和国特别保护”，即溥仪仍可拥有皇族的即有私产。
一个关键问题是，何为“私产”？《条件》中并未明确规定，所以清室就按他们自己的理解，将宫中收藏的历代文物、银两及绸缎桌椅等一切物品均视为“私产”。临时政府答应吗？由于财政困难，政府不能按时支付约定的钱给清室，所以出于理亏，他们只能被迫承认。这也是宫中盗运器物成风的原因之一——既然都是私产，那宫里人就自己处置了。
那么，除了宫内物品，清皇室还有没有其他私产？当然有。首先是从国库顺手拿来的钱。从财政构成来看，皇室官方的说法是由内务府所管的皇家“内库”与由户部所管的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即“皇粮”与“国税”井水不犯河水。但实际上，“内库”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部库拨款，从1830年起，每年部库要向内库划拨90万两“经费”，有时还要担负内务府临时的“借拨”。
其次，基于皇室土地而经营的皇庄、高额的盐税、各种关税、贡品、罚缴的钱财、内务府自己的商业活动（如变卖人参、开设当铺和钱庄等）等也都是皇室收入的来源。此外，热河行宫内的物品、盛京行宫内的物品、皇家园林颐和园等也均为清室私产。
这些日复一日、源源不断被充入内库的钱财数目虽多，但是皇室的用度也是相当奢侈的，所以最后具体留下多少不好估算。光绪时期还在财政改革的当儿掀起过一波推动皇室经费和行政经费分家的活动，后来也不了了之。
不过，根据溥仪自己的记录，当时他享有的皇产主要有大面积的皇室土地。清军入关后，不断“跑马圈地”，将大量土地划为皇室土地。到了溥仪手里，仅直隶的皇产（不算八旗的）就有约12万饷（1饷约10亩）。
后来，冯玉祥修改了优待条件，将有关私产的那条改为“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即在之前承诺保护清室私产的基础上，加上了“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可是，连清皇室自己都分不清的公产和私产，民国政府怎么分辨呢？这次有了明确主意：“公产者如宫城、建筑物及历代至宝，其他各种即属私产。”可见，这条修改后的条例对溥仪财产的影响其实不大，他私有的皇家土地不算公产，宫中剩下的那些“至宝”在他急匆匆出宫时也没捎在身上。
为了处理那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当时民国政府和清皇室专门设置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每卖一块就分一笔钱。土地基数大，这项收入自然也不少。
知道了溥仪财产的大致来源，不妨再看看他这些财产大概是个什么数目。
溥仪在宫里做皇帝的时候，那时的皇宫和之前相比已经很穷了，毕竟他结婚都缺钱，要拿《四库全书》去卖。但穷只是相对的，溥仪平日里仍旧可以花3万大洋“零花钱”买个大钻石，托人从国外买宠物狗并花费大量的银子给狗看病，还动不动一开心就赏给兽医几个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
当时收入还不错的鲁迅先生，平均每月收入也仅是250块大洋，虽然这已经比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收入高太多太多了。
后来，就在宫中偷盗成风的时候，发生了一场至今都原因未明的大火，烧掉了很多皇室历代积攒的私财。即便已经被偷出去了很多、倒卖了不少，内务府还是从灰烬里找出了一大堆熔化了的金片。一称，足足有一万七千多两，粗略一换算，价值过亿。
从这里便可管窥皇室私财的实力。溥仪从宫里运出去的那些珍品，价值应当比这些金片要多。
而关于地产，根据1935年3月土地局出具的《关满洲皇产之沿革及现状》报告书，溥仪在辽宁有73万余亩地，在吉林已放出的土地有约80万亩，没放出的有约100万亩，还有另一些没放出的土地未具体测量。
溥仪还有许多林产。据1939年10月奉天陵庙承办事务处报告，福陵陵域总面积约668公顷，昭陵陵域总面积约212公顷，包含针叶林57公顷、阔叶林80公顷。
除了这些，从一些零碎记载来看，溥仪在天津前日本租界明石街（今山西路）、吉野街（今察哈尔路）有永平里房屋一区，每月有4000余元的租金收入。他在二区十三号路，也有房屋一区。
再看溥仪居于天津时的开支。由于他在多地设立了办事处，如“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等，他需要为这些办事处支付月费、薪俸、饭食。其中，仅北京和东西陵几处，就有每月1万5千多元的开支。
而溥仪的生活支出，包括他居住的张园每月200元的租金、员工月薪4000元、婉容与纹绣的月银1800元、吃饭500余元、茶房100余元、购物4000余元、电费200余元等等，林林总总每月共有基础支出1万多元。其中，购物基本是日常买个钢琴、收音机、手表、西装啥的，像买汽车、买钻石这些大一点（对溥仪来说确实只是大了“一点”）的开支都没算在里面。
这两万多元的月支出，只是溥仪开支中的很小一部分，大头主要花在其收买军阀、其他势力上。此类开支，仅是一笔，就能超过北京和天津两地办事处每月开支的几倍。比如当时为了拉拢白俄的谢米诺夫，溥仪曾一次性给了他5万，后续还定期每次1万分批次地给。
溥仪来到天津后，确实是一刻也没消停，锲而不舍地拉拢各方力量，时刻准备复辟。这些被他拉拢、居住在天津的军阀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寓公”。他们是什么经济实力呢？据一个不完全统计，作为寓公的71名军阀官僚所拥有的财产高达6.31亿元，超过当时北京政府全年财政收入。其中，资产在2000万元以上的有10人，张作霖就是个中之一。溥仪当然也与张作霖有交集，还用大量的古玩和现款笼络过张作霖的部下。根据这些开支与“寓公”们的财产，我们便可对溥仪的财产总数做出些大概的猜测了。
由于花销巨大，溥仪后来将存于天津英租界戈登路的那些珍贵字画，也拿出一些或送人、或卖了。后来，他一路北上，到长春投奔日军，做了伪“满洲国”的所谓“皇帝”，那些从宫里运出来的、被他卖剩下的文物便被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馆楼的楼下东间（即“小白楼”）。
这时的溥仪仍坐拥着大量财富。1942年1月9日，溥仪的侄子毓崇给溥修写了一封信，当时溥修正在帮溥仪照看他天津的私产。信里是这样写的：“据侄佳二叔谓：‘上用瓷器及玉器共计五箱，嘱办通关函，由我叔携带来京’。”财大气粗，瓷器玉器都论箱带，一带就是五箱。
靠别人吃饭的日子不会长久。一转眼，1945年到了。8月8日，伪满洲国政权覆灭；8月13日，溥仪一行人带着他的一部分巨额财产南逃至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投降。
后来，经与日军商议，溥仪决定在沈阳机场候机，与日本军官们一起去日本。当天中午11点，他走进机场，在休息室里等着起飞。
等着等着，没等来去日本的飞机，却迎来了苏军飞机震耳欲聋的马达声。溥仪目睹着飞机慢慢着陆，苏联士兵走下飞机，径直来到他们面前，当场缴了日本军队的械。
溥仪接下来的5年，将以战犯的身份在苏联度过。其他留在大栗子沟的人所携带的文物，绝大部分被交给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代表。他在苏联待得还算舒服，于是又想留在苏联。
1950年7月31日，押送伪满战犯的列车开抵绥芬河车站，溥仪回到中国。
从天津到长春，再从长春到沈阳，又从沈阳到苏联，溥仪手里的珍宝是一路走、一路丢。即便如此，据苏联内务部的文件记载，苏联移交过来的珍宝中有一部分是溥仪的，一个小木箱里装着汉白玉、水晶小闹钟等精致的珠宝，价值共计47.3万卢布。对于溥仪而言，剩下这点财产显然太少了，连当时参与交接的外事局干部都在想，靠这点东西，不管是去日本还是流亡欧洲，他能支撑几天？
而之前那个在夹层里藏了珠宝的黑皮箱，在溥仪回国入狱登记时并未被察觉有何异样。后来，曾经帮他藏宝贝的侄子毓嵒揭发告密，溥仪才主动将这些文物交给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回忆称，溥仪携带的珍宝中，有珠宝、表和其他稀有珍品，其中有像鸡蛋黄那么大的珍珠、玛瑙、钻石、蓝宝石、绿玉等等，也有各国王公贵人进贡给清廷的怀表。有一只怀表特别精致，形状似“蝉”，两只翅膀上嵌有130多颗钻石；轻轻触动表的尾部，两只蝉翼便向两旁打开，露出指针。
怀表再精致，溥仪也要告别它们了，同样还要告别侍奉了自己整个前半生的“家里人”，他将在抚顺度过自己人生中最“朴素”的10年。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大厅的讲台上，有个声音念道：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那天，溥仪被特赦了。5日后，他回到了北京。又过了2个月，他走进了故宫。
溥仪看到故宫中重新陈列的文物，发现经过多段历史浩劫，残存下来的寥寥无几。当时这些文物在他们眼中，都是属于自家皇室的私财。看着看着，一张古画映入了他的眼帘——那正是他曾经和溥杰盗运出宫的《清明上河图》。
这张画就是日军投降那年被溥仪留在小白楼的文物之一，在哄抢中流落民间，接着被截获于通化，存于东北博物馆，后来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而今站在这幅画前的溥仪，是一个北京市民，也是植物园的一名普通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