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现状分析与建议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现状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尚存在整体数量偏少、地域分布不均匀、藏品资源分布不均、馆藏空心化严重等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加快建设国家级重点专题博物馆，推动科研单位与遗址博物馆共建，同时加强研究阐释，让文物活起来。对现有发展问题进行及时更正与改进，能够推动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其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内涵及外延
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50年代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我国初创以来，其历经了数十载的实践与尝试，如今已进入了发展的飞跃时期。“十一五”以来，大遗址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国家层面加强了对其的保护与利用。“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150多处大遗址先后被列为国家重要大遗址；到了“十四五”时期，《“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更是把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党和国家对考古与博物馆工作日益增长的重视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考古遗址博物馆正日渐成为拉近公众与考古文化距离、展示与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窗口。
2022年笔者承担《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建设方案》课题，有机会了解和研究重要考古遗址博物馆，借机将基于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基本情况，对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
（一）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内涵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协特别全体大会通过了博物馆的新定义，即“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experiences）”①。这是继2007年以来国际博协首次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修改，与旧版本的定义相比增加了许多新的特征②，如博物馆的研究功能受到更多重视，同时更加注重从社会与公众的角度出发，强调观众在博物馆中学习的过程等。博物馆定义的修改也为考古遗址寻找自身独特的功能与定位提供了思路。
根据《中国考古学大辞典》，遗址即遗剩之痕迹，考古学中的遗址特指“古代人类在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中所遗留的痕迹”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古学的下限为1840年④，因此，本文只涉及年代在1840年之前的考古遗址及其博物馆，未将东宁要塞博物馆、江东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等近现代革命遗址博物馆及自贡恐龙博物馆、澄江化石地自然博物馆等古生物遗址博物馆纳入研究范畴。
国际博协于1982年对考古遗址博物馆所下定义为“依托考古遗址，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专题博物馆”⑤；单霁翔先生认为遗址博物馆是“依托考古遗址，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专题博物馆”⑥，目前这一定义认可度较高，但国内学界尚无统一定义。根据现有定义以及上述博物馆与考古遗址的定义，本文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内涵为：依托考古遗址原址建立的专题博物馆，其以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展示考古遗址出土文物，教育、传播、共享考古遗址相关知识，以为公众提供基于考古遗址而产生的多种体验为主要业务。考古遗址博物馆有两个必要的因素——“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二者缺一不可，且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应当具有紧密的联系性，即博物馆建立在考古遗址原址范围内或邻近地区，观众能够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游览考古遗址。故本文在后续讨论中，未包括中国考古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成都考古博物馆等不包含配套遗址的考古博物馆，以及偃师商城博物馆、元中都博物馆等距离考古遗址较远的博物馆。
（二）考古遗址博物馆内涵的外延
一般说到博物馆，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博物馆馆体内的封闭空间，但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博物馆的概念可以适当向外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考古遗址所覆盖的空间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露天的“博物馆”。部分国内学者已经对这一点有所强调，如有学者在讨论遗址博物馆的概念时指出其是“集遗址可移动文物的室内陈列和遗址整体及其暴露遗迹的露天展示为一体”的⑦。事实上，考虑到考古遗址博物馆自身的实际情况，概念的外延是有必要的。
国内外博物馆学界早有对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的探讨，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生态博物馆就属于此列。生态博物馆以“社区”概念代替传统的“建筑”概念，将人类置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进行表现，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动态的整体性保护、传承和研究⑧，这样的特征也同样适用于考古遗址博物馆。前文提到，考古遗址博物馆由考古遗址和博物馆两个要素组成，考古遗址博物馆起到的作用通常是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可移动文物进行集中保护、收藏与展示，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果以一种兼具专业性与通俗性的形式呈现给社会公众，以完成考古成果的对外阐释与价值转化。而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之外，考古遗址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古遗址是构成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物质基础，是博物馆重要的藏品来源，更是博物馆阐释与展示的主体内容。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考古遗址对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遗址原貌进行的完整呈现是博物馆所无法替代的，其能够帮助公众将博物馆所赋予的考古学知识放置于原生环境中进行学习与沉思，这对于公众理解考古学这门颇显艰深晦涩的学科来说至关重要。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自身来说，若没有考古遗址，博物馆所提供的只是脱离了原本语境的考古知识，如此一来，考古遗址博物馆便难以确立自身的定位与特色，难以辨析自身与其他历史文化类博物馆在内容与功能上的区别。对于考古遗址来说，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范围扩大到遗址本身能够为遗址的完整性保护提供保证。完整性是遗址保护的原则之一，其强调对遗址未被干扰过的原始状态的保护⑨。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是可以被置换到博物馆中展出的，但遗址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却是博物馆难以复制的，是需要在原本的遗址中去感受的。
二、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1. 数量与分布
在对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的统计上，以2021年为时间节点，选取至2021年底已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对象。与考古遗址密切关联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共有119座，该数量占到全国博物馆总数的2%左右（见表一）。
此外，为探究考古遗址博物馆分布与我国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本文还对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在不同流域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地理学上一般将我国的河流流域分为七大流域，从北到南依次为：松花江流域、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经统计，全国的119家考古遗址博物馆共有114家位于七大流域范围内，其中黄河流域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最多，为31家；其次为长江流域，为30家（见表二）。
2.质量等级、馆藏文物与人员编制
在全部的119家博物馆中，国家一级博物馆仅有7家，只占到总数的6%左右；国家二级博物馆数量为18家，占总数的15%，国家三级博物馆为20家，占总数的17%左右；多达62%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尚未定级，数量为74家。因此，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质量等级整体偏低。
在馆藏文物的数量上，经不完全统计，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馆藏文物总数的平均值为2433件（套）左右，珍贵文物的平均数量为229件（套）。其中，藏品数量最多的是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为38648件，但该馆珍贵文物的数量仅为267件；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的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为4528件，同时该馆的藏品总数为18685件。整体来看，博物馆所藏珍贵文物的数量与藏品总数成正比，藏品总数量大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往往拥有更多的珍贵文物；但也有像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城阳城遗址博物馆等藏品总数不大但珍贵文物占比高、藏品质量优秀的博物馆。总体来看，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在藏品的质和量上均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这点将在后面详述。
表一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
表二 我国七大流域考古遗址博物馆分布情况
在人员编制上，全国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平均每家拥有25名在编人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共有299人。此外，应天门遗址博物馆、乾陵博物馆、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等馆的编制人员同样数量较多，均在百名以上。但总体来看，仅有30家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人员编制数量在平均值之上，大量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编制人员数量仅在个位数。
3. 考古遗址公园的遗址博物馆发挥的社会和经济作用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考古遗址博物馆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其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这得益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注入的新的动力。“十三五”以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新生概念兴起，不少考古遗址博物馆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相配合，创造出了瞩目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良渚博物院与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足于世界文化遗产与中华文明圣地的双重地位，通过多重手段实现联合发展，加大了对良渚文化内涵的阐释力度，实现了大遗址保护与提高本地居民生活品质的“双赢”⑩。2023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55家，仅“五一”期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观众量就达320万人次。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蓬勃生命力与广阔的前景也同样带动着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国家层面对考古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新的模式，标志着考古遗址资源可以通过“适度开发”的手段转化为可以被游客“感知”甚至是“消费”的旅游资源⑪，而这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推手。蓬勃生命力与广阔的前景也同样带动着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国家层面对考古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新的模式，标志着考古遗址资源可以通过“适度开发”的手段转化为可以被游客“感知”甚至是“消费”的旅游资源⑪，而这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新的契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成为考古遗址博物馆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推手。
（二）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考古遗址博物馆整体数量偏少
虽然我国历史悠久，坐拥数量丰富的考古遗址，其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分之一多，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数量却并不多。从上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119家的数量只占到我国博物馆总量的2%左右，不仅远远少于数量最多的历史文化与革命纪念类博物馆，与同样数量相对较少的自然科技或艺术类博物馆相较起来也有一定差距，是我国总数量最少的博物馆主题类型。
2. 考古遗址博物馆地域分布不均
在博物馆的地域分布上，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存在因不同地区资源发展不平衡而分布不均匀的问题。首先，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资源分布的影响。考古遗址博物馆基本集中于文化资源丰富且博物馆事业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如陕西、河南两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就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占到了总数的30%左右。此外，考古资源与博物馆资源丰富的江苏、四川、山东等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也较为可观，从中能够看出文博资源对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的影响。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流域分布上看，作为我国两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流域内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远高于其他流域，这再次证明了长江和黄河作为中华文明两大发源地的悠久历史文化内涵与重要地位，同时，也再次反映出了考古遗址博物馆与文化资源分布之间的深刻关联。此外，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分布也受到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的影响。从表一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华东、华中与华北地区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较多，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的云南等地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数量则相对偏少，这体现出的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博物馆分布不均衡问题。但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正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更多作用，尽管存在不均衡问题，但考古遗址博物馆与社会经济的融合发展依旧有良好的前景。
3. 考古遗址博物馆藏品资源分布不均，馆藏、空心化严重
在藏品上，一方面，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存在藏品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虽然全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平均藏品数达到2500多件（套），但在全部的119家博物馆中，藏品总数高于平均值的仅有27家；珍贵文物的情况与此类似，只有48家博物馆拥有一级珍贵文物，数量未达到博物馆总数的一半，更有49家博物馆未拥有珍贵文物。这表明，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收藏的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的馆际差异，大部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收藏量与珍贵文物数量实际上是处于较低水平的。考虑到藏品的质与量是我国博物馆等级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大多数考古遗址博物馆并不丰富的收藏也能够解释为何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整体质量等级偏低。另一方面，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也面临着馆体空心化的问题。空心化指博物馆基础业务落后于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服务的状况 ■，馆藏量少而单一是空心化的具体表现之一。许多博物馆所依凭的考古遗址实际上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遗物，但博物馆中的收藏情况却不甚理想。以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为例，该遗址出土的遗物仅石器就多达1072件，更有玉器35件，玛瑙器126件等⑬，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的收藏总数仅为254件；如曾侯乙墓出土遗物共1500余件，但随州市曾侯乙墓遗址博物馆的馆藏仅为54件。一些遗址在近年来持续进行着考古挖掘，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问世，但其配套博物馆的馆藏却没能得到及时补充。馆藏的馆际差异与空心化问题正严重限制着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的活力与前景。
三、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建议
（一）加快建设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
2021年中宣部等国家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与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都明确提出了重点支持建设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的任务，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当下发展的重点，更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是全面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程的历史脉络、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的窗口，考古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实证，其在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考古遗址博物馆作为考古遗址内涵的承载者与重要展示平台，自然构成了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的基盘与主体。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建设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丰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汇总与呈现，也是对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一次统筹。这种统筹是从国家层面出发的，其优势在于力度大、范围广、标准高，能够顾及不同地区与不同层级的博物馆，对解决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现存的数量少、地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而言有着重要作用。
现阶段，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项目的工作重点是对我国现有119家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情况进行整合与梳理，并从中挑选最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作为重点推介对象，对其进行指导与支持。实现现有考古遗址馆的升级改造与质量提升，也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未来的发展树立了行业标杆与典范。同时，在对现有考古遗址博物馆进行统筹规划的同时，国家级重点专题博物馆项目也对尚未配有博物馆的考古遗址进行了调研与筛选，并从中选出文化价值与内涵突出的考古遗址作为未来的潜在发展对象，研究在其基础上建造新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可能性。同时，在管理体制上，开展国家重点专题博物馆建设有利于推动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宏观管理与统筹规划，从而促进不同地区与层级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协调发展，优化不同博物馆间的资源配置，加大对薄弱地区博物馆的资源倾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地域分布不均与文物收藏馆际不均问题，以形成更加完备的全面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国家考古遗址博物馆体系。
（二）推动科研单位与遗址博物馆共建
依托考古遗址建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本应拥有数量庞大的出土文物作为藏品支撑，但事实却是，目前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面临着藏品数量整体偏少、珍贵文物数量更少、馆藏空心化严重的、窘境。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负责考古工作的科研单位与博物馆之间缺乏有效且有深度的沟通。一方面，从遗址博物馆方面来看，多数是国家设置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没有专门的研究部门，科研单位并不直接参与博物馆的日常运行与管理；另一方面，从科研单位的角度出发，很多专业工作，例如考古遗址的挖掘工作，也往往是由科研机构独立实施的，博物馆很少在这些工作上与科研单位进行合作。目前只有极少数考古遗址博物馆具有单独进行考古发掘的能力，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遗址博物馆藏品的征集途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健康发展需要博物馆与科研单位共建，应当将博物馆与文物保护管理所合二为一⑮。
当下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也是博物馆与科研单位缺乏深度合作造成的，例如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馆藏空心化问题。空心化是如何产生的？一是早期考古发掘条件差，无遗址博物馆作为整理和保管场所，所有文物拉回考古单位进行整理。报告出版后有价值、级别高的文物被调往省级博物馆展出，价值低、完整性差的文物长期置于考古单位库房之中。二是考古单位要求出土文物尽可能按单位整体移交，博物馆考虑到保护管理现状只愿接收价值高的或是完整品，导致移交困难。三是遗址所在地的市、县级博物馆紧盯遗址考古发掘品，充实综合博物馆展线。现在，很多遗物在出土后归属问题得不到解决，最终只是留存在科研单位的文物库房中，只在偶尔借展时在博物馆中亮相。此外，将文物移交博物馆还可能产生后续文物难以被调取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博物馆与科研单位缺乏深度合作造成的。目前，我国与考古学相关的人才多集中于考古科研单位与高校，博物馆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囊中羞涩”。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科研单位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共建，不仅能够使博物馆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科研单位的大量考古专业人才，推动二者之间人力资源的均衡发展，同时也能为科研机构的人才提供博物馆这一全新的实践平台，有利于科研单位和考古遗址博物馆人才的良性发展。
（三）遗址发掘科研单位加强研究阐释让文物活起来
2022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2022年7月，总书记在给国家博物馆老专家的回信中再次强调，要“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实现文物的活化利用对考古遗址博物馆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考古遗址博物馆普遍面临馆藏空心化的情况下，通过对现有藏品的价值进行深挖从而实现藏品的活化利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丰富博物馆的文化内涵，从而缓解由于藏品量少为观众带来的负面体验。
文物的价值分为易于感知的表面价值与难以被感知的内在价值。前者主要指文物的材质、造型、纹饰艺术、工艺手法等外显的价值，这些价值能够通过视觉直接被观众所认知；后者包括与文物相关的人物事件、时代背景、历史沿革等文化内涵，这部分价值由于深藏于文物内部因而难以通过五感被观众直接感知。表面价值能够使观众对文物产生最直观的认识，在帮助观众快速把握文物最基本信息的同时带给观众直观的审美体验；内在价值虽然难以被观众感知，但其在深化观众对文物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上却有着表面价值所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也唯有通过内在价值的彰显，才能让文物真正在观众心中“活起来”。
当下，我国多数考古遗址博物馆所使用的文物展示方，将文物按照一定原则或单独或组合地摆放在展柜中，同时配以简单的出土地点、时间、外形描述、制作方法等说明文字，这样的展示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文物的表面价值，但对文物内在价值的揭示却十分有限。考古人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将文物的内在价值进行转换，使其从文物里层上浮到表层，从而被人们所认知与体会到。具体而言，考古遗址博物馆若想实现文物内在价值的阐释，要尝试将文物放置在原生环境中，将其出土时的状态呈现给观众，从而让观众了解文物所处时代的历史原貌与文化环境，考古遗址博物馆有着这样做的天然优势。前文提到，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范围不局限于博物馆馆体内，其配套的遗址环境也应算在其中。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与阐释的重点不应只是遗址中的文物，还应包括不可移动的遗迹与堆积。
今后，考古遗址博物馆可以适当加大对遗址环境的展示力度，注重文物展示与遗迹展示的结合。例如安阳市殷墟博物馆中的妇好墓就采取了原址原貌复原展示的方式，通过在墓葬环境中摆放复原文物，还原出了随葬品摆放在墓葬中的原始状态以及当年挖掘时的情景。这样的展示不仅大大增强了展示的真实度与直观性，也将孤立的文物与其所处的遗址环境融会贯通，能够令观众感受到文物的内涵与活力。挖掘文物内在价值的方式有很多，遗址博物馆抑或是通过数字虚拟技术还原出文物在古代的使用与现代的挖掘场景，从而让文物在观众面前栩栩如生地“活起来”。不论以何种方式，在未来的发展中，考古遗址博物馆需要做的便是考古人参与的加大对文物内在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遗址博物馆人才的短板，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走得更实，达到让文物活起来的目标。
四、结语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我国快速生根、发芽、成长，如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对考古文博事业的重视，考古遗址博物馆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环境，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结合也推动着考古遗址博物馆不断走近公众的视野。尽管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也需要认识到，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仍面临着众多的问题，例如博物馆整体数量偏少，博物馆地域分布不均匀，藏品资源分布不均、馆藏空心化严重等，这些问题正在不同程度阻碍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些发展问题，从不同角度探寻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在未来的发展路径，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快建设国家级重点专题博物馆；二是推动科研单位与遗址博物馆共建；三是加强研究阐释，让文物活起来。
当前，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国家对考古遗址公园与国家级重点专题博物馆项目建设的大力支持，考古遗址博物馆势必会在我国未来数十年的博物馆事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势必会与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进一步融合。然而，在寻求发展的同时，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也必须对现有的发展问题进行及时更正与改进，这样才能够推动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从而促进自身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遗址博物馆馆藏不均衡、空心化的问题亦应引起业界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