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傅增湘游济南诸胜

傅增湘(1872年—1950年)，字淑和，号沅叔，别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

傅增湘早年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清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署直隶提学使。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后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

傅增湘在古籍研究与校勘之余，“雅嗜游山。中年以后，连岁出游，四十年中杖屐遍及五岳及东南……诸名山胜迹。”

傅增湘62岁之前至少来过济南五次。他初来济南是在1911年五月，这是他首次南下游泰山，经过济南时因故停留一日，他不失时机地“遍观大明湖、千佛山之胜”。

傅增湘出游时曾多次经过济南，却未作停，直到1934年秋季，他决定南下游长清灵岩寺，由于他“闻历下龙洞、佛峪红叶方盛”，因此决定先游济南附郭诸胜，再为长清之行”。傅增湘于九月二十四日自北平出发，次日即到济南。

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那时济南城墙上尚能跑汽车，因此傅增湘乘坐汽车，从西门上城墙，绕至北城，至东门下。这也是环大明湖线路，视野极佳，傅增湘《游山东灵岩记》(下称《灵岩记》)记录了他俯视大明湖的感受：“百顷波光如镜，千佛山倒映湖中，明蒨可喜。画船三五，荡漾于残蒲蓑柳间，宛如一幅江南水村图也。”

龙洞在济南东南三十余里，傅增湘是乘坐汽车去的，这就非徒步或乘独轮车可比。他循洞曲折而上，所见“高岩峭壁，环绕如城垣，石径旋螺而入，一破寺居谷中……”寺左岭“孤峰耸拔，为独秀峰，缀以古松劲柏，浮图涌出峰巅，与庐山黄岩寺文殊塔相类。四山秋木绚彩，五色陆离，可云锦绣谷矣”。及入寺，看到“木坊矗立，坊下碑二通……”傅增湘感慨道：“寺得地极佳，而屋宇敞陋，乃无楼可息，因就阶前松荫煮茶小憩。”

傅增湘“出寺西行，循石磴而上，约二百许级，当岩腹有穴穹然，即龙洞也”。

傅增湘在《灵岩记》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龙洞：“入洞见岩中大佛三尊，法相庄伟，形制似六朝风范。左转得一穴口，如室中开窗，从穴中俯视，翠嶂丹林，疑天外锦屏，倒映明镜，为伫玩久之。持炬穿行，曲折如入深巷，约二百许步，出南洞口，有嘉庆时王引之题名。”

傅增湘是藏书家，也是书法家，因而他对所遇到的金石碑版很是留意。龙洞山及佛峪多有自隋唐而下历代碑刻、题记，他当然要详观并详细记录。

佛峪距龙洞约六里，当傅增湘乘篮舆将至佛峪时，看到的风景是“远望风廊月榭，参差点缀于危峰峭壁间，饶有画意”。

佛峪、龙洞“皆以红叶得名，为济南人士寻秋胜地”。当傅增湘游龙洞时，看到了“涧唇岩角，秋色尚妍”“及入佛峪，则黄桷丹枫，飘零殆尽”的秋景，在傅增湘的心头引起“良夜蹉跎之感”。

傅增湘“临涧下舆，升数十磴达寺门”，这寺即佛峪寺。傅增湘看到的情景是“殿堂荒敝如故”，然而“临轩引望，疏林曲涧，幽邃离尘，可为盘阿佳处”。“香积厨上有小佛两尊，垂膝而坐，已熏炙如墨色，上有平石一方，遥睇似刻文字”，因此他不顾年迈，“索长梯猱升而上”，等到“拂去煤烟谛视，小字古劲，决为唐以前楷法。后拓得之，乃知为隋比丘尼静元等造像记也，为之欢喜过望”。

这次佛峪之行因是重游，又在秋季，傅增湘不胜感慨，游毕，他仍至龙洞村登车返城。

到二十六日，傅增湘午前先至山东省图书馆“访馆长王献唐，观汉魏石刻，碑碣佛像殆百余品。又观汉画室，满壁琳琅、目不暇给，此齐鲁间珍物，他省不敢望也”。山东省图书馆新建藏书楼，榜题“奎虚书藏”，即傅增湘所书。

午饭后，傅增湘仍乘汽车出南门，游览千佛山，这次是重游。他初次来济南时虽然遍游千佛山，但没有写游记，此游恰好补记。

《灵岩记》记录千佛山甚详，摹绘景物非常生动：“……入兴国寺……寺沿崖架宇，窗轩明敞，凭栏极目，城中烟树万家，历历眼底，真泱泱大国。远眺鹊华，诸山罗列，齐烟九点，尽在岚蔼苍茫中，可云伟观。遍历岩壁，多北朝造像，惜为恶僧涂抹，神采尽失。环山新种松柏，连冈披谷，视昔年为盛……抵开元寺，旧名佛慧寺，在大佛山右协。山半皆削壁，亦遍刻佛像……亭侧清泉一泓，题曰秋棠池，有大佛一尊，旁镌梵文，似元代刻。岩多洞穴，道人开窗接户，宛曲相通，惜其荒积不治，未足为静居也。殿前丁香数株，枝干古劲，百年以上所植。门额字极朴茂，决非近代人书……”

傅增湘阅读明代文人樊献科千佛山游记，说千佛山上有甘露泉，但他询问路人，都说在树丛中不可寻，只好作罢。他“出峪沿历山山麓而西，约七八里乃合官道，登车返城”。返城后他“夜游书肆，得桑弢甫《五岳集》一部，闻有《皇明经世文编》残本。”可见不失藏书家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