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志；文化档案；方志；民族志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精神。21世纪以来，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系列文件和国家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明确指示下，我国非遗普查立档工作得到全面、有效、持续的推进。从非遗前时代的“抢救性存录”到非遗后时代的“科学立档”，体现了不同时期的工作要求，学界亦在强调，非遗保护不仅依赖于实物的保存和技艺的传承，更在于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文本化存录。鉴于非遗概念的内涵指向、顶层设计与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存在差异，对非遗事项的存录亟待建构一种专门性的方法论体系与文本范式，这一探索亦应成为我国非遗学理体系建构的重要一环。
非遗的核心特征在于“活态”，故20年来的相关立档实践均以活态记录为宗旨，并在多学科介入下逐渐延伸出“文化档案”“非遗档案”“非遗志”“非遗影像志”“传承人口述史”等相关概念，以及将非遗事象作为研究对象的非遗民族志与民俗志文本。以上各文类、文体虽在内容上有所交叉，但在对象、目的、方法及其应用方面各有侧重。例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动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通过文字、图片、音像多种记录手段，逐步建立起项目制建档模式。由高丙中、张岳公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志：襄垣县乡土田野调查》（2018）在研究方法和编写体例上对民俗志与民族志进行了融合，通过志人、志物、志生活来落实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①，即尝试一种以普查为基础的遗产志范式。
综合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以下简称“非遗志”）概念的形成对于我国非遗的保护、存续、传播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尚缺乏具有专门性、科学性、专业性的方法论指导，导致非遗志或非遗档案的书写范式各异，质量良莠不齐，有待凝聚学术共识，深入发展。非遗志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早期的记录和描述，到后来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研究，再到现今的跨学科研究和数字化应用，其内涵、方法正在不断拓展和深化。
以不涉及价值论层面对非遗志的必要性进行评判为前提，仅从当前政治、经济、科学的宏观背景来看，非遗志并非一个源自单一学科研究的抽象概念，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下的文化现象与事实，不仅反映了当代社会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尊重与弘扬。因此，非遗志的提出、发展与完善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在实践中展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故将其作为一个聚焦非遗本体研究的概念重新提出。
国内外关于非遗事象记录和保存的研究成果，主要立足于档案学、方志学、文化学三大视角，本文即立足于以上三个视角，对中国非遗志研究的内容、体例与学术范式展开探讨。
一
档案学视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建档理论
（一）非遗档案的实践
就基本属性而言，非遗志首先具有文化档案的性质，表现为诸媒介形式的综合体，包括与非遗之本体形式、知识体系、文化空间、社会形态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以及相应的物品，其统合了某种文化的资源形式和管理模式，也赋予非物质文化特有的档案学特征。
在非遗保护中，档案学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科学的归档方法和管理手段，确保非遗的相关信息得到妥善保存和有效利用。归档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工作，也是其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实践层面，档案学关注文化作为历史记录的实存形态，如文件、文稿、唱片、磁带、光盘、照片、观测记录、实验数据等，并格外强调文化信息的原真性。学科意义上的文化档案是以档案为基础的文化传承模式，是档案资源和档案管理的融合，涵盖了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等方面，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文化要素，如立法档案、行政档案、诉讼档案、军事档案、外交档案、经济档案、科学技术档案、艺术档案、宗教档案等②，亦可根据载体形式及媒介形式分类。
国内关于非遗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申报、管理以及保护等活动中形成的档案，以及对这些档案的建立、管理过程与新兴技术手段的融合探索。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涉及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护，还关注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非遗档案的利用价值和传播效果。
近年来，各国在非遗建档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优秀实践名册中，有墨西哥的托托纳克档案、巴西的民族志档案以及西班牙的石灰制作工艺音像和印刷出版物等③，这些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实践均表现出鲜明的档案学特质。另外，非遗建档也是政府非遗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以浙江省松阳县为例，该县于2013年在全省率先启动了非遗口述档案建档工作④，在非遗档案建设工作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文化和旅游部2023年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数字资源采集和著录》标准为非遗档案建设提供了体例规范，也成为各基层部门建立非遗档案的技术标准⑤。
2016年国家档案局发布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开展非遗建档和口述历史建档等工作⑥，使非遗档案研究逐渐成为档案学界的热点之一。相关学者也根据建档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例如，戴旸⑦、陈师鞠⑧、马芸馨⑨等对国外非遗建档实践展开的综合梳理；哈尼克孜·阿布都外里⑩、冯莉⑪、刘琉⑫等对具体非遗项目类别建档标准的研究；戴旸⑬、王云庆⑭、黄体杨⑮等对于传承人建档的研究；谢志成⑯、李洋⑰、韩双⑱、李文鹤⑲等对非遗口述档案的研究；王巧玲⑳、陈玉萍㉑、张继㉒对非遗档案政策、制度及参与主体的研究；Atsushi Hiyama（桧山笃志）㉓以及周耀林㉔、赵跃㉕、锅艳玲㉖、刘婧㉗等对信息技术融入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整合治理研究。此外，非遗档案的数字化与馆藏展示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一趋势不仅推动了非遗档案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非遗档案的理论内涵
在学理层面，档案学理论具有广泛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特点，主要研究档案的定义、本质、种类、作用、价值及其规律，以及档案管理活动的性质、规律。作为对非物质文化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档案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为各种档案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非遗档案的建设上，档案学理论不仅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更深化了非遗档案的价值基础。
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源原则、全宗理论和档案鉴定理论均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考和实践智慧。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文件从生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完整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非遗档案的动态性和连续性㉘。来源原则理论对于确保非遗档案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至关重要。全宗理论有助于系统性地整理和保存非遗档案。档案鉴定理论则致力于科学地评估和筛选非遗档案，确保其价值和意义的最大化。
此外，20世纪兴起的社群档案、社会记忆理论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野，对非遗档案的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社群档案强调档案不仅是个人或机构的记忆，更是社群共享的文化遗产，强化了非遗档案在社群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社会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深入探讨了记忆与媒介、载体的关系，注重收集和保存具有社群文化特色和历史脉络的档案材料，揭示了语言、文字、图像等作为记忆传承工具的重要性，强调了社会群体共同创造和共享的记忆，为非遗档案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非遗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数字化档案库成为重要的技术手段，数字化存储、在线展示和远程访问功能不仅提升了非遗档案的社会效用，也扩大了该文化事象的受众面、传播面和交互性。
可以看到，将文化的存储、呈现、传播融为一体的档案无疑是对文化存储机制的全面升华，这一形式不仅符合博物馆学的初衷，也体现了档案学的思想基础，即通过记录、保存和管理文化信息来维护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这种综合形式还强化了文化的交流性、开放性和公共性，使文化的存储不再成为一个固化、封闭的系统，而是形成一个与社会各界广泛互动、共同参与的开放平台。
在此意义上，文化档案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集合，更是一种结构化的文化呈现方式，旨在通过有序的组织呈现文化的内在逻辑和价值体系。同时，文化档案还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价值转化的总体形式，可以借由媒体传播，将其转化为可被理解、接受的文化形式，通过研究者和读者共同的分析和阐释，演绎文化的深层内涵，以期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非遗建档的原则和内容
非遗建档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及时性，主要基于非遗的动态发展性；（2）真实性，主要为了准确反映非遗的原貌；（3）系统性，为了确保档案的有效管理和利用。同时，还需要注重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保持档案内容之间的内部连贯性。
在实践应用中，非遗档案的归档方法符合非物质文化的形态及社会特征，其主要遵循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的档案原则。完整性原则表现为建立非遗档案全宗，这意味着非遗名录体系中的每一个项目或每一位传承人均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其与该非遗项目相关的所有档案归为一个全宗，这有助于确保档案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科学性分类原则主要表现为根据非遗的形态、类别和社会价值，亦考虑到不同地域、民族、行业的特殊性，对不同非遗项目进行科学的分类和编号。例如，可以按照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十大类进行分类，同时为每一项非遗项目或传承人设立独立的档案编号。分类原则是非遗项目评审、传承人遴选的框架原则，但其结构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系统性原则主要确保归档的内容包括非遗的历史渊源、传承情况、技艺特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详细信息，主要表现为相关的文字记录（包括申报材料和口述史资料）、图片资料、影音等多媒体资料，亦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和作品的收藏，这些资料应全面反映非遗的风貌，涵盖传承谱系、知识体系和技能特点，反映其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保持档案各部分内容的合法性、真确性以及功能和逻辑关联。
在归档过程中，还需要遵循分级保护原则，根据非遗名录的级别和管理要求对档案进行不同级别的保护和管理，同时定期进行档案的维护、补充和更新工作，以确保档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尽管具备特定的指向性，非遗档案仍可被视为文化档案的一种特殊范式。在建档形式上，其同样采用了多媒介手段，并在分级、分类方法上与一般文化档案并无显著差别。然而，相比之下，非遗档案更加聚焦于档案要素间的动态关联和相互生发的逻辑，强调非物质性在空间维度和历史脉络中的辩证关系。其深刻关注文化整体的展现逻辑和文化意义的衍生逻辑，这源于非遗所蕴含的深厚哲学内涵和社会属性。因此，在理解和研究非遗档案时，需要特别注重这些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属性特征。
此外需要关注的是，相对于其他类别的文化档案，非遗档案需要突出更多的交流性、开放性和公共性。非遗档案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应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可以通过展览、讲座、研讨会以及媒体传播等多种形式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和交流，让公众了解并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更好地发挥文化档案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其不仅能够增强公众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亦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融合，推动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
二
方志学视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体例和内涵
（一）非遗志的志书特征
中国自古有写志的传统，并形成了一整套编纂规范与体裁形式。地方志是记载某个地方之地理、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著述和档案，是了解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方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按记述内容可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综合性的方志按地域范围可分为州志、府志、军志、省志、厅志、县志等层级，大多以行政区域为单位，详细记载各地历史沿革、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专业性方志则是记载某一事项或某一具体事物的志书，如记述名山的称“山志”，记述水体及水利的称“水志”等，具有文化地理学内涵，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㉙。
传统的方志是史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结合体，撰写内容较为丰富，包括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人物、风俗、灾害、文艺等多个方面，尤其详细记载各地方独特的地理气候、人事、物产及风俗事项。方志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不只有存史功能，更扩充了史书的历史学、政治学意涵，成为传承文化制度、赓续传统文脉、传递文化思想的重要途径。此外，方志的政治功能亦十分显著，地方志是治理国家及地方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中也暗含明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关于历史事件的描写，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人、事、物的考量则具有浓重的人类学和政治学色彩。
近年国内专门以“非遗志”为题的实践多见于各地方志的编纂，或独立撰写一个地区的非遗志，或将非遗志作为地方志的子项内容。例如广州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志》，设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传统体育、传统美术、传统技艺8个章节，收录广州市市级以上非遗名录项目77项㉚；《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编纂依循志书体例和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现行分类法，收录浙江省国家级及部分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3项㉛。以上实践沿用了地方志编纂写作的体例，内容丰富，资料严谨，但是仍需在编纂中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文化属性的阐释。
非遗志主要关注非遗事象的分类、编纂与整理。与其他类型的志书一样，非遗志具有全息化特征，即每一项目可独立作志，而一个区域、一个门类、一个保护单位的非遗志又可根据需要形成总志，这是非遗志沿用方志体例的结构特征。同时，非遗志对自然地理、社会事项、文化事项、民俗生活的微观描述方式亦受到方志传统的影响。此外，非遗志兼顾历史与现实，注重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叙事方式亦与志书不谋而合。
在中国传统社会，方志的编纂具有存史、教化和政治功能，对特定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状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进行详细描述㉜。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对事件的描述，都力求还原其本来面貌，不添加主观色彩或虚构成分，是研究微观历史的可信史料。
传统方志尽管体例谨严，却并非一种纯粹客观理性的写作，它真实、客观且深入的记述方式常不自觉的融入作者的情感和态度，展现丰富多彩、立体生动的社会画卷，这使方志具有细腻的文学质感和人文关怀。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密切的关联，是扎根于生活世界的活态文化，也是具有时空综合性的文化类型。建档尽管可以解决相关文化信息、文化资料的保存、传播问题，但是无法表达非物质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与区域社会的生成关系，更不可能直接传达其文化内涵。
进一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建档，更需要文化表达和文化叙事，这是还原其文化根脉、呈现其生命活态的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需要完善的写作体例和文本形式呈现其自然、历史与社会内涵，传达独特的价值规范、道德观念和文化意蕴。基于这种考虑，非遗志借用并发展“志”这一传统著述范式和写作体例顺理成章。
在非遗志的编纂过程中，方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正在完善过程中的非遗志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志、地方志，而是融汇了史学、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的综合书写形式。如果简单套用方志的体例和内容，则非遗志的写作必然侧重条目列举，而无法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的文化属性，故需要重新考辨“志”这一文体的内涵。
（二）非遗志的志书内涵
“志”在汉字和文献中具有多重含义，既具有表意作用，反映人内心的志向和目标，也指记载和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的写作体裁、文类或文体。“志”作为写作体裁常用于记载某一区域、领域的详细情况或历史变迁，故一些历史文献或文化著作常以“志”命名。作为文类的“志”则指对某一特定主题的详细描述和研究，具有“标记”和“记忆”的双重含义，是塑造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
中国的方志有“史”和“地”两种渊源，兼具历史学和地理学内涵，东汉袁康撰记吴越二国史地《越绝记》一书被后世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自东汉至南宋，曾有地记、图经、地志、图志等不同名称，南宋时期，始发展成为定型方志。元代以后，中国志书稳定发展，于明清时期大盛。
西方史志学始于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Xeno-phon）、埃福罗斯（Ephorus）等古希腊学者以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叙述方式，为西方史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20世纪，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以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西方史志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斯塔夫里阿诺斯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为史志学的全球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对当代世界史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史志学研究包括古代史书、地方志、地图、档案等多种体例，内容包括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用于揭示各地的历史演变、文化传承、社会变迁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西方史志学是一门综合性强、研究范围广泛的学科，除涉及历史文献、地理特征、社会风俗、经济发展等问题外，格外注重历史进程和事件，还着重分析这些历史要素如何塑造和影响特定地区的特色与发展。
西方史志学与中国方志同样关注“史”和“地”的关系，研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历史进程，阐释历史事件如何改变地理面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地志学（regional geography）是另外一种重要的志书形式，主要按地理要素描述和研究特定地域的特征及性质，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和可信资料。地志学常按研究区域进行分类，如亚洲地志、中国地志、台湾省地志等，也可以按照地理要素分类，如地形志、气候志、土壤志等。近年来，地志学一词逐渐被“区域地理学”所替代，但其核心内容和意义仍然得以保留。
在中国，20世纪初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中国的方志引入和运用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新成果，重视运用各门类科学方法编写方志，修志的目的也从资治垂训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面向，使方志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范式向近代化转型。
在学科理论层面，方志内含大量民俗资料，是开展田野工作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方志对一个地区文化特征的深度描写呈现了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微观形态，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各种习俗、信仰、规范等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具有鲜明的人类学特征。同时，方志中对当地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产业分布、人口流动等信息的记录亦具有充沛的社会学意涵。
在文化研究层面，志书是研究文化多样性，全面了解各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的重要途径与实证材料，通过记录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展现该地区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特色，呈现区域民族社会的生产生活图景和文明进程。
从哲学角度思考，“志”这一概念具有多重学术内涵和人文品质，尤其具有鲜明的阐释学内涵，是一个被文本化的文化本体形式。“志”也是兼具时间性、空间性的写作，其既蕴含鲜明的写作意图，也暗含多样的接受途径；既蕴含文本间性，也体现了主体间性。在此意义上，正在建构中的非遗志不仅借鉴了传统史志、地方志的写作体例、文化内涵和价值优势，更有望形成融汇史学、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和人文书写的综合志书形式。
此外，作为一种文化书写形式，志书在当前的文化传承创新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除了彰显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之外，志书的编纂也成为重要的文化基础资源，在普及历史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历史文化素养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灵感、素材和知识基础。在社会应用方面，志书的普及也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
三
文化研究视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的学术范式
（一）中国非遗志的缘起、发展与实践
本文所指的文化研究可视为一系列学科式研究的总称，至少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学科研究。与史志学、方志学趋同的是：在中文语境中，这些学科研究的成果也被命名为“志”，但是具有不同的学术内涵，常见者如民族志（Ethnography）、民俗志、文化志等。
非遗志，既可以作为地方非遗工作的分类资料，也可以是对某一非遗项目的专门描写或研究，前者更符合史志的体例，后者则具有以文化研究为主的学术性质。当合二者为一，则具有更明确的文化研究意涵。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21世纪初才被正式确立的概念，但是从近现代历史看，我国有意识、有组织、大规模地开展非遗相关搜集整理工作应始自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这一时期的工作尽管属于简单的资料收集，但是奠定了中国非遗志的雏形。
此后，20世纪40年代发起的延安文艺运动进一步将中国文艺创作与研究的视域推向民间大众；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确立为指导方针，并引发了关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争论㉝。1956年，在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用以“抢救”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少数民族社会面貌㉞；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三大英雄史诗为代表的民间文艺作品被有计划有组织地收集、整理、翻译和研究㉟；1979年起，文化部会同国家民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中国曲艺家协会先后联合发起十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历时30年，按现在行政区划立卷，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编10卷，全国除台湾省暂缺外，共编纂300卷㊱。这一阶段的工作以民间文艺学为主导，针对民间文艺作品相关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已经具备相当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尚未代入多学科交叉视角，亦缺乏对非遗事象的整体关注。至21世纪，由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逐渐拓展为多学科参与的系统性研究工作。
自2001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与国际非遗保护运动达到了时间、空间上的契合，在开展普查、立档工作中先后制定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2003）、《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2005）、《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田野普查工作手册》（2013）、《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2014）等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科学标准，另有《〈中国民俗志〉（县卷本）工作手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编辑实施方案》，对调查报告的编写体例进行了说明。但制定此类工作手册时尚处于抢救性普查记录阶段，相关技术标准与编写体例尚处于探索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观照与深度阐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探讨亦不够丰富全面。
当前，我国已进入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三个十年，这一阶段的非遗保护实践与学科建设双轨推进，非遗学理研究面临从认识论到方法论、实践论的提升与转化。作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衍生文类，非遗志同样面临重要的完善和转型契机。
近年来，学界基于学科理论的非遗志研究较为普遍，相关成果主要基于田野工作，运用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资料整理和文化阐释。例如，刘丽丽、侯儒、付琴、杨毅、徐益、张婧红、桑吉东智等针对某一非遗事项传承人口述档案的搜集整理研究。上述成果既遵循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立档保护要求，又突破了以往学界将非遗志视为一种档案存储形式，忽略其文化意义的刻板印象，致力于探索一种兼具知识性、生态性、活态性的非遗志范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及其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器用”价值无可置疑，故非遗志也并非纯粹的资料档案，其社会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同样值得关注。与可见之物、可载的知识谱系和事件信息相比，文化的意蕴、情感意向和心理素质往往不能通过诸种媒介形式直接记录，而需要通过对文化的阐释获得，这是非遗志形成独特文化范式的基础。因此，真正确立非遗志文化属性的，应该是其独特的文化视角、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
相对于传统史志和方志，非遗志既关注文本的资料性、档案性与知识性，又关注人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如何通过书写来生动呈现民众的文化生活、知识传统与传习场域之间的关系成为非遗志研究不断探索的关键问题。
（二）中国非遗志对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借鉴与发展
作为学科研究的“志”，常代表某种研究范式和作品形式，相对而言更注重对某种学理的贯穿和逻辑形式的演绎，以此实现对文化普遍规则、机制的分析。与此同时，它也包括一个文化主体对于文化本身的洞察和理解，常表现为对文化之意义的阐释和再生产。总体而言，作为学科研究的“志”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学科理论范式，试图通过以资料整理、分析为基础的经验研究，用理论叙事阐释文化的宏观性和微观性，统合文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性，以此呈现完整的文化样貌和知识谱系，并投射出相应的文化观和历史观。
与方志一样，非遗志对非物质文化之描写极为考究，力图通过合理的分类、资料和叙事方法呈现宏观和微观的文化图景。但是相对而言，非遗志更注重阐述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互生关系、非物质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生态关系、人类知识史与生活史的互构㊲，而这些关系并不能通过一般的文化描述呈现，故对于文化的深度阐释至关重要。基于这种考虑，当代的非遗志既包含对非物质文化相关事象的深度描写，致力于对环境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总体理解，亦包含鲜明的社会服务面向。在这一层面，民族志、民俗志研究始终为非遗志的撰写提供可资借鉴的体例和学术范式。
民族志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重要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阐释的过程与结果。民族志研究建立在实地田野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观察、亲身参与对文化进行深度观察、描述与阐释。民族志研究本身具有跨学科性，需要运用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此外，民族志研究还秉持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观点，尊重并理解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及其特点，在研究中重视对文化的观察视角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呈现，因为受到西方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为代表的人类学家所开创的研究范式也被称作“科学民族志”。
民俗志研究同样基于田野工作，强调对文化的参与，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翔实的、动态的情景化描述和解释，尤其致力于口头文化、节日、习俗等文化的研究，试图深度把握这些民俗事象背后的一般规律、共同价值观和文化意义，是一种深入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群体社会行为、文化和关系的研究方法。
总体而言，基于同样的学术渊源和类似的问题起点，民族志与民俗志研究很难划定清晰的学术边界，二者的共同点是研究者都需要关注整个文化与生活世界，而非仅仅关注个别的文化事象，试图通过整体研究揭示人类文化普遍价值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统一性。相对而言，民族志研究的问题起点是文化的差异性，通过对文化的比较以及客观分析获得对文化的解释，而民俗志则更多深入到自身的文化内部，更关注生活本身的形式、内涵和意义，并运用本土理论逻辑和知识背景阐释文化。
可以看到，以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志研究均具有深度的哲学、科学内涵，二者秉承了相同的文化认识观和价值观，例如对文化整体性、生态性、活态性、发展性以及人本价值的关注，这些因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产生、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非遗伦理准则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民族志、民俗志研究虽然在理解和解释社会及文化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二者都是基于个别研究者面向宏观文化现象的研究，故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体现了研究者的个人立场和自身局限性，从而难以获得对宏观文化现象和微观生活事实的统一性解释。其次，民族志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特殊的、较小的群体，并且以文化的差异性为分析起点，这可能使研究结果难以融入广泛的社会背景，获得宏观的理论模型。事实上，这也是当前非遗志研究和写作中面临的根本问题。
结语：
中国非遗志的本土立场
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志”一词具有由内而外的思想张力，融合了人之情感、心智、价值观、世界观乃至对自然万象的灵感体悟，是理性思考与直观洞察的结合体，既遵循谨严的文化制度，蕴含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也不乏对于文化的透彻之思，更具有学以致用的社会思想。
可以预见的是，非遗志的编纂体例和研究范式将更多考虑非物质文化本体因素以及文化传播和知识创新因素，除一般的环境、历史、文化事象的描写外，对知识、信息、事件的有机整合和再阐释将作为非遗志的重要构成。此外，非遗志将以非物质文化为切入点，整体、系统地发掘和阐述地方历史、人文传统、自然生态等优势资源，建构新的文化传播路径将成为重点，使非遗志与民族志、民俗志研究方法互融，与地方史志视域互补，形成一套科学、规范、实用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推动非遗学科建设，助推非遗科学保护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尽管非遗志试图达到学术意义上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追求文化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文化之宏观样貌与微观视角的统一，文化之多样性与文化凝聚力的统一，但其仍应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化韵味，即“道器相成”的学术品质。
在知识论层面，“非遗志”也可以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尽管其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自洽性有待完善，但足以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式，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沟通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学术桥梁。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非遗志作为中华史志文化的创新形式，其体例和思想更适于表达中华大地特有的山川风物，赓续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思想文脉，也更适合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扎根生长。
在此意义上，非遗志将为人类的文化创造性活动写史，也可为人类的创新活动提供可资借鉴的志书体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传统伊斯兰建筑遗产文化档案建设与本土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209）、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艺术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3192）、天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社会影响力项目“中国当代非遗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024XSC-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