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揭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着深厚的史前基础和独特的文明基因，史前考古发现不断强化着中华文明探源的多元视角。考古成果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深入研究这种文化根基，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历史，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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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和引领地位。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接续努力，目前已基本建立起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完整的文化序列，从早到晚分别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文化发展连贯且地域性、时代性特征鲜明。

西辽河流域地处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同时也是中原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的交错区域，是多种文化、多个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地带之一。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既有本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特色，也在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与互动，其发展及演变过程中蕴含着很多与中华文化五大突出特性相关的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提炼与总结，不仅可以更加科学地认识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化进程，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加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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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连续，文化序列与年代清晰连贯，在整个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独树一帜。本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为小河西文化，在半地穴式房址的营建、平底筒形陶器的使用等方面开创了先河，此后的兴隆洼文化成为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聚落形态、陶器纹饰、玉器雕琢、生业经济等方面奠定了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文化面貌。赵宝沟文化延续了兴隆洼文化的文化传统并进一步发展，红山文化时期在旱作农业发展、玉器雕琢加工、信仰崇拜观念等方面均达到了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巅峰，成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源头。小河沿文化时期，此前的文化传统仍有延续，同时出现了绳纹陶器、偏洞室墓等一些新的文化因素，进一步丰富了史前社会的内涵。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特征。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兴隆洼遗址是国内第一个全部揭露出房址、灰坑、环壕等居住性遗迹的史前聚落，房址成排分布、最大房址位于聚落中心、每排房址又有大小之分，这不同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凝聚向心式聚落布局，可称为“兴隆洼聚落模式”；兴隆洼文化玉器绝大部分以透闪石制成，器形规整，工艺高超，在中国玉文化起源研究中占据源头地位。赵宝沟文化陶器以发达、精美的几何纹饰著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几何纹饰的巅峰代表。红山文化时期，玉器成为代表社会发展水平与发展程度的物质代表，出现了玉猪龙、C形玉龙、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龙凤佩等精美且特殊的器类，形成了等级规范明确的玉礼制，成为西辽河流域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核心物质象征。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特征。从发展过程和阶段来看，大致可将西辽河流域史前时期划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小河西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夹砂平底筒形罐为最主要、最典型的生活用器，小河西文化筒形罐多为素面，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压印、压划的组合纹饰，中期晚段出现之字纹，此后迅速成为本地区陶器纹饰的主流；红山文化时期，以牛河梁坛、庙、冢及出土的成组玉器为代表，西辽河流域进入史前文化和玉文化发展的巅峰，与环太湖的良渚文化成为中国史前两大用玉中心；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西辽河流域率先跨入文明门槛，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化进程研究中占据源头地位。第二阶段为小河沿文化时期，是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转型阶段。此前文化中的平底筒形罐和彩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继承与发展，但也出现了较多新的文化因素，如陶器纹饰中几乎不见之字纹，代之以细绳纹和方格纹等；彩陶数量减少，彩绘陶出现且数量不断增多，成为其后早期青铜时代发达彩绘传统的先导。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西辽河流域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多样，造就了多样化的生业经济结构和独特的文化面貌。考古学文化的本质是运动的，西辽河流域地处多个文化区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除向外扩散本地区的文化因素外，来自中原、松嫩平原、辽东，甚至今俄罗斯境内的文化因素均能在本地所见，体现出了明显的前沿地带和“文化漩涡地带”的特征，这在出土文物上有明确的体现。如兴隆洼文化时期，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的西梁类型的陶器，与松嫩平原的双塔、后套木嘎等遗址的陶器纹饰具有相似之处；红山文化时期的彩陶，其器形与纹饰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十分接近，洛阳苏羊遗址新近发现的石雕兽首，表明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流交融程度远超此前的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哈民忙哈类型遗存，同坝上地区的裕民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亲缘关系，翁牛特旗南湾子北遗址出土的麻点纹筒形罐，更新了对本地区内部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认识；小河沿文化时期，出现了本地文化传统中不见的偏洞室墓等因素，可能是受到了以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东传的影响，这一阶段科尔沁沙地南宝力皋吐、昆都岭等大规模的公共墓地的出土文物中，至少包含三种以上的文化因素，是文化包容性的典型表现。

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特征。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学文化与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始终建立在和平、和谐的关系基础之上，尤其是存在着上层社会的远距离交流与互动，这一点在红山文化时期表现最为明显。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仰韶文化的交流为代表，不同地区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古代先民突破了地域限制，逐渐形成共同的宇宙观念、与天地沟通的方式及包括葬仪在内的礼仪制度，不同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即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并强调其形成标志着“最初的中国”的出现。新的考古资料显示，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对于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逐渐形成并共享相似的文化精粹，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辽河流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源地之一，开展了连续的、大量的考古工作，是全国考古学文化谱系与年代最清晰、最连贯的地区之一，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在本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明确、清晰的体现。梳理、提炼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中的文明特性因素并加以认真阐释，建立中华文明起源及突出特性研究的“西辽河模式”，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古代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