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涛：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研究
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是指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确立的官方语言文字所使用的教材。这些教材是王朝国家对包括官民在内的所有民众进行通用语言文字和通用文化教育的“一课之本”，是王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集中体现，是王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威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教材是其主流价值观的高度结晶，也是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谱系。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遗传密码和高清图谱，体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历史脉动和以文化人的教育历程。
中国古代极为重视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从童蒙开始，就必须学雅正之言。《文心雕龙·体性》：“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赞曰：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文心雕龙·通变》：“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本文将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分为六类进行全面考察。
一、文字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选择汉语和汉字作为王朝国家的通用语文，作为各民族间共同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首先立足于培养全体民众对汉语文的听说读写能力，这些教材对于中国古代“书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汉字记录的中国古代通用书面语——文言文，具有超方言、超时空的特征，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西周中晚期的周宣王时代，就编纂了《史籀篇》（又简称为《史篇》《史书》《太史书》），它是周王朝的史官进行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识字课本。《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史籀篇》用大篆写成，为四言韵语，共十五篇，它是官方主持的一次汉字整理活动的体现，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汉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试学童六体首古文说》记载：“（《汉书》）《平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小学、《史篇》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又《王莽传》：‘莽奏征天下通《史篇》文字者皆诣公车，令记说廷中。’孟康注曰：‘《史篇》，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师古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书也。籀所作是大篆非古文。’师古是，孟康非也。《莽传》所载与《平纪》是一事，据此可见王莽方求能通大篆之人，所定六体必不反遗大篆，盖总称‘篆书’，其中即兼大篆也。萧何草律，既著讽籀书九千字得为吏，则西汉时传习甚盛，何烦特求能通者。盖习者虽多，能通《史篇》十五篇者则少耳。”
《史籀篇》写作目的就是“正文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试学童六体首古文误》又言：“所谓‘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者，谓给尚书御史之令史能为籀书耳。臣瓒曰：‘史书，今之太史书。’未详‘太史书’何义也。《元纪》赞曰：‘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应劭注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又《王尊传》：‘少善史书。’又《禹贡传》：‘武帝时盗贼起，郡国责便巧史书者以为右职，俗皆曰：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又《西域传》：‘楚主侍者冯嫽能史书。’又《外戚传》：‘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后书·安帝纪》：‘年十岁，好学史书。’又《皇后纪》：‘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顺烈梁皇后少好史书。’又《章八王清河孝王庆传》：‘安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书。’又《齐武王縯传》：‘北海静王兴之子敬王睦善史书，当时以为楷则。’《明八王传》：‘乐成靖王党善史书，喜正文字。’《魏志·管宁传》：‘颍川胡昭，字孔明，善史书，与锺繇、邯郸淳、卫顗、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晋书·隐逸传》：‘郭荷字承休，略阳人，善史书。’”梁启超深刻指出：“籀文之名独传于后者，意者周宣王时，曾命史籀正定文字，且多所省改增造，故世宗之。今世所传周代金文，其字体势与石鼓无甚出入，此同文之效也。”
《史籀篇》之后有《仓颉篇》。《仓颉篇》乃秦丞相李斯等所作，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王国维《〈苍颉篇〉残简跋》：“此四简四十一字，罗叔言参事定为《苍颉篇》残简，其跋语言之详矣。余谓此并非扬雄、班固、贾鲂书，实李、赵、胡母三篇佚文。何以证之？班孟坚谓史游《急就》皆《苍颉》中正字。今此四十一字中，游、周、章、白、黄、病、狂、疕、灾、
、狸、寸、厚、广、侠、好、长十七字，并见《急就篇》，知史游正取诸此。则此为《苍颉》五十五章之本文，而非《训纂》诸篇语，又可知也。又他简（《流沙坠简》卷二第八简）有‘苍颉作’三字，乃汉人随笔涂抹者。余以为即《苍颉篇》首句，其全句当云‘苍颉作书’，实用《世本》语，故此书名《苍颉篇》。并前四简，共得全句凡十。”《仓颉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仓颉篇》包括了秦丞相李斯的《仓颉》，中车府令赵高所作《爰历》以及太史令胡毋敬所作《博学》，是秦统一天下后为了“书同文”而撰写的文字规范化著作。这三位作者位高权重，三书的作者以他们署名，可能是他们本人所写，也可能是他们领衔撰写。以上三书实际上对《史籀篇》多有继承，代表了当时官方的色彩和权威。
《仓颉篇》既是当时的汉字常用字表，也是一份汉语核心词（基本词）表，在汉代一直发挥作用，汉代的学者和文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又编写了更多的字典辞书。许慎《说文解字·叙》：“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段玉裁注：“《仓颉》已下十四篇，谓自《仓颉》至于《训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数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数也。《艺文志》曰：汉时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此谓汉初《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此谓三家所作，惟《凡将》之字有出《仓颉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谓雄所作《训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班但言章数，许但言字数，而数适相合。不数《急就》《元尚》者，皆《仓颉》中字。既取《仓颉》可不之数也。不数《凡将》者，《凡将》字虽或出《仓颉》外，而必晐于《训纂》中，故亦不之数也。《训纂》续《仓颉》，而无复《仓颉》之字，且易《仓颉》中自复者，故五千三百四十字一无重复也。然则何以云十四篇也，合李斯、赵高、胡毋敬、司马相如、史游、李长、杨雄所作而言之，计字则无复，计篇则必备也。本只有《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元尚》《训纂》七目，又析之为十四，其详不可闻矣。汉初，盖《仓颉》《爰历》《博学》为三《仓》。班于《仓颉》一篇自注云：上七章，则《爰历》为中，《博学》为下，可知也。自杨雄作《训纂》以后，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梁庾元威云：《仓颉》五十五章，为上卷，杨雄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贾升郎更续记《彦盘音均》为下卷，人称为三《仓》。元魏江式亦云：是为三《仓》。盖自张揖作《三仓训诂》，陆玑诗疏引三《仓》说，郭朴作《三仓解诂》，魏晋时早有三《仓》之称。韦昭注《汉》云：班固十三章，疑在《仓颉》下篇三十四章之内，然则贾鲂所作有三十四章，而班之十三章在其中，许所云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数班贾所作也。杨雄《训纂》终于‘滂熹’二字，滂熹者，言滂沱大盛。贾鲂用此二字为篇目，而终于彦均二字。故庾氏云杨记滂喜，贾记彦均。《随志》则云杨作《训纂》，贾作《滂喜》，其实一也。喜与熹古通用，熹者，大盛之意，彦音盘，大也。《大学》人之彦圣，彦一作盘是也。怀瓘《书断》云：《仓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许全书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盖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内。且班、贾而外，亦且偕归渔猎之中，班前于许，贾则同时。许即不见班、贾之书，而未央廷中百余人所说杨雄所未采。《凡将》所出《仓颉》外，《艺文志》所云《别字》十三篇者具焉，是皆许之所本也。自《仓颉》至《彦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许引幼子承诏，郭注《尔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将》七言，如《蜀都赋》注引黄润纤美宜制禅，《艺文类聚》引钟磬竽笙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尚存，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元尚》今无考，若《随志》所载班固《大甲篇》《在昔篇》，盖即在十三章内。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女史篇》皆由其字已具三《仓》中，故不得列于三《仓》也。若《艺文志》又称《仓颉传》一篇，杨雄《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故》一篇，此四篇者，又皆汉人释《仓颉》五十五章之作。五十五章四言为句，如今童子所读《千字文》，此四篇者，如颜师古、王伯厚之释《急就篇》也。自《仓颉》至《彦均》，汉魏时盖皆以隶书书之，或以小篆书之，皆闾里书师所教习，谓之史书。”
文字类通用语文教材的编纂（以及下文要谈到的韵书类教材）往往要先经王朝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意后方可为之，或完稿后要奏报最高统治者（东汉的《说文解字》就是一个典型）。自唐以后，这一色彩更加明显，它充分体现了通用语言文字在普及和推广上的官方行政色彩。唐代颜师古刊定五经文字，制作《字样》，颁行天下，颜元孙撰《干禄字书》，张参撰《五经文字》，唐玄度撰《新加九经字样》，都是奉命而撰的字书，它们体现了鲜明的国家意志，彰显了官方确立的通用语言文字正音、正字、正义标准。检《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开成二年八月勅，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国子监奏定。得覆定石经字体翰林待诏唐元度状，伏准太和七年二月勅，覆定九经字体者，令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其旧字样，岁月将久，画点参差，传写相承，渐致乖误。今并依字样书参详，改邪就正讫。诸经之中，分别疑阙，旧字样未载者，古今体异，隶篆不同。如总据《说文》，即古体惊俗。若近代之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或经典相承，与字义不同者，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成。请附于《九经字样》之末，勅旨，宜依。”
在清代，康熙敕令儒臣修《康熙字典》。既然冠名“康熙”，可见这是典型的官书，其对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自不待言。“典”即法则，也即通用。《康熙字典》尊故从今、雅俗并收、主从分明、搜罗广泛、举例甚多，并提供初见例。此书参加者共计30人，历时5年完成。其“序”“凡例”明言其宗旨是“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并指出其具有“善兼美具”性质，合乎“典常而不易”要求。《康熙字典》将47035个汉字分为214个部首。它是典型的官修字典，力求取形、标音、释义正确无误。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的文字类教材，还包括训诂类教材，最典型的就是《尔雅》。《尔雅》立于学官，是十三经之一。《尔雅》编纂的目的就是以“雅言”为标准进行读经、解经，它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汉刘熙《释名·释典艺》亦言：“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今人黄侃指出：“《尔雅》之作，本为齐壹殊言，归于统绪。”又言：“一可知《尔雅》为诸夏之公言，二可知《尔雅》皆经典之常语，三可知《尔雅》为训诂之正义。”《尔雅》在王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尔雅》的重要性说明通用语言文字往往是对前代经典语言文字的继承，古典语文是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也包括对古代文献语言文字的整理与规范化，如古代文献的辨伪，辑佚，缀合，识读，断代，定性，定名，校勘（对文献的讹、脱、衍、倒、错乱进行对校、他校、本校、理校、综校），注释，目录（书名、篇卷、撰人及朝代、版本、提要、大小序），提要等。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石经》言：“初，太宗以经籍多有舛谬，诏颜师古刊定，颁之天下。年代久，传写不同。开元以来，省司将试举人，皆先纳所习之本，文字差互，辄以习本为定。义或可通，虽与官本不合，上司务于收奖，即放过。天宝初，敕改《尚书》古文悉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经典不正，取舍无准。诏儒官校定经本，送尚书省并国子司业张参共相验考。参遂撰定《五经字样》，书于太学讲堂之壁，学者或就取正焉。又颁《字样》于天下，俾为永制。由是省司停纳习本。”尤其是唐开成二年（837年）所刻《开成石经》，据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记载，此石经一立，“由京师而风天下，覃及九译，咸知宗师。”原来，初唐以科举取士，定《五经正义》为科举标准，又在明经中，以《礼》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合称《九经》。再加上《论语》《孝经》，则为十一部经典。自汉至唐，原先称作传记的《论语》《孝经》《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书，均一一升格为经。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加上《尔雅》成为“十二经”。到了宋代，将《孟子》升格，于是有了“十三经”。十三经中的序次，《尔雅》排在《论语》《孝经》之后，《孟子》之前。
如所周知，通用语言文字在古代合称为“雅言”，是“典雅”“古典”的代名词，它是历史积淀结果。《大戴礼记·小辨》：“《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雅”往往指“高雅不俗”“优美”，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雅”的内容包括人的风度气质，当然也就包括人的语言风貌。检《荀子·修身》：“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富国》亦言：“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王先谦集解：“所使行人往说之者，则用文雅礼让之士，说音悦。郝懿行曰：‘雅者，正也。’后人雅俗相俪则谓娴雅，《史记》司马相如雍容娴雅是也。《荀》书雅字，多对鄙雅而言。此云雅文，即文雅耳。”《荀子·儒效》又言：“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又检《楚辞·大招》：“容则秀雅，穉朱颜只。”王逸注：“言美女仪容闲雅，动有法则，秀异于人。”《春秋繁露·玉杯》：“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形貌既伟，雅怀有概。”《抱朴子外篇·行品》：“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伪或相似。士有颜貌修丽，风表闲雅，望之溢目，接之适意，威仪如龙虎，盘旋成规矩。然心蔽神否，才无所堪，心中所有，尽附皮肤，口不能吐片奇，笔不能属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则事废，衔命则命辱。动静无宜，出处莫可，盖难分之一也。”唐殷璠《河岳英灵集·王维》亦言：“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以上文献中的“雅”，都是《尔雅》之“雅”的最好注脚。
总之，“尔雅”就是“近正”。《尔雅》是一部有关通用语言文字标准的训诂类教材。后来，人们把用通用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也称为“尔雅之文”。《史记》卷二一《乐书》：“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雅”这一概念甚至涉及到音乐领域。《白虎通·礼乐》：“乐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甚至包括人伦之“雅”，礼仪之“雅”，都是以语言文字之“雅”为基础的，从语文到人伦、礼仪、社会制度、法制，都必须规范雅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本身就是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详见下文），体现的是王朝国家大一统背景下对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只有“统”才“通”，只有“通”才“统”，这些通用语文教材，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纲领性文献，它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
二、韵书类
这类教材主要是科举考试的音韵教材，同时又与文学有关。中国素来有重视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文学中以诗赋为代表的有韵之文，更是中华文化的璀璨明珠。后汉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学进入更加自觉的时代，加之印度佛学的输入，中土的诗赋创作进入井喷时代，而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诗赋更是音韵的艺术。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指出：“大多数诗歌可以说是韵文形式的文学。韵文本身又是这样一种言辞：不论什么题材，说话人事先都约束自己遵守某种规定的节奏模式。节奏在不同的语言中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有时是音重、音长或声调的间隔，有时是元音、辅音或元辅音两者有间隔的重复出现（这就产生押韵和准押韵），不论模式听起来多么陌生，控制节奏的因素总是存在的，否则言辞就不成其为韵文。韵文的定义显然决定于言辞的音韵属性而不决定于语法属性。”所以一流的文学家往往就是一流的音韵学家。《唐摭言》卷一〇《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七言诗。时宗人隐，亦以律韵著称。”文学家必须要有良好的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和功夫，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往往在语言文字方面有宏阔精到的建树，他们对通用语言文字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对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研究得极广、极深、极透，这可以南朝刘勰所撰写的《文心雕龙》为代表。
早在六朝时期，随着文学（尤其是诗赋）的兴盛，就产生了大量的韵书，这一时期“音韵锋出”（《颜氏家训·音辞》），最终催生出一部伟大的韵书——《切韵》。它不只分析汉语的通用语音系统，也释义，也解形，是一部形音义俱备的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是隋王朝大一统的集中体现。
在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为题目至迟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元年（685年）有《高松赋》，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有《武库诗》。到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恢复帖经、大义、诗赋，以后一直到广明年间（880-881年）没有变化。诗赋考试考律诗一首，律赋一首，是遴选过程中最重要的题目。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诏：“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考试的语音标准是《切韵》音系，这是诗赋考试的标准规范音系，跟口语不一定有关系。毛奇龄言：“至唐创科举，以律诗、律赋取士，欲创为拘限之说以难之，遂取《切韵》一书为取士之法”，又称“今韵，律韵也”。在中晚唐时期，科举严格要求遵守有关的原则，唐宪宗元和年间牛李党争，“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唐末乾宁二年（895年）《良弓献问赋》要求“取五声字（引者按：上平、下平、上、去、入）轮次，各双用为韵。”这就带来了通用语言文字史学上的新变化：首先是使《切韵》改变韵序，韵部四声相配，照顾声律。如“正纽者，五言诗‘壬衽任入’四字为一纽，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终于出现了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这样的声律便览，以及《广韵》系统的韵序；其次是出现了《切韵》的多种增字增注本。
唐代的《切韵》种类多，说明《切韵》在唐代的盛况。日本宽平年间（889-898年），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有陆法言、王仁昫、释弘演、麻杲、孙愐、孙伷、长孙讷言、祝尚丘、王存蓺、裴务齐、陈道固、沙门清澈、卢自始、蒋鲂、郭知玄、韩知十等十六家《切韵》，各五卷。根据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抄本《三僧记》第一的记载，诸家《切韵》的成书年代入《东宫切韵》十三家分别是陆法言隋仁寿元年、郭知玄、尺氏（釈氏，释氏，弘演寺释氏）、长孙讷言唐仪凤二年、韩知十、武玄之（《韵诠》）、薛峋唐神龙元年、王仁昫（引者按：其《刊谬补缺切韵》根据顾野王《玉篇》，增加了大量的注释）、祝尚丘唐天宝八载、孙愐唐开元二十一年（引者按：注释近乎类书）、孙伷唐代开元、沙门清澈唐天宝元年；不入者两家分别是王存唐贞元十七年、蒋鲂唐元和十三年。可见唐玄宗时期的《切韵》最多。
一些分韵编排、临文备查的类书，从隋朝就产生了。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潘徽《韵纂序》言：“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声别相从，即随注释，详之诂训，证以经史，备包《骚》《雅》，博牵子集。”
宋代重科举，因而产生了另一部科举韵书——《礼部韵略》。《礼部韵略》与《广韵》之别在于一个“略”字，也就是简略。自从孙愐《唐韵》以后，韵书越来越繁密，成为类书，也就是不只是正音，还要正字正形正义，于是大家追求简本。唐代的李邕（678-747年）就曾经撰写过《唐韵要略》一卷（《通志·艺文略》），该书已佚。北宋雍熙年间有丘雍《校定韵略》，亦佚。到了宋代，《礼部韵略》就是同一性质的书，“其曰略者，举子诗赋所常用，盖字书声韵之略也。”《贡举条式》载绍兴十三年（1143年），国子监契勘黄积厚札子，论礼部韵多有阙谬，建言收录连绵上下两字140余个，国子监看详后驳回：“伏缘礼部韵专谓约束举人程文，只得押韵内字，庶几便于考校，故名《礼部韵略》，若广引训释及添入不要紧字，即与《广韵》无异。”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礼部韵的释文要简洁，收字要少，目的是便于科举考试和阅卷，《礼部韵略》和《广韵》不一样，绍兴十四年（1144年）十二月，左朝奉郎知资州杨朴献呈《礼部韵括遗》，审议官王之望状曰：“契勘礼部韵，止为场屋程文而设，非如《广韵》《集韵》，普收奇字。务为该洽，故谓之《韵略》。”而杨朴所收之字“或非韵所押，如单之音善，众之音终之类，于科举之文无所轻重，恐疑（疑，《四库全书》本作凝，据《全宋文》改）学者，并乞不收。其音不必改一项，既关先儒义训，不当以私意改更。兼释文自出本音，或诸家已有别说，近时学者自不改读，徒立异同，何裨损益。”可见，《礼部韵略》不收奇字奇音，既然收字多据经典，就要依据先儒义训定其音，这充分体现了该官韵在通用语言文字形音义上的高标准：雅正而常用。
《礼部韵略》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法，不容许有轻易修改，更不许有任何违反。《贡举条式》载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八月八日，成都府通判王敦诗札子，云：“检得举人程文赋内有押歧字韵者，检照《礼部韵略》五支六脂七之韵内止收岐字，系从山从支，注云山名。即无从止歧字。缘从来相承以从山岐字，为文王治岐之岐。”而最终不敢录取程文斌。《礼部韵略》实际上是宋帝国通用文字方面的规范化、标准化工具书，它代表帝国官方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权威与张力。《礼部韵略》一个韵字多音是否可以通用，是否增加一条注释要经过礼部详定和皇上恩准，只有礼部注释了“亦作”“通作”的韵字方可用之。
由于礼部就代表帝国官方，《礼部韵略》是典型的官韵，体现的是宋帝国在通用语言文字方面的最高标准（当然包括帝国通用书面语、官文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体裁标准）。宋代与其他王朝一样，通过科举来进行行政、教育、文学、学术、文化领域的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运动，从而维护帝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礼部韵略》始修于真宗景德年间，主修者有陈彭年、丘雍、戚纶、晁迥、崔遵度等。景德二年（1005年）就开始试用，而且成为科举考生可以随身携带入考场的唯一官韵工具书，足见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景德四年（1007年）正式颁行。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景德新定韵略》条：“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送胄监镂版。”可见景德初年编撰的《韵略》不断在“新定”。宋张氵昊《云谷杂记》卷二：“本朝真宗时，陈彭年与晁迥、戚纶，条贡举事，取《字林》《韵集略》《字统》及《三苍》《尔雅》为《礼部韵》，凡科场仪范，悉著为格。”此年《切韵》（后来改为《广韵》）校订也已完成，但《礼部韵略》不是从中简单摘录韵字及其反切注释等，而是与《广韵》并行的两部韵书：后者是历史文献底本，重在保存传统；前者是指导科举考试的韵书，重在社会规范和实用。张民权先生深刻指出：“之所以要编写《韵略》，是因为汉字使用及其音义必须规范化，如此才能在试卷中正确理解和使用。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要求，国家统一必须要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文化，如此才能有一个国家的文化向心力。自汉唐以来，中国内部多民族混居，虽或统一或分裂，但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为主体的大局面从来没有改变。宋朝建立，五代十国最后大统一，国家迫切需要一个语言文字上的规范统一。这种统一的形式，只能借助科举制度与科举韵书而完成。一个国家要强盛不衰，不能仅凭武力，而重要的是文化上的统一和向心力。所以，《礼部韵略》的编撰尤为重要。它在内容上要求收字简略，皆诗赋常见而要用文字，注释简略，方便考场使用，所以全书韵字仅九千五百字。而《广韵》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今统计为25335字），注释繁富，篇幅巨大，不适应于考场备查，尽管真宗敕牒云：‘朕聿遵先志，导扬素风，设教崇文，悬科举士。考核程准，兹实用焉。’这可能是当时编撰《广韵》的愿望。如此，《礼部韵略》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礼部韵略》既然是科举手册，准确说来是科举通用语言文字手册，追求简便，所以收字范围及数量受严格控制，释义范围及字数也受严格控制，主要集中体现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比如，对于佛教语词收入甚少，像“伽”“迦”等字，见于《广韵》，而《礼部韵略》不载。“僧”字南城本《礼部韵略》无，仅仅见于真福寺本《礼部韵略》，但无释。南宋本《礼部韵略》注释为“浮屠道人”。《礼部韵略》反而对于中土典籍中的偏僻字有所收录，比如南城本《礼部韵略·谆韵》收释“礥”：“下珍切，难也。《太元（玄）经》有礥首。”
《礼部韵略》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和评分标准，是彰显王朝国家强盛而有所作为的文化政策大法，所以必须考虑社会应用层面而照顾实际语音变化。其反切注音尽量照顾汉语语音的实际变化，比如将类隔且改为音和切，《广韵》支韵为小韵薳支切，《礼部韵略》改为“于嬀切”，从而纠正了《广韵》的开合混切，《广韵》皮小韵符羁切，《礼部韵略》改为蒲糜切，这是改正类隔切。在小韵排列顺序上，考虑到声类的连贯性，按唇舌齿喉顺序排列（同时照顾语音的洪细开合），以便于科场查检。又比如《广韵》尤韵谋小韵莫浮切“谋牟矛”等字，介音脱落，语音由三等韵变为一等韵，于是《礼部韵略》转移至侯韵，而注音莫侯切。《韵略》还合并了一些小韵和“邻韵取切”，如《广韵》艳韵验小韵鱼窆切，合并于酽韵酽小韵鱼欠切。
《礼部韵略》既然服务于科举，当然就是服务于时代，一些不利于科举的繁琐规定要革新。由于通用语言文字也在不断地变化，为了跟上时代的语文变化，《礼部韵略》也要不断地修订，这体现在音义两个方面。修订往往意味着增加内容（特别是释义），于是，《礼部韵略》也越来越厚了，不再“略”了。仁宗景祐年间，礼部对旧《韵略》进行修订，景祐元年（1034年）四月丁巳，“诏直史馆宋祁、郑戬、国子直讲王洙刊修《广韵》《韵略》。命知制诰丁度、李淑，详定祁等言多疑混字，举人误用故也”。“具为解注”，其初衷当然是为了使举人更准确地掌握词义，将形音义贯通，但必然带来韵书的类书化。载于北宋刊本《礼部韵略》卷末的丁度上《礼部韵略》札子云：“作奉敕详定刊修《广韵》《韵略》，所有《韵略》，今将旧本看详，其间文字多无解训，并疑混声。及重叠出字，不显义理，致误举人使用。今取合入诗赋使用声韵，要切文字，重修《韵略》。除义理灼然可晓，更不解释外，于逐字下各着训说，或引经史为证。又有独用韵苦窄者，难为著撰声律文字，凡一十三处。并取唐诸家韵本详据，许令附近通用。其疑混声及重叠出字，各许依本字下注解使用。上件《礼部韵略》，并删定附韵条制，谨先写录进呈。如可施行，欲望却降付刊修所。镂版讫，送国子监印造颁行，取进止。”这或许也是为编写《集韵》张本。《集韵》既继承《切韵》《广韵》的分韵框架，又根据语音的实际变化与科举和创作需要而增添更多的同用。《集韵》既尊重历史文献增添了许多的古典用例，又增添了不少俗字，实际上还是通用语言文字最高标准“折中”的体现。从韵书走向类书，也充分体现了形音义的三结合观念。此后，宋朝又以《集韵》为基础，修纂了《类篇》，从而希望代替《玉篇》《切韵》体系。
实际上，从《切韵》《广韵》到《礼部韵略》，纠结在文人学者心目里的始终是独用同用，它的背后是语音在变化、创作在求便、语音在变化，导致新的独用同用版图变化，而科举考试为了不因苛刻的语音规定而落榜，诗人创作为了不因严格的韵律规定而错过佳词，必然追求更多的同用。所以，对《切韵》《广韵》和《礼部韵略》的修订永远在路上。王应麟言：“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诏颁行《新定韵略》，送胄监镂板。先以举人用韵多异，诏殿中丞丘雍复位《切韵》。陈彭年言省试未有条格，命晁迥、崔遵度等评定，刻于《韵略》之末……（祥符）四年，六月，详定诸州发解条例，附于《韵略》。景祐四年六月丙申，以丁度所修《韵略》五卷攽文行。初，说书（引者按：说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作“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韵略》多无训释，疑混声，重叠字，举人误用，诏度等刊定窄韵十三，许附近通用。混声重字具为解注。”“元祐五年，太学博士孙谔等言，韵有一字一义而两音者，有合用而私相传为当避者，有合押而礼部韵或不收者，七月九日附入。”孙谔等添入韵字的札子，见于日本真福寺本卷末，共计添入47字，礼部看详后逐韵录入。由于《礼部韵略》主要是从典籍中收字，后人又从典籍中再收字添入，依韵增附。宋室南渡，恢复科举，《韵略》又有若干次韵字补添，比如绍兴十一年（1141年）进士黄启宗补辑245字，淳熙二年（1175年）张贵谟上《声韵补遗》，补韵字134字，国子监看详后申：“《韵略》校对开雕，难以遽添，今欲依黄启宗所类字于礼部韵后别项刊具，使士人通知，旨依。”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韵末附有黄、张所补韵字。南渡以后，国子监刻印了很多《礼部韵略》，并且可能采用了孙谔等人的建议，可见官方不断对该书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玉海》卷四五：“《淳熙礼部韵略》五卷。元年，国子监言，前后有增改删削，及多差舛，诏校正刊行。”其主要韵字及其注释与北宋刊本同，但官修《礼部韵略》多有散佚，所见皆是私家增修补注本，这就是宋人的考试功令。丁度、贾昌朝等修订的206韵通用独用新规定，也是方便考试作文和阅卷。
《礼部韵略》的最大功能还是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为了做到方便，该书将小韵按照声母音序排列，《广韵》中一些声韵讹误不当，也得到规正。韵字的形音义也很规范，同用独用分外分明。总之，《礼部韵略》代表宋王朝通用语文的最高标准，通过科举得以全面推行。
《礼部韵略》作为官韵，实际上不限于韵，它在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方面定下了诸多规范，随着北宋南城本和真福寺本《礼部韵略》五卷的重现天日，其中的评分标准《附韵条制》《程试格式》也可以看到真实面目。其文在考生试卷通用语文的使用规范上也规定得颇为具体。先看南城本《礼部韵略》之《附韵条制》：“臣等今详定附韵条制。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诗限六十字（五言六韵），论限五百字以上。赋官韵有疑混声，疑者许上请。诗赋题目经史有两说者许上请。诸韵中字有字体及声韵同者，各许依本字下注意使用。三点当一抹，三抹及九点准格落。涂注乙字并须卷后计数，不得揩洗。每场一卷内涂注乙三字以上为一点，九字以上为一抹。”再看真福寺本《礼部韵略》之《程试格式》：“[不考]文理纰缪；不识题（策不答所问而别指事同）；漏写官题；用庙讳御名。诗赋脱官韵；落韵；失平侧；重叠用韵；小赋内不见题；赋少九字；诗韵数少剩；诗全用古人一联；诗两韵以前不见题；论少三十六字。[抹]文理丛杂；文意重叠；误用事；脱三字（谓诗赋不该用韵及平侧处）；文义不与题相类；误写官题（须是文理无失但笔误者）；诗赋重叠用事；诗赋属对偏枯；诗赋不对（诗赋初用韵及用邻韵引而不对者非，及诗赋末两句亦不须对）；小赋四句以前不见题；赋押官韵无出处；赋少三字；赋全用古人一联语（别以一句对者非）；赋第一句与第二句末同平声不协韵；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字（今谓赋限如第一句用侧声协韵，即第三句用平声亦许）；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用长句引而协韵者非）；诗全用古人一句；诗重叠用字，诗用隔句对，论少十二字。[点]错用字；脱一字；赋少一字；论少四字。”
如前所述，宋代还产生了另一部韵书《集韵》，它的产生依然是科举的因素，此再论及之。两宋科举，诗赋在进士试中时断时续，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到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科省殿试废除诗赋，用经义取士。但是，也就在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尚书省已经上言指出王安石废除进士科诗赋考试导致“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侍御史刘挚强调“贡举进士添诗赋”，于是成立了经义兼诗赋进士。可见，诗赋永远是这个民族割舍不去的爱，讲求语言的声律美，同样是宋帝国挥之不去的情结。尤其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派掌权时期，对诗赋科举的回归更甚，元祐二年（1087年）十一月终于下诏，指令礼部“立诗赋格式以闻，既而礼部修立考校条令，《礼部韵》中备载，见遵用。”元祐四年（1089年）到绍圣元年（1094年）把进士分为经义兼诗赋、经义二科。南宋时期，建炎二年（1128年）恢复诗赋进士、经义进士的区别，以后基本上没有取消诗赋进士。江南素来崇尚诗赋，在这种背景下，《广韵》所收俗字俗语、古语古字不全，科举阅卷人员对许多字词查无可查，所以需要一部比《广韵》更加“类书化”的韵书。景祐元年（1034年），宋祁、郑戬上奏请求刊修韵书，“奉差考校御试进士，窃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去留难定，有司论难，互执异同，上烦圣聪，亲赐裁定。盖见行《广韵》《韵略》所载疏漏，子注乖疏，宜弃乃留，当收复阙，一字两出，数文同见，不详本意，迷惑后生。”在宋代，尤其是庆历新政前，各方面都发生了猛烈的增长，冗员、冗官、冗兵自不待言，就连科举规模也大得吓人，熙宁年间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人达到四十二万人，这些人使用的经史字书的版本无法统一，答卷各式各样的字体和音读需要辨别雅俗正伪。庆历四年（1044年），贡举条制有“赋官韵有疑混声，疑者许上清。诗赋论题目，经史有两说者，许上请。诗韵中字体及声韵同者，各许依本字下注意便用”。不仅如此，“诗赋脱官韵，诗赋落韵”就犯“不考式”，“借用字”就犯“点式”。考官未能发现犯式也要受处分。而《广韵》基本沿袭唐代韵书，无论异体字数量或音读，都显示不够，所以迫切需要礼部给诸州提供一部穷尽式正字正音手册，《集韵》就这样产生了。所以，《集韵》正音正字正义的规范化色彩是很浓的。《宋会要辑稿》选举五“贡举杂录”记载：“（孝宗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知贡举范成大等言：‘照对举人程文赋内押惚怳字，或书作怳，或书作恍。除怳字《礼部韵》已收入外，其‘恍’字按《老子》云‘无物之象，是谓惚恍。系从心从光，《礼部韵》却不曾收载，近年虽曾增广，亦失附入。按《集韵》怳恍并虎晃切，皆以昏为义。即恍怳二字并通。恐碍后来举人引用，乞下国子监详定收入，从之。”《宋会要辑稿》选举四“贡举杂录”记载：“（乾道五年正月）三十日，礼部贡院言：‘契勘隋字符系隋国名，隋文帝初封随公，后去其辵，以为代号。其隋随两字，如系国名，即音义并同。’景祐元年所修《集韵》已曾收入，具注分明。《礼部韵略》合于‘随’字下注‘亦作隋’。旧失收载，缘未有许行压用之文，今所试举人多以隋字押韵，未敢去取。欲望详酌，许令压用，从之。”
三、百科类
这类教材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是中国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图谱，是一部百科全书。在汉代，这类教材就蔚为大观。汉初合秦《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仓颉篇》，共55章3300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仿照《仓颉》，多所载述，务合时要，共34章2040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取《仓颉》中的小篆正体字。元始中，扬雄总汇当时小学家之说，续《仓颉》，作《训纂篇》，共89章5340字。东汉初，班固增加为102章6120字，包罗当时的通用汉字和通用词汇。这种教材用规范的小篆书写，编成韵文，便于记诵，且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具有百科知识普及、语言文字读写、道德水平提升三大功能。从《急就篇》延续下来的这类教材，将近义词放在一起，不仅具有百科知识的分科概念，而且已经具有语义场的理念。这就是“分别部居”，请比较OR.8212/480LA.IIX.04《急就篇》断片：“急竒
与众异，罗列分别部居[诚]快。”OR.8212/482背LC.i.017《急就篇》断片：“急竒□□□异，罗列诸□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诚]。”考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言：“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段玉裁注：“居当作凥。凡居处字，古用凥。后世乃用居为之。许从俗也，厕犹置也。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谓分别为五百四十部也。周之字书，汉时存者《史籀》十五篇，其体式大约同后代三《仓》，许所引史篇三，姚下、匋下、奭下，略如后代《仓颉传》《仓颉故》。秦之《仓颉》《爰历》《博学》，合为《仓颉》篇者，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训纂》《滂熹》同之，《凡将》篇每句七字，《急就》同之。其体例皆
取需用之字，以文理编成有韵之句，与后世《千字文》无异，所谓杂厕也。识字者，略识其字，而其形或譌，其音义皆有所未谛。虽有杨雄之《仓颉》《训纂》，杜林之《仓颉训纂》《仓颉故》，而散而释之，随字敷演，不得字形之本始、字音、字义之所以然。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着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圣人造字实自像形始。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刱，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颜黄门曰：‘其书
桰有条例，剖析穷根原，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此最为知许者矣。盖举一形以统众形，所谓桰有条例也。’就形递至放失，而《说文》遂嫥行于世，如左公、毛公之《诗传》《春秋传》皆后出，而率循独永久勿替也。按史游《急就篇》亦曰‘分别部居不杂厕’。而其所谓分别者，如姓名为一部，衣服为一部，饮食为一部，器用为一部，《急就》之例如是，胜于李斯、胡毋敬、赵高、司马相如、杨雄所作诸篇散无友纪者。故自述急就奇觚与众异也。然不无待于训诂，训诂之法又莫若据形类聚，故同一分别部居而功用殊矣。”
其后的《千字文》也不例外。《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用被指定的无一重复的一千个单字，条理贯通、叙事有序地吟咏了关于天文、博物、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包罗万象的知识，结构严谨、文采斐然、对仗工整、协韵流畅，既可以识字、学书、习文，又可以增广见闻，兼能启蒙儒家伦理思想，成为我国历史上综合性童蒙读物的开山之作。后来的文献汇集，无论是内典还是外典，往往以《千字文》为序号，这实际上为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形成良性互动。比如刊本大藏经，以《千字文》序号的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开宝藏系以及同系列的高丽藏、金藏；第二类是契丹藏；第三类是江南藏。《千字文》还传播到朝鲜。成书于19世纪初的朝鲜古典名著《春香传》就引用了《千字文》。
这类教材进一步延伸，产生了又一批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经典之作，“样”“仪”“镜”就是“规范化之后的范本”。比如“字样”和“文样”“书仪”“书仪镜”等。唐代人讲求“样”，“样”就是式样（模板）、标准，作为语言文字的“样”，其实就是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唐玄度《九经字样·序》：“避以反言，但纽四声，定其音旨。”这里的“定”就是确定标准。“样”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文样”，这是官私文书写作时的模板，实际上也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斯2832《文样·斋仪书仪摘抄》：“常为圣代之肱
（股），永作明时之爪拒（距）。”又有“立样”，即描绘式样、确定定簿。又有“点藉样”，即“点籍样”，是对户籍进行简点核对之后所作出的定簿。又有“仪”“镜”，亦即楷模、样板、定本。斯5640《文样·贤兄》：“伏惟贤兄问望昭著，清白遐称，为家国之规章，作人伦之冰镜。”一些“书仪镜”实际上就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包含了对字词句的理解和用法规范。请比较斯361《书仪镜·凶下》：“凡无父称孤子，父在母亡称哀子，父母俱亡亦称孤子。”又：“凡吊答父母书云孤子，母云哀子。首尾并云顿首，结尾云扶力白答、荒塞不次、名顿首顿首。”斯6537背14分号《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作者是元和年间曾担任礼部尚书的郑余庆，其“寮属起居启第六”论及封题时言及“样，如凡封启题，位高下并准此样。”又言“凡典吏修启状，切不得着前人官位，阁下、记室谨空字样依前样。”辽代有《龙龛手镜》，其得名亦源于此。
这些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往往是近义词排列，而且是韵文，因此已经有“正义”和“正音”的色彩了。它是雅正的代表，前揭《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就具备这一特点。在敦煌地区有各类《百家姓》，既是儒学童蒙教材，更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这些《百家姓》往往是杂抄，又是习字杂写，可能并无定本，不同的写本都有不同的来源或即兴编写方式，是中原经史子集或佛教典籍写本的第二次利用，所以多抄写在背面，时代多在归义军时期等。比如伯4525（十六）背，正面为《大智度论释实际品第八十》，卷背即百家姓之习字杂写，另外有“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字体同，可能是抄写时间，时当公元983年。主要有俄敦6066（底一）、伯4585（底二）、伯4630（底三）《百家姓》、伯2995（底一）、伯2331背（底二）、斯4504背（底三）、北京8041（李七三）背（底四）、伯3070背（底五）、伯3197背（底六）《敦煌百家姓》。又请比较斯4504V《百家姓》：“安康石吉罗，白米史曹何。”其中的“吉”（伯3145V《训蒙书抄》、伯3692V同），伯2331V作“必”（伯3070V亦然、羽29V同）。“史”作“吏”，伯2995“吉”作“平”，“史”作“使”，伯3197V“吉”作“告”，BD5673V“安”作“黄”，“吉”作“必”，“何”作“河”。时贤任占鹏认为以“吉”为是。业师张涌泉先生早已论及：“伯3372号背《壬申年（九七三）十二月廿二日常年建福转帖》有‘吉山定’，斯2894背《壬申年（九七三）十二月卅日常年建福转帖》有‘吉崐岗’。”
毫无疑问，《百家姓》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张涌泉将《敦煌百家姓》归入小学类字书，这是完全正确的。伯2995《敦煌百家姓》尾题：“沙弥天生道理多，人名不得那（奈）人何？从头到尾没闲姓，忽若学字不得者，杆（打）你沙弥头恼（脑）破。”如果把敦煌百家姓限定为内容中有“张王李赵、阴薛唐邓”等这样有规律可循者，共得15件。它们是斯865V、斯4504V、斯5104、伯2331V、伯2995、伯3070V、伯3145V、伯3197V、伯3369V、伯3558V、伯3962V、伯4525（16）V、BD3955V、BD5673V、羽29V。这些百家姓写本往往是在纸张的背面，有的应该属于习字（还有杂写，比如BD5673V，该卷的抄写者先在写本的顶端横向抄写了《敦煌百家姓》，然后意图在每字下面进行习字，在形式上与敦煌文献常见的《千字文》习字写本所呈现的习字方法基本一致，笔记稚嫩，是典型的学生习字。又比如伯2618背《杂写》：“姑姑、姨姨、妗妗、舅舅、妹妹、婶婶。”），从而达到识字、掌握字的笔画和结构以及书写美观的目的。有的写卷书法水平还不错，可能是临习之作，当时可能存在《敦煌百家姓》帖本以供临习。另外，从非《敦煌百家姓》的姓氏习字写本伯3738p3和BD16181V中，还有教师指导学生习字的痕迹，教师的笔迹书法较好，学生的较差一些，可见姓氏学习被纳入习字教学当中。更为重要的是，伯3738p3v中有“吴曰试”和“试文”的字样，“试”即考试，说明当时可能存在姓氏考试。《敦煌百家姓》各本姓氏序次差异很大，句读不明，可能是传抄竄乱。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这一基础是由19个姓氏组成的韵语。这19个姓氏为：张、王、李、赵、阴、薛、唐、邓、令狐、安、康、石、吉（有的写本写成必平）、罗、白、米、史、曹、何。如果把所有写本中不重复的姓氏加起来的话，共约150个。伯3145和斯2894V就是这样的童蒙识字课本。
以上带有百科全书色彩的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具有无可争议的引领作用，伯3145和斯2894V社司转帖中的人名就是按照《敦煌百家姓》中的姓氏顺序排列的。这样的姓氏还见于伯3894p1、伯3894p2、伯4017、伯3211p7+伯3211p8+伯3211p9。伯3211p7存1行，首题“人名目一本”，内容是“张富郎、王保子”；伯3211p8存1行，内容是“李贤集、赵再通”；伯3211p9存3行，首行存“子，邓富廷、令狐王子”，第二行存“子、康保子”，第三行存“□□白磨子”，也是按照《敦煌百家姓》的顺序排列的。除了《百家姓》外，还有《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等童蒙识字课本，往往与《百家姓》等搭配使用。
在吐鲁番、和田文献中还有《千字文》《尚想黄绮帖》《兰亭序》《兰亭诗》《上大夫》等，都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初级童蒙识字课本。斯1313《大乘百法明门论义序释》第七载：“言演半满于言派者，且如世小儿上学，初学《上大夫》等为半字，后聚多字成一字者，令尽识会为满字。”伯3145V《敦煌百家姓》前接《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黄金千万斤》及官员名、人名、敦煌乡名。伯3369V中抄《上大夫》《牛羊千口》及人名。BD3955V中前接《上大夫》。另外，非《敦煌百家姓》写本斯4106V抄写者也把姓氏与《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及数字、人名同抄。南宋陈郁《藏一话腴》载：“孩提之童才入学，使之徐就规矩，亦必有方，发于书学是也。故‘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殊有妙理。”
当时的各类应用型文体往往按照以上百科类教材来进行写作。不只是在字词使用上，即使是在行文程序上也遵循这类教材。中国古代的应用型文体非常多，正如《文心雕龙·书记》言：“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命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以上各类应用型文体几乎都有教材（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契约文样、社司转帖文样、书信文样），它们当然也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又比如中国古代的律令学教材，至少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蒙学字书（如《仓颉篇》《急就篇》，其中有大量的律令内容）；第二类是律令教材（睡虎地秦墓竹简及张家山汉律令简，甚至还包括律令章句）；第三类是治狱文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以及《奏谳书》）；第四类是为吏之道（睡虎地秦墓竹简、王家台秦简及岳麓秦简）。它们既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也是律令文化教材。
四、诗文类
这类教材往往是韵文，朗朗上口，既是美文便于欣赏，又是范文便于学习；既有纯粹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也有各类应用型文体的模板。上言《仓颉篇》《急就篇》实际上就可归入诗文类教材。1977年，考古学者在玉门花海出土汉简中发现了几枚写有姓名的简，其中较长的两枚内容是“曰书人名姓，赵茝韩鸣，范鼠张猪，翟如窦钱，伟戈冯聚，阱涓”（敦1462），“营
邵选，郇
鄐郢，傅赣董仆，李贝谅产”（敦1451）。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简中有一枚四棱觚，载有“焦党陶圣，陈谷魏婴，程颀樛平，梁贤尹宽……”这两组简都是《仓颉篇》残简。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汉简还有“中行复同”“上官荐稈”“东门依”等，可能是《仓颉篇》中的复姓部分，其内容都是四字句韵语，而《急就篇》的姓名章就是从《仓颉篇》来的，其对晚唐五代的《敦煌百家姓》以及宋初《百家姓》影响很大。《急就篇》往往是以名姓开头，或者是名姓专章。唐颜师古《急就篇注》：“篇首广陈诸姓及名字者，以示学徒，令其识习，拟施用也。”
这类诗文类教材的内容便于记诵。汉代的《仓颉篇》总体是“四字为句，有韵可寻”，《急就篇》及后来的模仿之作也具有韵文风格，中古时期的《千字文》《开蒙要训》也是如此。《千字文》原本是梁武帝时代的作品，乃次韵王羲之书千字而成，作者是周兴嗣，周兴嗣与梁皇室的关系甚深。《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亦载：“《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千字文》本身就是梁武帝的命题作文，从一开始就是帝王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唐李绰《尚书故实》：“《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
《千字文》又称为《千文》，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童蒙识字课本有习字功能，自然也就有书法教育功能。尤其是在写本时代，往往具有书法示范功能。《千字文》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有关。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兰坡赵都丞与懃所藏》记载“陆柬之行书《千文》《保安帖》，书《兰亭诗》”“裴行俭《千文》”“唐高贤上人《千文》”“唐人真草《千文》”“贺知章《诗帖》《千文》”“唐韦瓘真草《千文》”“唐于僧翰书《千文》”；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乔达之篑成号仲山所藏》又载“智永真草《千文》，徽宗题，有‘政和’‘宣和’印”；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张可与斯立号绣江所藏》又载“杨凝式《千文》”；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郭佑之天锡号北山所藏》载“唐模《千文》”；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霍清夫清臣所藏》载“孙过庭草书《千文》，用五色纸书，其缝内各有‘珍’字印，或谓唐文宗印，或谓宋太宗印，又有唐弘文馆印”；宋周密《云烟过眼录续集·山居太史杨瑀所藏》载“智永石刻《千文》”。均其证。
《千字文》自隋代以来大为流行，此后继其踵武者，有唐《梵语千字文》，宋《叙古千字文》《续千文》《重续千文》，元《稽古浅千文》，明《广易千文》《正字千文》，清《训蒙千字文》《续千字文》等。《千字文》对后代诗文类教材如《蒙求》《三字经》《龙文鞭影》《弟子规》等一系列的编写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唐代贞观至天宝或更后期，因唐朝文化的南朝化而受到重视的《千字文》在唐西州推广开来，它实际上就是唐王朝的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千字文》成为西州学生普遍习诵和习字的范本。而唐西州学童习书的《千字文》范本，就是这种署名王羲之书的周兴嗣次韵本。由于《千字文》在唐西州的流行，从而带来西州书体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官文书还是民间文书均如此，这是北朝后期南朝文化不断北渐的具体体现。
在吐鲁番出土的《千字文》主要写于唐初，而且主要是习书，字体稚嫩，书写凌乱，个头很大，可见是童蒙习字。如60TAM322：7/6-2（a），7/6-1（a）《唐千字文习书》（3-108）、60TAM322：7/6-2（b），7/6-1（b）《唐千字文习书》（3-108），共计10行，第5行与第6行有阙文，前后阙，上下亦残损，所书为“日月盈仄”至“浮渭据泾”等句，中多残阙，文句不重复。同出有《唐龙朔三年（663年）赵海玖墓志》，本件书写年代应不晚于此年。又有73TAM222：55（a）《唐写千字文残卷》（3-383），本墓出土文书有纪年者，最早为唐咸亨二年（671年），最晚为武周正圣元年（695年），本件年代应与此相当。又有67TAM363：8/2（a）之二《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附〈千字文〉》（3-583），最后一件文书明言系“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所书，可证从初唐、盛唐甚至更后期，《千字文》一直是西州民众普遍习诵和习字的教材，在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际上，唐灭高昌国建立唐西州后，在通用语言文字方面推行标准的汉语文，不仅使用《千字文》作为通用语言文字教材，还有唐马仁寿撰的《开蒙要训》也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如LM20-1523-21-210唐写本《开蒙要训》。又请比较伯2578《开蒙要训》：“劫贼剥脱，怕怖惧忙。偷盗私窃，越蓦非常。追踪逐迹，忖
思量。谋计智略，掩捉搜赃。诈伪诳或，詃诱夸张。摴蒲摊赌，酬赛输觞。围
握槊，戏拤披倡，窂囚狱禁，系缚殃。捡验察访，勿忘（妄）诬[谤]。拷捽鞭棒，枷鏁杻械。判无阿党，岂诳贤良。笔现（砚）纸墨，记录文章。童[蒙]习学，易皆难忘。天成四年九[月]十八日燉煌郡学仕郎张□□书。”
另外，唐五代或宋还有《兔园册》这类识字课本，也是偶俪美文。《新五代史》卷五五《刘岳传》：“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王国维指出：“《困学纪闻》：‘《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谓此也。’则此书盛行于五代，或至宋季尚存，故深宁尚能言之欤。然宋时藏书家罕有是书，惟晁氏《郡斋读书志》有《兔园册》十卷，云：‘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故有遗下《兔园册》之诮。”
五、典籍类
这一类教材实际上是通用语言文字范文。由于中国通用语言文字的来源和载体是古代经典，这些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最系统、最准确的记录，其语言文字系统在形、音、义上往往经过王朝国家官方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成为通用语言文字的标本，这就是“正经”。“正经”与“正义”“正音”“正字”“正形”从来就是相统一的。在汉魏唐时期有镂石刻经，这是经典类通用语言文字教材的一个范例。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石经》记其详：“后汉明帝时，公卿言《五经》驳异，请开吕不韦冢，是未焚《诗》《书》前本。论者以为古（引者按：原注“缺”字）神武作相，自洛阳运之于邺，至河阳，岸崩，没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其半。隋开皇六年，又自邺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葺。隋乱，造立之司，用为柱础。贞观初，魏征为秘书监，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存秘府，而《石经》自此亡矣。天宝中，予在太学，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胡寇海内，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呜呼！石经之事，亦俟河之清也。”由此可见，“正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经”主要就是正字，这其实就是对经典所使用的通用语言和通用文字不断进行整理、规范和标准化，它以官本为主，但又博采众家，惟务折中。尤其是唐开成二年（837年）所刻《开成石经》，据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记载，此石经一立，“由京师而风天下，覃及九译，咸知宗师。”自开成石经后，《书·牧誓》“弗御克奔”定作“弗迓克奔”（今本《释文》出“迓”字为音又不载徐音，盖卫包改隶古为今字，宋陈鄂又删改《释文》以合之也）。
“开成石经”一类的石刻儒家经典成为最权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范本，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和李愚联名上奏，请求皇帝命令田敏等人对九经进行校对并雕版印刷，参照的就是开成石经（西京石经），《五代会要》卷八《经籍》：“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秩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
隋唐大一统后，首先对帝国官方经学进行认定、整理和规范，达到标准化（这与通用语言文字的确立颇有相似之处），同时又通过科举在全国大江南北推行开来，从而具有更加广泛的受众基础。那么，隋唐帝国官方经学的标准范本是什么呢？在隋代，《周易》取王弼注，郑玄注浸微，《尚书》孔郑并行，但郑氏甚微，《左传》杜氏盛行，服虔浸微。到唐代，《五经正义》出台了，这是官方经学的定本，也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定本，体现了唐初官方经学和语言文字学的最高成就和最高标准。《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书定本出自颜师古，此项工程受唐太宗的委托而完成，贞观七年，正式“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五经正义》作为五经（《易》《书》《诗》《礼记》《春秋左传》）正文及注疏的定本，是唐代在儒家经典及其注疏方面的大一统，是通用语言文字及通用文化的又一次“书同文”“行同伦”，它与隋朝产生的《切韵》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本朝的《经典释文》《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匡谬正俗》《干禄字书》的宗旨相同。《五经正义》之“正”非常关键，它就是“正名”之“正”，体现了帝国官方对儒家经典及其注疏的规范化、标准化，由于儒家经典及注疏是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尤其是通用书面语）最重要的范本和模板，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次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运动。太宗所定经书及注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诗》主毛郑，《礼记》主郑注，《左传》主杜解，这其实也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风尚的继承，与《切韵》《经典释文》继承南朝学术传统是吻合的。皮锡瑞指出：“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驳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可见，唐宋通过科举，完成了儒家元典及注疏文本的大一统，完成了通用语言文字（尤其是通用书面语）的大一统，从而为隋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经正义》以一家传注为主，所以只有引申和曲傅，而无驳诘与疑难，其书初名“义赞”“兼义”，本为删定江南诸家义疏而成，后来改为“正义”，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以所用之注为正。《〈易正义〉序》：“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由此可见，唐代的《五经正义》从经文和注文要回到汉代。唐代对五经及其注追求的是一个“详雅”，也就是“详尽雅正”，这是典型的通用语文规范化标准。又考《〈书正义〉序》：“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绰、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今奉明勑，考定是非。谨竭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由此可见，《五经正义》完全继承了颜之推等学者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规范化、标准化理念。请比较《颜氏家训·书证》：“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互有同异。西晋已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
《五经正义》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的折中和大一统，体现在文本的增、删、定、释诸方面。不仅涉及通用语言文字、通用文化方面，还涉及学风、文风诸领域。《五经正义》首先是调整繁简，减削增删。《〈诗正义〉序》：“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勑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礼记正义〉序》：“其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沉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见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今奉勑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其次是“定”，也就是确定不偏不倚的学风。《〈左传正义〉序》：“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何、苏宽、刘炫，然沈氏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机疏，苏氏则去不体本文，唯旁攻贾服……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氏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木，非其理也……然比诸义疏，犹有可观。今奉勑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五经正义》在通用语言文字的本体研究上多有发明，比如分析语法、叶韵、成语、修辞之倒文，分析变文、异文、互文、便文、连言、协句、逆言、文势、对文均非常精彩，其对中华传统经典的整理、研究和传承之功是不能埋没的。
中国古代对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优秀典籍语言文字整理与规范一直在路上，唐玄宗是对之作出贡献的另一位杰出的帝王。《唐会要》卷七七《贡举下·论经义》：“（开元）十四年八月六日，太子宾客元行冲等，撰《礼记义疏》五十卷成，奏上之。先是，右卫长史魏光乘上言，今《礼记》章句踳驳，故太师魏征，更编次改注，堪立学传授。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及疏成，右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年，着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之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引，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厘改，兼为之注。虽加赏赐，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敕撰疏，勒成一部。欲与先儒义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学。行冲怨诸儒排己。退而着论以自释也。”唐开元十年（722年）六月，玄宗命诸儒会集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六家之说为注，颁天下及国子学。唐玄宗对《孝经注》非常重视，亲力亲为。《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经部·孝经类》：“《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中略）《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元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用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中略）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中略）元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可见，唐玄宗是要简明扼要地给大家提供一个权威的《孝经》注本，至于其详本，则通过“疏”来体现。
那么，唐玄宗要请谁来做“疏”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经部·孝经类》言：“《唐书·元行冲传》：元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年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可见御《注》和《疏》就像南朝的《千字文》一样，反复修改。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经部·孝经类》所言，《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乃郑玄注本，古文乃孔安国注本。唐开元七年（719年）三月，诏令群儒制定，唐玄宗御注采用的是今文。
近一百年来，在吐鲁番敦煌文献中也出土了《孝经》郑玄注以及《论语》郑玄注版本，足见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上，儒家经典同样是通用语言文字教材。1968年在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了唐写本《孝经·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三才～孝治》（柳470），可能是开元十年之前李隆基的《御注》还没有颁行之前的孔安国或郑玄来源的古注本，是唐代幼童学习《孝经》的抄卷。从其断句可以看出其学习过程，这以抄本采取顿句法有前后两次，第一次是以正文相同的墨色，第二次是朱色。这反映出小学生进行基础训练的学习过程，第一次标点很有可能是抄写过程中同时完成，第二次朱色标点则是反复进行断句基础训练所留下的痕迹。国家图书馆藏06967和田出土唐写本《孝经·卿大夫》郑玄注，Ch.2547r（T Ⅲ T 195）《孝经·五刑注》，其正文与注文均与御注不同，又有大谷5417《孝经·广至德》注（检刊本邢疏：“此依郑注也。”）及大谷3279V《孝经·圣治》注（此被御注采纳）。又有黄文弼掘《孝经·三才》（《吐鲁番考古记》图版二，图3）也为郑玄注本。吐鲁番还出土了66TAM67：15/1，15/2古写本《孝经·感应～事君～丧亲》郑玄注（一）（二）（三）（3-444）。本墓同时还出土了何晏《论语集解·雍也》残卷，墓葬整理统一编号和定名为66TAM67：14/1（a）-14/3（a）古写本《论语集解》残卷（一）（3-443），又有《论语集解·先进》残卷，墓葬整理统一编号和定名为66TAM67：14/4（a）古写本《论语集解》残卷（二）（3-444），同墓还出土了66TAM67：3唐写本《开蒙要训》残卷（二）（3-445）以及66TAM67：5（a）《唐人习字》（3-445）。由此可见，本墓文书多为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本墓文书有武周新字，可能武周时期在敦煌文献伯2647中有与66TAM67：15/1，15/2古写本《孝经·感应～事君～丧亲》郑玄注（一）（二）（三）（3-444）同一件文献，在作者位置明确注明“郑玄”。伯2556Piece《孝经·丧亲章》、伯3428+2674《孝经》郑注可以与《经典释文》收录《孝经》郑玄注进行比较。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还出土了早已失传的《论语》郑玄注，如67TAM363：/8/1（a）之一+67TAM363：/8/1（a）之二+67TAM363：/8/1（a）之三+67TAM363：/8/1（a）之四+67TAM363：/8/1（a）之五+67TAM363：/8/1（a）之六+67TAM363：/8/1（a）之七+67TAM363：/8/1（a）之八+67TAM363：/8/1（a）之九+67TAM363：/8/1（a）之十+67TAM363：/8/1（a）之十一《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3-571~581）。在唐西州的吐鲁番文书中，也有《论语集解》写卷，如大谷4403《论语·子罕》何晏集解、66TAM67：14/1（a）-14/3（a）+66TAM67：14/4（a）古写本《论语·雍也～先进》何晏集解、东京静嘉堂文库藏唐写本《论语·颜渊》何晏集解释、大谷5788《论语·子路》何晏集解。
在南宋，朱熹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印刷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当前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汇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再加上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日益上升，朝廷便将朱熹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到元仁宗延佑年间（1314年—1320年）恢复科举考试，官方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熹编定《四书》之内。明、清沿袭元制，《四书》成为科举考试最重要的传统经籍教材。
上面所言典籍类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但中国古代的典籍类通用语文教材远远不止儒家经典，实际上还涵盖经史子集。在唐代，开元时五位朝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对《文选》进行合注，进献朝廷后流行，世称“五臣注”。这套书承担着文学教科书的作用，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背后的推手其实是帝国最高领导人——唐玄宗。《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之文学总集，由南朝梁萧统编，选录先秦至梁各体诗文，分三十七类，其选文以文学作品为主，不选经子，于史仅仅选其赞论。这部文学总集在唐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唐代对文学的重视，同时体现了南朝以来文学创作对古典文学文献的重视和传承，它们是通用语言文字和通用文化的范本和教材。我们注意到斯133号背《秋胡变文》：“辞妻了道（手），服得十帙文书，并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便即登逞（程）。”此件文献写成于天宝年间至元和年间，文中所列十部典籍基本上是科举的教材和参考书，当然也是当时的通用语言文字教材。在唐朝，《文选》作为文学课本，是士大夫家庭教育的必修课和教材，杜甫《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一作云安严明府）》：“东城抱春岑，江阁邻石面。崔嵬晨云白，朝旭射芳甸。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晚交严明府，矧此数相见。”杜甫《宗武生日》：“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这就如孔子对其子伯鱼所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显示出《文选》在唐代教育中承担的重要作用。
但是，就如唐人对《切韵》的韵部进行同用改革一样，唐人对《文选》也不是无差别继承。《文选》中保存下来的六朝诗赋文章虽然是唐人创作时可资取法的宝库，但并不否认唐人又要极力摆脱其浮靡的文风。所以，《文选》中作品的温柔敦厚的内容、通用雅化的语言、通行规范的文字是其继承的精髓，但死板的押韵、矫揉造作的语言、晦涩艰深的用典，脱离时代的甚至人为制造的音韵、词汇、语法、修辞，又是唐人特别是玄宗以来扬弃的内容。尽管《文选》“五臣注”有考证等方面的瑕疵，但删繁就简，逐章揭指，恰恰得到唐玄宗赞许。玄宗在《答吕延祚进文选注敕题拟》言：“比见注本唯只引事，不说意义。”不说意义，是说不繁琐考证，包括语音、语义方面的过度解说。原来，五臣之一吕延祚在《进集注文选表》中批评李善《文选注》：“精核注引，则限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如所周知，李善注《文选》汇聚了南朝以来曹宪、许淹、公孙罗等人的《文选音注》，主要是对六朝甚至更古的汉语文形音义进行精到的考证，复兴古文，归正语文以复古典雅，“古文亡绝，至宪复兴，炀帝令与诸儒撰《桂苑珠丛》，规正文字。又注《广雅》，学者推其该，藏于秘书……句容许淹者，自浮屠还为儒，多识广闻，精故训，与罗等并名家。”所以，否定对古典文言形音义的过度考证，注重义理阐释，尤其是与当下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相结合，这是唐玄宗对待当时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甚至整个学术的态度，也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汇辑前代或当时众家注释的集注体的变革。也就是说，对前代诗歌遗产的继承，要从其文化叠加及语文本事之考证进入其当下表意功能的追求，从而恢复汉代以来诗学的政教传统，实现唐代通过科举考试复兴诗教的目的。
六、伦理类
此类教材涉及王朝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由于“书同文”和“行同伦”互为因果，相为表里，童蒙教育更不例外，所以这类教材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又推广通用语言文字。从出土《仓颉篇》残简可知，《仓颉篇》以“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开头。“谨慎敬戒”四字就是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
对美好品德和美好人生的追求，在汉代史游的《急就篇》中也有体现。《急就篇》开篇就是姓名章，从“宋延年、郑子方”到“续增纪、遗失余”，每两句押韵，共396字，132个姓名，涉及长寿、安定富强、德行、动植物、亲族、历史神话等内容，《急就篇》直到唐五代依然流行，颜师古《急就篇注·序》：“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在敦煌写本中有BD12278《急就篇》，吐鲁番文献也有残卷。
在清代，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进行推广普及的纲领性文献是“圣谕”类教科书。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了《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年）颁布了《圣谕广训》，道光三十年（1850年）颁布《圣谕广训直解》。“圣谕”类教材，顾名思义，带有钦定色彩，是清代伦理道德、语言文字的最权威教材。《圣谕十六条》每条7字，它们是：1.敦孝弟以重人伦；2.笃宗族以昭雍睦；3.和乡党以息争讼；4.重农桑以足衣食；5.尚节俭以惜财用；6.隆学校以端士习；7.黜异端以崇正学；8.讲法律以儆愚顽；9.明礼让以厚风俗；10.务本业以定民志；11.训子弟以禁非为；12.息诬告以全善良；13.诫匿逃以免株连；14.完钱粮以省催科；15.联保甲以弭盗贼；16.解雠忿以重身命。为了使“圣谕”类教材深入人心，清王朝通过行政力量，在全国各地区（包括民族地区）进行宣讲。为了便于宣讲，“圣谕”类教材不仅有官话（口语）版，还有方言版和民族语言文字版。为了使民族地区和汉语方言地区学习通用语文，清王朝在雍正四年（1726年）以后陆续刊行了《圣谕广训直解》，这是雍正帝《圣谕广训》的官话译解本。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奏定学务纲要》将《圣谕广训直解》指定为官话教材。该教材在将近两百年间被视为“最适宜学习官话”的模本，并且使官话的词汇与文体自雍正年间在公开场合得到规范。
结 语
我们从以上六个方面对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进行了全面研究。中国古代通用语言文字教材是王朝国家在语言文字大一统方面的“一课之本”，官方正是通过这些教材实现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大一统格局。这些教材体现了当时通用语言文字研究的最高水平，此谨举一例，并结束本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言：“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段玉裁注：“‘小大’，《论语》云‘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是也。《中庸》曰‘无征不信’，可信者必有征也。征，证也，证也。许君博采通人，载孔子说、楚庄王说、韩非说、司马相如说、淮南王说、董仲舒说、刘歆说、杨雄说、爰礼说、尹彤说、逯安说、王育说、庄都说、欧阳乔说、黄颢说、谭长说、周成说、官溥说、张彻说、宁严说、桑钦说、杜林说、卫宏说、徐巡说、班固说、傅毅说，皆所谓通人也。而贾侍中逵，则许所从受古学者。故不书其名，必云贾侍中说。稽，留止也。稽留而考之也。撰，专教也。撰音与诠同。诠，具也。稽考诠释，或以说形，或以说音，或以说义，三者之说皆必取诸通人，其不言某人说者，皆根本六艺经传，务得仓颉史籀造字本意，因形以得其义与音，而不为穿凿。‘群类’，谓如许冲所云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闲人事，靡不毕载。皆以文字之说说其条理也。谓说形、说音、说义，有谬误者，皆得解判之也。晓者，明之也，达犹通也，恉者，意也。达神恉者，使学者皆通憭于文字之形、之音、之义也。神恉者，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神妙之恉也。”《说文解字》成为汉以后中国通用语言文字研究的圭臬，可谓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