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评估指标体系

展览评估是博物馆观众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准确而有效的评估对于健全博物馆评估体系、推动展览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观众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丰硕，然而评估展览究竟是要“测量观众”还是“测量展览”仍存在争议，观众反馈能说明展览的何种特性也值得深入论证。与此同时，关于博物馆展览，学者们构建了大量的评估体系，但国内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的方法论。基于此，本文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梳理44种重要的博物馆展览评估指标体系，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展览评估指标体系从何种背景中发展而来？（2）实践中可用的评估指标及其体系包括哪些？（3）它们在具体评估情境中体现了何种价值判断？继而发现我国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展览评估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归“评估”的本义。我国词典中将“评估”与人或事物的价值相连，常用的英文词汇“evaluate”也有引出、阐发出价值之意；而“价值”产生于主体对客体某些属性的需要，既取决于主体，又取决于客体。由此看来，展览评估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对展览某些方面的价值判断。

展览的利益相关者大致分为博物馆内部人员和外部社会人员两类，后者又包括参观者、合作者、竞争者等。针对评估内容，研究者主要有三种观点：以乔治·寇博（George E. Burcaw）、严建强为代表的学者更关注展览的呈现状态与总体质量；大卫·蒂姆（David Dean）、彭文等学者倾向于判断展览的有效性或是否达到预计效果。以上可以概括为评估的质量和效果面向，既存在差别，又存在交叉。正因如此，第三种观点将展览的建设质量和呈现效果均纳入评估范畴。

综上，本文认为展览评估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和视角，以科学严谨的手段，通过质性、量化或混合分析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展览的整体质量与（或）呈现效果进行价值判断，得到“是否为一个好展览”的结论以提升实践水平的评价方式。展览评估指标体系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和标准，是按一定逻辑思路直接或间接衡量展览价值的某些具体名称或数值系统。

价值判断处于流动变化之中，社会背景、学术传统和博物馆发展阶段塑造了对展览价值的差异化认知，这使评估指标体系在构建之初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性。

（一）国外研究历程

1. 初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

公共博物馆诞生以来，旧时的私人秘藏逐步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在工业生产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博物馆现代化运动”使得在收藏和研究功能外，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渐露锋芒。社会服务意识的增强推动了博物馆的专业化趋势，各类博物馆不断建立与改造，行业组织相继成立，进入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此时，展览以分类学等形式呈现学科知识体系，以达成教育和启示公众的目的。在行为主义的启发下，通过人们受到展览刺激后的行动揭示教育效果成为评估的基本思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和卡内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资助爱德华·鲁宾逊（Edward S. Robinson）和亚瑟·梅尔顿（Arthur W. Melton）观察观众，形成吸引力和持续力这两个沿用至今的指标。为了打造最适宜的参观环境，高效地传递信息，霍默·卡洛弗（Homer N. Calver）建议策划时全面考虑展览目的、内容、环境设计；卡洛斯·卡明斯（Carlos E. Cummings）也认为技术要素和舒适度、原创性等特征都会影响展示效率，应将观众的反应和想法作为评判标准。与上述研究者不同，阿尔玛·维特林（Alma S. Wittlin）不直接考察教育效果，反而关注观众意愿，尝试理解他们赋予展览的意义，是“自然评估”的先声。尽管这些研究尚不系统，但其对展览教育价值的初期判断成为了评估的基点，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2. 形成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伴随战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和文化民主化危机，博物馆面临着关乎重新认识其社会角色的第二次变革，社会化呼声高涨，博物馆从内向静态转变为外向动态的机构，教育功能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这次变革还带来了“博物馆实务的解放”，展览、教育活动、观众研究等工作独立出来，职业培训的发展促进了评估专业性的提升。

博物馆重新审视自身“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强化展览教育公众的价值时，面临着早期行为主义观察难以有力地证明展览信息是否被观众准确获知的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博物馆出于获取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现实需要，也使评估的实证偏好、效果导向明显。为此，哈里斯·谢特尔（Harris H. Shettel）引入彼时教育学中流行的教育技术原理，以展览目标为导向，对照测量不同实验者、展览设计、展览有效性三个维度的变量；钱德勒·斯克里文（Chandler G. Screven）直接点明观众的学习效果反映了展览的有效性。由此，一套测量“观众行为上可衡量的变化与展览目标的一致性”，从而判断展览有效性的科学评估思路被固定下来，观众反馈成为重要指标。这在20世纪60－70年代被广泛应用，对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早期评估都有较大影响。例如，英国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罗杰·迈尔斯（Roger Miles）也表示赞同，并将其应用于教育性展览的策划之中。

然而，这种思路建立在博物馆单向输出的假设前提下，展览是说教的、观众的学习是刺激反应式的，落后于正式教育中新兴的“探究学习法”“发现教学法”等理论和实践，被认为根植于过时的经验主义社会学、行为主义和教育心理学传统。受到人类学、阐释学等领域的影响，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L. Wolf）、柏林·奥尔特（Berlin M. Altes）等批判以展览目标为导向（goal-referenced evaluation）的“实验评估”，鼓励探索观众体验的多重意义，逐步倡导目的游离（goal-free evaluation）的“自然评估”。他们发展卡明斯和维特林的观点，指出理想展览应具备或避免的特征，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持续拓展。

3. 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末，博物馆面临巨大的转型挑战。在财政紧缩的压力和民主化进程的需求下，博物馆持续扩大开放程度，教育超越收藏和研究成为博物馆的核心功能，对观众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伴随着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和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演进，各国需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批判思维、科学精神的人才，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浪潮推动博物馆从机械式灌输知识转为注重科学与情感、认知与体验的平衡。

由此，博物馆反思展览伦理和观众动机，改变原有对物件表层知识的单一关注，进而发掘科学文化内涵等深层价值；并强调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观众体验，鼓励自主学习与意义建构。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评估日益从证明展览对观众的作用，转变为理解观众对展览的感知，指标体系呈现出以下特征。其一，从以目标和效果为导向转为以观众为导向。一方面，福尔克（John H. Falk）等的研究推动个体身份、展览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等观众体验的影响因素用于评估展览。另一方面，以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对伦敦科学博物馆“思想的食物”（Food for Thought）展览的民族志分析为代表，尝试开放式理解观众的自然评估缓慢发展，并在问责和效率的驱使下探究定性与定量结合的通用评估方法。其二，以英国通用学习成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效果评估框架为代表，传统学习效果评估的框架得到拓展，除了对知识增长情况的测量之外，情感、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变化都应当被测量，且后者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三，关注展览特性和多元文化，评估体系差异化，如：儿童展览注重亲子互动，遗址地展览强调社区社群的作用。其四，信息化时代展示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数字媒体、互动装置层出不穷，围绕影响展览呈现和效果的新兴技术，探索互动性、参与性、设备可操作性等指标。

（二）国内研究历程

20世纪80年代，国内引入美国的评估方法并展开实践，但自主构建评估体系的时间较晚，大致以2008年为界分为初期和形成期两个阶段。

2008年以前相关研究较少且不成系统，宋向光提出展览评估的五个维度，点明了评估范围，尚无法视作具有操作性的标准。这一时期构建的评估体系中，黄光男注重设计，特展效益评价体系课题组、郑念和廖红分别聚焦特展和科技展的效果，严建强则提出展览质量判断的双重角度，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2008年以来，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政策不仅吸引了大量观众，更推动了展览数量增长和类型多样化，对展览价值进行判断的依据也兼具本土性与国际化。国家文物局出台的一系列综合而全面的官方博物馆评估办法与标准，既关注意识导向，也关注科学导向。如“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除了基于常见的内容、形式、展示效果等依据之外，还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相较而言，民间研究成果立足于不同类型展览的性质，结合博物馆使命宗旨，使评估体系更具针对性。如周婧景从生理和心理需求出发，筛选适用于儿童展览的指标。另一方面，国内也强调展览的教育价值，重视观众的自由选择，并伴随着国内外教育对情感态度、精神文化的重视，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善评估体系。此外，意识到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学者们尝试使用层次分析法等统计学方法，评估逐渐从感性判断转向理性求实。

如果说时代需求、学术传统与博物馆发展阶段从宏观层面形塑了对展览价值的认知，影响评估指标及其体系的构建与演变，那么评估目的和视角则从微观层面确认了展览的价值，限定评估指标及其体系的适用范围。在比特古德“注意力－价值模型”框架的启发下，本文将指标概括为三类：展览要素、预期效果、观众反馈。它们构成的评估体系立足于差异化的评估范式，适用于评估展览的某种特征，揭示出评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争议，展现了价值判断的多面性（见图1）。

（一）按受众反馈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

受众反馈指标能揭示观众参观前后认知、技能和态度等变化，以及参观时的反应。以此构建的指标体系大多以判断展览目标的达成程度为出发点，观众的正向反馈越多，展览信息越有可能被获取，展览有效性就越好、价值就越高，代表学者有谢特尔和赵星宇。此时，展览价值是一元的、确定的，并在潜意识里将展览评估理解为“展览目标被观众理解到何种程度的过程”，与“当代教育评价之父”拉尔夫·泰勒（Ralph W. Tyler）的早期观点一致。相较来说，这一方法论颇具客观性、可操作性，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取向。但是一旦展览目标本身不够可靠，相应的价值判断结论也值得怀疑，适用范围存在局限性。

具体而言，针对受众提出的指标可按照参观前、中、后阶段归纳。参观前阶段从人口统计学属性和参观动机反映观众的个体情况，前者包含社会调查中常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观众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身份背景、经济水平等；后者包括参观前的态度、兴趣、知识水平、参观主动性、参观期待、先前体验、参观目的及信息获取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观众的理解能力，是影响评估的个体变量。

在参观过程中，观众的行为和反应可以被观察记录。其中，吸引力与持续力聚焦观众停留的时间，对单个展品关注时间越长、花费越多精力，就越有可能获知信息。在此基础上，扫视率（SRI）和忠实观众比（%DV）以定量的方式说明时间和停留次数与展览效果的关系，探究对比展览优劣的可能性。观众参与、选择与控制、团队内协调、团队外协助等互动行为也值得注意，这构成了影响参观的社会文化因素。观众参观越符合规划路线，就越有可能理解策划者的意图。而疲劳会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参观后阶段主要关注观众心理，体现在兴趣、知识、态度、情感、技能和创造力等方面，以参观前后的变化量为依据。此外，再传播意愿侧面反映出观众评价，被主动推荐的展览一般会有更好的口碑，而从事相关实践可视作从展览中培养兴趣、获取灵感的长期反馈。

（二）按预期效果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

按预期效果构建指标体系是从展览可能产生存在的功能、作用和影响力出发，对照实际情况与理想情况得出结论。贝弗利·瑟雷尔（Beverly Serrell）等构建“卓越评估框架”，孔达归纳国际展览的动机和效力都属于这一思路。这类指标体系基于深入评判展览效果的目的，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主体需要和实际获益，将展览的价值理解为多元的、包容的。这种思路植根于建构主义理论，纳入更主观的自然主义探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的优势，在协商中达成对展览价值判断的共识。在应用这些指标及其体系时，观众和专家皆可作为评价主体，更适合于总结性评估。但每位学者对预期效果的阐释可能片面，指标设置的稳定性有待推敲，体系不可复制或证伪，构建难度较大。同时，不论专家或观众，评价主体总是基于主观的判断，需要更严谨有效的统计方法加以保障。

展览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多重效果和多维影响，目前国内外的测量指标主要反映在个人、社会、经济、行业及其他五个层面，最终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益最大化。个人层面的效果可以归纳为学习、审美、体验和反思四类。学习效果主要通过前后测的方式获取，既包含对认知的掌握，又包括兴趣、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改变。审美效果表述为展览好看或特别美。良好的视觉呈现和美育效果不仅是艺术类展览的天然追求，也是历史类和科学类展览吸引观众驻足、引发持续学习与思考的窗口。体验效果强调观众与展品和展项的互动情况，包含可参与性、操作便捷性、设备使用情况等要素。但在博物馆多感官体验日益丰富、观众主观感知促进内在记忆和生理感受的情况下，这些仅能反映人与展品在物理层面互动的指标显然窄化了体验的概念，忽视了不同的体验类型，存在局限性。针对反思效果的表述有值得纪念、形成启发与感悟、意义构建及引发共鸣。这些效果的达成说明观众思考了深层次的展览信息，博物馆与观众可能形成了共识。此外，舒适度、吸引力、提升度和有意义程度是从个体意图和需求角度进行的总结。

社会层面的指标包括满意度、拓展度、知名度和认同度等。满意度需通过群体性的意见反馈获知，尽管国内很多博物馆都以此判断展览是否成功，但普遍极高的满意度无法说明价值高低，只能作为辅助性数据支撑。拓展度强调展览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深远价值，体现为持久影响和空间延伸。社会关注情况也值得重视，新闻媒体的正面报道无疑能发挥较大的宣传作用，名称知晓率、功能知晓率、媒体关注度、相关网页和平台访问量等指标体现展览的知名度。在日益发达的社交媒体时代，未来还可以通过平台留言展开评估。此外，重复参观率比参观人数更能说明展览的认可度，而展览地点、场次、时长和复制量能反映对巡展的评价。

经济层面的指标分为三类：经济目标、观众消费及展览收益。经济目标通过展览投入产出比、社会经济效益、服务国家文创产业等展现。观众消费指标包括门票支出、讲解费用、购买纪念品开支、餐饮开支、交通开支等。展览收益包括展期的总营业额、良好形象展示及资产价值。

一个优秀的展览能引领行业发展方向，形成关注热点，引发学界的讨论与反思。目前较少有研究考虑展览对行业的影响，仅提出巡展对接展方的队伍建设、资金拉动、设施利用、展教内容和形式的拓展等方面的帮助，以及国际展览对影响力、合作模式、员工培训及长期国际合作关系的作用。

最后，一些展览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指标设置也突出特色。如国际展览作为一种文化外交的手段，评估时可以考虑其对国家形象的贡献度和与外交的配合度；遗址地举办的展览突出公民管理，考察行为意向、所有权和赋予权利等内容；社区博物馆的展览应体现社区的能力与福祉，从共同的长期愿景、有效的社区工作、公民的信任、扩大领导基础等维度测量。

（三）按展览要素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

围绕展览要素构建指标体系的思路由来已久，应用广泛，典型代表是陆建松的展览综合评分表，其“专家评价系统”几乎覆盖了展览全流程的所有要素。这一类体系往往出于了解展览质量的目的，认为对展览的价值判断需建立在系统收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观众）需求的满足是通过具体要素实现的。另外，展览要素作为环境变量，也将直接影响体验效果。因此，需集中考察各要素的呈现情况，进行评判与打分。尽管难以论证指标的合理性和评分标准的科学性，但是此思路逻辑清晰、维度全面、与时俱进，适用于评估各阶段，具体指标可以从总体要求、展览内容、展览空间与环境及其他四方面分别梳理。

总体要求体现为在展览数量和质量上。前者主要是参观点的数量，早期学者认为物件过于饱和会导致观众注意力下降，这与当下通过内容丰富度和更新及时性与其他媒介竞争观众呈现出一定差异。质量指标众多，真实准确、让观众看得懂是最基本但难以达成的目标。卡明斯在研究之初就发觉具有原创性、故事性、娱乐性和与生活相关的展览，更易引起观众的参观兴致；奥尔特视博物馆为振奋精神、启发思考之所，期待展览能体现共识、值得纪念；美国博物馆协会则鼓励广泛创新，卓越的展览不仅要专业，更要提供无与伦比的体验。从服务社区的角度，展览还应有可及性。相较于国外的观众视角，国内更强调展览本身的意义，陆建松强调思想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王春法强调学术性。

展览内容指标包含对展览目标、展览主题、展览对象、实物展品、辅助展品及说明文字的要求。不论何时，清晰明确的展览目标和传播目的都必不可少，它们指引着展览的组织与规划。以此为导向，展览主题要贴近生活，观点清晰、容易理解且阐释详尽，这是与观众建立联系的基础。儿童展览主题还需考虑儿童的身心需求，让他们易于接受并喜欢。对于展览对象的看法存在分歧，从提升效率的角度，为特定群体设计展览的难度显然更低，而现实中博物馆面向所有公众开放，难以“选择”受众，一个优秀的展览应当老少皆宜。为了更好地阐释、启发思考与联想，实物展品应避免独立展示，形成物件组团。作为补充性信息的传播媒介，辅助展品需与展览内容密切相关，辅助艺术品和科技装置的技术演绎都应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之上，前者更强调创意的新颖程度，后者则突出参与性、交互性、趣味性、沉浸感和操作流畅度，从而使文本内容直观呈现，帮助观众在体验中获得直接经验。最后，说明文字的数量、可读性、有益程度作为观众选择是否阅读的依据，影响对展览的理解。

空间环境有独特的传播力，展示的立体感、实在性和现场感是信息化时代博物馆难以被其它媒介取代的关键，相关指标涉及基本要求、空间布局、展厅环境、照明与色彩与通用设计五个维度。人的安全、舒适和便利及与内容的融合度是设计的基本要求。为减少观众寻路的困惑，空间布局应合理、架构简洁、方向明确、主次分明。其中，序厅等先行组织者的设置有利于提升观众理解的广度与深度，而展览单元的位置与排列和空间整合度将在物理层面影响参观选择。进一步而言，整洁、和谐的展厅保障了良好的观展秩序，舒适温馨、引人入胜并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氛围更易使人沉浸。此外，展厅中的照明是否合适、色彩是否好看将影响最终呈现，文物保护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服务更多人群，体现博物馆的人文关怀，通用设计不可忽视，标示牌易懂性、特殊设施设置情况、休息处和餐饮方便度等都需重视。

少量研究注意到博物馆形象和服务水平对展览的间接影响，例如声誉、品牌意识、国际化程度等展现了博物馆形象，是吸引观众参观的潜在因素；提前为不同观众做准备、及时处理与反馈意见等各类馆内服务和提供馆外体验则体现出该馆的服务水平，吸引观众反复参观。

（一）存在问题

承前所述，评估指标体系作为展览价值判断在方法论层面的表征，不仅是博物馆发展各个阶段的产物，又在实践应用中服务于特定评估目的和视角，从不同的维度回答“是否为一个好展览”的问题。结合当下社会情境和评估现状，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我国评估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1. 缺乏深入理解，概念使用混乱

从定义来看，展览评估至少存在“质量”和“效果”两种取向。但部分学者未作区分，笼统地强调评估展览，适用范围不明晰，实际上是就方法谈方法，缺乏认识论层面的深入思考，也未抓住评估是价值判断的本质属性。这导致评估对象不断细化，展览观众评估、教育效果评估、环境效果评估等分支概念涌现，但评估指标少有差异，二者关联性不强的情况。

同时，部分研究也缺乏对指标的准确理解，概念混淆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因素与效果指标设置的混乱是典型例证，如科技馆常设展览教育效果评估体系将“学习效果”“体验效果”与“展品和展览设置”并置，不仅“设置”一词措辞不够严谨，突出空间布置而忽略了内容设计，同时也没有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观众的学习效果往往需要通过对展览和展品的体验才能产生。作为一种复杂的传播活动，展览效果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效果本身，在指标设置时应区分开。

2. 忽视观众能动性，指标重知识轻情感

从实际情况来看，以目标为导向的评估方法论备受青睐。一是因为展览评估多是在科学博物馆或科学中心进行，历史类和艺术类展览研究较少；二是因为我国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追求更客观的量化评估。需指出的是，展览是知识生成的环境，但并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认知材料，无法挪用正式教育中的评判方法。教育是博物馆希望达成的结果，但并非每位观众都带有学习知识的动机，观众在展览中自由选择，具有主观能动性。那么，将观众学习效果等同于展览教育效果继而转化为展览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思路看似合理，实际上忽略了展览传播与观众理解之间的信息差，有简化评估之嫌，需谨慎辨别其适用范围。

与此同时，部分评估体系呈现出重教育而轻体验、重认知而轻感知、重学科知识而轻意义建构的特征，不仅没有表现出信息化和体验经济时代博物馆的优势所在，更窄化了展览对个体的价值。

3. 体系构建逻辑不清，指标选取主观性强

很多研究缺乏对评估目的和评估思路的考虑，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不清，以实践经验为依托，就指标谈指标，逻辑性较弱。少数研究虽然尝试运用扎根理论、德尔菲法提炼指标，看似全面，实则广而不精，缺乏针对性。其次，指标来源不明，评价标准较为主观，可操作性较弱，信度和效度都有待提高。20世纪90年代肯尼斯·哈德森（Kenneth Hudson）提出“实践者专注于容易测量的参数，而非更重要但难以捕捉的效果”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我国的评估之中。最后，不同指标的层级和重要性未得到论证，更遑论科学赋权。

（二）优化建议

溯古以鉴今，价值判断的时代性与多面性提醒我们，展览评估指标体系的优化既要顺应社会潮流、服务具体情境，又要兼顾我国博物馆的核心需求与发展取向，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寻求突破。

首先，循着专业化、社会化、技术化的演变轨迹，当下博物馆愈发需要提供多样化、有意义的展览体验，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评估不仅要关注展览目标是否实现，更要了解观众深层次的需求与收获。正如扎哈拉·朵玲（Zahava Doering）所说，“如果更关注观众的期望，而不是策展者的教育目标，那么观众研究可能更有益”。同时，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2022-2028年战略规划》（2022-2028 Strategic Plan）提出可持续的资助、气候变化、数字未来、领导力、去殖民化等内容成为博物馆值得重视的时代议题；2022年博物馆新定义中论及的价值观与目标也指引展览追寻更高的价值。在博物馆教育愈发强调情感、态度的情况下，应转化相关研究成果，探究新的评估指标。例如，丹尼尔·施密特开发的“刺激唤醒法”和“情绪地图法”，尝试通过视频刺激、访谈回忆了解观众定点参观时的情感思绪。

其次，指标无需面面俱到，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也无需全然拔旗易帜，这取决于具体的评估目的、对象、视角和思路。例如，了解展览是否受欢迎可以关注观众满意度与回头率；测量展览的社会效益，则可以从个体、媒体、网络等角度考虑。不同属性（常设展览或临时展览）、不同主题（科学、艺术、历史类展览）、不同立场（一般展览或国际展览）的展览，指标选取也应有所侧重。事实上，经典的评估体系在当下仍有诸多可取之处，经过反复检验过的指标往往更具信度和效度，在过往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不至于过度激进、迷失方向。

最后，展览评估指标体系要服务于我国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就要体现出更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一方面，以展览的时代价值和评估情境为导向，有逻辑地搜集和组织经过实证的指标。并通过专家调研法、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等方式检验指标的可操作性、独立性和显著性，突出指标的重要程度，减少主观判断。更重要的是，理论最优并不等同于实际最优，因此需在完成指标剔除、筛选和赋权后，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从而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