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展览策划的前置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博物馆已经逐渐从重视“量”的发展进入强调“质”的发展。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高质量”地为公众服务。尽管有些博物馆没有明确表达“服务”的观点，但是在行动层面都表现出对公众“服务”的普遍重视。这提示了博物馆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博物馆人和公众的关系空间，不管是基于教育的角度还是服务的角度。展览既是一个知识生产和转移的过程，也是与公众建立联系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展览质量如何与关系网络的构建质量息息相关。前置研究作为先导研究，因其前置特性已成为提高博物馆展览质量的一种尝试。

（一）定义

“前置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前置（性）评量”或“前置评估”，意为在正式项目、计划或政策制定前的先导研究。“前置研究”的英语表达有：“front-end evaluation”“front-end analysis”“front-end study”。乔·哈莱斯（Joe Harless）在1970年出版的《一盎司的分析》（An Ounce of Analysis）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前置研究”，用于在设计解决方案之前初步分析员工技能、知识等方面表现不佳的原因。此后前置研究在工商业、公共教育、医疗等行业领域得以运用，并被钱德勒·斯克文（C G Screven）等博物馆评估专家引入博物馆领域。

20世纪60年代始，观众研究在西方博物馆蓬勃发展，针对博物馆的评估项目逐渐增多。但是正如兰迪·科恩（Randi Korn）在20世纪90年代所言：“30年前的评估只是指总结性评估，二者是同义词”。即当时的博物馆评估指的就是总结性评估。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总结性评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总结性评估在展览完成之后才进行，此时在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已经无法得到解决。而前置研究能够在展览策划阶段就帮助策展团队应对潜在的风险，并提供相应的指导。因此前置研究开始被认为是有效的可用于展览或活动执行的做法。在这个时期，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安大略博物馆、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博物馆相继开始对一些展览进行前置研究。

当前，根据博物馆各项工作执行的不同阶段，可以将评估工作分为前置性（front-end）、形成性（formative）、补救性（remedial）与总结性（summative）四类研究。斯蒂芬·比特古德（Stephen Bitgood）认为展览/项目的开展流程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策划阶段（planning stage）、形成阶段（preparation stage）、施工后阶段（post installation stage）。其中前置研究在策划阶段进行，形成性研究在形成阶段进行，补救性研究和总结性研究在施工后阶段进行（见表1）。前置研究作为博物馆工作规划与执行早期阶段的研究，与形成性研究、总结性研究、补救性研究一起为博物馆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提高博物馆项目的质量。

（二）目的

综合来看，前置研究可以视为在博物馆展览、教育活动或其他项目的规划阶段，围绕项目概念、框架、立意等所作的调查研究。其目的在于提高博物馆（在特定方面）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既可以体现在诸如展览、教育活动这样的“软件”提升上，也可以体现在博物馆环境、相应设施条件（如博物馆卫生间、互动多媒体等）等“硬件”的改良上。除此之外，前置研究还有利于博物馆更有效地使用预算。以展览为例，当展览已经布置完成之后，如果博物馆要对展览进行一定规模的修改，不仅耗时长且花费巨大。前置研究开展于展览策划或实体布置前，评估展览策划或装置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为策划团队在展览策划或布置方面提供建议，避免他们在展览开展后才发现错误。因而虽然前置研究的预算一般较少，只占整个展览预算的一小部分，但往往这一部分的预算能起到建设性作用。

（三）方法

一般来说，前置研究常见的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四种：

1.文献调查（literature survey）

文献调查在前置研究的早期阶段进行，如对展览主题相关文献、市场调查研究、评估报告等进行调查，获取的资料为后期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对展览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应尤其关注其他博物馆是否做过类似的展览。

2.焦点小组（focus groups）

该方法由经验丰富的主持人领导，一般以6到12人为一组，时间持续1到2个小时不等。主持人遵循预先计划好的话题指南，让参与者表达他们对话题的反应。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常使用文物和标本、概念板、照片和幻灯片等材料，有助于策展人快速且全面地了解信息，并能发现一些富有洞见的且在团队意料之外的内容。

3.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广义上的半结构式访谈包括焦点小组在内的多人访谈及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这种研究介于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之间。研究者事先列出访谈大纲，围绕与研究目标相关的问题进行提问。与焦点小组相比，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聚焦于具有代表性的单体受访者，以期获取更详细、深入的信息。

4.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

问卷调查往往需要研究者对研究方向有较全面的认识，并明确需要获取的信息之后再进行。该方法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较少，受访者无论通过线上或线下都能参与调查。问卷调查常在研究后期进行，如作为焦点小组等定性方法的后续调查以量化前期的发现。

除上述四类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外，无结构式访谈（unstructured interview）、直接观察（direct observation）、同行评议（peer review）等方法也在前置研究中频繁使用。

（一）研究内容

为了解当前博物馆前置研究的研究内容，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百度学术、谷歌、谷歌学术这四个检索平台，涉及AHCI、CSSCI等重要期刊索引，以“博物馆，前置”“博物馆，前置研究”“front-end evaluation, museum” “front-end studies, museum” “front-end analysis, museum”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共获取从1988年到2023年12月31日相关文献71篇，其中中文文献19篇，英文文献52篇。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文献有2篇；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头10年的文献迅速增长，各有22篇；21世纪第2个10年的文献有19篇；2020年至今的文献有6篇。其中提供完整案例的实证文献达42篇，最早的实证前置研究是1988年罗斯·卢米斯（Ross Loomis）在美国丹佛博物馆所做的调查研究。将实证文献发表的时间与文献涉及的地区进行交叉对比可以发现，美国的博物馆开展前置研究的时间早、跨度长且研究数量最为丰富。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博物馆前置研究开展时间较早，但是检索到的文献数量低于美国的文献数量。在我国，台湾地区博物馆开展前置研究的时间早于大陆地区，但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文献数量有所增加。从上述文献的地区与时间分布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在博物馆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博物馆理念由重视物转变为重视观众，博物馆才会注重前置研究，在博物馆工作规划与执行早期阶段与观众进行双向沟通。

从研究领域来看，当前有超过80%的前置研究服务于展览。其中既囊括了对展览整体策划和营销的研究，也涉及对诸如展览标题、展品、互动工具或其他技术等单体的研究。除此之外，少部分文献关注博物馆教育项目、馆内空间规划、数字环境等方面的内容。研究对象方面，研究目标的制定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设定。换言之，研究目标不同，研究对象也会有所变化。当前绝大多数前置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博物馆的观众（包含潜在观众与目标观众），涉及一般观众、当地居民、学生、教师、土著等。也有一些前置研究关注到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合作机构成员、同行、博物馆会员等不同身份的人员。

（二）研究类别

对已有文献进行归纳可以发现，研究团队以获取以下几类信息为主。这些数据为展览或其他项目的最终呈现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1.观众社会人口学信息

信息包括观众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薪酬等。在卢昭蓉等人为台湾科学工艺博物馆“儿童科学园：梦想号”展厅的活动策划与营销所作的前置研究中，即对观众社会人口学信息展开了调查。调查发现来访观众多为女性，且不少带着孩童前来参观，因此后期策划团队在展览的营销活动更注重并满足女性亲子消费族群的需求。

2.目标观众的兴趣、先备知识及相关的误解

对观众的背景知识、对展览或其他项目的兴趣和期望以及诸多误解的调查旨在帮助策划人员了解目标观众，从而有利于策划团队对信息结构、阐释和设计方法等进行改进或细化。意大利彼得罗·帕伦海洋生物博物馆（Museo di Biologia Marina “Pietro Parenzan”）为设计“贝类馆”展览，对海洋生物博物馆的（潜在）观众的兴趣和知识展开前置研究。研究表明，受访者对贝类藏品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但是他们对于贝类的了解程度有限，并且对标本的概念表现出困惑或完全错误的想法。为了让观众对标本的概念有正确的认识，团队决定在展览中加入一个装有标本的抽屉式古董柜。通过观察，观众可以了解每个分类类别中储存的标本及保护工作的原理、技术和相关工具。并且该展览在文字和图画内容中详细描述了标本间的差异、收集标本的不同方法以及收藏者之间的标本交换的情况。

3.新型技术在展览中的应用潜力

当代博物馆越发重视观众的需求和体验。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打破原有的参观模式，优化观众的体验、满足观众的多元需求已成为博物馆不断追求的目标。新型技术在展览中的应用潜力评估也因此成为博物馆前置评估的重要内容：如伦敦科学博物馆（London Science Museum）对“风洞（Wind Tunnel）”展览中交互式多媒体展示系统进行评估，以解决使用风洞会遇到的问题；马里兰科学中心（Maryland Science Center）对新型球形薄膜技术（new spherical film technology）在博物馆展示中的优势和潜力进行评估；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对3D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潜力的评估等。

4.能帮助进行决策的建议、想法

这几乎在每一项前置研究中都以开放式问题的形式呈现，以帮助策划团队开阔思维，集思广益。如俄勒冈州科学和工业博物馆（Oregon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主持开发的“代代相传的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和环境科学（Generations of Knowledge：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项目中，为调查目标观众对这一创意的熟悉程度和看法，团队在展览策划阶段对包括目标观众展开了访谈。在访谈的最后，有参与者建议可以将传统故事纳入展览，认为故事和口头传统对土著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这一建议最终被团队采纳，并在后期的展览呈现中专门设置了一个半密闭型的故事区，里面呈现了四个土著社区的传统故事。参观者可以通过按下长凳旁的按钮聆听音频故事。后来的总结性评估中，当被问及展览中最有趣的内容时，88%的参观者认为音频故事最为有趣。有观众写道：“能在展览中展现我们（社区）的传统故事和歌曲，这一点对我们的文化非常重要；这些教导将通过故事代代相传”。

2016年，林夙莹提出，前置研究的目的是使博物馆在策展、活动规划、相关设施等计划开始前，能获取观众的想法及了解其实际需求，以期作为计划之参考依据，从而能有效达到原定目标、更贴近观众的需求。由于这种完全针对观众进行的研究在整个前置研究领域占据的比重过大，前置研究往往被误以为就是针对观众、服务观众的。

实际上，一个博物馆展览的成功与否、效果如何并非是简单地选择观众更喜闻乐见的展览主题、内容和展示手段，使之满足观众期待这么简单。展览的实现是策展人主动筹划，并不断验证想法，诸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结果。在现实层面，包括策展人在内的博物馆展览的利益相关者是多元且复杂的，局限于观众评估的前置研究可能导致以下几个结果。

（一）策展人失去自主立场

部分策展人认为前置研究的目的在于询问目标观众他们觉得哪个主题有趣、他们想要在展览中看到什么、他们对某个主题的了解程度等，以确定展览的各项参数，这无疑会造成策展人主体性的丧失。许多研究者发现，专注于这些问题是没有成效的。如斯蒂芬妮·唐妮（Stephanie Downey）在调查中所言，许多博物馆观众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并没有历史、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专业学位。换而言之，他们对大多数主题的知识储备有限。绝大部分参观者对任何给定的主题都没有深入的了解，而是出于娱乐或获取知识的目的参观展览。并且不同的主题有其不同的受众，区别度只是在于受众面更为广泛或相对狭窄。如果简单地根据调查结果而得出某些主题受众面广的结论，就去一味迎合大众化需求，策划对应主题的展览，博物馆一方面将无法突破传统观众群体，延伸到更多元的观众群体，另一方面将失去自身的立场。这种情况下策划的展览或许能满足少数观众的期望，带给他们想看到的主题与内容，但很可能会成为可预测的展览，无法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与崭新的感受。

（二）造成观众的过高预期

此外，局限于观众的前置研究极有可能造成部分观众对博物馆或展览的过高预期。尽管近三十年来，“以观众为中心”的思潮在博物馆领域越来越重要。但是在当代展览的前置研究中，这一思想的体现远不是专注于获取观众的想法，并由策展人将之付诸实践这么简单。如体验设计者（experience designer）、教育专家（educational expert）以及其他行业领域的专家可能从不同层面提出专业意见。这些意见最终都以服务于观众为目标，但无论从框架体系或从侧重要点上可能与观众想法有很大差距。比如观众看到展览主题的第一想法可能是自己是否感兴趣，对不感兴趣的展览主题大概率就不会前来博物馆参观，或参观结束后深感不符合自身对博物馆的期待。但对包括策展人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来说，除了主题是否有趣，他们还要考虑举办该展览的综合现实因素，如主题的重要性与专业性、经费、筹划时间等。因而由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作用产生的展览或许会有别于公众对博物馆的期待，对于期待“梦想成真”的公众来说，会“梦想破灭”，造成公众心理上的落差，从而拉低满意度。

（三）增加后期各方意见冲突的风险，拖延展览进度

就根本属性来说，前置研究是预防性质的研究，能避免展览规划可能会发生的错误。但是只注重观众的前置研究会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不利于各方利益相关者在展览策划早期就进行沟通与协调。而由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本身就不尽相同，不可能与观众的需求完全一致，可能会在后期造成各方的冲突，增加展览人力物力消耗，拖延展览进度。因此对于博物馆展览的策划者来说，尽早直面这种多方参与展览规划的现实，有助于及时将多方意愿纳入展览策划过程，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更周全的视角推进展览策划，避免一些风险的产生。如在策划后期，某些利益相关者突然干预展览策划导致进度拖延等。

我们可以将展览的利益相关者视作能影响展览实施或受到展览影响的个体或组织。尽管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其策划的展览直接面向观众这一群体，可以说观众是博物馆展览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与利益既得者。但是一方面博物馆展览的最终呈现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力量博弈的结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同样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前置研究的内核实际上是为策展人提供特定的信息，进行形成一个以策展人为核心，连接起观众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策展人的主体性是前置研究能否行之有效的关键。

（一）多元利益相关者

1.政府

我国博物馆主管部门一般不会对博物馆展览的主题、内容、形式等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博物馆作为国家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展览应符合博物馆使命，契合国家公共文化政策和地方政策要求。一般来说在某些展览（尤其是基本陈列）策划之初，团队就会与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积极沟通，关注展览体系的设置是否合理，应侧重从哪些版块去书写展陈内容，避免将来才发现展览主旨与立意不当，无法通过上级部门的审批。这样既消耗人力又拖延展览进度。

2.专家及合作机构

由于博物馆藏品数量和类别受限或人力、经费有限，为呈现更多元类型的展览，博物馆常与其他机构合作联合举办展览。这些机构可能包括专业性的行业机构，如考古所、博物馆等，也可能包括策展公司等社会企业。除与合作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外，博物馆也可能邀请对展览主题、形式设计等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其他专家，寻求他们的专业建议。

3.博物馆相关人员

博物馆相关人员可能包括理事会、策展部门、教育部门、安保部门等博物馆内部机构成员，也可能涉及志愿者、博物馆会员等外部相关成员。但并非所有博物馆相关人员都是利益相关者，这时候需要评估专家对主动干预和被动涉及的博物馆相关人员进行有效区分和沟通。如王启祥等人对台湾科学工艺博物馆的大银幕电影院选片进行前置研究之时，发现电影院的志愿者资历老、对影片很熟悉，且能直接感受和体会观众的反应与意见。因此，他们对志愿者进行了重点访谈，了解他们对各影片的评价和对观众喜爱影片的程度与看法，作为选片的重要参考。

4.观众

观众是展览的最终服务对象。在展览策划伊始，根据不同的展览主题，团队会预设不同的目标观众群体。他们既可以是3~8岁儿童及其家庭，也可以是未上过大学的成年人，或是对标本感兴趣的博物学爱好者等。前置研究除应了解观众的行为、知识、态度、误解、期待等内容外，更重要的是要明确策展人希望观众体验、理解的内容和观众实际体验、理解内容之间的差距，以及什么样的表现手法能弥补此间的差异。

（二）策展人的核心地位

强调策展人的核心地位并非指前置研究必须由策展人来开展或掌控整个研究进程。事实上由于各种现实原因，许多博物馆的前置研究经常委托机构或者高校进行，并不由策展人直接经手。但毫无疑问，策展人是前置研究中很重要的策划、执行部分。其核心地位一方面是指前置研究的对象、目标和方法应最终指向策展人希望获取的信息，能够不断挑战、验证、更新策展人的原有假设。另一方面是指策展人应承担协调利益相关者诉求的中心地位，明确但不盲从多方意愿，主动选取相应措施策划展览。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博物馆的展览承载着观众、专家、博物馆管理者、政府人员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期待。这就要求策展人仔细考量与展览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选择研究对象，充分考虑展览的侧重点、希望观众获取的信息、利益相关者对展览的不同诉求等方面进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如策展人希望获取观众的人口学信息、兴趣爱好等量化数据可采用定量方法；希望与专家、学者自由谈论，获取他们的观点、建议则可以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无结构式访谈等定性方法。由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可能存在差异，就要求策展人主动、深入、具体地掌握他们的期待，并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为博物馆展览策划提供实质性的参考，从而为展览的成功落地提供有效保障。

以俄勒冈州科学和工业博物馆（Oregon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为策划“代代相传的知识：传统生态知识和环境科学（Generations of Knowledge：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展览而进行的前置研究为例，考虑到共同参与展览策划的合作机构较多，各方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偏差。因此除普通观众外，团队还选择各个合作机构成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普通观众的研究旨在了解他们的人口学信息，对美洲土著传统生态知识的熟悉程度、感知力以及兴趣等。对合作机构成员的研究除了解上述信息之外，还在访谈问题中特别设计了“利益相关方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合作伙伴合作方面有哪些经验？”“利益相关方认为他们需要在哪些领域接受培训，才能在教育材料的规划和开发过程中有效开展合作？”等问题，策展人希望通过前置研究发现他们在合作方面的经验并积极尝试促进各方互惠合作，提高项目团队的能力。当然，利益相关者“潜在冲突”表现的形式不一，在上述展览中表现为合作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与经验的差异，在其他展览中也可能表现为政府期待、专家期待与观众期待之间的差异等，这需要策展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为观众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前置研究在国内外博物馆界的运用已近40年。前置研究为策展人决策提供更多信息、为观众带来更好体验的目标，也契合近年来“以观众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博物馆转向。本文追溯前置研究的定义，探讨其在博物馆展览中的研究历史、对象、意义与方法等。在分析中发现，由于针对观众的前置研究所占比重过大，存在“策展人越早将观众的喜好融入规划设计中，就越有可能制作出优秀的展览”的误解。这实际上忽视了策展人的主体性以及当代博物馆展览的利益相关者网络趋于复杂这一事实。事实上，只有正视策展人在前置研究中的角色，并及时将博物馆的利益相关者纳入考量，前置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实现博物馆展览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