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国宝回家，“路费”到底有多贵？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量珍宝被焚毁或劫掠，约有超一百万圆明园文物流失海外。战争得来的不义之财物归原主，本是天经地义，且有法理可循，可圆明园文物的回归之路，却是步履艰难、道阻且长。
在有“万园之园”之称的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中，有一处大型的中西合璧建筑群——长春园内的海晏堂。其正面中门外是一个大型水力钟，左右两侧石梯环绕；南北两侧分列十二个石台，台上原坐着代表十二时辰的十二生肖像。每到一个时辰，代表此时辰的动物铜像就会从口中喷出水来；正午十二时，十二生肖像同步喷水，场面震撼，蔚为壮观。
水力钟的设计者，正是康乾时期生活在中国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令人遗憾的是，喷泉建成后仅三年，乾隆皇帝就下令废弃提水机，改为人工打水。虽然水力钟成了摆设，但是海晏堂和南北十二石台上的十二生肖像，却一直完好地保存着，直到那场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发生。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九月初五（10月18日），英国公使额尔金及英国将军格兰特下令焚烧圆明园，大量珍宝或被焚毁，或被劫掠。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兽首属于后者。
像许多被劫掠到海外的佛首一样，由于铜像体型巨大，不便携带，侵略者就将其头部残忍地锯断带走。这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十二兽首杳无音信，而这座被法国大文豪雨果盛赞，与希腊巴特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的皇家园林，仅剩一片残垣断壁。
根据当年圆明园的馆藏面积、收藏文物信息和清朝覆灭时清宫所藏文物信息进行类比推断，有些学者判定，圆明园收藏的文物数量应在150万件以上，且大多已流失到海外。
其中的珍宝，主要集中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各个博物馆和收藏机构中，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顾恺之《女史箴图》、马远《山水再游图》、范宽《携琴访友图》等；法国的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收藏的高达2米的青铜鎏金佛塔；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设色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康熙玉如意……
百余年时间悄然逝去，它们中的大多数依旧飘零海外，国人虽悲愤交加，也徒叹奈何。而世纪之交突如其来的一则消息，却重燃了希望的火苗。
战争赃物，却要“赎回”？
从1987年到1989年，三个兽首铜像已相继现身纽约和伦敦的拍卖会，并全部成功拍卖。而自从它们重回公众视线，即引来了中国方面的密切关注。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更是志在必得，誓要把国宝带回家。然而，博物馆还未来得及出手，铜像便已易主，再次不知所踪，直到千禧年的这次拍卖。
公开拍卖中国圆明园被掠文物，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香港本地媒体均在第一时间报道，内地媒体也积极跟进。更有法律界人士积极奔走，搜集证据材料，希望为追索文物提供法律依据和援助。
作为战争中被掠走的不义之财，回归原属国本就有法可依。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其中明确规定：“鉴于战争罪行及危害人类罪乃国际法上情节最重大之罪……在国际法上确认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无时效期限之原则，并设法使此原则普遍适用。”
简言之，通过战争掠夺的赃物既不是民法中的“不当得利”，也不受刑法中的时效限制。战争罪的罪犯应该伏法，掠夺的赃物应该追回。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归还文物的原则：任何由于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且不受任何时间限制。
这里所讲的没有限制，指的是两点：一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在1995年签署《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时也特别声明，中国政府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权利。
依照以上国际法和公约，4月20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致函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要求他们停止公开拍卖这些被掠夺的圆明园文物。
热心的香港市民更是反应强烈，他们聚集在拍卖行门前举行抗议活动，希望特区政府果断出击，通过司法程序收回文物。
两家拍卖行压力倍增，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与卖主交涉许久后，拍卖行却以香港没有参加相关的国际公约为由，坚持上拍。
所有努力，均告失败。4月30日下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中，拍卖会如期举行。
← 西周 青铜器虎鎣（yíng）
▲ 上方左图为2018年回归的圆明园文物西周青铜器虎鎣（摄影／泓伊）。1860年，虎鎣被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劫掠后，与其他文物一起由其家族收藏，后流入英国拍卖行。上方右图为虎鎣在拍卖过程中被转手的场景（供图／BOURNEMOUTH NEWS & PIC SERV. LTD）。
赴香港参加拍卖会的，还有来自北京市文物公司的代表。参与竞拍的，是另一件圆明园文物——乾隆粉彩六方套瓶。
在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上的北京市文物公司（今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隶属北京市文物局。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商业手段，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传世文物，使之得到保护，为博物馆、科研单位和高校等文博单位提供藏品和资料。此次拍卖消息一出，公司就果断采取行动——时任公司顾问的刘岩先生，第一时间飞往香港一探究竟；总经理秦公也想方设法获取了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
这件宝瓶是清代景德镇督陶官唐英的巅峰之作，也是乾隆放置在圆明园的陈设珍品。它分为内外两层，内为青花瓶，外为粉彩，腹部雕刻六组镂空花果纹，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传世作品，器型规整，工艺精湛奇巧。它还集合了多种装饰技法，集粉彩、珐琅彩、镂空于一器，巧夺天工。
可以说，六方套瓶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4月30日晚，就在佳士得那场轰动世界的拍卖落幕之际，北京市文物公司会议室的灯光亮起，彻夜未熄。秦公召集业务骨干商量对策。反复商讨后，他们决心，依旧使用经济手段。经北京市文物局决定，秦公在北京坐镇指挥，刘岩在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2000年5月2日，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会开始了。圆明园虎首与六方套瓶，都是此次备受瞩目的拍品。
由于刚刚结束的那场拍卖会中，两个兽首均拍出高价，这一次的竞拍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虎首，以300万港元起拍，叫价此起彼伏，多达37次后才宣告尘埃落定，最终以1400万港币，再次被中国保利集团拍得，价钱几乎相当于前面两首的总和。而那件罕见的六方套瓶，更是在6分钟内进行了44次叫价，以1900万港元的天价，被北京市文物公司的代表拍下。
使命完成，国宝即将归家。欢欣之余，却也让爱国人士内心五味杂陈。
长期以来，由于“一国两制”制度，1970年公约（即《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并未适用于香港地区，使得许多来源不明的文物艺术品通过非法渠道进入香港并实现交易，外国拍卖行在拍卖我国被盗抢等非法出境文物时也有恃无恐。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工作人员，也表达了反对拍卖的立场。中国的80名律师还自发组建了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远赴法国，向巴黎的一家法院递交了禁止圆明园流失文物拍卖的申请。然而，与上一次相似，2009年2月24日，法国法院依旧批准拍卖，25日拍卖会如期举行。不过，令人始料不及的一幕发生了——中国商人蔡铭超通过电话竞拍的方式拍下圆明园兽首后，却迟迟未支付拍品款项，拍卖行也并未追究。
原来，就在拍卖结束后，国家文物局于2月26日紧急下发《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明确指出：佳士得拍卖行在法国巴黎拍卖的鼠首和兔首铜像，是从圆明园非法流失的，佳士得在我国申报进出境的文物，均应提供合法来源证明；如果不能提供证明或者证明文件不全，将无法办理文物进出境审核手续。
于是，这起拍卖事件最终在舆论的一片哗然中草草收场，不论是拍卖行还是法国藏家，都扮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小丑，成为了世界人民眼中的笑料。
消息一出，举国沸腾。在历经百年离散、拍卖风波后，鼠首和兔首却通过外交手段，在一片祥和友好的氛围中回归祖国。不过，尽管结果令人欢欣鼓舞，但问题并非圆满解决——皮诺家族说得非常清楚，鼠首和兔首，是“捐赠”给中国，而非“归还”。文物回归路上的进一步“破冰”，还需要新的“角色”登场。
2013年8月，挪威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黄怒波被眼前的7根圆明园石柱吸引住了。从雕刻图案来看，它们的正反立面都雕刻着贝壳等西洋纹饰；两个侧立面却雕刻有花瓶或花纹，花瓶中盛放的花束以代表吉祥的牡丹、荷花、玉兰、菊花等中国传统花卉纹样为主，可谓中西合璧。
▲ 科德博物馆。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许多建筑构件被偷盗，并在市场上售卖。这大概是7根石柱流出圆明园的原因。最终，它们到了挪威人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手中。他曾是一名骑兵军官，1886年来到中国，供职于中国海关，还一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副都统。在他定居中国的50年间，对中国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大量收藏，其中就包括圆明园的建筑构件。
1926年，蒙特计划卖给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一批艺术品，这7根石柱也在其中。可是，“不起眼”的它们却未被相中，交易一度搁浅，石柱也滞留在了美国。直到1961年至1964年，蒙特逝世多年后，负责打理和处置蒙特生前藏品的佩特-蒙特协会，才将这批石柱正式捐赠给西挪威装饰艺术博物馆（科德博物馆的前身之一），向大众公开展示。
尽管一度被忽视，然而当黄怒波看到7根石柱时，却很快意识到它们作为圆明园文物所承载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当即产生了争取国宝回家的想法。“高价回购”的路线已不合时宜，他决心采用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手段。黄怒波多方打听，得知博物馆急缺捐款后，主动提出捐款，用于该馆修缮中国艺术品展位。面对这位中国企业家释放的善意，经过科德博物馆基金会与其董事会的反复商议，7根石柱回归中国的请求也被应允了。随后，黄怒波向该馆捐款160万美元，并积极联系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希望石柱回归后在北大进行展览。
▲ 图为回归祖国的圆明园石柱之一，其雕花风格中西合璧，为建筑提供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曾为西洋楼景区增添了一份艺术情趣。供图／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