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早期铁器的年代——以西藏西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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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8 15:12 来源:考古与文物

摘要：近年来，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开展，发现了一批属于西藏地区早期金属时代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较多铁器，为进一步细分西藏地区早期金属时代提供了关键证据。本文以皮央·东嘎墓群为中心，对出土的早期铁器年代进行分析，提出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或有可能早至公元前8世纪），西藏地区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且至少在公元3世纪存在本土冶铁证据。对比周边地区的铁器考古资料，西藏地区早期铁器技术的传入或与新疆和克什米尔地区有关。

铁器技术的引入，带来了战争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巨大改变，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推动了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变革[1]。一般认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以前[2]，人工冶铁制品相当有限，青铜时代晚期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被认为是人工冶铁的起源中心，并由此快速扩散到欧亚大陆[3]。就中国境内而言，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寺洼文化早期出土的2件铁器，断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认为是本土最早的人工冶铁证据。此外，新疆地区也常见断代在公元前1000年的人工冶铁制品[4]。由此，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早期的冶铁技术由西北地区传入，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独立发展起了铸铁技术。而与新疆毗邻的西藏地区何时出现人工冶铁制品，则依然模糊不清，此又涉及西藏考古大的时段划分的关键问题。

童恩正曾将10世纪以前的西藏考古学分为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时代，并推测，早期金属时代可能为公元前10世纪～公元6世纪[5]。童恩正还曾提出过三个问题：西藏的石器时代究竟终于何时、铜器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铁器又是在什么时候传入的[6]。

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新资料的发现与刊布，学界对西藏地区早期金属时代和铁器出现的时间也相继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汤惠生将西藏青铜时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青铜时代指距今4000～3000年之间，以曲贡遗址为代表；晚期青铜时代从距今3000年至吐蕃时代（7世纪左右），晚期青铜时代也就是学者所说的“金属时代”或“吐蕃部落时代”[7]。霍巍认为，距今约4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早期），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先民已经开始步入青铜时代。距今2500～2000年（约相当于中原地区战国秦汉之际），铁器可能已经传入了青藏高原，铁与铜合体的器物开始流行[8]。笔者之一曾认为公元前第一千纪晚期至公元第一千纪早期分布于喜马拉雅高山地区的文明已进入使用青铜器及少量铁器的“早期金属时代”[9]。由此可见，诸位学者将西藏地区早期金属时代从只使用青铜制品到发生复杂变化的时间节点基本都推定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部分学者更是敏锐地将铁器的出现时间确定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

从今天来看，由于先前考古工作的基础薄弱，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回答。本文拟从西藏地区早期铁器的出现着手，对“童恩正之问”的第三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西藏早期铁器的考古发现

在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中，有明确测年且属于早期金属时代（约公元前10世纪～公元7世纪）范畴的铁器遗存主要见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墓葬，其他地区墓葬中也有零星发现（图一）。其中西部地区发现早期铁器的遗址主要有阿里地区日土县阿垄沟墓地[10]、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11]、札达县皮央·东嘎墓群[12]、札达县曲踏墓地[13]、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14]、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15]等；中部地区主要有拉萨市曲贡遗址[16]、山南市浪卡子县查加沟墓葬[17]；东部地区主要有昌都市贡觉县城北石棺葬[18]。这些遗址发表的早期铁器约100余件，主要器形有铁片、刀、斧、箭镞、剑、矛、耙、三足架、削、马具、盘、盏、勺、带扣、手镯、饰件、钩、钉、环、铁柄铜镜、铁骨复合器等。

图一　发现早期铁器的遗址分布示意图

上述材料中，位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皮央·东嘎墓群发现的早期铁器，器形丰富，数量较多。皮央·东嘎墓群先后经历了四个年度（1998、2018～2020年）的发掘，分别在格林塘墓地、吉翁墓地、卡基墓地、日波墓地、果扎墓地、却丹嘎琼墓地和陇布沟墓地中发现了早期铁器。这些墓地的年代跨度较大，序列较为完整。本文拟按照由晚到早的时间顺序，对皮央·东嘎墓群发现的早期铁器进行讨论，并尝试对西藏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出现进行推断。

（一）5～7世纪

皮央·东嘎墓群中年代最晚的早期铁器出现在格林塘墓地和却丹嘎琼墓地的2018ZPGM1、2019ZPQM1和2019ZPQM6三座墓葬中[19]。3座墓葬均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为二次葬，人骨较为散乱，出土陶器较多，器形较丰富，碳十四测年校正后结果均在5～7世纪。其中，2018ZPGM1发现铁器2件，器形有铁片（图二，2）、马衔（图二，1）；2019ZPQM6发现铁器2件，均为勺（图二，3、4）；2019ZPQM1发现铁器6件，器形有勺、枝形器（图二，5）、刀（图二，7）及箭镞（图二，6）。

图二　5~7世纪出土的铁器

另外，在阿里地区日土县阿垄沟墓地，曾发现有该时期的铁器，阿垄沟墓地属于该时期的墓葬主要为石丘墓，出土器物有陶器、铁钩等。根据发掘者推测，阿垄沟墓地可能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年代约为6～7世纪[20]。来自阿垄沟的证据在年代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无法作为准确的证据。但皮央·东嘎墓群的材料说明，在这一时期，铁器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生活用具和武器并存，并运用在骑乘和日常生活中。

（二）3～5世纪

该时段是皮央·东嘎墓群中早期铁器出现相对集中的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卡基墓地的3座墓葬（2018ZPKM1、M2、M3）[21]。3座墓葬均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为二次葬，人骨较为散乱。2018ZPKM1共发现铁器4件，其中发现耙1件（图三，1），这是目前已发表的西藏地区最早的铁制农具，另外发现盘1件（图三，2）、刀2件（图三，6、7）；2018ZPKM2共发现铁器1件，为箭镞（图三，4）。2018ZPKM3共发现铁器2件，均为环（图三，5）。3座墓葬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也较为相近，校正结果均在3～5世纪范围内。这一时段的铁器类型除生活用具和武器外，出现了大型农具，是讨论这一时段生业经济的重要发现。2018ZPKM3甚至发现了人工冶铁产生的炉渣（图三，3），是目前西藏境内最早的人工冶铁证据[22]。

图三　3~5世纪出土的铁器

其他地区也发现有可能属于该时期的铁器。2000年4月山南地区文物局对查加沟墓葬[23]进行了清理，墓葬地表无明显的封土痕迹，但有用直径20厘米左右的砾石围砌的梯形边框，石砌边框中央原有一边长2、高0.35米的方形砾石堆。墓葬内发现了较多金属制品，其中发现有铁制武器，因锈蚀严重均已成残片，种类有剑、刀、箭镞等，其中箭镞为锥形。发掘者认为该墓葬属早期金属时代，并推测绝对年代可能在距今2000年前后，有关该墓葬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该墓葬出土金器的研究，霍巍认为这批金器的年代可能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汉晋时期[24]，阿米·海勒（Amy Heller）认为可能为吐蕃时期[25]，笔者之一曾认为可能与4～6世纪活动于吐蕃北部的吐谷浑关系密切[26]。

（三）1～3世纪

该时段是皮央·东嘎墓群中出土早期铁器较为集中的另一个时段。主要发现于格林塘墓地、陇布沟墓地及果扎墓地。其中，格林塘墓地和陇布沟墓地的铁器主要发现于2020ZPGM2和2020ZDLM1中[27]，2座墓葬均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为二次葬。其中2020ZPGM2发现铁箭镞5件（图四，3），2020ZDLM1发现铁箭镞1件（图四，6）。这2座墓葬碳十四测年结果在1世纪左右。果扎墓地的铁器发现于2018ZPGZM1和2018ZPGZM2两座墓葬中[28]，均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为二次葬。其中2018ZPGZM1发现铁器8件，主要为铁片（图八，5）、三足架（图八，1）、盘（图六，1）、盏（图八，6）、箭镞（图四，1）、剑（图七，1）、饰件（图八，3）及铁器残件（图八，2）等；2018ZPGZM2发现铁器4件，主要为盘（图六，2）、剑（图七，4）、马衔（图五，1）、箭镞（图四，7）等。这2座墓葬的测年结果均为2～4世纪。

图四　1~3世纪出土的铁箭镞

1~7.（果扎墓地2018ZPGZM1:23、故如甲木墓地2012M4:9、格林塘墓地2020ZPGM2:9、故如甲木墓地2012M4:7、8、陇布沟墓地2020ZDLM1:3、果扎墓地2018ZPGZM2:16）

图五　1~3世纪出土的铁马衔

1~3.（果扎墓地2018ZPGZM2:13、故如甲木墓地2012M1:19、20）

图六　1~3世纪出土的铁盘

1~3.（果扎墓地2018ZPGZM1:14、M2:8、故如甲木墓地2012M2:1）

这一时期，西藏西部地区的其他墓葬也发现有大量铁器，可以说是西藏西部地区早期铁器集中出现的重要阶段。其中故如甲木墓地M1～M4[29]均发现有铁器，共计12件，器形主要有剑（图七，2）、矛（图八，7）、盘残片（图六，3）、箭镞（图四，2、4、5）、镞铤、削（图八，4）、马衔（图五，2、3）、铁骨复合器（图八，8）、铁器残块。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故如甲木墓地4座墓葬的年代为距今1855～1715年，即2～3世纪。另外，在2013～2014年，对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又进行了发掘，故如甲木墓地共新发掘墓葬7座[30]，均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其中4座属于前吐蕃时期遗存（2013M1～3、2014M1），在这4座墓葬中，均发现有铁器或铁器残片，铁器主要有剑（图七，3）、带扣、马衔、箭镞及盘。另外在曲踏墓地Ⅰ区的2010M1[31]内发现有铁剑、铁箭镞和铁马衔，M1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发现有木棺，与故如甲木墓地不同的是，该墓墓主为侧身屈肢葬。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1～2世纪。不难发现，这一时段内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类型在不同墓地中是有较多重合的，例如普遍出现的盘、剑、箭镞及马衔等，还值得注意的是特殊器物如铁三足架在这一时期的出现。

图七　1~3世纪出土的铁剑

1~4.（果扎墓地2018ZPGZM1:24、故如甲木墓地2012M1:14、2013M2:7、果扎墓地2018ZPGZM2:11）

图八　1~3世纪出土的其他铁器

（四）公元前4～前1世纪

这一时段内年代较晚的早期铁器主要发现于皮央·东嘎墓群和曲踏墓地。皮央·东嘎墓群的墓地主要为吉翁墓地和日波墓地，吉翁墓地的2018ZPJM9、2018ZPJM10、2018ZPJM12及2018ZPJM13[32]均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为二次葬。4座墓葬中共发现铁器9件，主要有钉（图九，12）、箭镞（图九，5）、木柄铁刀（图九，1、3）、铁器残件（图九，17）等。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4座墓葬的年代均在公元前4～前1世纪。日波墓地该时期的铁器主要发现于墓葬2018ZPRM2内[33]，该墓为石丘墓，未发现人骨，出土铁手镯1件（图九，9）。该墓葬的测年结果为距今2160±30年，树轮校正结果为公元前356～前57年。除此之外，在西藏西部地区的曲踏墓地中，也发现有该时期的早期铁器遗存，主要发现于曲踏墓地Ⅱ区的2014M5[34]中，该墓葬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出土的早期铁器主要有削、钩、马衔、勺等。该墓葬的测年结果为2150±2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51～前57年。

图九　公元前4~前1世纪出土的铁器

这一时段内年代较早的早期铁器同样发现于皮央·东嘎墓群的吉翁墓地，另外在西藏西部地区的曲踏墓地和格布赛鲁墓地中也均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铁器。吉翁墓地以2018ZPJM5、2019ZPJM8和2019ZPJM9[35]为代表，均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为二次葬。在M5中发现铁环1件（图九，15）、铁马具2件（图九，14）；M8中发现铁器残件1件；M9中发现铁马衔1件（图九，13）、铁器残件2件。3座墓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均在公元前4～前2世纪。

曲踏墓地Ⅱ区的2014M3[36]随葬的早期铁器有木柄铁匕首（图九，4）、带扣、箭镞（图九，10）、簪形器等。经碳十四测年，2014M3距今2250±2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90～前206年。

2017～2018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合作对格布赛鲁墓地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格布赛鲁墓地初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主要为土坑石室墓，晚期主要为洞室墓[37]。2017年度的发掘，在距今2400～2000年的晚期墓葬中发现有铁箭镞（图九，6～8）和铁器残件。在2018年度的发掘中，在距今2350～2150年，大致为公元前400～前200年的墓葬中发现有铁箭镞和带钩铁器（图九，16）。

除西藏西部地区外，西藏其他地区发现的铁器也多集中在这个时段内。

西藏中部地区，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对拉萨市曲贡遗址土坑石室墓进行了发掘。其中，M20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室墓，为二次葬，出土随葬品为1件陶罐和1件铁柄铜镜（图九，11）。这批资料发表后，铁柄铜镜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根据这件器物的科技分析检测结果可知，铜镜为铜锡二元合金铸成，未经过鎏金或鎏银处理。经过分析，铜镜由高锡青铜铸成；铁柄为铁素体和少量珠光体，含碳量约为0.1%～0.2%，有少量的氧化亚铁及硅酸盐夹杂物，沿一定方向排列，表明铁柄是用人工冶炼铁锻打而成[38]。有关这件器物的艺术风格问题仍存在争论，年代一般倾向于定在战国至汉之际[39]。笔者之一曾补充指出，其年代不会早于西汉[40]。综上所述，其年代应当在公元前3世纪以后。

西藏东部地区，贡觉城北石棺墓中发现木柄铁刀1件（图九，2），发掘者推测其年代大概为战国秦汉时期[41]，霍巍认为贡觉城北石棺葬与贡觉香贝石棺葬年代大致相近，应为战国秦汉时期[42]。笔者认为，将该器物归于该时段较为稳妥。

这一时期的早期铁器以木柄铁刀、箭镞、马具和带扣为主，个别墓葬还发现有手镯、簪形器等，生活用具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铁器的应用已经逐渐渗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五）公元前8～前5世纪

2018～2020年的阿里地区联合考古工作将西藏早期铁器出现的可靠年代定在了公元前5世纪，西藏西部地区皮央·东嘎墓群的发现和格布赛鲁墓地中的发现为这一年代提供了坚实的证据。首先在皮央·东嘎墓群的格林塘墓地中，在2018ZPGM3和2020ZPGM4[43]中均发现了早期铁器，2座墓葬均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为二次葬。其中在M3中发现有铁片1件（图一〇，2），M4中发现有铁斧1件（图一〇，3）。通过墓葬出土的其他随葬品来看，2座墓葬均属于早期墓葬，碳十四测年显示，M3的年代为公元前8～前4世纪，M4的年代为距今2490±3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8～前5世纪。格布赛鲁墓地的土洞墓2018ZGM3发现铁刀1件（图一〇，1），该墓葬的测年结果约为公元前8～前5世纪。虽然一些测年数据的范围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但考虑到由于这一年代区间的碳十四校正曲线摆动较大，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西藏西部地区已进入铁器时代，未来也不排除早到公元前8世纪的可能性。

图一〇　公元前8~前5世纪出土的铁器

1.刀（格布赛鲁墓地2018ZGM3:16）　2.铁片（格林塘墓地2018ZPGM3:1）　3.斧（格林塘墓地2020ZPGM4:3）

通过考古材料的出土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器较少，种类也不多，最早出现的铁器为斧和刀，在此之后，铁器的数量和种类逐渐丰富，也逐渐应用到各个领域。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示，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西藏地区已出现了早期铁器，可能在此时已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原先认为的早期金属时代，或许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因为铁器的出现发生了时代性质的变化，如果笼统地沿用早期金属时代的话，已经无法更准确地反映时代的面貌。

二、周边地区铁器年代与西藏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关系

西藏地区早期铁器的年代问题暂时得到解决后，应当将注意力放在西藏地区早期铁器的来源问题上，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交流。首先，若要讨论本土起源，首先要厘清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西藏地区早期铁器是否为人工冶炼铁。天然铁（多为陨铁）可能在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西亚和古埃及得到了应用，我国商代中期遗址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铁刃铜钺，以及出自浚县的2件铁刃铜器，经鉴定均为陨铁[44]。古代人工冶炼主要有块炼铁和生铁两种技术，块炼铁是在较低温度下（约900～1100°C）冶炼还原铁矿石得到的，生铁（或称铸铁）由竖炉冶炼，是在较高温度下（1200°C以上）还原冶炼得到的铁[45]。有关西藏地区早期铁器金相学研究显示，拉萨市曲贡遗址M203出土的铁柄铜镜，铁柄经鉴定被认为是人工冶炼锻打而成[46]，故如甲木墓地的铁器残件经鉴定也为人工冶炼而成[47]，其他年代更早铁器的分析正在进行当中，目前肉眼判断应该都是冶炼铁。

第二，西藏本土是否存在冶铁证据。目前的西藏考古工作中，曾于西藏周边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呷拉宗遗址发现一座吐蕃时期的炼铁炉，年代约在7世纪左右[48]，但尚未发现年代确切的吐蕃时期之前的冶铁遗址。在皮央·东嘎墓群的考古工作中，卡基墓地2018ZPKM3发现有冶铁活动残余的炉渣，可能为3～4世纪西藏地区人工冶铁的直接证据[49]，这说明西藏本土至少在3世纪存在本地冶铁的证据。

尽管存在上述证据，但也不能认为西藏地区早期铁器是独立起源的。目前，我们依然接受冶铁技术单一起源的论点，认为西藏西部地区之所以能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与外部文化的传播、交流是分不开的，因此还需要关注周边地区的铁器起源情况。以下仅考察与西藏西部地区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区域的早期铁器考古发现，来分析其与西藏地区早期铁器出现的关系。

（一）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发现的铁器年代较早，种类也较为丰富，主要有刀、锥、镰、锛、铧、钉、剑、镞、戒指、簪、镯、带钩、带扣、牌、泡、釜、马具等。新疆地区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的时间在学界也有热烈的讨论。陈戈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新疆地区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50]；韩建业提出公元前第二千纪末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偏早阶段，公元前第一千纪中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偏晚阶段[51]，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新疆地区已经发现的东汉以前的铁器至少有600余件，其中少数可早到公元前1500～前1000年，绝大多数为公元前1000年之后，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约公元前500年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后段[52]；郭物认为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上限为公元前9世纪[53]；陈建立综合了新的材料和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目前将新疆地区开始使用铁器的时间定为公元前9世纪比较合适[54]。综合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将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上限暂定在公元前9世纪较为稳妥。

从目前发表的材料来看，新疆地区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早于西藏地区，同时铁器种类较西藏地区更为丰富。通过比较也不难发现，西藏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种类与新疆地区有较多重合之处，如铁刀是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中数量较多的器物，在西藏西部地区诸多墓葬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特别是在新疆焉不拉克墓地出土的铁刀（图一一，1），弧背，直刃，长约7.7、宽2厘米[55]，相似形制的铁刀（图一一，2、4）在皮央·东嘎墓群的卡基墓地也有所发现，且大小十分接近。铁削在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中的出土数量不多，在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F2出土铁削1件（图一一，3）[56]，西藏西部的故如甲木墓地也曾出土过类似器物[57]（图一一，5）。西藏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中，绝大部分发现于西藏西部阿里地区，这一地区自公元前第二千纪晚期就与新疆地区有着密切的交流[58]，在公元第一千纪早期最为明显。因此，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出现的早期铁器与新疆地区产生文化联系有着很大的可能性，并受到了新疆地区的影响。

图一一　新疆地区与西藏地区出土的早期铁器比较

1、2、4.刀（焉不拉克墓地M31:5、卡基墓地2018ZPKM1:14、13）　3、5.削（石人子沟遗址F2DM21:81、故如甲木墓地2012M4:5）

（二）克什米尔地区

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重要遗址Burzahom（布鲁扎霍姆）仅发现有1～5世纪的铁器，而另一重要遗址Gufkral（古夫克拉）发现有公元前1550～前1300年的铁器，但缺失很多信息[59]。近年更为确切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公元前800年，克什米尔地区可能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60]。由此可见，铁器在南亚西北部地区出现较早，特别是与西藏西部接壤的克什米尔地区，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可确定在公元前8世纪，和西藏西部地区最早的铁器年代几乎相同。考虑到多位学者已指出，考古材料中克什米尔地区与西藏西部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西藏西部地区早期铁器的传入与此地区或许也密切相关。

三、结语

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且极有可能早到公元前8世纪，西藏西部地区已出现了早期铁器，西藏高原在此时已进入了早期铁器时代。从目前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材料看，西藏早期铁器的出现、应用与发展可能大致经历了从早到晚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公元前8～前5世纪。这一时期的早期铁器主要发现于西藏西部地区的皮央·东嘎墓群和格布赛鲁墓地，出土铁器较少，种类不多，最早出现的铁器为斧和刀。

第二阶段是公元前4～前1世纪。这一时期的早期铁器除在西藏西部地区的皮央·东嘎墓群、格布赛鲁墓地及曲踏墓地发现外，在西藏中部地区的曲贡遗址以及西藏东部地区的贡觉城北墓葬也有发现。这一时期出土的早期铁器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主要以木柄铁刀、箭镞、马具和带扣为主，另外个别墓葬还出现了手镯、簪形器等，这说明铁器的应用已经开始渗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第三阶段是公元1～3世纪。这一时期的早期铁器仍主要出土于西藏西部地区的墓葬内，主要见于皮央·东嘎墓群、故如甲木墓地及曲踏墓地。出土铁器数量较多，类型较为集中，不同墓地间器物类型有较多重合，如普遍出现的盘、剑、箭镞及马衔等，另外，还发现有特殊器物如铁三足架。

第四阶段是公元3～5世纪。这一时期的早期铁器主要见于西藏西部地区的皮央·东嘎墓群的卡基墓地，另外在西藏中部地区的查加沟古墓也有零星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卡基墓地发现了西藏地区最早的铁制农具——耙，这是讨论西藏地区生业经济的重要证据，同时，还发现了炉渣，是西藏地区最早的冶铁证据，对探讨西藏地区早期铁器的来源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第五阶段是公元5～7世纪。这一时期的早期铁器主要来源于西藏西部地区的皮央·东嘎墓群，另外在阿垄沟墓地也有少量早期铁器的发现，铁器种类丰富，且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生活，表明铁器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应用。

西藏地区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可能是基于与外部文化的传播、交流的结果。目前已知的有关西藏地区早期铁器金相学研究显示均是人工冶炼铁。在西藏西部地区的皮央·东嘎墓群的卡基墓地发现有冶铁活动残余的炉渣，这充分说明在吐蕃时代之前冶铁技术已传入西藏，其来源应与周边新疆地区和克什米尔地区更早的冶铁技术传统有关。

未来，西藏高原中部和东部的冶铁证据、西藏本地冶铁的生产组织、铁器的编年等问题还需进一步地研究。但无论如何，铁器技术在西藏高原的引入和传播显然引起了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西藏西部地区数量巨大的大型洞室墓葬，以及其所体现的清晰社会分层都显示，西藏早期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早期铁器时代，并为吐蕃时代在西藏腹心地带的崛起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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