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古籍的年轻人

书口（修复前）

书口（修复后）

裁剪书皮

修复虫蛀书页

在甘肃省图书馆的一隅，便是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目之所及，数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各类古籍以及放大镜、毛笔、排刷、剪子等工具，十几位工作人员正伏案忙碌着，伴随着糨糊和着纸张的书卷味、装帧古籍封面时的咚咚声、小心翼翼翻书时发出的沙沙声……

镊子捏在指尖，游走于残损的书页间，纸屑被层层揭起……“修旧如旧”，化腐朽为神奇，时光流转间，在一位位古籍修复师的巧手下，一张张残损的书页焕发了新生。

甘肃省内现藏有古籍约70万册，包含敦煌写经、宋元刻本、名人手札和《四库全书》等珍贵古籍。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古籍修复，是让古籍“焕新”的第一步。2017年，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技艺”入列第四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成立于2009年的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保护中心），现有修复人员16人，另有两名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师有宽、何谋忠。保护中心每年完成修复古籍数量在一万页以上，自开展修复工作至去年年底，已累计修复各类古籍1410余部、3540余册、逾22万页……

甘肃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可溯源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保护中心正式成立后，聚集了一支理论基础扎实、修复技术过硬的修复团队，如今他们在古籍、拓片、古旧字画、经折等多方面开展修复。

如今这支队伍中一多半的成员是“90后”和“00后”，在古籍修复人才稀缺的现状下，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为古籍修复的发展注入青春的力量。

“00后”：展现青春活力

古籍修复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我国于2007年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以从学校里学习并最终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于2021年和2023年，分别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办学协议，馆校共育古籍修复人才。“00后”罗雪瑞、安雅楠、陈国艳、王丹丹她们正是“馆校共育古籍修复人才”的受益者。

一盏台灯下，一双纤细的手熟练地往破损的书页上刷着糨糊。比起刚开始“修古书”时的颤颤巍巍，罗雪瑞的手法已经不再生疏。古籍破损情况复杂多样，罗雪瑞正在修复的是被虫蛀的书籍。她熟练地拿毛笔在虫眼周围刷上浆，再把竹纸轻轻按上去，然后慢慢撕下，随后拿镊子清理一下周围，使补的纸跟洞差不多大小，整理平整后，再开始重复刚才的操作“补”下一个“虫洞”。

今年23岁的罗雪瑞是保护中心里的古籍修复师。她告诉记者：“在学校时学的是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书画装裱方向，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这为古籍修复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事这项工作快满3年了，从最开始的“坐不住”到现在的“沉得下”，罗雪瑞的修复技艺在不断进步。“我一直就比较喜欢做手工，古籍修复不仅让我感到充实，也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罗雪瑞说，每次来到自己的工作台前，心绪就能很快静下来，沉浸在古籍的世界里，感觉特别踏实。

王丹丹比罗雪瑞小2岁，是罗雪瑞的同校师妹。和罗雪瑞一样，王丹丹刚来时的学徒生涯也是“很枯燥难熬的”——拆线、配纸、调糨糊、补洞、托表、隐补、喷水压平、压实……这些工作都是古籍修复中最基础也是最烦琐的部分，王丹丹和同事们在操作台前，往往一坐就是一天。

陈国艳第一次在学校里获悉古籍修复工作后就挺感兴趣，实习地点也就选择了保护中心，从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一年的实习时间里，她不但全面接触了古籍修复的整个环节，更作出了要留在这里工作的决定。“就是很喜欢。”陈国艳简洁的话语里有着无比的笃定。

案头上几本靛蓝色的崭新古籍正在进行装订，这是完成一本古籍修复的最后一个环节。它们是181册《钦定大清会典》中被陈国艳修复好的一部分，去年10月，陈国艳成为这一大部头修复工作中的一员，接手了其中24册的修复工作，并于今年4月底完成任务。“这一次做的皮子平整，是目前我修得最好的一次，以前的修复完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还得返工。”案头上那一摞宛若刚刚出版的古籍，让陈国艳感到很骄傲。

陈国艳修复的这24册古籍，是受到了虫蛀。她曾修过一次也是虫蛀的古籍，是清代的一个省份的地图，但那个虫蛀因为无法机补，只能手点，“每天手点，点了整整半年，修的太费劲了”。

像手点修补虫蛀这样重复的活，今后的工作中肯定会碰到，但陈国艳说自己不会再像第一次接触这类工作时那样影响心情了，耐心和责任，还有技艺的逐渐递进，让她心里有了底气。“我会坚持下去的。”陈国艳说。

从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毕业的安雅楠，同样在保护中心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做修复的同时，安雅楠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染色。“最近的一次是染一张蓝色系的书皮，难点是要选择与原书皮材质一样的有点泛黄的纸去染色，染出来就有修旧如旧的感觉了。”安雅楠去年参与了修复《城武县志》的工作，“这部古籍的破损情况主要是虫蛀，我修的是其中两册。修复的时候采取了托补的方法，托补之后再将没有虫蛀部分的补纸沿边撕下，让搭口在2毫米左右。”安雅楠说这是自己完成过的修复工作中最有难度也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目前，安雅楠在保护中心已有两年了，“实习了一年，工作了一年。”“现在遇到一些更难的任务之后，不会退缩了，会选择去挑战。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安雅楠说，她想成为像师有宽那样的修复师。

“90后”：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

康丽萍、侯娟娟、柳晓苗、王学斌、杜泓瑞等，这些甘肃省古籍修复中心的“90后”修复师，或从我国第一批古籍修复专业本科毕业，或以高学历跨专业成为年轻一代修复师，经过几年的职业生涯历练，已然成长为古籍修复人才梯队中的中坚力量。

在南京学了4年古籍修复专业的康丽萍，到保护中心工作的9年时间里，已修复古籍1.6万页。眼下，康丽萍正集中精力修复甘肃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贞观政要》，这一部是明代成化年间的刻本，共6册，360多页，“这部善本是包背装，书页的修补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做的是补书皮。因为6册书籍的厚度都不一样，书皮书脊处又缺损较多，所以要在修之前算好距离，并且补纸没有现成的，需要染色，这步也很关键。”康丽萍一边说着，一边拿着尺子对着一册书籍量算厚度。

康丽萍是保护中心第一个实习期就拿工资的专业人才，现在一年基本上能完成二三十册善本的修复，她日益精进的修复技艺在同事之间有目共睹。“除了基于学校里学习的专业知识之外，更得益于实践和师有宽先生、何谋忠老师他们的传授。”康丽萍从老一辈那里学的不仅是技艺，还有人生观。像自己的老师们那样，她带陈国艳这些年轻修复师时，在传授技艺方面也是毫无保留的。

进入保护中心一年，“90后”修复师王学斌觉得，古籍修复工作赋予古籍新生，能从事这份工作充满荣耀。

王学斌曾认为“古籍保护”就是把“古书”保管好。但慢慢地，随着对修复工作的深入理解，他发现古籍修复、保护除了靠老师傅们的“经验”，也需要自己专业的知识。“古籍修复开始前，需要对古籍用纸酸碱度、纸张纤维、白度等数据值进行化学检测，然后不同的书籍有不同的修复方法。而这些就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王学斌说。

在修复技巧上老一辈更有经验，而年轻的古籍修复师也有敢于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要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修复师，经验和勇气缺一不可。”王学斌说。除了“修书”的日常工作，王学斌还要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修复中心策划的各类对外宣传活动，让更多普通人对“古籍修复”产生共鸣和兴趣。

杜泓瑞的办公桌上除了修复古籍的工具和书籍，还摆着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自己篆刻的印章等“私人物品”，他说研习书法、篆刻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放松，对工作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我们这个工作更重视实操能力，一般新手都要先从观摩开始，最先上手的工作普遍是补虫洞。”杜泓瑞说，“古籍修复实际上是一门交叉学科，从古汉语到绘画美术，再到传统古籍装帧出版，需要学习的课程和掌握的知识涉及许多领域，而随着年轻人的加入，会将很多新式手法和理论运用到修复中，但也需要年轻人沉下心不断对古籍修复理论化、课程化进行深入探索。”

“需要向老师傅们学的更多，比如，酸化、糟朽、粘连的古书我还没有修过，随着自己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多，后面要面对的古籍修复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但杜泓瑞觉得每当看着一件残破的古籍被修复完好，把古人的智慧重新呈现出来，都让他内心充盈并快乐。

2017年，侯娟娟考入甘肃省图书馆就职。入职培训时，古籍修复的工作内容总让她兴趣满满，轮岗半年后，她决定留在甘肃古籍保护中心，成为一名“古籍医生”。

“古籍医生”每天面对要修复的古籍，自然也要见识古籍形形色色的“疾病”。被油浸过的古书想要“去”油渍，修复方法居然得用纯净水加热“清洗”。这是侯娟娟刚入行不久，见识过的一项修复技艺，侯娟娟回忆，当时看到后，也对古籍修复技术多了一份敬畏。“修复古书就是对书进行的一场‘微创手术’。能成为‘古籍医生’，太有成就感了。”她说。

目前，侯娟娟正在编辑一本关于西北地区古籍修复的教材，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由于天气原因，北方地区，古书霉变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便出现后，采用羊毛刷刷，用面团滚、太阳晒等方法基本就能去除，而在南方，采用的是一些化学试剂，今后这也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 侯娟娟表示，在编辑书本的过程中，她对古书霉变的处理方法有了系统的认知。

“老师们总说，要想在这个行业里有所成就，要耐得住性子，静得下心。” 侯娟娟说，每每面对那些亟待再获“新生”的珍贵古籍时，就觉得重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