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秋华丨“五一之五”米万钟印章考略及其他

摘要：宋元以后，文人用印日渐流行并趋于多样化。书画作品中既有标记姓名、字号以及鉴藏等功能明确的印章，也有大量寄寓个人心志的闲章。作为晚明名士的米万钟素以好异尚奇著称，其所用印文如“五一之五”“洞天灵焰山长”等尤具独特性、私密性与社会性，不仅印风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而且内容也留存了丰富的生活细节。因此，对其含义与背景的追溯既有助于深入了解使用者的生平经历，亦由此触及当时的社会风气，从而在通向一个真实可信的米万钟的同时，也充实了相关艺术史研究。

关键词：闲章；五一庵；私密；墨石图；晚明

故宫博物院藏晚明奇士米万钟（字仲诏，号友石）所绘《墨石图》（图1），其上钤有一枚“五一之五”朱文方印（图2），可谓章法得当，结体高古，线条自如。然一时或不知其意，亦似乎迄今尚无人论及此印个中原委。加之印文有时为了布局之宜，存在字形损益变化。¹因此，如何准确理解印文含义与辨析字形本身，两者密不可分。今笔者据目之所及相关史料，于此略作考述，祈请高明指正。

米万钟家族承祖辈余荫寄籍都下，他青年时代得意于科举场中，素以恃才傲物示人，一时声名鹊起。然而，中年的米万钟仕途不畅，长期停留于县令一级，加之地处偏远，又历经丧子之痛，一度心灰意冷。临近四十岁，米万钟终于时来运转，喜得次子吉土，并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重返仕途，出任南京附郭六合县令一职。其间政绩卓著，深得好评，广受赞誉，方志记其“加惠学校，赈济饥民，有‘水镜慈母’之称”。²

两年之后，米万钟于庚戌（1610）离开六合赴京出任新职，仕途开始出现转机。之后数年间，米氏屡获升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其门下弟子六合人氏孙国敉（字伯观，原名国光）于自家园中构建五一庵。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长至日，他在《五一庵记》中写道：“五一庵者，于余园中庵五先生，而以其庵之者一之也。五先生维何？其官吾土者两人：唐六合县丞王无功先生绩，及吾师前邑令米仲诏先生万钟；其人本六合之外，而游于六合之内者亦两人：初祖达摩及六合园叟张果；其产吾土者一人：周剑客专诸。而所谓以庵之者一之也云何？则国敉自命也。”³然后，他依次对王绩、米万钟、达摩、张果、专诸等五先生与六合一地之间的渊源逐一作了叙述，其中米万钟事迹尤详。⁴孙氏如此表示：“嗣是，千余年乃得一仲诏先生……故庵先生。而因念无功先生为异代同寅，遂追录为配享耳。两先生皆具禅心道气，故以达摩、张果附而。”⁵至于述及“论其诗，古隽乃直超无功上；其书法亦超其家南宫上；而画品则伯仲虎头、龙眠间；性酷嗜奇石，亦肖其家南宫，而其石更饶理所未有之奇，恨南宫不及见耳”⁶种种情形，更是对米万钟颇多溢美之词与千秋之想。

由此可见，孙伯观构建五一庵其要旨在于彰显乃师米万钟其人其事。他在文末写道：“光窃为之论著曰，五先生隐显仙佛不同格，然正以其不相袭格也而有同韵。譬则五行相克而还相生；五岳不同形而同气；五音不同律而同和；五色不同彩而同质；五味不同性而同调。余非能酒禅剑仙，合五先生而一之也，而幸旦暮遇之。愿以余一人周旋五先生间……余将以此义诠之仲诏先生。”⁷显然，孙氏曾将建五一庵的缘由作了一番自圆其说，以取得米万钟及其他人的认可。不过米氏本人对此似乎有所保留，当时他写有《孙伯观“五一庵”成，余以留滞金陵，不得过访，先寄乔梓一首》长诗，其诗云：“水镜阳秋咏五君，同龛长似未离群。堂支鲤骨屯云气，树带龙鳞积雪文。百里神驰星欲聚，千江影现月应分。他年着屐非生客，曾写羊欣白练裙。”⁸米万钟仅以留滞金陵为由，而“不得过访”，诗中亦未述及“五一之五”之类的说法。其实在此之前，米氏已另有专祠祀之，由顾太史撰写碑文。孙伯观在文中亦有所提及：“（米万钟）殆班马史才也，而用作栽花吏，遂能以文学兼循良邑。故有颛祠祠先生者，语具顾太史碑。不具论”⁹云云。

米氏年友王思任在《五一庵志叙》中写道：“六合有伯观孙氏，诛茆为庵，置板位焉如作重之意，祀专诸、祀达摩、祀张果老、祀王无功、祀米仲诏，颜之曰‘五一’。”¹⁰清晰地表述了孙伯观所建五一庵的内容及其功用，同时依其排序也恰巧诠释了米氏“五一之五”印文之本意，即米万钟位列五一庵所祀五君之第五位。这对于米万钟而言，或有自谦之意。王思任在《米太仆家传》一文中还记曰：“六合人孙伯观，奇士也。侠而藻作板重祀专诸、祀张果老、祀王无功、祀米仲诏，人以为异，而予以为同。”¹¹显然，光怪陆离的晚明社会，为本属私密的个人关系提供了公共土壤，滋养着纷乱复杂的人情世故，“五一之五”一印亦由此生焉。

时人薛冈的《六合县五一庵志序》，同样论及此庵的名实关系，他认为：“日丽星繁，令君之文章也；山高水长，令君之惠泽也。不假厥庵，而名自表也。无功之与三家也，得夫子而名益显者也。庵匪志弗永也，志者，史之流也。有心哉，孙生伯观之祠而志也，犹之乎传循吏也。故曰祠之者，似乎不伦；而志之者，似乎不得已也。繇斯以谈庵五人而一之，夫谁曰不可也。”¹²可见薛氏在诙谐之中，似有言外之意。可与不可，一念之间而已。

颇有意趣的是，五年之后西蜀孙之益则又建五一庵，并有《重建五一庵记》一文。他认为，孙伯观作为米万钟弟子，建庵以报答其师：“古之为弟子，三不朽皆可以报其师。故伯观之报其师也以立言，语具《五一庵记》中。”¹³并表示：“余既为广其庵庐，并为广其“五一”之旨，如五星不同躔而同聚，五云不同彩而同瑞，五湖不同泽而同汇，五玉不同产而同荐，五金不同液而同丹，五兵不同器而同威，五灯不同薪而同传，五德不同诠而同性，五位不同数而同合。此亦足以畅伯观之所未发乎。”¹⁴孙之益在伯观对五一庵的阐发基础上，重新加以诠释。于是，泰昌元年（1620）孙之益“乃捐俸为庚，创庵于旧学里之左”¹⁵，孙氏此举自然与米仲诏曾任四川铜梁县令不无关系。正如他最后写道：“往米先生校蜀士而得，余喜以为吾道在蜀。顷余按部江南北者，久之，乃得伯观。又与伯观同宗，而以揆诸衣钵所自，不觉听然笑曰‘吾道南矣’。”¹⁶是年十月，他写下此碑记。两处“五一庵”遥相呼应，其意虽有别，其旨则一也。

如前所述，米万钟“五一之五”之印与弟子孙伯观建五一庵密不可分。孙氏何许人也？有方志记曰：“孙国敉，原名国光。天启五年恩选贡生，廷试第一，随授延平府训导。后钦授内阁中书，蒙召题《九阳图》及敕定琴名，以光字重庙号，赐改国敉。”¹⁷又或曰孙氏“字伯观，以明经授古右史官”¹⁸，后入《六合县志》“文苑传”。孙伯观亦能画，县志称其“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上，不可以图画求者，喻之书法，则钟张逸少，岂得以品第拘哉！学不为人，自娱而已。”¹⁹显然，孙伯观追随米万钟也属翰墨因缘，意气相投。

 此外，孙伯观也曾提及吴彬（字文仲）为米万钟所作《十面灵璧图》：“顷闻仲诏先生已属吴文仲图其家藏石子为一卷，而授时贤题咏之，此自其书画船中家常饭也。然余欲纂《灵岩小志》一书，当向先生钞一本来载志中。”²⁰巧合的是，“五一之五”下方为“洞天灵焰山长”白文方印（图2），米万钟此号便与董其昌为《十面灵璧图》所作长跋有关。大约在甲寅（1614）冬，米氏曾将此卷邮三千里请董其昌定一名称，董氏为此写道：“吴文仲为米仲诏画所藏石一卷，仲诏走信三千里视余，余为定名曰‘此《洞天灵焰》也’……”这段文字后来收录于《容台别集》²¹。个中内容与现存吴彬名迹《十面灵璧图》卷后董氏长跋（图3）不尽一致，然两者意思相近。

就孙伯观《五一庵记》写于万历乙卯长至日而论，“五一之五”一印当在此稍后面世，米氏此帧《墨石图》约绘于这一时期。无论画法还是钤印，均符合米万钟作为晚明奇狂之士所具有的独特意趣。而且，米氏《墨石图》与吴彬《十面灵璧图》同一家数，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也是此际米万钟各方交游的产物。至于上款所称“敬仲先生”，似即米万钟友人刘荣嗣（字敬仲，号简斋，别号半舫），其生平在成克鞏所撰《总河大司空刘公荣嗣传》中叙述颇详。²²刘氏自称与米万钟“交谊不浅”²³，从一些诗作来看也确实如此。他与晚年的米万钟多有往还，而且与孙伯观亦并不陌生。大约崇祯三年庚午（1630）初春，刘荣嗣曾在大慈仁寺同米万钟、王左海、陈石泓倡和；²⁴稍后立春日，米仲诏曾邀刘荣嗣及张更生、陈无异、孙伯观等人社集漫园；²⁵同年七八月间，刘氏同苏徤吾又饮于米万钟青笑亭。²⁶可见二人交往甚密。此外，十几年前刘氏尚有秋夜集米万钟古云山房之举。²⁷时至辛未（1631）夏五前后，当刘荣嗣闻知米氏夫妇离世后，即成诗三章以挽之。此外，他还写有《少冏卿米仲诏先生配陆淑人节烈序》²⁸。由此可见，刘氏所言不虚也。而米万钟精心为之的《墨石图》流传至今，应是二人当年交谊的直接明证之一。

位于六合县大东门外的“五一庵”，及至乾隆后期仍在²⁹；光绪年间的方志则注曰“贼废未建”³⁰，大约因太平天国战乱而遭损毁，随之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

由是观之，这方“五一之五”米氏闲章固然因其内容引人遐思，亦以简洁、明快之印风可推及出自高手，更以其成因涉及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凝聚晚明朝野上下种种风尚。正所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一印印之矣。

[1]譬如，此印释作“五一之吾”，其意亦可通。

[2]（清）刘庆运修、孙宗岱纂《六合县志》卷四，第53页，顺治三年（1646）刻本。

[3]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8页。

[4]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8页。

[5]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8页。

[6]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8页。

[7]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9页。

[8]顺治《六合县志》卷十一，第39页。

[9]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8页。

[10] （清）王思任《杂序》，第57页，明末清晖阁刊本。

[11] 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四，第93页，清顺治刻本。

[12] （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二，第5、6，明崇祯刻本。

[13]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9页。

[14]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9页。

[15]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49页。

[16] 顺治《六合县志》卷九，第50页。

[17] 顺治《六合县志》卷六，第30页。

[18] 顺治《六合县志》卷六，第39页。

[19] 顺治《六合县志》卷十二，第17页。

[20] 顺治《六合县志》卷十二，第43页。

[21] 是书卷四“画旨”，第52、53页，明崇祯刊本。

[22] 李时茂修、赵永吉纂《曲周县志》卷三，第12—17页，顺治十三年（1656）刻本。

[23] 他写有《挽仲诏及淑人陆氏，仲诏死之日，淑人无恙也，一哭而殒。观风使者闻于上，士绅傅诵竞为歌咏。余与仲诏交谊不浅，成诗三章》。参见《简斋先生诗选》卷三，第34页，清康熙元年刘祐刻本。

[24] 刘氏有诗《天啓元年，予假归，友人饯予大慈仁寺松下，松古秀多姿，大雄殿前二株相向，局曲偃盖，枝柯横出，如虬龙爪，其肤如鳞。予归去十年，不作春明之梦，独怀两松不能置。崇祯三年，再至其地，爱恋有加，因赋短律，同王左海、米友石、陈石泓俱用闲字》，《简斋先生诗选》卷三，第32页。

[25] 刘氏《立春日，米仲诏邀同张更生、陈无异、周廷吹、李大生、王孝仪、孙伯观社集漫园，得六麻》，《简斋先生诗选》卷三，第33页。

[26] 刘氏《同苏徤吾饮米友石青笑亭，候王左海不至》，《简斋先生诗选》卷四，第28页。

[27] 刘氏《秋夜集米仲诏古云山房，得十四盐》，此诗约写于庚申（1620）前后。《简斋先生诗选》卷三，第12页。

[28] 参见刘氏《简斋先生文选》卷三，第12—14页，清康熙元年刘祐刻本。

[29] 廖抡升修、戴祖启纂《六合县志》卷三，页五十一记“五一庵在大东门外”，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30] 谢延庚等修、贺廷寿等纂《六合县志》卷三，第35页，光绪十年（1884）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