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邯郸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它的外观看上去相当显眼，正面看好像古人的帽子，侧面看像是一本缓缓展开的书卷。摄影／飞行中的小a
在邯郸的时间轴上，排列着一串极其古老的记忆：八千年前的磁山文化、三千年前的早商文明，东周两汉高潮迭起的赵文化，都可谓独领风骚。此外，开凿于南北朝时期的著名佛教石窟响堂山石窟，宋代大放异彩的磁州窑窑址，都在今天邯郸境内，所以，这片大地上出土的宝贝当然多啦！
从地理空间上来看，邯郸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一度处于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过渡带，正如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必然成为战争的高发区，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表现得淋漓尽致。战争是历史的暗面，但它同时又推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此种种，都在邯郸市博物馆中呈现着。
▲ 邯郸，是河北最南市，地处四省交汇处。邯郸南部的邺城(今邯郸市临漳县境内)，曾先后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
赶马起家，与马结缘
走进邯郸市博物馆大厅，触目便是三匹奔腾跳跃的骏马。这座被命名为“逐鹿中原”的雕塑，是对另外三匹马的模拟和演绎。这另外的三匹马，也不是真马。它们是三匹青铜马，铸造于战国时代。
▲ 邯郸市博物馆大厅内的骏马雕塑。
1997年3月的一个夜晚，几个盗墓者把它们从幽深的地下挖出来，一同被挖出的，还有金带钩、玉圭以及100多片玉片等珍贵文物。一年多之后，邯郸警方费尽周折，终于将这批文物从盗墓者手中追回。当三匹造型各异的青铜马历尽劫难“完璧归赵”之时，在场人员不由一阵惊叹。
三匹马个头并不大，但造型却极为精美，并且采用了典型的写实手法：一匹昂首前行，一匹驻足觅食，另一匹则似乎在打响鼻。把它们并排放置在一起，一个生动的画面顿时出现——三匹无拘无束的马仿佛正在草原上闲庭信步，又似刚从战场归来，卸去沉重的马鞍和铠甲，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邯郸市博物馆所藏的这三匹青铜马，虽然体积不够大，但在写实一项，却堪称秦陵陶马的先声。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这三匹青铜马被誉为“孤品”和“稀世珍宝”，也当仁不让地成为邯郸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 赵王陵出土的青铜马，全身无任何配饰，无拘无束，自由洒脱。
三匹青铜马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赞誉，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们出土于赵王陵。
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赵章把自己的都城迁到邯郸，至公元前228年赵灭于秦，前后158年间，邯郸城中的王座上共坐过八代赵王，分别是敬侯赵章、成侯赵种、肃侯赵语、武灵王赵雍、惠文王赵何、孝成王赵丹、悼襄王赵偃和幽缪王赵迁。其中亡国之君赵迁被秦人掳走，很可能埋骨他乡，其他七位赵王，应该都长眠于邯郸市西北起伏的丘陵之间。
那是一片风水宝地，背依紫山山脉，面对输元河与沁河，景色怡然。赵王陵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战国王陵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近30平方公里的王陵区内，共有连绵逶迤的五座陵台、七个封土堆。倘若去掉被掳走的赵迁，七代赵王恰好与七个封土堆对应，这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1997年3月的那个夜晚，盗墓者掘开的是赵王陵2号墓。虽然迄今仍无法确定墓主人的真实身份，但考古学者普遍认为他是七位赵王中的某一位。因此，被盗掘出的三匹青铜马属规格极高的随葬品。这三匹马体格壮实，四肢粗短有力，前腿稍细，后腿弯曲，马蹄前圆后尖，鼻孔阔大，马耳尖小直立如“削竹”等一系列特点，都符合古代相马术中“良马”的特征，很可能是赵王生前最喜欢的骏马类型。
▲ 图为赵王陵2号墓的车马坑。1997年2号墓被盗后，被追踪回来的文物才让赵王陵的面目在人们的视野中清晰起来。
古代王公贵族墓中殉马或陪葬马匹模型并不少见，因为马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但对于邯郸城中的诸位赵王来说，马更具有另一番神圣的意味。
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赵氏先祖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就与马有了不解之缘。商时，赵氏先祖中衍曾为商中宗太戊御，“御”通“驭”，就是驾驭车马的意思。能为商王驾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也说明中衍是一位本领高超的驭手。这项本领被中衍的子孙作为传统继承了下来，到西周穆王时，传奇般的造父把这一职业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司马迁的描述中，造父是一位杰出的驭手和相马师。他在桃林地方得到八匹骏马，调驯好之后献给了周穆王，并得到穆王的赏识，为其驾驭马车。
周穆王西行巡狩，造父驾驭马车，将其拉到了西王母身边；徐偃王造反，周穆王日驰千里，大破之，造父又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论功行赏，周穆王将赵城赐给造父。古人喜欢因地为姓，自此赵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造父之后六世，又有著名驭手出现，即奄父。奄父为周宣王驾驭马车，伐戎，并在千亩之战中救了宣王的命。
▲ 位于邯郸市东环大转盘的“胡服骑射”雕塑，气势恢宏，威风凛凛，彰显出这座古城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风貌。摄影 / 邯郸影像
再后来，周幽王无道，奄父之子叔带离开周都，投奔了晋国。此后几百年间，赵氏在晋国逐渐兴旺发达，终于在赵夙之时，获得第一个采邑，为赵氏完成了跨越式的身份转换。值得一说的是，赵夙得获重用，又是在晋献公姬诡诸伐灭霍、耿的战役中，发挥了驭手的特长。
马再一次为赵氏立下奇功，已经到了公元前307年。那时赵作为诸侯国，早已将都城迁至邯郸，在位国君正是日后声名卓著的武灵王赵雍。这一年，锐意进取的赵雍顶住国内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下令国人废弃中原民族的传统服装，改穿胡服；舍弃军中笨重的车辆，改为骑马。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凭着这项军事改革，赵国军力猛升，骑兵的战斗力称雄天下，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者。
▲ 图为武灵丛台，位于邯郸市丛台公园内，传说这里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生地。
这是邯郸历史上的一段高潮，也是整个战国时代的一段华彩。以驭马起家的赵人，又通过马将自己的国家发展壮大至巅峰状态。这样的历史，使得马在赵人心中早已超越原本的含义，而具有了图腾的性质。
距邯郸市博物馆不远，有一座武灵丛台，据说始建于赵武灵王时期，屡经战火又屡次修复。古人形容当年丛台胜景时说：“台上弦歌醉美人，台下扬鞭耀武士。”可从中窥见赵国繁荣强盛之一斑。
秦始皇帝嬴政统一中国后，天下被划分为36郡，邯郸郡是其中之一，郡治就在邯郸。赵国虽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赵文化却依然绵延流传。
赵文化的核心是包容和进取，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勇于向戎狄学习，就是最好的例证。事实上，包容和进取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上，还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在农业时代，赵人既“崇本”，又不“抑末”，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早在战国时，邯郸作为冶铁业中心，就已经成为黄河以北最重要的贸易城市，出现了大批“富至千金”的工商之家。及至秦朝灭亡，中国历史迎来在第二个大一统时代汉代，邯郸更是一跃成为位居全国第三的经济中心城市，与洛阳、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并称“五大都会”。
公元1世纪中期的某天，一座精美绝伦的铜酒樽，从偏远的蜀郡千里迢迢来到赵都邯郸。而它的主人是东汉的一位赵王。
▲ 东汉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承盘。
这座铜酒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出土于邯郸市南郊的张庄桥1号汉墓。这是一座规模宏大、规格极高的汉墓，虽然早被盗墓者光顾过，但仍然出土了多件陶器、铜器、玉器、骨角器、铁器等文物，以及数万枚五铢钱。
在众多出土器物中，这座铜酒樽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由酒樽、樽盖和承盘三部分组合而成，通体鎏银，纹饰鎏金，精美异常，虽然深埋地下近两千年，依然闪烁着耀目的光彩。专家根据其外形、质地及纹饰，将其命名为“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酒樽承盘的下沿，刻有48字隶书铭文。 不仅是对这座铜酒樽制作程序的详细说明，更是它的身份简介：它诞生于公元47年，当时东汉王朝正忙于平定内乱和抗击匈奴；它由“蜀郡西工”制造，那是一个设于今四川成都的官营制造机构。它的地位很高，因为铭文中有“乘舆”二字，意思是皇帝才能使用的器物。
我们可以想象，当这只精美绝伦的铜酒樽经过所有程序，终于完工之后，被恭恭敬敬地送到了东汉都城洛阳的皇宫里，然后某天，皇帝又把它赏赐给了赵王。有专家指出，此人很可能是东汉第二代赵王刘栩，他在位时间很长，自公元42年至公元82年，前后达40年。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座铜酒樽最终的主人是第五代赵王刘乾，他在位时间更长，自公元117年至公元165年，共计48年。刘乾死后不久，东汉王朝就乱成了一锅粥。
历经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作为区域政治中心的邯郸没落。到隋文帝统一中国的公元589年，作为民间艺术代表的磁州窑，隆重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邯郸市博物馆的磁州窑展厅，我们可以领略到磁州窑的历史与艺术特色。
邯郸地区烧制瓷器的历史久远，据说在东汉魏晋之间，当地就已经产生了陶器向瓷器的过渡性产品“釉陶”。到北朝时，瓷器烧制技术出现巨大飞跃，磁州一带开始生产青瓷。邯郸北朝青瓷的产生，拉开了磁州窑千余年发展的序幕。
隋唐时期，除青瓷外，磁州窑还烧制白瓷、黑瓷和低温三彩器。当时，白瓷在北方最流行，产量也最大，以至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局面。
到文化最为发达的宋代时，磁州窑一跃成为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其中心窑厂在今邯郸磁县、峰峰一带，因为这里在宋代属磁州管辖，所以后人称之为磁州窑。
磁州窑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意味浓厚的装饰艺术，在装饰的题材和内容上，花样百出，不仅有传统的花鸟虫鱼、吉祥图案，还有人像、动物、古典诗词、戏曲场景等，几乎无所不涉。
由于宋代文化氛围浓厚，诗词歌赋流行，所以磁州窑也迎合这一社会潮流，直接把它们搬到了瓷器上。
在瓷器上书写诗文，大约始于唐代，但在宋代的磁州窑系才蔚成风气。磁州窑最具特色的产品是瓷枕，由于瓷枕上有一个很大的平面，恰似展开的纸张，非常适合写诗作画，所以磁州窑的诗词大多出现在瓷枕上。
▲ 在古代，制造一场春梦，大概得先拥有一只“高唐梦”瓷枕吧。
馆中所藏的一件磁州窑诗文枕，上书“欲做高唐梦，须凭妙枕欹（qī）”。
我们较为熟悉的梦，有“黄粱梦”“南柯梦”， “高唐梦”则浪漫美妙得多，它来自战国时楚国美男子宋玉的《高唐赋》，说楚王游高唐时，有巫山之女来相会，这位女子“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从此之后，男女欢爱便被称为“云雨”。而“高唐梦”则作为情爱之梦，久久驻留在后世的诗歌中。
这件磁州窑枕上，大大方方地说，欲做美梦还须妙枕，在幽默中一扫文人诗的羞赧，生活之乐跃然枕上。这样表现朴素生活中怡然欢乐的诗句、童趣、俚语等等，在磁州窑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磁州窑瓷器之所以成为各种装饰技法的舞台，与其材质关系密切。唐朝流行白瓷，而磁州窑瓷土质地粗糙，颜色灰黄，烧制出的瓷器远不如外地的瓷器洁白，在市场上备受冷落。后来，磁州窑工匠们摸索出一个办法，他们将本地产的白色黏土研成粉末，做成泥浆，涂抹于瓷器坯胎表面，如此烧制出来的瓷器洁白细腻，完全不输外地白瓷。这种解决方法，就像在人脸上化妆一样，所以这种黏土被称为“白化妆土”。
化妆土的运用，为磁州窑各种装饰技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后，工匠用刀子、竹签、箅子、毛笔等各种工具，在瓷胎上刻画、描绘出文字和图案，然后上釉、入窑，烧制出一件件精美细腻、雅俗共赏的瓷器。
在这些技法中，有一种宋代晚期出现的“白地黑花”最具代表性。具体程序是在施有化妆土的瓷胎上，以毛笔蘸“斑花石”颜料，绘制纹饰图案，再罩一层透明釉，最后入窑高温烧制。由于颜料中含大量铁成分，烧制后呈黑色或褐色，俗称“铁锈花”。这种技法形成了黑白分明、对比强烈、质朴脱俗的独特艺术效果，故而被称作“白地黑花”。
“白地黑花”这项独特技法，开创了中国古代瓷器彩绘艺术的新纪元，也使得磁州窑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并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所说，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的成熟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元明青花瓷的产生和发展。
▲ 邯郸的响堂山石窟表现了佛教石窟中的“北齐样式”，佛像面貌丰满健壮，衣纹线条简洁洗练，洋溢着一种石雕艺术的成熟之美。图为博物馆中复原的响堂山石窟雕像。
今日，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