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鹏｜制作白话范本：《胡适文存》初集编纂缘由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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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1 11:18 来源:文献

内容摘要：《胡适文存》是胡适的代表著作之一。1920年亚东图书馆向胡适提出编纂《文存》的动议，但因胡适染病与亚东图书馆事务繁忙，直至次年年初相关工作才正式开始，到1921年底该书编纂完竣。之所以有此动议，与1920年左右白话读物的出版状况有直接关系。为了争夺市场，彼时众多书商纷纷以“白话”作为生意之标榜，一时白话读物满目琳琅，此间亚东图书馆对手商务印书馆之《白话文范》等著作更畅销一时。但在亚东图书馆主事者汪原放等看来，这些出版物良莠不齐，或质量低劣、无甚学理，或半新不旧、新旧杂糅。因此汪原放及亚东图书馆意欲推出文体丰富、更可作为典范的、在形式与思想上都“全新”的白话著作，《胡适文存》初集应运而生。此外，是书编纂亦含有汪原放与胡适等建构文学革命史等目的，为先前各家所出的白话范本所难胜任。《胡适文存》的编纂过程，呈现出整体“白话文运动”之下的纷歧进路与理念差别，也提示了“新文化”本身的多元性。

关键词：胡适《胡适文存》白话文运动汪原放亚东图书馆

胡适研究堪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最具规模的领域之一。既往之胡适研究，多注目于胡适其人其思想，兼及其身世、交游诸层面。职是之故，对胡适著作的思想文本，后来者往往以“史料”视之并径行使用。然其著作本身亦是可供研究的“文献”。具体言之，一部文集的出版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可供解读的文本”，“编者何以如是这般地进行编纂，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与立场的表达”。本文即以《胡适文存》初集为研究对象，侧重从亚东图书馆一面考察是书编纂之因由。

《胡适文存》共四集，是胡适的代表作之一，民国时一版再版，影响广泛，是胡适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对于这样的重要著作，当前的研究尚显薄弱。任何“文本”的产生都有其语境及动机。当我们观看《胡适文存》时，首先需要回答的便是为什么这一文集会被编纂？另外，为何是在1921年编纂？为何是由亚东图书馆编纂？这些问题都颇值得思考。在《胡适文存》初集的出版过程中，胡适与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等是最为核心的人物。故而本文拟将《文存》的编纂放回到“1921年前后的白话文运动”这一历史语境中，尝试对以上诸问题作出解答；并希图借此一编纂过程，窥见“白话文”运动的多歧面貌。

一、姗姗来迟：动议产生与编纂发起

1913年创办于上海的亚东图书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重要的出版机构，《尝试集》与《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均为“亚东制造”。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是安徽绩溪人，胡适与汪氏叔侄的乡谊关系，不仅令其将自己的系列著作交亚东图书馆出版，而且还使他帮助亚东图书馆联络一众名流。这样，亚东图书馆顺利“度过了从1913年到1918年这五年经济困难时期”，到1920年代，该馆已成新文化之重要据点。

在《胡适文存》刊印以前，胡适译、著的《短篇小说》《尝试集》业已出版，二书均大获成功。在此之后，亚东图书馆开始计划出《胡适文存》。关于《文存》编纂的发起，汪原放回忆称，标点版《红楼梦》出版（1921年5月）后，他和叔父汪孟邹回了绩溪老家一趟：

虽然栈里有希吕兄在应付，但我手上的事还多，所以不几天，我便先我的大叔回上海了。

不多日子，我的大叔也回上海了，说他和适之兄通信，已经得到他的同意，决把他发表在各处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一部文集。大叔要我到北京去和适之兄接头，把稿子搞好，带回排印。我对于这件工作，当然十分赞成、欢喜，立即准备北上了。

据汪原放此言，编纂《胡适文存》的动议乃是汪孟邹首先提出，后获胡适同意。因胡适与汪孟邹1920—1921年的通信留存极少，汪原放的系列回忆文章已成为后来者研究此时亚东图书馆及新文化出版史的重要文献。但汪原放在此将《胡适文存》动议发起时间定为1921年标点版《红楼梦》出版以后，显然有误。因早在1920年10月7日，汪原放在给胡适的信中就已提到《胡适文存》编纂事宜：

《胡适文存》已预在各报各杂志里发表过了。兄病中自不能办这件事，据洛兄说他可把稿子集齐——要是统要看过、修改，就迟一步，也不要紧，因未说过何时出版，这件事，望兄不必着急。

在报刊中亦可见1920年即有《胡适文存》的广告，而标点版《红楼梦》1921年才出版，无法对应。上引来信表明，《胡适文存》发起动议至少应早于1920年10月7日。遗憾的是，《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仅见汪孟邹1919年6月30日、1920年10月12日致胡适两通信件，中间一段的书信付之阙如。但目前的文献足证汪原放的回忆存在偏差。

从1920年到1921年，《胡适文存》广告照登，却迟迟未能出版，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就是信中提到的“病”。1920年年中以后，胡适身体抱恙，1921年初尚在病中。1月24日，胡适在给青木正儿的信中说自己“今年又复病一次，现已好些，但还不曾上课”，《章实斋年谱自序》中胡适也提到“民国十年春间”“病在家里，没有事做”。于是从1920年冬至次年春，汪原放与胡适就亚东图书馆的各种事宜不断讨论，但他再未提到《文存》一事。直到1921年3月12日，汪原放才重新把《胡适文存》的编纂提上日程。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现在还有一件事。

兄的《文存》，我想先《西游》出版，我有几个理由。

（1）现在这家也出《白话文范》，那家也出《白话文选》，检直没有一部正当的书。

（2）兄和洛哥及思永兄，我想都是没工夫的人。要想你们把《文存》的稿子理好，看过，我想来一定是件不可能的事。还得我到北京来十天半个月，把应誉的稿子誉过，应问的问过，应看的看过，才能成功。（在这时期中，我还有特别的好处，就是当面好请教分段、标点等等。）

（3）“《文存》出版预告”登出之后，来信问的很多，如再迟了出版，岂不把人的眼睛望穿了吗？（华丰我模已制好。）

这件事，兄若以我的话为然，望即示知，以便我准备来京。我还要要求你许我在你府上占一个小桌子和一张铺的地位，不知兄许可否？

这封信为我们揭示出《文存》编纂事宜延宕的第二个原因，即汪原放精力有限。的确如汪氏所言，要胡适、胡思永等人理好《文存》是很难的事情，《文存》的具体工作得汪原放亲自做。但此时汪原放分身乏术，1920年以来，汪原放先后张罗点校《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精力几乎全用于此。汪对这类事情都亲力亲为，颇费苦心。例如他用心于《红楼梦》的校读，光是《校读后记》的写作就与胡适反复往来信件讨论。而在《红楼梦》编纂到尾声时，他一方面决意“认真把《红楼》印出”，“非力求改良不可”，一方面又兴点读《西游》和《镜花缘》之意。可见汪原放实在太忙，以至“离不开上海”。

标点版《红楼梦》出版后，汪原放终于卸下一个重任，而此时章希吕等人的到来也使亚东图书馆壮大不少。1921年，除章希吕、余昌之等人外，全店同人已有十八位。亚东图书馆的职员扩容给汪原放减轻了不小压力，也为汪原放腾出手来编辑《胡适文存》提供了契机。所以等到3月12日汪原放写信时，他已率先在华丰厂将书模制好，并提出要亲自北上。这也等于告诉胡适，其编《文存》心意已决，且万事俱备，自己也正有暇北上。此时胡适亦已病愈，自然没有理由再推脱。

1921年5月21日，汪原放自上海到达北京，寓居胡适家中，主持《文存》编纂事宜。5月23日，胡适亲自检选《新青年》中登过的文章，将其“一一剪下”，“预备选作《胡适文存》之用”。胡适在日记中提到：“原放此次为此事北来，我也想借此把这部书编好。此书的广告已登了一年了，此时实不能再迟了。”从1921年5月23日开始，胡适着手董理文稿，此即《胡适文存》正式编纂的开始。自此胡适一连三日投身于《文存》编目工作，24日下午，“续编《文存》，成论文学的一部分”。到25日，仍在编《文存》。6月15日，胡适编《文存》杂文之部，7月4日编《文存》第三册“论学之文”。不久，汪原放携书稿返沪。不过直到11月，胡适还在对其中内容进行修改。到11月16日，汪原放告知胡适《文存》已经开印，“大约三星期内全书可以排成”，又催促胡适将《文存》第一册绪言“寄下”。11月19日，胡适完成《序例》，全书基本告成。12月15日，《胡适文存》第一集正式出版。

二、白话文的生意：《胡适文存》的发生语境

以上我们从胡适与汪原放两方面解释了《胡适文存》编纂被耽搁的缘由。但从汪原放一面来看，压力稍解恐怕也只是原因之一。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正是在1921年3月12日汪原放催促胡适编《文存》的那封信里，汪还提到自己明知《儒林》有错，但“万抽不出工夫来把《儒林》里的分段和标点等一概改正再版”。可见，虽然了结了一桩任务，但这并不等同于汪原放从此就清闲了。因此，变得“轻松”些，并非他在1921年初催促胡适出版《文存》的全部原因。故而，汪原放为何是在1921年春这一时间节点催促胡适编辑《胡适文存》的问题，仍有可待追索之处。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文存》出版时的“语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汪原放在给胡适信中所说的“现在这家也出《白话文范》，那家也出《白话文选》，检直没有一部正当的书”一句。由字面意思来看，汪原放说的是当时市面上没有像样的白话文书籍，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彼时市面上的白话文出版物究竟如何“不正当”。

文学革命乍起，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那时新文化的生意已然好做。当时的白话文著作层出不穷，一般书店皆以白话文作为揽取生意的招牌，并不惜费资在各大报小报登载广告。由是在一众报章之上，屡见白话书刊的宣传。可见，彼时白话文真真是一桩可以“卖钱”的生意。

此间“白话文生意”的升温，离不开官方政策的引导。1920年，白话文运动渐成声势，当年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小学一、二年级自该年秋季始要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随后又废除小学文言文教科书，白话文则被定为国语。此后，商家更一拥而上，纷纷出版各式白话专著、教材、参考书等，以图把握市场先机。

然而对大多数书店来说，“白话”不过是他们用以获利的生意。当时的白话文出版物中最常见的便是尺牍类著作，《普通商业应用白话尺牍》的编者便表示，该书发行以来，“大蒙各界欢迎，已经再版十四次，销额已达四万余部”，“每次出版转瞬即罄”。这当然都是书店的自道，但也颇能证明是书之畅销。白话尺牍的畅销，是因为书信教育是那时中小学的必修课（同时尺牍还兼备日用功能），学生基本都需通解此项。如广告所言，“学生时代最重者莫如道德学业，文之最切于学生实用者莫如尺牍”，像《初等白话尺牍》便是“专给七八岁的儿童，有初小学校一二年级程度用的”。除了尺牍类出版物，《注音白话文范》《注音高等白话文范》等皆是以学段、年级划分出版的，以老师、学生为对象的注音类、文白对照类教科书。如《注音高等白话文范》是“专备三四年级用的”，所以“语法极简”；《初等白话文法》则是“程度最浅”的“入门阶级”，面向的是“粗识几个字的小学生”。不难发现，许多书仅仅是一些面对低龄学生或一般民众的教参用书。因此，虽然“白话文的生意”看似热闹，但也有其限度。胡适在1921年就观察到，白话文之影响依旧“限于小学”，“大部分人对于注音字母和白话文，全不热心。看得国语，好像是为他们——小学生——而设，不是为我们而设”。

此外，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时的诸多白话书籍虽然做的是“白话文的生意”，但书商对于文言和白话，大都持一种折衷的态度。对于很多书店来说，他们出于营收的目的，不论文言白话，只要能赚钱的书都可以印、可以卖。如广益书局、大东书局等，到1920年代以后都还在印刷、出售《秋水轩尺牍》一类的文言尺牍。而如文明书局这样同时出售白话尺牍与文言尺牍、言文对照尺牍的书店，亦不鲜见。对于出版商而言，白话文正当火热，有利可图，当然需要大力出版，但他们也不愿意放弃文言读者，于是同一书局之内，新旧各类书目，尽皆有之。

不仅是同一书店中文、白读物兼有，那些号为“白话”的读物之内，也并非全是白话文。如刘铁冷《作文新范》的广告这样写道：

中有白话范文百篇，又有文体范文百篇，可学白话文，可学文体文。可借白话文解释文体文难解的字句，可借文体文了解各种白话的不同。得此一书两种文字俱可进步。

编者以白话作为招徕读者的噱头，但又不愿放弃文言，并进而主张二者可以互相借鉴参照。

书业的这种折衷态度，恐怕与他们对新文化的态度不无关系。新文化兴起之时，一方面白话文已逐渐受到不少人欢迎，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此时“旧”的势力仍然很大，反对文言文者依旧很多。如林语堂在1920年1月6日给胡适的信中还提到留美学生对白话文学的运动持反对态度的不少。书业在这种情况之下，选择“明哲保身”不介入新旧思想争讼，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书店不仅对市场有着敏锐感觉，也有获利最大化的企图，考虑到文言、白话皆有其拥趸，于是他们便将文言白话合为一体，一齐推向市场，以期获得多方背景的购读者。

进一步说，即便是那些全书选文皆为白话的图书，若具体论其内容，亦属不佳。《评点历代白话文范》的编者指出：“近来坊间所出的白话范本，拉拉杂杂，毫无章法，把那不是白话的，也当作了白话，胡乱的凑在一处；而且每篇并无批评，不分皂白，牛溲马勃，并蓄兼收。”有读者因为要教小孩们白话文法，特地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文法纲要》，然而看后发现其中语法、例证等问题颇多，因而“大失所望”，径直批上“不通，不通，又不通”。而当《白话文文法纲要》呈交国语统一筹备会审查以后，该会也称此书“错误太多”，“不能作学校教科用书”。该书原本就是编者陈浚介“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里教授白话文时研究文法用的底稿”，他自己也坦承该书“本来不合出版”，但“实验下来，觉得在小学校里应用，还算得适合”，且“坊间文法书还没有出版的”，于是他说，他只是将该书当作“筚路蓝缕”，便匆匆付梓。可见，即便是商务印书馆的畅销白话读物，其编者亦并不具备很高学养。

上述情况与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为追求市场而临时赶工有很大关系。顾颉刚回忆过他在1920年代初给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的经历，当时他计划以四年时间编纂一部国史教科书，“但商务印书馆等不及，一定要在一年内编成”，当他应邀到馆工作以后便发现：

新学制颁布，他们为要赶出新式教科书抢到春季始业时的生意，限令编译所的所员们在二十天内编出各种教科书的第一册：日工不够便开夜工，第二章刚起草便发排第一章。我看见了这种情形，心中气闷得很，知道他们与我原来是处在两个世界，就此把历史教科书掷笔不做；不久也就辞了出来。

面对新学制，商务印书馆在极短时间内匆忙出版了一系列的各科教科书，这正是造成前述商务印书馆白话出版物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新起的白话文质量堪忧，另一方面传统文言依然占据不小地盘。故而有人曾这样批评当时的白话文出版物：

自文学革命、国语风行以来，坊间所出的白话信，总算也不少了；但据我所见到的，都是毫无价值，不是言辞欠通，文法失当，便是思想陈旧，主义不同；又或取材太杂，一无兴趣，寓意平常，没有科学精神；简言之，不过想要掠名骗钱，照着从前的什么“尺牍大全”“书信规范”，在字面上换了个面目，使我十分失望。

的确如此，白话文渐成风尚，但市面上的出版物却五花八门，质量不佳，这一类质量低劣的白话书籍，正是汪原放所谓“不正当”的书。而这些著作的存在，也令汪原放不满，并希望尽快编出《胡适文存》。

三、多歧的进路：《胡适文存》及其对手方

需要注意的是，《胡适文存》在思想性等方面与众多面向低龄学生的教科书、教辅书显然存在差别，其目标受众与前述著作也并不完全重合，因此很难说这些读物就是《胡适文存》的直接对手。前面提到汪原放所说“现在这家也出《白话文范》，那家也出《白话文选》，检直没有一部正当的书”，除了是泛指市面上的一般出版物外，似尚有具体所指。汪原放单拎出《白话文范》与《白话文选》二书，可能并非无意为之。我们不妨就汪原放点出的二书作一番考察。

关于《白话文选》，1921年3月之前以此为题的出版物，有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之《白话文选》，该书由叶楚伧、陈霆锐、吴敬人编辑，定位为“新文学建设的工具，学校国文课的教材”。因并未得见此书留存之出版物，考虑到广告的预告性质，其最终是否出版，尚未可知。另一未能最终出版之《白话文选》，则与亚东图书馆有着更密切的联系。1920年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办新青年社时，陈独秀曾委托安徽同乡程演生编纂一本《白话文选》（程演生在1918年编过《模范文选》，对编书颇有经验）。1920年初，陈独秀致信程演生，希望《白话文选》一事“速速进行”，并告知他若“印刷筹款困难，可给孟邹印行，向其索取版权费”。到2月26日，陈独秀再告程“《白话文选》事望从速进行，因为许多地方都急于需用这种东西”。3月10日，陈独秀又催促程演生“《白话文选》望加速进行，务必在动身赴欧前做好。亚东可印，条件是版权共有，每册照定价，著作者得版权费十分之一五，譬如定价一元，著作者得一角五分”，并询问程演生的意见。到了1920年8月2日，“新青年发行所已布置停妥，日内可开始营业”，但该社财政紧张，故而陈独秀再次催促程演生：“《白话文选》已编成否？新青年社初成立，甚空虚，无货卖，望吾兄赶速将此书上编稿寄下，以便付印。”不过，到了8月21日陈独秀再次致信程演生时，却请程演生将《白话文稿》从胡适处取回，因为他说胡适“打算将此稿卖给中华书局出版”。可见1920年内新青年社因经费问题左右支绌，而彼时白话文著作“许多地方”都有需求，故而该社同人兴编纂《白话文选》以拯救经济问题之意，并由程演生具体承担此一任务。陈独秀等亦计划将该书交亚东图书馆发行，且与亚东方面就此有过商议。不过此书最终并未出版，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也可能正是为了补齐此前《白话文选》计划流产的遗憾。

至于《白话文范》，所指便更清晰。当时以“白话文范”为名的书很多，如广文书局的《初等白话文范》、崇文书局的《注音白话文范》《注音初等白话文范》《注音高等白话文范》及崇新书局的《国民学校注音白话文范》《注音高等白话文范》等。前已述及，这些基本上都属于中低段学生读物，应非亚东图书馆在意的“对手方”。

在众多冠以“白话文范”之名的出版物中，最为知名、影响最大的，当属商务印书馆的《白话文范》《白话文范参考书》系列。在1920年左右，亚东图书馆的最大竞争者也正是商务印书馆。胡适在1921年便说“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许多国语的书本，又开办这国语讲习所，于国语教育史上占个重要的地位”。商务印书馆很早便推出洪北平、何仲英编的《白话文范》和《白话文范参考书》，出版后为各种学校采用，不久两书分别出第二册，1920年下半年又出《白话文文法纲要》及《白话文范》、《白话文范参考书》第三册，当年11月出到第四册。从出版速度，亦可大略瞥见《白话文范》之畅销。

《白话文范》为语体文，全书用新式标点符号，并有提行、分段，内容上也选入了胡适、刘半农等人的著作、译作，与纯书信体的《白话书信》相比，显然要丰富得多。但在思想上，二者有较明显的差别。在《白话文范》和《白话文范参考书》第二册出版时，其广告说：

内有蔡元培、胡适、梁启超、吴敬恒、陈独秀、黄炎培诸君及前代名人杨椒山、郑板桥、曾文正诸家文字，又节录最著名之小说数篇，非特将文言白话合炉而冶，并能将新思想、旧道德灌注于读者之脑筋中，与寻常教本枯燥无味者迥然不同。

从广告看，《白话文范》宣传的是拥护“新道德”，但也不反对“旧道德”。其实《白话文范》的编者何仲英、洪北平赞同白话，也拥护新文化，且二位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代表人物。他们早在“五四”以前便已“采用那时《新青年》《新潮》等新杂志上的白话文字，用油印印出来教授学生，并且在校中鼓励学生们自动出校刊，校刊上的文字，完全用白话文写成”。赵景深回忆洪北平时，也对他大力推广白话文的行为大加赞赏。那为何他们编辑的白话读物，会呈现出如此样态呢？

首先，即便是新文化的支持者，何、洪等人也不是全然接受一切新潮流。何仲英就曾批评那些过激的、一味迎合新潮流的学生：

现在在校的中等学生，又多狃于新潮，骛于功利；稍有所得，常欲夸示于人，朱子所谓“有饭不将来自吃，只管铺摊在门前，要人知道”亦属可鄙。至于摭拾时人一两句过激之谈，违心之论，便诋諆古人书为不足读；甚至日作新诗以为文课，大谈主义号称时髦，其流弊所及，一定只会空谈，毫无实学。

作为白话文先驱，何仲英对白话当然是欢迎的，然而他对一些时髦的主义思想，对学生一味追求形式而忽略古人学说的做法却持保留意见。

其次，将文言白话、新旧思想融于一书，也可能只是他们因应批评的一种策略，而非其本意。何仲英也曾谈到，编选白话文教材时就有可选白话文少的难题，所以选入“五子《近思录》、王阳明《传习录》”时他也考虑到了它们“是研究道学的书籍，思想嫌沉闷一点”，“似乎不可当教材”。后又指出先秦诸子、二程、陆象山、王阳明等“思想陈旧，无美可取”。可见，其本意并不完全如广告所展示的那样是要强调传递“旧思想”。具体来看，在《白话文范参考书》第一册中，编者洪北平曾反对那些批评白话文兴起将会灭“圣人之道”的人：

又有人说：“圣经贤传都是文言，若白话文通行，则圣人之道，必定要消灭了。”这是以圣人之道，和文言的文拼为一谈的。圣人之道，究竟是不是国粹，要不要保存，这是另的问题，且不论他。但是“文以载道”这句话，当是国粹保存家所承认的，然则圣经贤传的文，不过是“载道”的一件东西罢了，譬如有批货，本是用骡车牛车装载的；现在用马车汽车来装载，也无不可，只要能“载”就是了。所要保存的是那个货，不是那个车子啊。

依洪北平所言，白话之变，变的只是“道”的载体而已，至于“圣人之道”变或不变，是白话之外的另一问题。洪北平在另一篇文章中则更进一步说，旧日文人被“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种种话头拘束住了，“满纸的仁义道德，全不是由衷之言，多是能说不能行的空话。所根据的理由，也多不合乎人情事理。不能自圆其说”。可见洪北平不仅对“文”有自己的见解，对“道”也不无批评。而他在《白话文与国粹》一文中将“白话”与“道”二者剥离开来以后，使得对白话文会毁灭传统之“道”的批评自然消解，实际有利于白话推广。

此外，这也与出版者商务印书馆的立场有关，所谓“新思想、旧道德”可能更多的是出版机构的一种宣传话语。此点先前研究者早已识之，董丽敏指出，当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面临着许多学校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窘况，为了应对此种情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法国语教科书》《新撰国文教科书》等文言白话兼备的教材。此外，“商务的国语教科书注重的是知识、道德思想的教授，针对的是中小学生”，因此“对语言的要求是更加通俗易懂，偏向口语”，但新文化人“更着眼于建立新的以‘白语’为核心的文化革命范式”。正是在这“新的范式”上，二者出现了分歧。

以上诸端，均显示出商务印书馆、洪北平、何仲英等与亚东同人的不同。《白话文范》的编者虽然求新，但其出版之际，竟在社会上广而告之，要寓新白话以旧道德。不论他们本意为何，其向社会宣传而作出的折衷姿态显然与追求“全新”的汪原放及亚东图书馆不一致。加之如上节所述，商务印书馆当时在极短时间内印制大量教科书，不仅导致诸多文法错漏，书店于选材、思想等方面亦考虑不周，难免出现此种“新旧杂糅”的结果。无怪汪原放感慨这些书虽名为白话，但“没有一部正当的书”。

四、全新追求与历史构建：《胡适文存》的多重诉求

以上就《胡适文存》的编纂过程以及外部的编纂语境、对手方等作出辨析。而对于亚东图书馆与胡适，《文存》的编纂也有特别意义。

首先，《胡适文存》的编纂是为了补齐此前亚东图书馆白话出版物体裁形式单一之弊。在新文化运动中，亚东图书馆一直引领潮流。在白话文著作畅销的大环境下，汪原放自不甘落后于商务印书馆等一众同行。亚东图书馆在1921年1月先于《文存》出版了高语罕在芜湖商业夜校的讲义《白话书信》。在该书的广告中，亚东图书馆强调该书的特点为：

（1）文体的革新。（2）用语的革新。（3）格式的革新。（4）表爽直的态度，达深厚的感情，适合于平民主义的精神。（5）不但教授一般书信的知识，并启发青年文学的兴趣，引导他们顺应时代的思潮。

可见，《白话书信》追求的是在文体、用语、格式、态度、文学内容等方面都做到“新”。《白话书信》还“侧重人们的思想问题”，编者所说“每篇皆含有社会极切要、极待解决的问题”并非虚言，因此虽是书信，“实亦传播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甚至后来“国民党审查机关也注意到这本貌似平和的书，专门批了‘严予禁毁，以绝流传’的禁令”。梅生看过《白话书信》后便感到“非常满意”。与前述一众新旧杂糅的尺牍、教科书等相比，《白话书信》显然质量更好。该书“当年发行三版，达九千册。先后印过二十版，这是亚东图书馆唯一发行超过十万册以上的书”，“为亚东出版物中销数最多的一种”。是年许多著作如《当代名人新书信集》即已大量引用其内容。1921年胡适也在给钱玄同之子钱秉雄的书单中推介、赠送了此书。

既然亚东的《白话书信》已在1月推出且大获好评，为何编者汪原放到了3月还要说“没有一部正当的书”呢？难道自家所出的《白话书信》也不算是“正当的”？有了《白话书信》，为何还要急着出《胡适文存》？

需要注意的是，如广告所见，亚东图书馆在制作《白话书信》时还是将文体、用语、格式等问题置于“思想”之前，可见“应用白话”仍是其主要标签和定位，且《白话书信》是纯粹“书信”体，较之商务的《白话文范》，内容上过分单一，不够丰富。此前亚东的《尝试集》亦失之于仅有诗文。显然，在“体裁”上，《胡适文存》正可补其不足。

其次，与出版《白话书信》的希冀一样，亚东方面不仅想将《胡适文存》打造为一本“白话文”的典范，而且非常注重其思想性。因而当汪原放注意到市面上的《白话文范》等书将新文体与旧道德相结合之时，便决然要将《胡适文存》快些推出了。

所以，《胡适文存》虽诞生于白话文热潮中，但并不仅仅是一本“白话文”的著作。故而在《胡适文存》的广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东图书馆并未以彼时社会最热衷的“白话”为标榜宣传此书：

（卷一）论文学的文——文学革命时代的文章和通信。（卷二卷三）讲学的文——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卷四）杂文——讨论社会问题的文章、传记、叙跋、小说、戏剧。

前面提到，汪原放出版《胡适文存》的原因之一便是觉得市面上的“白话”出版物不好，具体指的是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白话著作未能真正表述“新思想”。而广告都证明《文存》的出版，是要实现文体（即白话文）的新、用语的新、格式的新（分段、新式标点）、文学内容的新、思想的新，以及出版姿态的新（在广告等宣传中直接以新文化为旗号，而非如商务印书馆一般折合新旧或采取一些策略性的说法）。从形式到内涵、思想、姿态的“全新”，在汪原放那里是不可偏废的。直到1922年《胡适文存》再版时，亚东图书馆才逐渐强调作为市场最大卖点的“白话”：

“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

胡先生亲自编定，分为四卷。初版不到二月，便已卖完。因为这是文学的革命史，新思想的指导，白话文的模范。

需要注意，广告“言语”的些微转变，未必是亚东一面的真实想法，其实更可能是在《文存》发行后书局考虑到市场因素，进而迎合购买者心理。即亚东图书馆注意到，《胡适文存》之所以一出版就受到欢迎，关键还在于“胡适”和“白话文”二者，于是出版者就在其后的广告中顺势将“白话”作为卖点加以宣传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时亚东图书馆已经开始强调“白话文”与“笔好”，以此吸引读者、迎合市场，但他们仍切切不忘“新思想”（何况“白话”本身就是“新”的表现）。一个例子是，在上述“文学的革命史”“新思想的指导”“白话文的模范”的广告排列中，“白话文”仍居末座。

徐松如说，随着“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亚东图书馆“敏锐地感受到人们的需求，他们感觉到只能阅读白话者人数众多，是个巨大潜在的读者群，如果能通过白话将他们变成书籍的实际购买者，将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作为书商，亚东图书馆当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因此，视“白话文”为赚钱机会，固然是一方面的事实。但仅作如是观，未免看轻了汪原放诸人。作为出版者的汪原放与亚东图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汪原放与编辑们所出之书，均以新文化为标准，不仅在标点、白话等方面竭力探索，而且致力于新思想、新道德的传播，“在这出与不出的取舍中形成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且汪原放较之汪孟邹，更为大胆、自主。编辑作为文化人的理想追求和出版人的实际努力，使亚东图书馆与新文化运动相连，也推动一众读物引领社会。

最后，《胡适文存》与《白话书信》《尝试集》等相比，还有担当记录“文学革命时代的文章和通信”的重要任务。亚东图书馆在统筹出版《胡适文存》时已经具有一种历史的自觉，正在有意地建立起“文学革命”的历史框架。而这，显然是此前《尝试集》《白话书信》等出版物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一任务，只能留待新文化运动之际“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及其《胡适文存》来完成。在《胡适文存》的编纂中，胡适通过收入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讨论文字，为“新文化运动”搭建了一个历史框架。例如，在《文存》卷一中，收录了许多胡适与其他学人的讨论文字，许多文章之后附有其他学者与胡适讨论的原文和回信。在卷一的第二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特别贴上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二文。全书第三文则是另一篇《寄陈独秀》（该文是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回应），在其后又有第五篇《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第六篇《答钱玄同书》（附钱玄同原书、答书）。在《胡适文存》的编纂过程中，胡适就基本还原或者说“建构”起了一个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三人为中心的“新文学革命史”。可见，《胡适文存》的确承担了反映“文学革命时代的文章和通信”的作用，而这正是胡适等人建构文学革命史的重要实践。这一任务，显然是此前《尝试集》《白话书信》诸书所不能完成的。

五、结语

本文尝试将《胡适文存》的编纂放在1920—1921年的语境中进行讨论，具体从作者、编者、时代语境、《胡适文存》的“对手方”等多方面进行考察。《胡适文存》编纂之发起应早于1920年10月7日，编纂议程延宕到1921年以后，则与胡适生病及汪原放等过于忙碌有直接关系。至于何以在1921年春这一节点启动编纂，乃是因为汪原放目睹那时出版量虽多但“没有一部正当的”白话读物，因此他萌生加快出版《胡适文存》之意。在1920年前后，由于白话文可以“卖钱”，一众出版商均看到了这桩“生意”，于是一时间各类白话著作纷纷出版。在汪原放等看来，这些充斥于市场的白话文读物质量粗疏，不值一读。另外，《胡适文存》还有其具体的对手方，即《白话文选》与《白话文范》，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系列读物，彼时正大受市场欢迎。作为编辑者的汪原放，对于新文化出版物的态度，乃是希望其从形式到思想上“全新”。亚东图书馆自家所出之《白话书信》虽载入新思，然内容欠丰富，其主要对手商务版《白话文范》等虽内容丰富，但竟称要融通“新形式”与“旧道德”，其他出版物则或崇古抑今，或新旧杂糅。显然这些图书在追求全新的汪原放看来，均属“不正当”之流。此外，《胡适文存》还有一任务，即记录“文学革命时代”，这一任务须得由“文学革命”推动之当事人胡适亲自参与，这一目标也远非《白话书信》抑或此前出版的《尝试集》等书所能完成。于是，《胡适文存》应运而生。

在“文学革命”中，不同出版机构对于“白话文”的不同态度，其实也代表着此间书业乃至社会对新文化、新思潮的不同理解、态度与抉择，呈现出的是“白话”流行的“大潮”下不同“暗流”涌动的状态。虽然一众读物均以“白话”为号令吸引读者，但其实进路歧异、旨归不一，或为牟利，或为调和，或为权宜，或希望于白话文言两面讨好，或主张言文一致二者相兼，或力求以白话文载旧道德……林林总总，呈现出“一个白话”之下的多元生态。有论者指出，白话文运动本身的起源是“多源的，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借用此言，我们或也可说时人竞言的“白话”本身，也不是“一个”，而是“复数的”。正因如此，在新文化出版的过程中，作为书商的亚东图书馆及汪原放等文化“机构”与出版人的角色便更值得注意，他们的工作远非一般书商那么简单，而实在是有其自身的文学主张与文化姿态，在“新思潮”的流播中具有不同寻常之意义。

历史并非均质、线性地流动，“新文化”亦不是勃兴以后便一泻千里，水到渠成。从《胡适文存》的编纂可以看到，“新”与“旧”本身有其复杂的商业、思想等多重面貌，而汪原放等人的求“新”之举，也是在与那些他们认为偏“旧”的对手方的较量中不断增长而出的。可见，正是在不同学者、编辑、出版机构等多方交错与互动中，相异的白话取径与文化思潮彼此相接交汇，于纷歧与往复中共同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持续展开。

拙文写作之初，蒙丁小明老师惠示有关材料。自2019年初稿完成至今，先后承杨剑利、张仲民、王东杰、潘光哲及彭志远、徐阳、时嘉琪、甄皓涵、靳帅等师友提点示正，赐下宝贵意见，期间王艺纯、陈宇晗等予以大力协助。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