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证——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金代河津窑白釉珍珠地划花叶形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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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6 12:02 来源:文物天地月刊
2021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一件金代河津窑白釉珍珠地划花叶形枕（简称“国博枕”），为东莞市松山湖望野博物馆所捐赠。此前的2021年4月，中国国家博物馆“龙门遗粹——山西河津窑考古成果展”展出了该件藏品。国博枕整体呈叶形，前高后低，长28.8、宽24厘米，前高14.5、后高8.5厘米。枕面为叶形，上半部作壸门开光，开光内为珍珠地划花葡萄叶纹装饰，下半部留白。深灰色胎施化妆土，其上施白釉，白釉微微泛黄；底露胎，有化妆土流淌的痕迹，枕侧有一气孔。
国博枕的造型、纹饰和装饰工艺都体现了陶瓷中西文化交流。本文将对该枕的年代及其造型、纹饰、装饰工艺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通过对比，国博枕的胎、釉特征、枕面留白和壸门开光装饰以及珍珠地的出格和重叠现象等与考古出土标本完全一致，判定为河津窑产品。珍珠地划花装饰在五代后期—北宋初首创于河南省新密市西关窑，此后流行于河南中西部地区及河北磁州窑及周边地区并于北宋末走向衰落。据研究者推测，山西地区珍珠地划花工艺应继上述两地区而起，时代约在北宋末期。
珍珠地划花工艺复杂费工，属河津窑瓷器的高端产品。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宋金议和以后，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山西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手工业飞速发展，河津窑生产达到了顶峰，河津窑珍珠地划花装饰便流行于此阶段。
传世带纪年款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河津窑珍珠地划花枕年代主要集中于金代中晚期，尤其海陵王正隆（1156～1161）至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由此可以推断，国博枕的生产时间约在金代中晚期。
唐 鎏金叶形银盘 长14.6厘米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国博枕造型较独特，呈植物叶子的形状，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河津窑瓷枕中仅有的一件。瓷枕造型与枕上的叶纹装饰相呼应，呈现出自然界的勃勃生机。它继承了唐宋时期叶形陶瓷器的工艺传统，并融合金银器造型，体现了金代陶瓷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风尚。
（一）唐代、两宋及辽金时期的叶形金银器和叶形陶瓷。
唐代、两宋及辽金时期的金银器流行叶形造型，且颇为写实。叶形金银器模仿萨珊金银器多曲长杯的造型。山西大同南郊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银八曲长杯或来自伊朗东部呼罗珊地区，为典型的萨珊银器。长杯八曲形，凸凹有致的边缘轮廓打破了规则造型的单一性，整体效果显得更加繁复美观。唐代金银器在模仿萨珊金银器凹凸边缘的同时，融合了叶子卷曲舒张的特征创造出叶形金银器。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唐代荷叶形银盘，造型为卷曲的荷叶，其上錾刻荷叶经络。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唐代缠枝纹叶形银盘，造型为一片树叶，在叶面錾刻的叶脉间装饰卷草纹饰，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埋葬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前甬道左壁壁画中有一个侍女手托这种盘。宋代金银器除了模仿植物叶子的造型，还讲求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之间的和谐统一。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的叶形银盏托，为四叶形造型，盏托表面则錾刻了细密的叶脉。
唐代陶瓷工匠模仿金银器造型，结合不同的釉色，制作出白釉、三彩等釉色的三叶、四叶，甚至多叶的叶形陶瓷器。1985年，陕西西安火烧壁村窖藏出土的唐代定窑白釉刻“官”字款盘造型为三叶形。唐以后的五代、两宋及辽金时期，金银器造型艺术与陶瓷艺术进一步融合。河北定窑、磁州窑、河南扒村窑以及江西景德镇窑所生产的瓷枕，均不同程度地模仿了金银器造型。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窑的影青瓷枕，还做到了叶形造型和纹饰的统一。如一方私人收藏的童子荷叶影青枕，枕面为荷叶形，叶面非常写实地刻划了荷叶的经脉。
（二）国博枕的叶形造型是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以及西方外来文化碰撞交流的结果，体现了金代陶瓷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风尚。
国博枕继承了唐宋时期叶形陶瓷的工艺传统，枕面造型与植物叶纹互相呼应，体现了金代金银器造型与陶瓷艺术的有机融合。
国博枕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鎏金对凤纹银枕造型相似，枕面上缘呈多曲形，下缘平直，是金代瓷枕仿金银器造型的又一例证。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对凤纹银枕是公主和驸马大婚时朝廷的御赐之物，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格，为契丹贵族的生活用品，其枕面的多曲造型渊源于萨珊金银器。辽代草原丝绸之路十分通畅，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同墓出土的乳钉纹玻璃执壶和乳钉纹玻璃盘都具有伊斯兰风格，是产自埃及或地中海地区的舶来品，因此陈国公主墓出土银枕是契丹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
辽金时期，山西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瓷器生产受到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双重影响。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河津窑枕的造型，是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以及西方外来文化碰撞交流的结果，体现了金代陶瓷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风尚。
国博枕的纹饰和装饰工艺都体现了河津窑瓷器的中西文化交流。
叶纹作为主题装饰被广泛运用于河津窑产品，主要为草叶纹和卷叶纹两种。草叶纹细长，卷叶纹则长而肥硕，与辽金时期的牡丹花卷曲的叶片相似，在枕上装饰葡萄叶纹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大英博物馆藏公元2～3世纪犍陀罗葡萄叶涡卷人物纹石刻上的葡萄叶纹呈掌状，不同的是石刻上的葡萄是单叶，国博枕的叶纹有分枝。普通的葡萄是单叶、没有分枝，但有一种复叶野生葡萄的叶是有分枝的。在河津窑所在地——山西运城地区的中条山脉生长着一种复叶野生葡萄，与国博枕的葡萄叶纹相同。
中国是世界葡萄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山西地区葡萄种植的历史悠久，汉代就是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地区，在北魏时葡萄和葡萄酒在当地已经普及。北魏时期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大批粟特人来到山西，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大同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了一件酒神节题材波斯萨珊王朝的酒器——铜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外壁装饰葡萄叶和葡萄纹，其间有童子五人似在采摘。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的椁座浮雕图案中有踩踏葡萄酿酒的场面，还频繁出现葡萄藤蔓和鸟衔葡萄的图案。虞弘是中亚鱼国人，历仕北齐、北周和隋三朝。这些考古发掘资料都证明了从北魏到隋代山西地区葡萄酒文化的盛行。
入唐以后，葡萄酒文化在包括今山西在内的河东地区继续流行，《唐国史补》所列唐代名酒便有河东“乾和葡萄”，运城地区出土唐代折枝葡萄纹镜是葡萄酒文化流行的实证。
金代河东地区盛产葡萄，金人元好问《葡萄酒赋并序》云：“吾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酿酒法”。安邑在金代属解州，在今运城市东北。运城地区地处黄河金山角，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光照充足，葡萄种植条件很优越，至今仍有大面积的葡萄种植。该地区野生葡萄资源很丰富，在老百姓中有引种野生葡萄的传统，刘禹锡《葡萄歌》的前四句“野田生葡萄，缠枝一枝高。移来碧墀下，长庙日日高”便描写了他移植野生葡萄的全过程。可见，野葡萄是唐宋时期运城地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植物，金代制瓷工匠将这种来自大自然的植物叶纹装饰在瓷枕上，制作出了这件具有地方特色的葡萄叶纹枕。
国博枕的枕面采用壸门开光的构图形式，上半部分在半月形壸门开光内装饰主题纹饰，下半作椭圆形留白。壸门开光是河津窑珍珠地划花枕的独特装饰，也是区分河津窑产品的特征之一。
壸门开光最早出现在佛教壁龛上。在公元前1世纪犍陀罗的毕马兰舍利函上边出现了尖拱形佛龛。天龙山石窟第2窟右壁佛龛也为尖拱形。受佛龛建筑装饰的影响，唐代的中国家具上出现壸门装饰，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粉地彩绘八角几便采用了这种装饰。直到清代，壸门装饰还能在中国家具上见到。河津窑制瓷工匠借鉴了中国古代家具的装饰手法，对枕面构图进行创新和突破，壸门开光装饰显示出他们的巧妙构思和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在宋金时期瓷枕产品中独树一帜。
珍珠地划花装饰是用管状工具在化妆土上戳印的密如攒珠的小圆圈，起到烘托和突出主题纹饰的作用，产生于五代末到北宋初的河南新密西关窑和河北磁县观台窑。陶瓷工匠将唐代到宋初流行的金银器鱼子纹地錾花装饰移植到陶瓷装饰上，结合刻、划工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
北宋末期，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山西地区兴起，是河津窑较流行的装饰技法，作为一种特别的辅助纹饰衬于主题纹饰以外，充实画面。特点是珠圆圈径一般在2～5毫米，排列紧密而整齐，个别有重叠和出格现象，主题纹饰勾划较深，珍珠地较浅，在划纹和珍珠地的小圈内并不填彩。
唐代金银器从初唐到晚唐，一直流行鱼子纹地錾花装饰。金银器上的鱼子纹地纹是在器物表面用圆錾刻刀錾出细密的小圆圈，排列塾齐，需要熟练的技术，花费较多的时间，使银器表面更为斑斓，体现白银光芒四射的质感。五代、北宋及辽金时期，瓷器制作流行仿金银器的器型和装饰，仿制的规模和普遍程度都超过了唐代。在南北方瓷窑普遍仿金银器产品的风尚下，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已经积累了白色化妆土瓷器生产经验的河津窑应运而生了。
珍珠地划花装饰主题突出，纹饰疏密有致，用陶瓷工艺表现出金银器的斑斓华丽，制作非常精美，是河津窑的高端产品。虽然费工难做，但传播范围很广，从北方的中原地区影响到海外。珍珠地划花瓷曾输出到埃及，北京大学秦大树教授在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过残片，可能是一件早期珍珠地划花瓷的一部分。这种精美的瓷器受到中东地区人民的喜爱，当地陶工努力仿制，虽然没有仿制出戳印的珍珠纹，但还是用划画的小圆圈来表现珍珠地。伊斯兰陶瓷，如埃及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生产的低温剔花陶器就有这样的划圈的珍珠地划花装饰。
国博枕的珍珠地划花装饰是仿金银器产品的结果，反映了金代制瓷工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国博枕在素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并采用勾划和戳印的方式进行装饰。
瓷器化妆土装饰是在瓷器的胎和釉之间施以薄薄的一层瓷土泥浆，以达到掩饰胎体缺陷和便于装饰的目的。中国瓷器使用化妆土装饰一般认为是婺州窑首创，浙江省衢县西晋惠帝元康八年（298）纪年墓出土的婺州窑青瓷钵就已经发现利用化妆土来掩盖深色胎体以达到改变釉色的目的。德清窑、邛窑、曲阳窑、巩县窑、西关窑、长沙窑、磁州窑、当阳峪窑、介休窑等也纷纷引入化妆土装饰工艺。
伊斯兰釉陶器对化妆土的采用，被认为是在胎质欠佳的情况下，模仿中国瓷器而采用的装饰方法。11世纪的拜占庭帝国陶器是在挂彩色化妆土的坯体上进行刻花；13～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南部所烧制的“伊斯兰风釉陶”，经由马约利卡岛传入后，意大利陶工纷纷效仿，著名的梅兹·马约利卡剔划花釉陶的制作的第一道工序就是在坯体上挂白色化妆土，以便进一步施行剔划花装饰。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金代河津窑白釉珍珠地划花叶形枕，从枕的造型、葡萄叶纹、壸门开光装饰到珍珠地划花和化妆土工艺，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是金代陶瓷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证。
作为一个民族的纽带，文化的软性构建作用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相当重要，文化对其所归属的民族群体具有向心的建构意义。随时空的迁徙变化，民族文化总会有一些固定不变的文化特质被保留下来。在宁夏这一中原与北方民族相互交往与交流融合的地带，彩绘骑马女俑作为唐朝盛世繁华留下的遗物，是博大精深、包容并蓄、绚丽多姿、举世闻名的黄河文化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