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林：隋唐洛阳城唐武成殿——宋文明殿建筑遗址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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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5 17:31 来源:考古学集刊
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后改建为北宋文明殿，是洛阳宫西辅轴线上最为重要的建筑。隋初建洛阳宫时，武安殿即与中轴线大业殿、东辅轴线文成殿构成“品”字结构，属宫殿三朝建筑的核心区域。唐以后该殿先后名曰武成、宣政、贞观，梁开平三年改文明殿，北宋因之。
这是一座自隋唐一直延续至北宋的殿宇，是唐宋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发生地，文献记载相对丰富。而考古工作恰又发现了这一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定鼎北路与唐宫东路、中路交叉处，并发掘出多个时期的建筑基址和遗存（图1）。梳理和分析这座建筑的历史沿革和平面布局，可见建筑格局、形制及材料的发展变化，对唐宋建筑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为建筑与历史的关系、建筑空间的设计与使用等问题的探讨奠定基础。
图1 北宋文明殿遗址平面拼合图（采自《北宋西京城市考古研究》）
《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和《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中涉及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宋文明殿这一建筑（图2）。相关建筑遗址包括：（1）圆形建筑基址、七号建筑基址及周围地坪堆积，出土铜钱只有隋五铢钱（第6层）。（2）五号、六号建筑基址和二号庭院建筑基址及周围地坪堆积，出土铜钱有唐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第5层）。六号建筑与上述圆形建筑（即天堂）的建造年代相近。（3）三号、四号建筑基址和一号庭院建筑基址及周围地层堆积，出土铜钱为唐开元通宝（第4层）。三号、四号建筑的使用年代相近，约为唐代中晚期，可能延续至晚唐至五代时期。（4）一号、二号夯土建筑基址和周围地层堆积。在二号建筑基址夯土台基中出土的铜钱有唐开元通宝和宋景德元宝、太平通宝、天圣元宝、天禧元宝等（第3层）。一号建筑和二号建筑是时代最晚的前后两座殿堂式建筑，都是北宋时期西京洛阳城的重要文化遗存。一号建筑的建造时间可能已到北宋初年。二号建筑基址夯土台基周围地层中包含不少宋钱，其中“圣元元宝”铸行于宋徽宗时期。这表明二号建筑的建筑年代应不早于宋徽宗时期。一号建筑西部发现有宋代基址，在探方GT837内，由主殿、东西向廊道和南北向廊道组成。其中，七号、六号、三号、一号建筑遗址依次叠压，反映了同一座殿宇不同时期的面貌。
根据上述梳理可知，几组建筑的相对早晚关系比较清晰，考古报告对其建造、使用和改建的大致年代也有一定的判断，但仅给出了时代范围，尚未与文献相对应。这些建筑遗址的形制与其时代、功能的关系并不清楚，遗址本身也无法与历史事件相关联。本文试根据考古地层和遗址的用尺情况（平面柱网、台基尺寸、砖瓦柱础等方面）初步分析遗址年代，继而从遗址现象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还原不同时期建筑的建设、修复、改造或重建过程，并探讨其改造原因及建筑功能和空间的关系。
位于建筑基址最早的地层中。中心为夯土台基，残高1米，为红褐土夯筑而成。夯土台基下面预埋整齐的基石。这些基石都是长条形石板，有两块为一组的，也有一块一组的，它们的行距、间距都是5米左右。青石板与上面磉墩相对应。这些磉墩间距各以中心点计为5米。
由于《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图一四中绘制了青石板较为准确的位置和形制，本文不简单以磉墩间距5米为基数，而是以考古发掘的殿址东半部青石板为基础，核算建筑轴线，进而获知开间和进深尺寸。考虑到磉墩和青石板有破损和偏移，故以平均值计算建筑轴线。南北方向轴线以夯土台基北界为基准线，测算各青石板中心点与基准线的距离，进而测算平均数。东西方向轴线以考古发掘所设中轴线为基准线，测算距离和平均数。在此过程中，剔除偏差超过两个标准差的数据，再次求平均值。以测算出的平均值作为平面尺度的理想值，进行用尺计算（附表1、2）。经测算，七号建筑当以1尺=29.5厘米为标准用尺（附表3、4）。
隋唐时期的用尺制度较为稳定，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开皇尺（29.5厘米，大业二年以前）、大业尺（24.6厘米，大业三年至隋末）和唐尺（29.5厘米）。将《大业杂记》记载与洛阳城宫城考古发掘数据对比，其1400步对应2100米（1尺30厘米），500步对应725米（1尺29厘米），可知洛阳宫营建使用的是开皇尺（1尺29.5厘米）。这与洛阳城建成于大业二年（即隋炀帝改度量衡之前）的记载相吻合。根据文献记载，隋代洛阳宫初建时，已建有武安殿。那么，七号建筑应与隋洛阳城同期建造。
至唐代，这座殿宇改名曰武成殿，仍作为重要殿宇使用，如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太宗赐宴、永隆元年（公元680年）高宗殿试、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为武则天上尊号，等等。直至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众多隋代始建的殿宇都已倾颓，唯此武成殿仍光色如新，继续沿用。“……洛阳宫室，皆隋朝营制，岁月久远，方有隳颓。楼阁内殿，凋落者众，补一坏百，无可施功。唯此武成，确然端立，土木丹彩，光色如新……”。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下令拆乾元殿，建明堂，十二月明堂建成，其后建天堂，是时隋武安殿（唐武成殿）尚存。与此相印证的是，考古发掘发现，七号建筑基址紧邻圆形建筑基址（武则天天堂遗址），二者位于同一地层，且七号建筑基址向东有踏道通往圆形建筑基址，也说明二者曾同期存在且有交通联系。
综上可知，七号建筑——隋武安殿作为洛阳宫大内重要殿宇，自隋代建成后一直沿用至武则天时期，唐时被改名为武成殿。
七号建筑设满堂柱，柱网均匀，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其“东西门阙”值得特别注意。在七号建筑中心台基与东侧道之间发现东门阙，东西宽5、南北长约4.5米。东门阙西南角发现柱础，地面铺设方砖，南界平铺石板，外侧与东侧道之间有石砌排水沟。这一区域面积仅20平方米，如此狭小的空间对于大型宫殿建筑，特别是武成殿这样的大内重要朝仪建筑是不合适的，即使被用于殿前过渡空间，也显得过于局促。
那么其建筑格局和形制是否有其他可能？东门阙西南角所存柱础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这枚柱础为素面覆盆式，边长0.6米，配套木柱当使用套顶榫，柱榫直径0.2米。柱础朝东西两面开卯口，可知这根柱子与东西方向均有联系，而与南北方向联系不多。这说明，该木柱与大殿主要构架（向南）间关联不多，空间支撑较弱，故需要使用套顶榫，同时向东西方向皆有所扩展，因此它并非东阙的西界，而是沟通东西的一个节点。那么，在两阙之间应该也有一个进深与东西阙一致的平台，并与其连为一体。这样，在建筑前檐之外形成了一个面阔约20、进深约4.5米的空间（图3）。我们就不能再称其为“阙”，而应该重新定名并考虑其使用功能。
参考敦煌莫高窟中隋唐时期的壁画作品，建筑外围有一些平面呈前凸的平台，然这些平台多设勾栏，是典型的殿外空间。但七号建筑的柱础有东西向连接的，该位置以南为东侧道，若作勾栏，向东则为南北通道，应只有向西的连接才合理。结合该区域内铺方砖，且外围有排水沟的现象，推测其上部有梁架屋檐，是主体建筑的附属部分。这个殿前空间更像是凸出于中心殿基的前廊，或为文献中的“轩”。但这样的建筑形象在考古材料和隋唐时期的图像资料中极为罕见，其构架方式及与中心殿堂的关系，尚待更多资料辅以研究。
一是殿内施满堂柱，柱列有明显的轴线对位关系。柱础的结构是，最下一层为长条形青石板，有两块为一组的，也有一块一组的，与上面的磉墩对应。这样的做法，与隋仁寿宫37号殿址下部承础石的做法相似。
二是中心台基两侧为东西配廊，东配廊前发现甬道。东西配廊南界较中心台基略向北缩进2米，这应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形制。这种东西配廊较中心大殿前檐后移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廊庑进深、体量、铺作出跳等皆小于大殿，故略退后作为附属建筑依附于大殿两侧（图4）。
三是中心台基南侧设有附属于主体殿址的前廊空间，可能与文献中的“轩”有关。考古发掘显示，由东西侧道可进入前廊区域。这样的做法与大明宫麟德殿前殿南廊相似，只是隋武安殿的前廊仅面阔五间，为局部前廊。不过，若这一区域确为“轩”，则折槛下为龙墀，当不存在中央御道，而考古报告指出，存在中央御道痕迹。因此，其建筑实际面貌尚有待更多材料方能揭示（见附表4）。
六号建筑与七号建筑形制接近，皆以中心殿址为核心，两侧为东西廊房，只是局部进行了一些改造。将七号建筑的中心台基南边向北收缩1.5米，改为前檐门阙、散水，东、北、西三面，各向内收缩3.2米，增置回廊。回廊后壁以条砖平铺顺砌于夯土台基外。
东廊房形制特殊，南面不设墙体，前设与其面阔相等的莲花纹方砖慢道。东墙和北墙做厚夯土墙与后院相隔。西端与中心台基衔接处有一踏道，连接东廊房与中心建筑（图5）。
六号建筑基址中心台基东、北、西三面回廊的磉墩做法是，用四块方形或者近方形的扁平石块平砌成方形，与唐大明宫含元殿、洛阳宫天堂遗址均非常接近，同时其建筑用尺也符合唐代用尺规律（附表5）。因此推测六号建筑基址的改建年代应与天堂的建设年代相近。考虑到七号建筑基址与天堂同期存在过，且二者有直接东西相连的道路，那么改造后的六号建筑基址使用年代应晚于天堂的建设年代，即很可能改建于天堂烧毁之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正月，天堂起火，并延烧至其东南约200米的明堂。与明堂相比，隋武安殿（唐武成殿）距离天堂更近，因此，天堂火灾应不可避免地烧及武成殿，且使武成殿的破坏较为严重，故对中心殿址进行改建。从文献记载看，天堂火灾发生两年后（公元697年），武后即御武成殿举行大型活动，可见当时武成殿已经修缮完毕。故推测武成殿的修缮是与明堂的修复（公元695～696年）同期进行的。如此短时间的修缮工程，应以修补为主，对建筑主体不做大规模改建。从六号建筑基址利用了七号建筑基址的中心台基、仅改建三面廊道看，六号建筑基址应就是修缮之后的武成殿。
六号建筑使用时间较长，它的情况比七号建筑复杂很多，故有必要对六号建筑的平面布局形制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和解释。
六号建筑中心台基较七号建筑体量缩小，南面向北缩进1.5米，东、西、北三面夯土台基向中心缩进3.2米，但后檐和东山面檐柱位置并未发生变化，即原柱网布局很可能得以保留，推测是由于火灾严重破坏了建筑外檐，在修缮中利用原有中心柱网，局部改建为二层。
不过，东、西、北三面恐非常见回廊。首先，从夯土边界到台基边界仅3.2米，而考古发现的外檐柱对应磉墩位于3.2米廊道的居中部位，即3.2米的“回廊”中线附近有连续的立柱。根据图纸推算其出檐距离接近2米，那么建筑室内的“回廊”，仅余1米出头，非常局促。其次，“回廊”区域围绕中心台基东、西、北三面，向南的方向被东西配廊打断，并未形成环线。也就是说，该区域只能从北面通过后门道进入。那么，回廊中的立柱应是建筑首层的檐柱，回廊区域相当于副阶，但并非长时间逗留之地，而可能只是登上建筑二层高台的通道。
与七号建筑相似，六号中心台基南侧也设“东西门阙”，并随中心台基南界向北移动1.5米。有所不同的是，在六号建筑基址东阙西南角和东南角皆发现柱础。柱础为管脚榫，且向北（殿内）开卯口，卯口较深，说明前廊构架与殿内联系紧密。“东门阙”南面设有门道，正对东侧道，东、西残存墙基，北面紧贴中心建筑夯土台基，形成面积约15平方米的封闭空间，但两阙之间（中心台基正面三间以南）的情况并不清楚。考虑到六号建筑与七号建筑的传承关系，笔者倾向于认为东西门阙之间也相连成为局部前廊。
东廊房北部夯土墙宽2.1米，东部夯土墙宽1.8米，与六号主体建筑结构不同，也与天堂建筑有着明显的构造差异。考虑到六号建筑和东廊房乃证圣元年受天堂的大火波及而改建，可推测东廊房东北方向建设超出常态的厚重夯土墙，可能与防火需求有关。从这个角度出发，六号建筑基址中心台基内缩、外围回廊，中心以砖包夯土的做法，很可能也与防火需求有关。
东廊房东面和北面的夯土墙，将其与北部建筑院落隔离，而南面不设南墙，使用开敞的立柱，可知南向为东廊房最重要的朝向，且人流量可能较大。然而，考古发现南面的一排柱子有明显的改动痕迹，即从早期比较规则、大小相近的磉墩（图6中双数磉墩），分别向东移动1米左右，替换为尺寸较大但规格不一的磉墩（图6中单数磉墩），其中1号磉墩已紧靠东夯土墙。这一改动，并未改变东廊房的开间数或开间进深尺寸，只是将柱网向东略做偏移。其改动原因，应与向东1米的偏移需求有关。在东廊房西端发现有通往中心台基的踏道，而最西侧的10号前檐柱与残存踏道距离仅1米余，那么东廊房前檐柱的东移，可能与通往中心台基的踏道建设有关。
此外，考古发掘发现，在东廊房后设南北隔墙与二号庭院形成南北通道，并在东廊房北墙外西端设一个踏道。与这个踏道对应的是，在中心台基东侧回廊东南角有一个长约2.85米的夯土后壁内折0.3米，且不用砖贴壁，发掘报告推测这里为通往中心建筑二层的外楼梯（图6）。这段南北隔墙叠压在七号基址的散水之上，但又插入东廊房北夯土墙。这说明七号建筑被天堂火灾波及并改建为六号建筑之后，又进行了二次改建。
图6 六号建筑东廊房柱网改建图（改绘自《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
南北隔墙、南北通道、东廊房北墙后向西（往中心台基）的踏道，均破坏了东廊房北夯土墙，应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即与六号建筑以北的二号庭院取得联系。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东廊房以厚夯土墙作东、北墙的时候，应是考虑与北面建筑的隔绝，而南北通道的建设，却又考虑了与北面建筑的交流。因此，南北通道的建设应与二号庭院建筑的建设和使用关系密切。
二号庭院东屋（F1）建设在天堂基址之上，是天堂被火焚毁后建设的，当为中宗神龙元年四月所建之佛光寺。因此，六号建筑的第二次改建当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以后。这次改造完成之后，从东边有两条通往六号建筑中心台基的通道：一是从东廊房进入，以东廊房南边人流为主，通往中心建筑前檐区域；二是从东廊房北墙后的踏道进入，以从建筑北边来的人流为主，直接通往中心殿址。
至此，关于六号建筑的改修过程，大致可总结为：隋代建设的武安殿直至武则天时期仍在使用，直至证圣元年天堂大火延烧武成殿，随后即进行了整修。中心殿址东、西、北方向均向内收缩，形成局部一层的环廊，通过环廊登上中央高台；殿址南部也向内收缩，并改建殿前前廊和登殿踏道；东廊房进深变窄，东壁和北壁改为厚夯土墙，这些举措可能与防火需求有关。中宗时期在天堂旧址建佛光寺，进而改建从佛光寺至武成殿的通路，将东廊房西北夯土墙向内挖去一块，建设通往中心台基的踏道；将东廊房柱网东移1米，建设东廊房西侧通向中心台基的通道。至玄宗时期武成殿这一建筑仍在使用。
其一，主体建筑为中心二层，东、西、北设一层回廊，东廊房山墙和后檐设厚夯土墙，不开门窗，应与建筑的防火需求有关。
其二，殿前设有进深三米的前序空间。该形制延续自隋武安殿，但不见于其他同期建筑遗址中，可能有着特殊的功能。
其三，东西配廊南界较中心台基向北缩进，并可由东西配廊直接上殿。
那么，进入六号建筑中心殿址至少有四条通道：一是通过南面登殿踏道，二是通过东、西廊房，三是通过东廊房后墙，四是通过后门道。从这些通道进入大殿后所对应的位置分别是大殿前廊、前檐、中心殿址、殿址后部或回廊。由此推测，这些通道可能为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使用，与殿内仪式中不同人群的站位有关（图7）。
三、唐末宣政殿（后改贞观）、五代文明殿（三号建筑）
在六号建筑基址基础上扩建出的三号建筑的平面布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图8）。
图8 三号建筑平面图（采自《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
第一，中心夯土台基向南北扩展，原南面前廊和东西侧道被南北约9米的月台覆盖，月台南面正中设有慢道，由北至南向下倾斜成坡。中心台基北面也有一个突出的小平台，后接后门通道。台基、慢道周围都有砖壁包边，厚0.4米。从发掘区域最西端檐柱至中轴线为6.8米的距离可知，明间开间超过13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从建筑格局看，却是可以自洽的。一方面，考古发现月台前面的慢道刚好位于明间位置，东西宽15.1米，可与明间开间契合，且后檐明间开间、后门平台宽度皆与此相近；另一方面，东侧附属四号建筑明间开间达6米，若认为上述主殿约13米的明间实为三间，则主殿明间开间尺度反小于配殿明间开间尺度，是不合理的。由此可知，正殿明间开间超过13米的跨度很可能就是三号建筑最初的做法。那么，正殿明间很可能使用了大额承重，类似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的殿内建筑构造。
第二，殿内大面积使用减柱。考古报告显示，三号建筑基址磉墩从南向北共六排，第一排至第四排的距离为15米，第四排至第六排的距离为8米，其间内柱极少。三号建筑基址外圈柱网相对密集、内部几乎无柱的设置是令人惊异的，其尺度远超目前存世的唐五代建筑。对比天堂遗址内外圈柱网距离9米的跨度，含元殿南檐柱与南排金柱9.2米的跨度，可知后檐三排柱间8米的跨度是可能的，约为四架椽，而前檐15米的梁架跨度则确实过大。观察进深方向，后四间距离接近，故推测可能以第四排柱为中心，前后各施四椽栿，即形成八架椽屋前后四椽栿的构架主体，再在前檐增加两架椽的前廊。但第四排柱只用两根内柱，且两柱间距超过20米，即使使用大额承重柱恐也难以支撑构架，故推测两柱之间可能另有支撑柱存在。
第三，原东廊房改造为进深两间的东配房，与中心台基连为一体，形成后凸形的建筑平面。考古发现东配房的三排檐柱，与中心夯土台基的前三排柱在同一柱网轴线上，那么东配房的建筑构架很可能与主体建筑的构架形成纵架关系，连为一体。
这组建筑建成的年代，从遗址地层和出土遗物看，应在唐开元以后。以隋及唐前期的尺长29.5厘米和宋代尺长31.4厘米分别衡量其平面主要数据，所得数值均无法取得整尺或半尺。考虑到唐开元后，尺长有所增长，达唐代常用尺30.6厘米，经唐末至五代，尺长又有增加。将前辈学者推算的唐中后期用尺度量与三号、四号建筑各建筑尺度校核，认为尺长为30.6～31厘米比较接近三号、四号建筑数据，故推测这组建筑建成于唐末（附表6、7）。
根据文献记载，敬宗即位后欲巡幸东都，因宫阙荒弛而罢。其后蔡贼秦宗权掠洛，焚烧宫阙，洛都衰败至极。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朱全忠请驾迁洛。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因昭宗幸洛，对洛阳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建设和修复。三号建筑应是这一次修缮活动的结果。自此以后，这一殿宇作为洛阳宫西辅轴线上的大殿，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天祐二年（公元905年）五月，由宣政殿改贞观殿。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正月，改贞观殿为文明殿。
这座建筑形制的变化，反映了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其建筑特点如下。
其一，中心殿址出现减柱造，可能使用了纵向大额承重结构，使得明间面阔达13米，实现了建筑构架的突破。三号建筑基址的结构设计非常大胆，跟此前的建筑构架相比极具创新性，建筑室内空间感很强，但因构架跨度太大也造成了结构的弱点。
其二，中心殿址前设月台，后有柱廊。月台是五代时期新产生的殿前空间，这时的月台面积较小，仅占大殿面积的1/4～1/3。中心殿址南面不设东西侧道，仅建中央御道，可见突出御道的理念逐渐强化。
其三，中心殿址两侧不再是配廊，而出现与中心殿址相连的配房，且配房前檐与大殿平齐，不再向后缩进，更加突出建筑的立面规模和气势。这一建筑布局变化的原因，大概是由于配房与中心殿址的柱网东西相对，共同形成整体构架所致。
其四，在中心殿址及其配房的两侧还设有配殿，实为文献中的“
门”。东配殿即四号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体量较小，但四面均设散水。因此，相对于文明殿而言，是独立的殿宇。四号建筑用满堂柱，除明间开间较宽外，其余开间、进深各处皆使用约4米的跨度，建筑构架相对三号建筑保守了很多，可能是由于配殿空间在使用功能上不需要大跨度的缘故。
一号建筑基址是在三号、四号建筑基址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发掘者研究认为是北宋初年建设。根据文献整理，北宋时期太祖朝、真宗朝、徽宗朝均对大内进行了修缮，而文明殿在太宗时期还使用过。从建筑用尺分析，其尺长数据指向31～31.4厘米，符合北宋时期的营造尺长（附表8）。值得注意的是，从隋武安殿（七号建筑基址）、唐武成殿（六号建筑基址）到五代时期的文明殿（三号建筑基址）均只于1977～1980年发掘了建筑的东半部分，西半部是根据东半部发掘的情况镜像而成，但2003年发掘了北宋文明殿遗址（一号建筑基址）的西部，可以与一号建筑基址拼合形成较为完整的建筑平面（见图1）。对于这个遗址的研究，则需要将两次发掘的情况整合到一起综合考虑。从考古报告上看，一号建筑基址东西侧情况不完全一致，需要仔细分析其形制异同，进而讨论基于三号建筑基址进行了哪些改造。
第一是中心殿址。在三号建筑基址的基础上进行了结构的加固，即考古报告中所提到的增筑的柱础石：首先在殿内明间增加两柱，改一间为三间；其次在第一、二排磉墩之间增加八枚柱础，新增柱础排列成行，较原第二排磉墩位置略偏南。
第二是东西配房。西配房与东配房相似，与主殿相连，开间四间，每间间广约4米，现存磉墩均为方形，边长2米左右。在西配房南侧发现有疑似月台的痕迹，东配房并未发现。此外，西配房进深三间，而东配房进深两间，原因是东配房自南向北第一排和第二排柱子间距8米，其后在两排柱之间增加辅柱作加固之用，而西配房似直接设置四排柱，排距约4.6米。
第三是在原东西配殿（原四号建筑等）紧靠大殿的位置增加一列柱网，将东西配殿改造成为东西廊，与东西配房相连。从考古报告平面图上看，西廊散水东北角和西南角还各有向南、北内折的痕迹，应反映了五代时期独立配殿的散水遗痕。尤为特殊的是，西廊南北均设踏道，说明这个廊道，不仅作为配廊沟通东西，还可能作为南北交通的通道。这或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原四号建筑也可能建有南北踏道。这样的做法与隋唐时期七号、六号建筑及其配廊主要面南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可能与五代北宋时期洛阳宫大内中轴线建筑北移有关。由于文明殿是外朝最靠南的重要殿宇，中轴线上的太极殿、中兴殿皆居其后，因此，需要特别考虑文明殿与其后诸多殿宇的交通关系。
在这座建筑的最西端，还发现有进深三间的南北向柱廊。在原西配殿的最西侧增加了一列柱网，南北向柱廊相连。这一南北向廊道，已发掘至西边界，当为文明殿院的西界。此外，文明殿北侧也建有柱廊，与文献记载一致。这种把建筑用廊道连接起来的平面布置方式，应该是北宋洛阳宫殿建筑的重要特点之一。
从文明殿自唐末五代至北宋的发展历程看，它的改造打破了过去独立单体建筑各自组合的格局，逐渐实现了建筑的全线联通，一方面增加了交通上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似乎也削弱了中心殿宇的独尊地位。
其一，中心大殿延续了唐末五代时期的柱网平面，仍使用减柱造，但增加了辅助柱，以增强建筑的稳定性。
其三，将东西配殿与主殿贯通，成为主殿的配廊，并在院落东西两侧开设南北通道，形成周围回廊的布局。
以上在梳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依靠对考古发掘所见建筑基址的用尺和形制分析，逐层确定了建筑遗址的名称、建造年代和使用时间。七号建筑基址为隋武安殿遗址，与隋代洛阳城同时建造，并一直沿用至武则天时期，唐代称为武成殿。证圣元年天堂、明堂的大火延烧至武成殿，建筑外檐损坏严重，但很快得到修缮，东、西、北三面形成局部一层回廊，围绕中心夯土，南面向北缩进，中心台基两侧的配廊也随之向北缩进，并将其配廊后墙改为厚重的夯土墙，面南开敞，这就是六号建筑基址，这一建筑应沿用至玄宗时期。唐末五代再次对该建筑进行改造利用，即考古发现的三号建筑基址，其中心台基南面出月台、主体建筑施减柱造，两侧配廊改为进深两间的配房，再设独立东西配殿，即文献中的宣政殿（后改名贞观殿、文明殿）。北宋时期，在文明殿中心殿宇内部增加辅助柱进行加固，将配殿与主殿完全连通，同时连接周围柱廊，形成以柱廊沟通主要建筑的格局，即考古发掘所见一号建筑基址和大内西区东部三号发掘区。
至此，我们已比较清楚地知悉每座建筑的建造年代和使用时间，将为不同时期的建筑用尺制度、布局结构、细部做法等研究提供素材、奠定基础。更重要的是，从满堂柱到减柱造，从殿前廊到殿前月台，从东西侧道到独立中央御道，从配廊后缩到前檐对齐，从面南开敞到南北通畅，从东西配廊到东西配殿，再从独立配殿到柱廊相连，在建筑格局、形制及木构架的发展等方面皆反映了自隋唐至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变化。而与这些变化相连的是历史的推动和发展，反映了功能的改变、空间的需要，凸显了建筑格局、建筑空间和建筑构架与历史发展的紧密联系，这也将是未来建筑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
